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曲度颈椎治疗仪价:让子弹飞一会儿！

　　不会演戏的编剧不是好导演

　　恰如前段时间一篇选网文章的标题所形容的那样，姜文的《让子弹飞》引燃了一场政治隐喻讨论的狂欢。似乎，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带有革命英雄主义色彩和强烈的政治隐喻。无论左、中、右都对电影阐述的革命主题表示肯定。相比之下，商品经济下的文艺叙事，似乎离政治越远，就越好越安全。噱头、品牌，这些游离于作品之外的符号，甚至主导了商业时代文艺的真正口味。似乎，如果说你选择了独立，那么也意味着，这必然是小众的。电影当然不是政治的工具，本雅明似乎虔诚而又天真的渴望这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能帮助马克思主义构建起一个普遍的信仰体系。但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时刻在警惕着电影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人们渴望电影所做的，是去揭露现实的丑陋和荒诞。尽管，这是它承担政治表述的可能途径，但绝不仅仅是唯一途径。否则，电影将沦落为另一种媚俗。

　　姜文的电影，多少透着些荒诞剧的意味。荒诞不代表毫无意义，更不是看客似的犬儒心理，相反，它是朝向真实的反讽。只不过，这需要意义的生发与阐释。一个好的导演或编剧，其实担负的正是古典诗人的角色。他需要的正是去懂得如何编故事，并且，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那些具有整全、重大意义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荒诞剧也是严肃剧，恰如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高明手法所启示的那般。姜文曾经引用述平的一句话来阐释自己对真实的看法——“强劲的想象带来真实”。也正是这种没有明确价值标签的叙述，才会让每一身份的人群都会充分调动起自己的想象。并迎合自己——这就是“修辞”的作用。八零后作家蒋方舟套用鲁迅的话评《让子弹飞》说：「姜的牛逼之处，在于这片毛粉见毛，美国粉见华盛顿，改良派见改良，革命派见革命，民粹们见民粹，屁民见救世主，广电们见没有某党就没有新中国。各派都喜闻乐见觉得替自己说了话。」

　　现代人不擅长于修辞，修辞是古代人以及经典作家的政治手法。它源自于有独到的思考却又有难言之隐的情境，在这种状况下说话势必得加上几分聪明与手腕。有人夸张地形容说：姜文在整个社会向右转的三十年中，他习惯于在左翼的语境下讲自由主义，在右翼的语境下讲人民英雄?这似乎有点抬高了姜文，但是，他确实是在努力地这么尝试着。

　　政治恐惧症与民粹主义的交杂作用之下，淡漠、执拗的灵魂自然不会有精妙的政治修辞，取而代之的则是滥情。这也就是当下人们消费电影的主要收获，久而久之，是格式化的审美，是口味的一致化，这些都导致放弃基于现实的对抗力量。人们因为感情的脆弱而丢失了节制，在忍受日常冷淡麻木的痛感之后，电影院成了人们在宣泄情感的入口，那样的话，眼泪都已变得不再值钱。好在，一部《让子弹飞》打穿了那些滥情的脸谱，用姜文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有感情的人，不是那样表达的。这个环境经常让我感觉到很滥情，而大家对滥情也有一种习惯……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经常出问题的地方，我倒真的希望我们有某种冷静感，在我所了解的历史当中，宣泄滥情以至于不理智导致了很多人为的灾难，非常多，我觉得应该节制了。”

　　是的，不会演戏的编剧不是好导演。一部《让子弹飞》，对比出来的恰是当下电影叙事的缺陷。这并不能完全怪罪电影商业化，只不过，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这样的作品来得太过突然也来得太少。对于缺少阅读习惯的文化生态来说，电影无疑是一个最为便捷的阅读途径。想必，人们对政治隐喻的探索热潮也注定是件好事。

　　不过，只要是诠释，必定是过度的。我们不必将所有意义追加给姜文，但是，姜文的确留给了人们这样的空间，并且会让后者无比激动于这些意义生发的过程。有读者写道：电影令观众津津乐道回味无穷，不但立马想到了现在，并且索隐，引申，借题发挥，见仁见智地解读出姜文未必有的意思出来，更令人大快朵颐——这，正是姜导的成功之处。

　　那么，下面的文字，就是对这些探索的整理。我并不想把这作为一篇影评，因为，它多少超出了影片本身的承载力。重点在于想象，在于这些零碎的升华。子弹飞向何方并不重要，而“飞”的过程，却是其乐无穷。或许，下面的整理略显得碎片化，标题也显得游离不清——不过，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些最俗常的表述去提炼这些片段呢?

　　步子大了，咔!容易扯着蛋!

　　葛大爷这一句话，顿时引起全场哄笑。尽管，这位汤师爷是顺着情节，表达出他对慢慢实现协商分成好处的欣喜，但是，这样通透、爽朗的语言，还是让观众大呼过瘾。木然的一句评论中的话恰如台词般通透：蛋是什么?蛋是命根子，是人类繁衍的核心要素，没有这个“蛋”，人类社会就没有延续，人就会绝种……“蛋”，非常重要!但至于这个蛋是什么，见仁见智。怎么个扯法，

　　隐约之间，好像汤师爷是在形容整个中国的步子。近代的中国，扯着蛋的时候似乎多了点。而关于保守与激进的双重变奏，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历史明证下，最终是有所保留的改良成了主流的共识。电影的人物关系，也被人隐喻成为现实中国的三种力量：在现实中，张麻子则对应改革者，他们看到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强烈要求恢复社会公平和正义;黄四郎作为既得利益者则要继续坐享其成，是改革的主要阻力，而师爷主张「渐进式」改革，认为 「步子大了扯着蛋」，是温和派。

　　师爷的人格看似没有骨气，墙头草一根。但是他精打细算、极讲策略。他在六子墓前的话值得玩味：“不能拼命啊，拼命还怎么挣钱啊!” 伟大的斗争精神，终究换不来钱。勒紧裤腰带输出革命、当老大，耗尽的也终将是自己。还不如酒一口一口喝、饭一口一口的吃，这就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枪在手，跟我走!”

　　有人说，如果《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最后没有发枪后民众仍不起来革命的这个情节，那么这部电影只能归于闹剧一类;而反之，正是因为这个情节，成为全剧最为出彩之处。

　　这出情节似乎唤起了我们对于革命的记忆，姜文成功塑造了一个微缩的革命模型，人们甚至很惊奇地在内心唤起了某种对革命者的同情。今天，每个人都在告别革命。革命已从最高的位置跌进了地狱，姜文追行火车的场景恰恰代表了这种革命者的没落：从一九八零年代后的中国，是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教授先生们说：告别革命，中国不能乱;民主人士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只能导致专制;社会精英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就是劫富济贫;青年学者们说，革命就要流血牺牲;达官贵人们说;告别革命，稳定压倒一切……告别革命，告别革命!

　　有采访指出，姜文是个毛主义者，但我们也不能简单认定作品本身就是在认同那种历史上错误的政治环境。这里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革命是什么?前些日子，一篇《评《让子弹飞》：告别革命与继续革命》引来读者的热切关注，然而让我惊讶的是，文章的反对票居然占了将近一半。似乎，人们在判断之时，利用了潜藏于心的政治正确的标准，人们不可忍受革命有理的腔调，更不能忍受那些“偏离常识”的辩护。当然，历史的伤痛容易混淆一些对问题本质的探讨。当反“革命”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时，“继续革命”的叙事那就是政治错误。好在，姜文的故事，清楚地站在了历史的伤痛之外，还原了革命的某些深层次的积极要素。

　　那么，什么是革命?革命是启蒙的后果之一，其最重要的禀赋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反抗暴政的暴力活动，同时也指向了一种新秩序的建构，这种秩序内在的价值就是革命行动的价值依据。阿伦特认为，这种价值依据就是自由。而张牧之在片中喊道则是：“起来!不准跪!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看姜文的电影会觉得，他多少在传递着这一对抗现实的诉求，而他的依据就在于对自由的真实渴望。他的叙事风格让人感觉非常有男性荷尔蒙的气息——一种充满高贵渴望、血性十足的人的灵魂。对比之下，我们所认同的现实里包含着太多的荒诞。只不过，有的荒诞你能察觉，毕竟逆乎情、悖乎礼。但有些荒诞，却是人们永远无法自我察觉出来的现实枷锁。

　　自由经济的社会之下，人们已经自愿地接受“奴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良后的积极成果。相反，马克思当年在目睹了工人的悲惨境遇之时，却从剩余价值这一隐秘的罪恶出发，提出了要让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的共产宣言。可是，马克思难道只想消灭的是工人的悲惨境遇吗?可以肯定的是，他绝非只想杂碎机器，他更关注人的真实的自由，一种基于潜力和灵魂的充分自由，而不仅仅是政治自由所关注的权利范畴。人类的伟大进步，伴随的是一种新形势的奴役。资本奴役以及现代大规模生产所依据的科层等级制无时不刻在消磨政治契约上承诺的所谓自由。不过，现代性悖论的本质正在于自由的不可实现。也正是基于此，革命的诉求才永远潜藏于人心——尤其是那些不愿甘做奴隶的人们的心中。

　　在这个意义上，先知这个光环，才被革命者们所顶戴。很不幸的是，革命的真实遭到了上至统治者、政客以及民众的全面扭曲。当然，我们可以说，革命将永不存在属于它的合理的政治行动，但这是问题的另外一面。相反，在今天，没有人在会去理解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心，却就已经在担心其政治行动所必然引起的灾难。也正是如此，我们丧失了对人的境遇的认知深度。

　　或许，在其最纯粹的意义上，只要贫穷和等级制依然存在，革命就永无止息。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革命之后，应当是世俗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继续革命，更不是永远革命。

　　“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让农民起来革命，的确是一个问题。枪发了，并不一定就会起身革命。革命，最重要的环节在于动员。而革命者所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百姓呢?电影虚构的发生地在鹅城，而影片中时不时就会出现几只呆头呆脑的鹅，这也许是一种象征，一种愚民的暗喻。

　　鲁迅很早就在不断地叙写革命与国民性的问题，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里如此描写道：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革命崇尚牺牲，如果说，牺牲并不能够唤醒沉睡的意识，那么，这些牺牲甚至还会成为群氓惹是生非的合法借口。怎么样才能最真切地让那些高举“事不关己”的民众参与到革命洪流中来呢?早期的革命者一直都没有弄清楚这件事。

　　或许，中国历史上，只有红色政权下农民土地革命，才真正地调动起了一种阶级的反抗意志。《让子弹飞》很好地再现了这种革命的秘密法宝。一是渲染出被剥夺的受压迫图景：张牧之在电影里描述交了银子的鹅城百姓时，说：“怕里面有什么?有怒。我一定把他们心中的怒给勾出来!”;二是给政治上的强力工具，那就是发枪，并告诉他们：“我也不值得你们跪!”;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渲染对付旧阶级敌人的胜利的典型。数次革命的经历告诉人们：所谓的革命，就是要他们这些英雄打天下，拯救黎民百姓。但是他们所要拯救的百姓，却是愚昧的群氓，革命无需动员他们，只要英雄们打赢了，群氓自然就会跟上。

　　为此，革命不是有了理念就可以输出的，输出的最大障碍，恰恰是来自要被拯救的对象，这也正是革命者最后的悲哀。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对于“革命热潮”的塑造，必须以革命欲望的实现甚至哪怕是暂时的实现为条件。如果不能以这种“恐怖现象”来满足农民对于颠覆旧秩序的血腥欲望和本能，农民对于革命的正当性——旧主子真的死了——就无法得到现实的真正佐证，从而也不能激发起他们最为坚决的革命意志和热情。因此，张牧之才道出了革命者想要的恰恰是：“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但是， “没有你”的界限在哪里?

　　出于一种价值的绝对标准，革命者必须清除异己。但是，它可以演变成为任何政治目的的借口。这正是革命的理念付诸行动后所留下的一个巨大黑洞。革命不会消除人的七情六欲，不会消灭投机的政治力量，更不会在一瞬间就将群氓社会的基地进行彻底改造和启智。那么，这个界限就是难以把握的。对于革命者来说，“没有你”，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这种手段之下，鲜血遮蔽了人道主义。张牧之也不例外，为了他的理想，无辜者，朋友、甚至亲人，都成为了革命借以利用的刀下鬼。用影片中的话：“有时候，死人比活人管用。”

　　“我既要站着，又要把这钱挣了!”

　　影片刷钱的速度，在飞快地以亿元为单位向上窜。并且，好评如潮，就连人民日报也发文赞赏姜文所创造的中国电影奇迹,称“站着挣钱”，很需要。

　　姜文之前被描述为中国的独立电影人，独立的，就似乎意味着不挣钱。所谓独立，不仅仅只针对官方的口味，更多地是在与市场的消费心理做着执拗的对抗。然而，有没有特立独行地挣钱方式?影片的成功说明：有!但是，这多少需要做出些妥协。相比之下，姜文的前作《太阳照常升起》可供品读的寓意更加地丰富，可是，那必然属于小众。可行的方式就是：降低阅读的标准，但也不会去秉持“人民的电影”标准，正像姜文所说的：《太阳照常升起》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让子弹飞》是我送给观众的礼物。给观众的，就开心点儿呗。这个赋予的层次，他说的很明白了。对于观众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真的希望，这颗子弹还能继续地飞一会。在我的印象中，民众似乎已经很久都没有对一个公共的事件报以如此大范围的关注及表示赞同的态度了。我们难以预测这一场狂欢会延续到何时，想必，让子弹飞的续集计划会推动全民持续性的关注热度。既然飞，就飞个痛快。因为，对于缺少点什么的电影生态来说，这他妈太解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