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的简笔画步骤:漫说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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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梁启超

           文  和运超

    记得有前人说过，在晚清时期，梁启超（1873-1929）的地位其实有些特别。在启蒙民众思想的作用上，梁启超承前启后，毫无疑问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要说起他的学术建树，更像百科全书，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造诣，足以让后人眼花缭乱。不过，他有一个比较值得玩味的特征就是他研究旁人的东西很多，自我原创的则较少。如果要把他同康有为相比，思想领域的标志性意义似乎还有所不及。
    另一方面，梁启超算一个近乎天才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在旧时代足以称得上传奇了。即便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皇家科学院请求德国最具声望的汉学家之一的卫礼贤（Richard Wihelm 1873-1930）推荐几位颇有成就的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梁启超也名列榜首。
    从生活的时代看，梁启超经历晚清到民国，不单是跨越新旧，思想演变也挺复杂。例如很多人熟悉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入侵的1900年，当时26岁。从这篇文章看，他延续了戊戌时的一股激愤之情。一年之后的12月梁启超写出了《李鸿章传》（当时李鸿章刚死还不到两个月），该书评价了李鸿章一生，并且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梁启超认为，“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早年“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他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这本书之所以特别，归根结底在于梁启超学贯中西，识见犀利。如今近百年过去了，对李鸿章研究的著作林林总总，但论见识，仍然要推梁启超这本传记名列前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领袖来接待，而梁启超那会儿才不过27岁。
    可是，从复杂的近代史考量，尽管康梁革新本来有进步意义，不过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最终是一个万分尴尬的失误。一方面皇权已经有被架空的危险，另一方面皇帝本人对维新党人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嫌疑（可见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对变法前后的分析，尤其探讨光绪皇帝的态度）。变法失败后没过多久，梁启超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原因何在一直是疑案。很多人觉得梁启超后来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他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

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反观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继续推崇孔孟儒教的举动，梁启超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他从流亡日本起就与孙中山来往，民国以后更参与督导袁世凯维护共和，似乎真的变成了革命党人，但真的是如此吗？我倒觉得梁启超一生都没有放弃“改良”的思想，因为从年轻时候起，他追随康有为不光是受到学术影响，包括了政治思想，梁启超一生都为了使中国可以变法图强。尤其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值得注意，若是袁世凯不背叛共和宪政思想，梁启超其实愿意支持袁世凯，为他的政府效力，可结果并不如梁启超所愿，这个当年出卖“戊戌君子”的嫌疑人，最终让他第二次被忽悠。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改良”社会，主要是依赖他出色的文字。按理说梁启超的文学功底是一流的，可他一直不算有自己的原创思想，他没有康有为《大同书》和谭嗣同《仁学》那样震聋发聩的著作。他只能为其他人的主张充当鼓吹，即便在文学领域他也并没有扛鼎之作。论激进，康有为言行也一直比梁启超突出。所以，回过头审视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的关系，从风格上也可以看得出两个人骨子里并不同步。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弟子却写出《李鸿章传》，也能看出他的内心要比康有为复杂得多。民国以后的梁启超扮演着倾向革命党的民主人士，其实

他更多的是中庸色彩。尤其在康有为违背历史潮流，为帝制复辟奔走的时候。尽管梁启超在讨伐复辟时拿老师开刀，导致康有为恨之入骨，曾当着很多人大骂“梁贼”。可梁启超依然心系师门，在康有为去世时，是梁启超带头主持身后，而且披麻戴孝痛哭失声，率清华国学研究院众弟子在法源寺开吊了三天。每当有人行礼，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的。

梁启超的书法也是晚清时期的一大名家

    梁启超的博学一直令后人景仰，古今中外的知识在他胸中包罗万象。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对历史的思考尤为深刻。即便其他方面蜻蜓点水，单凭历史学家的地位，梁启超也足以名垂史册了。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梁启超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所谓“变官制”就是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就是实行立宪。面对中国长期皇权无限的传统，梁启超从理论上重新阐述了“君权”与“民权”的关系。他认识到在政治制度背后还有一种更广的文化依据，体现在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还在1902年2月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发表了约11万字的《新民说》，这一系列文章连载了四年之久。
    关于梁启超的著作，一套煌煌巨制的《饮冰室合集》共有148卷，多达1000余万字。对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学史、中外文化留下了巨大的价值。早年撰写过《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发动了清末之际的“史学革命”。欧游归来后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包括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清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东西交流史”等等方面。先后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

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著作。感觉他和胡适蛮相似，甚至在政治生涯上也都同样期望“改良”，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五四运动后进入二十年代，作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步入晚年的梁启超，他作为“资产阶级”一份子曾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他说“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他承认“资产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生”，会有“可憎可恶之畸形发展”。但“从一方面观察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已经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当然“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极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若细细揣摩，有可能他承认最终目的仍是社会主义，但至少当时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不多见。

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全套12册，和集外文上中下三本，可算梁启超学富五车的明证了

    作为一代启蒙者，梁启超在今天值得后人思索的地方还是较开阔的国际视野，也许，这正是他比康有为开明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经历和影响决定了他的历史走向。梁启超风风雨雨中走过56个春秋，应付过各种场面。在为人处事上他始终本色，每当有人提起那个“变法死人从我开始”的谭嗣同，他会泪流满面。比自己年轻几岁的同事王国维自沉时，梁启超正因手术失败在天津养病，一听见噩耗，他就不顾家人劝阻赶往北京协助王家办理善后……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时候，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他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这身价可比当时对孙中山的要高出一倍！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还无法同梁启超相比。尽管梁启超已经和康有为的分歧很大。但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的恩情没有公开站在革命党人一边。
　　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梁思成为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永为著名考古学家比较为人所知，其实，其他的子女也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梁启超这一家人都是人才，可算是家学渊源，非同凡响。例如思顺为长女是诗词学家，因为梁启超的古典诗词就很出色，在晚清时期要算是代表人物；思庄为图书馆专家，梁启超也做过图书馆馆长，而这家图书馆还是后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思达为经济学家，思懿为社会活动家，思宁长大后投奔革命，后来加入新四军，小儿子思礼为著名的火箭系统专家。

只有思忠当了革命军，在很早就牺牲了。

    所以，在教育子女成才上，梁启超几乎也是做足了一百分，很多人难以相提并论，即便又过了近一百年，为人父母育人成才，依然是一个很古老又很时尚的难题。今天的人手段啊科技啊媒介啊再号称怎么先进，教育后人未必比得上过去。如同学习知识，论他再发达的技术，也不能取代读书这个古老的途径，只有一本书一本书的啃（电子书什么书都一样），所以古人才说书山有路勤为径……而能够如梁启超一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又能栽培出众多有才学的儿女的人，怎不让后人佩服呢！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