腰医绅效果怎么样:《让子弹飞》解构与观感

    2010年的最后一晚以观看这部影片终结，令人感到别有意义。

《让子弹飞》使我对中国文艺界燃起了信心，中国文艺界有爷们，但能鲜明的象征“中国有爷们”的大众文艺作品前所未有。姜文，及其创作团队，是纯爷们！

《让子弹飞》实现了两项挑战，一是精辟、准确且全面的概括了中国社会生态。全片首尾马拉火车的荒唐图景，精确定义了当代国体的本质，披着现代化外衣而内核如百年前濒临倾覆的封建王朝几无分别；二是为如何突围复杂的国家现实指出了方向与方式。整部影片都在强烈的表达，故事主线只是思想信息的工具。周润发、葛优、姜文等明星精彩绝伦的演技，以及摄影、剪辑等电影技术炉火纯青的发挥也只能落为影片的陪衬。这曾经只能在好莱坞经典文艺片中才可领略到的尊贵品质，很欣慰，在自己同胞的作品中惊喜的收获了。电影就应该是这样的，艺术永远需要其形式中包藏的人文精神的内核来充盈，才丰满和壮美。反之，不过都是矫揉造作的文化末技而已。

本片对白精雕细琢，句句紧扣，意味深长。细细品来，可清晰解读作品想要输出的进步的价值观和刻意解构的中国之现实。

汤师爷代表中国当代官员的主体形象，“骗子”已成为对他们精神本质最为贴切的代称，他们是“装糊涂”的高手，以出卖良心和自尊的方式求生，钱是他们唯一的追求。恶劣前任的税收已征至“九年以后”，他要接着施政，无可选择，必须更加恶劣。他们也是人，正常的人，但“张麻子”诉说完自己的身事之后，对汤师爷的风流艳史拒绝倾听，因为骗子连情感也已难辨真假。他唯一想说真话的时候是垂死之时，发自肺腑的真话是“千万别回鹅城，你弄不过他们，带着银子走吧。”这是对官场规则之险恶的痛彻体会，“带着银子走”是他们相互传授的最明智的执政追求。

黄四郎代表控制中国一切核心资源的权贵集团。他主宰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制造了“跪下才能挣到钱、要饭吃”的游戏规则；造就了想证明“吃了一碗？还是两碗？”这样简单的是非也要以命相抵的司法环境；当“一碗凉粉”的事实真相摆在眼前，围观者也会吓得四散而逃的社会伦理。他们的斗争手段毫无任何道义，甚至对待“自己人”也一样，他们掌握着大到畸形的喇叭，善于粉饰自己，要挟汤师爷所代表的官员骨干们替他们鼓吹，让那些和官员模板不再相像的“变质”的成员去枪林弹雨中当炮灰，关键时刻再突放冷枪。他们大施淫威的本钱是炫耀在黄四郎手中那颗金灿灿威武的地雷，那第一颗炸响于辛亥革命摧毁了一代□□，有着光辉前身的地雷，却已然调头瞄准，成为复辟的新一代□□的守卫力量。

张麻子代表中国一股顽强而有力的民主派骨干。他们不给谁下跪，也不鼓励别人给他下跪。他们或许是从懵懂中觉醒的，或许一如既往，只是从前被黄四郎们依照官员干部样本拽进队伍。总之，他们是官场成员，却暗藏着一套自己的语言，他们不仅夺取了一定工具，具备了与之斗争的能力，而且熟悉黄四郎们惯用的伎俩，保全黄四郎刀下的每一个无辜生命，不逼黄四郎动用手中的地雷。他们在舆论大势被动之下与黄四郎惊险博弈，为百姓争夺和截取利益。

本片高潮是张麻子与黄四郎在鹅城大街上“决战”。民谣在唱：“谁人都想斩黄郎，拐卖壮丁贩烟土，杀了五任好县长，一成白银送百姓，九成真金黄家藏。”张麻子们将劫来的“一成义银”分给百姓后，被黄四郎收走，标语上的九被百姓沉重的改写成带血的“十”；张麻子们又在街头布下满地的枪支，怯弱的百姓不敢露头，又被黄四郎遍收。这晦涩难懂又隐喻强烈的超现实剧情，让人隐约窥见了股市、油价、银行利率、个人所得税、医保社保等经济语词背后的政治风云。张麻子们声称“你发枪是发给他们怒”，又仿佛臭到了反腐、民生、政改、人权、法治等政治语词背后的舆论管控的硝烟。

儒教和党性教化的百姓，丢不掉下跪臣服的奴性，宁可苟且也不敢出头，愤怒、期盼却不敢伸出援手。张麻子们只好冒上更大的风险，付上更多的耐心来鼓动，只有全民觉醒并行动起来才是唯一能避免流血，降低牺牲的最和平的民 主行 动。每个人射出一颗子弹，也可以让坚固的大门千疮百孔，最后不堪一击，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一枚子弹，每个人就是一枚子弹，让子弹飞，就是本片指向的出路与号召。

作为娱乐界明星，拥有大众文化号召力，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资源和权力。拥有权力就理应担当社会责任，这也是全世界任何国度的共同规则，不愿担当或滥用文化号召力的公众人物，除了一般会被主流道德观作为终极裁判淘汰出局外，在个人的人生轨道上也不会逃脱生命哲学的临终审讯。在中国，担当权力所对应之责任者太少，能独善其身更显可贵。姜文在片中面对老六的灵位，陈述了他的追求：“我知道我为什么当初上山当土匪了，就是我和这帮东西玩不起。现在为了你，我必须玩得起，还得玩得赢。”他要站着，还要把钱挣了。不到十几天4亿票房，他的确赢了，站着。

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公演没多久，就被一些人奋力意会出压迫、革命、反抗等等暗线，用心潮澎湃的手指头，织成一道道斑斓的色彩，炫的屁民们热血沸腾，以为电影预言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景象，正挂在飞奔的子弹上，波澜壮阔地到来。

不管怎样地附会和想象，说到底，这是一部美化暴力的影片。姜文饰演的麻匪张麻子，出身辛亥革命，半途落草为寇。影片描述了他在鹅城，与周润发饰演的恶霸黄四郎斗狠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枪、子弹、银子和女人，反复冲击观众的视听，生动渲染出影片的主题：有枪就有财富，有枪才能享乐。仿佛是姜文版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银子、出美女、出享乐”，名正言顺地诠释出，暴力乃是通吃一切的“大杀器”。

单纯的暴力对暴力，如同街头混混为一块面包动粗，只有血腥，没有美学，上不了台面。姜导不是庸才，他没有让影片停留在斗殴的水准上,而是精心制作了二件装饰品，将暴力粉刷一新。首先，他扯起了一面旗帜，借张麻子到鹅城当县官前，气壮山河地喊出了“公平、公平，还是公平”，为自己的暴力正了名，顺了言。同样让子弹飞，张匪因为披了件“公平”的虎皮，与黄恶霸的暴力，就有了正义与邪恶之分。在影片的结尾，当鹅城怯懦愚笨的“鹅民”，呈现“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时，暴力也在多数人的欢天喜地中，功德圆满。有了“鹅民”如意的结果，谁还关心暴力的血腥，谁还在乎夹杂在暴力中、“谎言”与“忽悠”的过程呢，这迎合了中国人审美的习惯，黑猫白猫，效果好才是真的好！

其次，姜导一眼就看穿了，在自视道德甚高的国人心中，财富和女人，这些最原始的欲望，一直都在不停地翻腾，早已堵在了嗓子眼。姜文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用白花花的银子，和半遮半掩的女性身体，把中国人心里狂想、嘴上死不肯说的花花肠子，一下给翻了出来，不仅激起了“鹅民”投身暴力的冲动，也让观众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泄。拉起了“公平”的遮羞布，摆上了朝思暮想的诱惑，一个土匪的暴力，不仅顶起了“反抗压迫”的崇高，也闪耀起“人性解放”的光辉，似乎要顺理成章地走向全人类，走向新世界，晕得“鹅民”与观众的不断喝彩。

至于公平到底是什么？姜导是没时间思考的，他没有弄清楚，公平是让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予每个人平等的结果，更不是让多数人剥夺和分享少数人的权利与结果。如果没有针对所有人的公平，即使是杀富济贫，周济了最需要同情的穷人，也脱不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本色。事实上，当土匪张麻子高举“公平”大旗时，不管怎样地豪情万丈，最终只是用自己的“公平”，代替了恶霸黄四郎的“公平”，变换的是相貌，不变的是世道。

姜文导演如此的暴力美学，得益于他的人生阅历，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位63年出生的新锐达人，虽没有亲历反右、四清、六十年代的饥饿、文革等系列政治运动，但对运动的疯狂，专政的威力，暴力的摧枯拉朽之势，耳濡目染。许多人被“改天换地”所迷惑，神往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自称是领袖粉丝的姜文，也不例外。即使被专政运动直接冲击过的一些人，痛定思痛后，对加害的专政体制不憎恨，却盘算着在这样体制中，怎样成为控制者；对专政背后的暴力不反思，却幻想成为操纵暴力，呼风唤雨的终结者。如同斯德哥尔摩绑架案中的受害者，事后对绑架行为啧啧称赏，只恨自己没有成为主宰绑架的“大人物”。电影中的张麻子，就是这种人现实追求的梦想版，暴力让他成为“鹅民”的大救星，勾出了欲望的鹅民，成了张麻子专政黄四郎的工具。这种景象，让领袖情结的毛粉们，心驰神往。

不管怎样美化，暴力只能摧毁，无法建立，只能打破黑暗的专制，却无法帮助人类渡到公平的彼岸。况且，一味依靠暴力自话自说，会落入无法自洽的悖论中，难以自圆其说。用暴力得到的，反对他人同样用暴力争抢，就会否定自身暴力的正当性。如果开放暴力，如同猴子争夺猴王，陷入暴力的不断循环中，把人类拉低到畜生的境界，同样不是福音。

尽管姜文用夸张的情节、搞笑的段子、刺激的影像，让子弹划出了优美的弧线，也只能在摧毁的那个旧世界里飞舞，永远到不了他想象的新世界。姜文以为用暴力不仅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也能建立一个新世界，只是睁眼一瞧，张麻子创造的新世界，如同旧世界的复制品，新瓶装了旧酒，味道依旧，并没有"换了人间"。

也许，姜文只要自慰的快感，根本无意于“公平”的追求。他用刘嘉琳诱人的胴体，画了幅春宫图，自己看着，也带着“鹅民”和观众看着自摸了一把，爽的不知“今夕是何年”。只是高潮过后，都别忘了，姜文用暴力打造的“公平”，就是画饼充饥，纯属逗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