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辐射4怎么得狙击:漫说“鲁迅五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07:59:17
主持人：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好！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钱理群老师讲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钱先生人好、学问好、讲课好，身体也还好。我受雷永生教授的委托来主持今天钱先生的演讲，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钱先生演讲中受到鼓舞和启发。钱先生不用我介绍了。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钱先生做演讲。
钱理群：
我今天来讲是有点尴尬的，什么原因呢？因为给我出的题目是要讲“五四”。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好像讲“五四”是我的任务也推托不掉。但我退休之后基本上退出了专业，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只能老话新说，就谈谈这些老观点在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吧。而且讲“五四”，我只敢讲我的老本行，讲鲁迅。我讲的题目是“漫说‘鲁迅五四’”。
我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鲁迅五四”这样一个新概念，因此需要先解释一下。“五四”
新文化运动有一个特点：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只是有一种“态度的统一性”。统一在哪里呢？胡适、周作人有一个概括，就是大家都同意要“重新估定价值”。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五四”那一代人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时代，从旧时代、旧文化转变到一个新时代、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对过去大家公认没有问题的价值理念，作出重新估定。比如说，儒家传统强调的“三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强调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这是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观，是不容置疑的；现在，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就要提出质疑，重新估定其价值了。这样的对传统观念、价值的重新思考，重新估价，是“五四”那一代的一个基本共同点。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共同价值理想，如我们经常谈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启蒙等等。但如果进一步去追问，问题就出来了：要重新估定价值，那么，以什么标准重新来估定呢？讲民主、科学、启蒙，但要采取什么样的科学观、民主观、启蒙观呢？具体、深入到这些层面，五四的发动者、参与者彼此的意见就不一致了。这就意味着，在大体上具有某种模糊性的共同价值观念之下，每一个对运动有影响的发动者，或者参与者都以各自不同的追求、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且形成自己的一个传统，或者我们叫做大传统下面的小传统。于是就有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五四’”，最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胡适的‘五四’”，最后走向自由主义；当然也有“鲁迅的‘五四’”。其实还有别的“五四”，比如说蔡元培的“五四”。我最近在研究沈从文，就发现他在四十年代写了很多关于继承五四传统的文章。他要继承的“五四”传统是蔡元培的“五四”，强调“美育代替宗教”，用文学改造民族灵魂，重建信仰。
这些年围绕“五四”传统有许多争论，大概就是由“五四”既有一个“大传统”，还有许多“小传统”这样一个历史状况而产生的。有的人认为“五四”传统就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的人认为“五四”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可以举出许多历史事实来证明，谁都不能否认这些传统的开创者李大钊、陈独秀或者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但这样的认识与概括，却又是可以质疑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是用小传统代替整个的大传统，这不仅是以偏概全，而且还隐含着一个争正统的意图，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总喜欢把自己现实选择，说成是一个历史上的正统，以今天自己的价值立场来讲他所认同的小传统，夸大其作用，进而贬低以致抹杀其他传统，而且彼此之间对立起来，这样问题就更大了。现在就有很多人把鲁迅传统和胡适传统对立起来，有鲁迅无胡适，有胡适无鲁迅，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完全无视他们之间在追求科学、民主、启蒙这些基本问题上的共同点。对确实存在的分歧，也缺少科学的分析,而完全按照“站队意识”去作非此即彼的判断。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报纸上对“五四”传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同学们不妨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以小传统代替大传统，各争其正统地位的情况，这是会遮蔽“五四”传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利于我们对“五四”传统的全面理解和继承的。
因此，我今天来和诸位讨论“五四”，一开始就必须明确地告诉大家，我讲的是“鲁迅‘五四’传统”，也就是讲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打下个人烙印。这背后有三层意思。第一，首先要肯定，鲁迅“五四”是“五四”大传统下面的小传统，它跟我们一般讲的“五四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鲁迅‘五四’”跟其他的小传统，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和胡适的“五四”之间的关系，是有分歧而不对立，而且是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结构的。其三，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独立和重要，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以后的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鲁迅传统”，它源于“五四”，又有新的发展。我今天就是要讨论作为源头的“鲁迅‘五四’”，看看它有什么独特价值，以及今天的启示意义。
但在讲鲁迅的独特贡献之前，我还要先对一个几乎已成定论的观念进行质疑。同学们学习现代文学史，提到“五四”，都会强调“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但恰恰是有问题的。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说得很清楚：我是奉命而写作的。鲁迅第一个小说集叫《呐喊》，就表明自己不是“发号令”的人，而是“呐喊助威”的人，是“听吆喝”的。“五四”的主将是谁？这里也还有一点需要分辨：“五四”运动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至少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下面又有很多层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五四”文学革命，还有“五四”思想革命，伦理革命，等等。“五四”另一个重要组成就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就发生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我们这里讨论的，其实只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现在按照一般学术界的观点，都认为是陈独秀。而“五四”文学革命，鲁迅说，是胡适发动的，这是符合事实的。有意思的是，陈独秀本人对于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回忆，我觉得非常重要。他是这么说的：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周作人）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某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陈独秀的回忆提供了三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都不是主要作者，当然就不是主将；第二，五四的时候，周作人的作品比鲁迅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影响是大于鲁迅的；第三，但鲁迅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贡献，因此是有特别的价值的。我想陈独秀这样一个评价是比较科学、比较符合实际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陈独秀所强调的鲁迅独立思想，独特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
首先是他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复杂态度。鲁迅当然是一个启蒙主义作家，他自己说得也很清楚：我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去写小说的。但我要提醒同学们注意问题的另一面。大家可能都读鲁迅的《呐喊•自序》，中学语文课本里选有这篇文章；但是，你们注意没有，当年钱玄同约他为《新青年》写文章的时候，鲁迅对《新青年》这批启蒙主义者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搞启蒙主义，是想打破铁屋子。但是铁屋子能凭着几声呐喊，就打破吗？思想、文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鲁迅是有怀疑的。其二，就算你们搞启蒙，把青年们唤醒了，能给他们指出出路吗？如果不能，鲁迅至少认为自己是不能的，那么，既把青年人的神经搞得很敏锐，又找不到路，这不是增加青年人痛苦吗？也就是说，鲁迅对启蒙的作用、效果，也是有怀疑的。
因此，鲁迅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并不高，也就不奇怪了。我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这一天，“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鲁迅给他的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这一年多中国所发生的学界的纷扰，大概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所引起的社会的骚动，我看它对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这样一个低调评价，是基于他所清醒地看到的“五四”启蒙主义的局限。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看到很多的当年被自己这些“五四”启蒙主义者唤醒的青年去参加革命，最后都被屠杀了，心里非常痛苦，甚至责备自己：是不是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这样的自责是很具有震撼力的，可以说是把他对启蒙主义的质疑推到了极致。但大家要注意另一方面。鲁迅接着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以后还是要继续挣扎，“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上”。也就是说，即使看到启蒙的局限，也还要坚持启蒙。理由也很简单：第一，尽管启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中国还是需要启蒙；第二，像自己这样的文人，不写文章，不搞启蒙，又做什么呢？这就是鲁迅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既坚持又怀疑，坚持中怀疑，怀疑中坚持。这样一个复杂的态度，和其他“五四”启蒙主义者是大不相同的。
不仅对“五四”启蒙主义，鲁迅对“五四”两个主要概念——科学和民主，也是采取非常复杂的态度。在上一个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谈到了对科学和民主两个基本概念的看法。
先看他的科学观。他首先充分肯定科学的意义。他预言，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到东方，传到了中国，将引起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的变革。他对此有极高的期待。因此，他对科学的理解，从一开始和同时代很多人就大不一样。有研究者注意到，鲁迅对于西方科学新发现有着高度的敏感，居里夫妇发现了镭以后，鲁迅马上就写文章介绍镭的发现。我们大家都知道镭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都显示了西方新的科学思维。它和传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古典科学思维是不一样的。当时在全世界也是刚刚兴起，鲁迅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它了，而且预见到这样一种新的思维，将带来思想界大革命。他已经看到了科学新思维和传统科学思维之间的差别，并由此形成自己对科学的独特理解。比如传统的科学思维，单一地强调理性主义；鲁迅在谈科学的时候，就在肯定科学理性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科学思维里的非理性因素。而当时中国大部分所谓“新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西方的新科学，最主要的动机，是希望通过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都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工具——顺便说一句：恐怕时至今日，许多人的“科学观”也还是停留在“科学工具论”。但鲁迅从一开始就强调，科学所显示的是“人性之光”。科学的本质是人的解放，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证实和思想的解放、完善。他从人的健全发展这样一个角度，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科学，就把科学和文艺看作是两翼，而不是把科学和文艺对立起来。他呼吁，中国需要波义耳、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莎士比亚、贝多芬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康德这样的哲学家，
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是并行的。这样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从一开始就摆脱、超越了富国强兵科学观，这在鲁迅那个时代，包括“五四”时代，是极为独特而罕见的。
从这样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出发，鲁迅就敏锐地感觉到，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如果发展到极端，变成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发展极端变成理性崇拜，就会带来灾难，可能导致人的精神的丧失。今天来看，鲁迅的这一警告，是相当超前的。
这样，鲁迅在“科学”问题上，也坚持了他既坚守，又质疑的基本态度与立场，他以他的现代科学观高举科学的旗帜，又对科学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的警惕。这都是独树一帜的。
再看鲁迅的“民主观”。他也同样地强调，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传播到中国来，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对民主观念提出了他的质疑。因为民主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选举就看多数人选谁，谁就当选。鲁迅在肯定这样的民主，民主选举在突破君主专制上的作用的同时，又产生一个担忧：如果过分地强调了少数服从多数，会不会形成对少数人的压迫？他因此提出警告：不要在摆脱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寡人专政以后，又落入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多数人专政。
正是出于科学崇拜和民主崇拜的警惕，鲁迅特别强调了“自由”的观念，尤其是个体的、精神的自由。他提出“以保证个体的精神的自由”为核心的“立人”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鲁迅的“现代化的想象”。当时不用这概念，叫做“近世文明”。鲁迅如此提出问题：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近世文明”？他说，中国需要科学的发达，物质的丰富，也需要立宪民主，这都是“近世文明”，也即“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根本的，“根柢在人”，在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也有了宪政民主，但个体精神自由受到了压抑，那还是没有实现“近世文明”。他的结论是：“立国”先要“立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必须以人的解放，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核心与指归。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想象、理想，也同样是超前的。
顺便说一点，“自由”也是“五四”的基本观念。“五四”思想革命就是反对思想禁锢，主张思想自由，人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诉求。你们看陈独秀最早的文章《敬告青年》，一开始就说“人是自主的，而不是奴隶的”，强调人的独立和自主。李大钊也是特别重视政治自由。胡适更是对精神自由一往情深。我们讲“五四”传统，如果只讲“科学”、“民主”，不讲“自由”，也会形成遮蔽。
“五四”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平等”。我们经常讲“五四”最重要的是“人的发现”。具体地说，“五四”有三大发现。第一，妇女的发现。在传统中国妇女是没有地位，没有独立人格的，是“五四”把妇女的独立性凸显出来，今天很多人讲女权主义，在中国最早就要推到“五四”。其二，儿童的发现。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儿童是大人的附属品，依附于大人，没有独立性，更没有独立人格。是“五四”强调儿童是人的生命发展的独立阶段，有自己的精神发展的要求，应得到尊重与保护。其三，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鲁迅自己有个说法，他过去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以为农民不过是花花草草，生命是轻贱的，后来才懂得农民也是人。“五四”如此强调了妇女、儿童、农民和下层人民独立价值和独立人格，这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中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用今天话说就是弱势群体。我看今天还是如此。“五四”重新估定价值，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肯定这三大弱势群体在传统中被忽视、抹杀的价值与权利，这背后就隐含着“平等”的观念。
鲁迅无疑是“五四”平等观最坚定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的“救救孩子”的一声呐喊，他对“祥林嫂”（妇女）们和“闰土”（农民）们的命运的关注和描写，都是开创了中国新思想、新文学的新纪元的。但鲁迅在平等问题上，也同样保持清醒，他提起人们注意，如果把平等的要求极端化，变成“夷隆实陷”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同样会带来灾难。鲁迅对于平等，也同样持既坚守又质疑的态度。
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五四”价值重估所建立起来的新价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大传统，其实就是五个观念十个字：启蒙，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鲁迅的特殊性，或者我们说的“鲁迅‘五四’”的特点，就在于他在坚守这五大观念，以和“五四”先驱者保持总体一致的同时，又对之进行质疑，也就是把他的怀疑精神也贯彻到“五四”基本理念上，对可能产生的极端化造成的弊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
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下去：鲁迅为什么会对“五四”基本理念采取这样的“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态度？这不得不说到鲁迅或者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两个问题。
首先，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东方专制主义。因此，需要从西方引入科学、民主、启蒙、平等、自由等新观念，来打破东方专制主义的禁锢，以获得政治、思想上的解放。而这些新观念，它们都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理念。而鲁迅等中国思想先驱在接受这些西方工业文明的新观念时，在西方本土上，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已经暴露，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西方文明病”。比如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求学时，日本正处在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民主等极端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呈现，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开始尝受西方文明病之苦，从而引发了日本思想、文化、学术界对这些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的反思。这也就不能不深刻影响正通过日本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中国最敏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说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两个问题，一是直接面对的本土的东方专制主义，另一是在日本社会和西方社会里可以感受到的工业文明病。前者是现实的问题，后者是可以预见的问题，如何选择，
就出现了困惑。
于是，我们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大体上有四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承认西方文明可能有它的弊病，但强调在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因此主张先把西方的理念全部引进来，作为破除东方专制主义的利器，以后产生了弊病再来解决。这大体就是“全盘西化”的思路。第二种，看到了西洋文明的毛病，反过来觉得还是中国的传统最好。并进而想用中国传统来拯救西洋文明，以及拯救整个世界，这就是“五四”时期，以至今天的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因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提倡者，辜鸿铭他们并不是不懂西方文化，甚至可以说是精通西洋文化，深知其弊病的，才会有转而从中国自身传统中来寻找出路的想法。第三种，就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试图用西方最具批判性的思想，来同时担负两个任务，既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的社会，新的文明。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人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三种选择，或全盘西化，或拒绝接受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通通批判，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但都旗帜鲜明，态度决断，并都自以为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基本思维方式上其实是相通的。而鲁迅的选择，我称为“第四种选择”。鲁迅从一开始就认定，任何文化选择都是有弊端的，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不试图找一个能够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文化，而宁愿采取一个很复杂的态度，既有所选择，又同时进行质疑。这样，他的立场就有点模糊，不那么鲜明，不那么干脆，不那么明快，不那么彻底，甚至充满矛盾，而鲁迅正是要正视矛盾，在坚守与质疑的往返中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索，他的思想也因此得到不断深化。这也同时是一个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往返掘进的心理过程，鲁迅有勇气正视和承担这样的探索中的精神痛苦。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不因此而消沉，他始终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用他的话来说，他总要找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走。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他不讳言自己的选择是“偏至”的，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他首先是有所“坚守”的，对“五四”启蒙主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主导方向，他是从来也没有背离过的；他的特殊，也是过人之处，在于他不走极端，对绝对化的思维和行为，保持高度警惕，有极强的“限度”意识，因此也就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留，永不放弃，他是永远“听见前面的声音”，永远“往前走”的“过客”。
在我看来，鲁迅这样一种“既坚守，又质疑”的“第四种”文化选择，在当下中国，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旨所在。
当下中国，跟鲁迅那个时代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和很多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讨论中，我经常要引述鲁迅的两个观点。
鲁迅说，中国社会是非常特别的社会，它把几十世纪缩在一时。有的地方已经有了电灯，有的地方还点着油松片；有的地方坐飞机，有的地方还是用独轮车；有的地方大讲人道主义，有的地方还在吃人……各世纪的事物都挤在一处，摩肩挨背地存在着。我由此而想到，当代中国正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社会。比如说你到贵州农村，到西部边远地区
去看，那里大体上是处在前现代社会；你到中部地区去，湖南、湖北那里已是现代社会；你到北京、上海，就大有后现代社会的味道了：三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就像鲁迅说的，都摩肩挨背地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而现实又远比这个概括还更要复杂：在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也有大量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东西，北京、上海的某些方面，某些角落，还存在着前现代的东西，这样的犬牙交错，就更复杂了。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状态，我们的立场选择就非常困难。我就经历过这种尴尬，我举个例子。我在北京，用后现代的眼光去看贵州，就觉得随着贵州工业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子弟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民族文化就会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我为此忧心似焚，就跑到贵州专门跟少数民族的大学生谈话，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本民族的语言，不然你们民族文化就要毁灭了。讲完后有个学生递上一张条子，说你谈的文化毁灭对我来说过于遥远，我最关注的是我如何找到工作。学习民族语言找不到工作，学习汉语可以找到工作，学习英语更能找到工作，请钱教授告诉我，如何学好英语？面对这位少数民族学生的提问，我无言以对：我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关心工业化可能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而他身处在前现代的社会，对他来说，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是第一的。这样，由所处不同社会面临的问题不同，就出现了认识上的错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身处的社会太复杂，我们面对的问题太复杂，我们的立场与态度也必须复杂。和前现代的、现代、后现代一起对阵，你能用简单、明快、绝对的思维去对待吗？
这里还要说到鲁迅的另一个判断。他是在上世纪初，说我们现在一方面面临着“本体自发之偏枯”，也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禁锢，另一面又遭遇了“交通传来之新役”，也就是西方传来的现代文明病，鲁迅说“二患交伐”，“中国之沉沦”就越来越加快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鲁迅当年的焦虑，是不能不有更多的感慨。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确实有许多进步，但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鲁迅当年所感到的困境：中国现在虽然没有了皇帝，但东方专制主义依然以另一种新的形态继续延续下来，也就是说来自中国传统自身的“本体偏枯”还未根除；而“交通传来之新役”即所谓西方文明病，在鲁迅那个时代，还是一个刚刚传入的新病，而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文明病到处蔓延，有的地方已经病入膏肓了：任何有现实感的中国人大概都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二患交伐”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危机。
这样一个二患交伐的社会状况，就决定了在思想文化上我们也要两面作战，既要反对新形态的东方专制主义，又要警惕西方文明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甚至是相当混乱的局面。而且几乎表现在一切问题一切方面。
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五四传统问题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就存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思考，形成两股思潮。
一股是否定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主义的思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从去年到今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非常起劲地批判普世价值，将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主义通通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妖魔，宣称“东方无产阶级”要彻底与之决裂。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回潮，不过今天打的是“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旗号。
对“五四”传统的否定，还来自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指责“五四”引入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主义，重新估定价值，导致中国传统的断裂，罪不可赦。
否定“五四”传统的第三彪人马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信徒。本来后现代主义对科学、民主、启蒙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进一步从根本上消解一切价值，一切理想，就有了问题。
另一股将物质、科学技术极端化的思潮也不可忽视。这其实就是鲁迅当年所最为担心，最要警惕的，在今天的中国，都变成巨大的现实存在。把科学技术的提倡推到极端，变成科学崇拜，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科技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用“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同时，鼓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物质崇拜和金钱崇拜，从而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
值得注意的，还有人从民主崇拜出发，把鲁迅对民主的质疑，视为“反民主”而大加讨伐。这些人面对新形式的东方专制主义，提倡民主，是值得称赞的；但他们不能容忍鲁迅对民主的质疑，就恰恰暴露了他们对自己倡导的民主缺乏反思，以为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反而是预伏着某种危险的。还有的人，把民主和自由对立起来，平等对立起来，这都是有问题的。
面对这样两股潮流，两种倾向，我们就绝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和方式来对待：要么要民主，要么就不要民主；要么要科学，要么不要科学。在当下这样复杂的思想状况下，鲁迅的既坚持又质疑的立场和态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启示我们，必须以一种复杂的态度来面对“五四”的传统：既要坚持“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启蒙传统，又要超越“五四”，清醒意识到“五四”传统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而且发展到极端可能还有弊病。简言之，面对新形式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们必须坚守“五四”传统；面对西方文明病，我们又必须超越“五四”。在这二者的张力中确定我们的立场，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批判性立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鲁迅‘五四’”的最大意义。
下面，我再就当下思想文化界有关“五四”传统、鲁迅传统的两个问题，作一点更具体的分辨与讨论。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的，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指责“五四”批判儒学就是断裂传统。对此，我想作两方面的回应。
首先，“五四”确实在批判儒学，但我们要追问的是：批判的是什么？这样的批判合不合理？“五四”的批判主要有二，一是针对把儒学神化、宗教化，甚至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神化的倾向，要批判的是“中华中心主义”，即以中国文明为世界上最完善的文明，应该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并且不许批评，不可触动。这样，对内就必然导致自我凝固，失去自我发展的动力；对外必然导致自我封闭，而拒绝对外来新思想的接受和吸取。而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五四”时代，正需要对外开放，对内进行改革，因此，就必须摆脱“中华中心主义”的禁锢，破除儒学神话，中华文明神话。应该看到，中华中心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当下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所谓“大国崛起”，中华中心主义正甚嚣尘上，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在大谈中国拯救世界，不仅以经济硬实力拯救世界，而且还要以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软实力来拯救世界。这正是一些人特别不能容忍“五四”对儒学的冒犯的原因，而在我看来，这股“中华文明世界第一”的思潮，正恰恰证明了“五四”批判“中华中心主义”的必要性、合理性与深远意义。其二，“五四”批判的是独尊儒家的倾向，其批判锋芒是指向文化专制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家。但汉代“罢黜百家”以后，就不断有人要把儒家捧到独尊的高位。到袁世凯宣布要以孔教为国教，就更使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五四”先驱者所要批判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上的儒家专政。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人批评独尊儒家，同时又在推崇诸子百家，特别是对墨家的推崇，鲁迅、胡适对墨家都有很高评价，以至有研究者认为，“五四”时期是一次“墨家的复兴”。——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我们现在对墨家认识不够，以后有机会我想专门谈谈墨家，在我看来，墨家是中国最早的志愿者的草根组织，中国的志愿者运动的老祖宗要找到墨家，至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这就说明，“五四”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相反，“五四”批判独尊儒家，正是要回复中国诸子百家的传统，其实这也是对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的历史本来的面目的复原。问题是今天的一些新儒家要重新独尊儒家，鼓吹儒教专政，自然就不满意“五四”对儒家的评价。在他们的逻辑里，不独尊儒家，就是全盘否定儒家，甚至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文化断裂现象呢？是存在的，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有点一代不如一代。我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就相当地陌生。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在知识上有两大缺陷：第一，我们外文太差，比起诸位差一大截；第二，我们传统文化根底不厚。在座各位的外语比我们强，但你们的传统文化修养恐怕还不如我们。问题是这样的文化断裂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五四”对儒家的批判导致的吗？我觉得有一个事实解释不了，因为“五四”以后的几代，一直到我们的老师，比如朱光潜、王瑶、季羡林这一代，他们的传统文化修养都非常深厚，可以说一直到上一世纪四十年代都没有发生文化断裂。断裂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开始，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到文革就更发展为批判“封、资、修”。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封建主义文化，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叫资产阶级文化，所有的苏联文化和左翼革命文化都是修正主义文化，统统都在批判、扫荡之列。在这样的文化、教育思想和政策、氛围下，自然要发生文化断裂，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而且和世界文化断裂。当然，作为具体的个人，即使在这样的氛围下，也还是有人在努力地继承传统，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文化断裂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创伤，是一时间很难修复的。这些年大家都在议论为什么在人文科学方面没有出现“大师”，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断裂是主要的原因，这是体制的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最大恶果。如果把文化断裂的罪责推给“五四”，推给鲁迅那一代人，实际上就是掩盖体制的专制主义的罪恶。我们今天需要解决文化断裂问题，强调要重新学习、继承传统文化，这是历史的需要。但我要提醒的是，绝不能回到“独尊儒家”的老路，对一切鼓吹“中华中心主义”，制造关于儒家、孔子，关于中华文明的新神话的企图，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绝不能把文化断裂的问题推给“五四”那一代，这不符合事实，更会遮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专制主义问题。
第二个问题：启蒙主义会不会导致专制主义？这需要做仔细的分辨。有两种启蒙主义：一种自命的启蒙主义者，以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自居，要把他所认为的真理强迫灌输给年轻一代。这样的启蒙主义就带有专制主义性质，是我们应该拒绝的。而鲁迅式的启蒙不是这样。鲁迅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他一再表示，第一，我不是国师；第二，我不是导师。他的理由也简单：我自己都不知道路怎么走，我怎样给别人指路？他明确地知道自己并没有掌握真理，只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的启蒙，不是要把自以为掌握的“真理”宣示给我们，而是要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真理。
我曾作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把鲁迅的演讲和胡适的演讲作比较。大家知道，鲁迅和胡适当年在北大都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他们的讲课和演讲都吸引了大批的学生。但他们的讲课和演讲风格大不一样。胡适是“导师”型的，他很自信，认为自己已经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路，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只要按照他的路走，中国就有希望。因此，胡适演讲的最大特点就是简单、清晰，明确地告诉在座的学生路该怎么走。有人回忆，听着听着，学生的眼睛就发亮了，听完演讲，学生就满怀欣喜地决心跟着胡先生走，一条光明大道就在前面。鲁迅就不一样，他一开口就说“我实在不愿意来讲，因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绝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他还特别怕学生鼓掌，说你们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最有意思的是，鲁迅演讲，刚提出一个观点，自己马上就把它给颠覆掉了。比如说他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针对“五四”提出的命题：妇女解放的关键是要走出家庭，指出：如果仅仅走出家庭，没有掌握经济权，恐怕最后还要回到家庭。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论断，但鲁迅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如果要问，怎么争取经济权？我也不知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了前面的论断的力量。他还说了一句后来广为传播的话：中国的改革非常困难，就连把一个铁炉子搬过来都要流血。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改革呢？鲁迅还是说：“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鲁迅不仅把自己已经知道的，坦率地告诉大家，更把自己不知道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样坦率地告诉大家：他的目的是要你和他一起来思考。这样的演讲者，这样的启蒙者，大概是很少见的。因此，我常常想，听鲁迅演讲大概非常吃力，很费劲，不像听胡适演讲那样轻松，因为你一边听，必须一边紧张地思考：他讲得对吗？听胡适讲用不着问这个问题，他讲的肯定对；听鲁迅讲，就要问“对不对？为什么？怎么办？”这也是鲁迅要求、引导你问的。听鲁迅演讲，人的思维是高度紧张，也高度活跃的，这正是鲁迅演讲的目的：不是要你接受他的观点，而是要逼迫你思考，告诉你如何思考，更准确地说，是要和你一起思考，一起探索。——这才是真正的启蒙。
最后，再简单地说一说：我们当下为什么特别地需要鲁迅？我以为鲁迅有三个“拒
绝”，今天特别有意义。因为时间有限，这里就只是提出问题，而不展开来说。
第一，鲁迅拒绝被体制所收编，他一直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被体制收编正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第二，鲁迅拒绝被任何一个思想体系所收编。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广泛地吸取各种
思想资源，但他对任何思想体系都保持独立的态度，既吸取，又进行质疑。我们可以说鲁迅接受了谁的思想影响，但他绝不当其思想的俘虏。比如，他深受尼采思想影响，但绝不是尼采主义者，他对尼采有独立的批判。他实际上深受儒家影响，但他绝不是儒家的信徒。这恰恰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总是被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自己信奉的对象
所俘虏，走不出来。我们现在要么什么都不信，陷入虚无主义，一旦信奉什么了，就被收编，成为信徒，而信徒不但在“教主”面前没有独立性，而且还具有排他性。
第三，我觉得最可贵的，是鲁迅不企图收编我们。鲁迅不希望我们都成为他的崇拜者，他更讨厌信徒。这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东西。一个是自觉的“限度意识”。我在前面的演讲里，已经一再强调，鲁迅在坚持“五四”的科学、民主、启蒙等观念时，不但非常清楚其价值在哪里，更清楚其限度在哪里。现在，我还要强调，鲁迅对自己的限度，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做不到什么，局限在哪里，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就像我们一开头就说的那样，鲁迅很清楚自己在“五四”的位置：不过是“呐喊”而已，绝不是、也做不了“主将”。这同时就蕴含了一个“自我质疑意识”。鲁迅的怀疑精神的彻底性，就表现在他的自我怀疑。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无情地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我们这些年都在呼唤“批判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批判知识分子有真有假，判断的标准就看他是否像鲁迅这样批判自己。鲁迅认定自己只是个“历史的中间物”，绝不是“前途的目标，范本”。因此，他写文章，作演讲，都只是提出另外一种思维，和我们平常思维不一样的想法，并不要求我们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是要求我们去思考。在这样一个知道自己的限度、自我质疑的鲁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他给我们一个充分的独立思考、怀疑的权利，包括怀疑他。
这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出的命题：“鲁迅‘五四’”仅仅是五四传统的一个方面，当然，经过讨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独到的，有超前性的，又有现实性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即使如此，鲁迅的“五四”也不能代替胡适的“五四”，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蔡元培的“五四”，他们是既统一又互相矛盾、补充的思想共同体。
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鲁迅所有的观点，给我们只是启示。我们都可以进行质疑，完全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包括我的分析。也许这些观点背后的精神，是更加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彻底的怀疑的批判精神。即使像启蒙主义、科学、民主这样成为潮流的，成为公意、民意，成为时尚的思想，甚至是自己信奉的思想，他也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自我质疑。而这样的怀疑、批判，又是建立在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之上的。在我看来，这样的批判、怀疑、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我想把这最后总结的八个字送给诸位，结束我的演讲，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主持人：
同学有什么问题，可以站起来大声、简洁地向钱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质疑。那位同学请说。
问：
西方文明的弊病有哪些？
钱理群：
科学、民主、启蒙更严格地说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思想，工业文明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在哪里呢？容易产生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这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在我看来就属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当然我们也看到西方文明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他本身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跟今天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长处，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我没有专门研究，当下西方金融危机，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暴露了消费主义本身带来的一种弊病，但我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经过这一金融危机又会进行新的调整，它们具有这样的调整机制、
问：
钱老师您对曾参演过的《三毛流浪记》这部电影以及故事的时代怎么看？电影最后是以三毛这个流浪儿迎接解放为结尾，是否有些宣传的影响？
钱理群：
看来这位同学看来对电影和对我本人有深入的研究。说起来也比较好玩，就是49年上海解放前我在上海读书，那个时候全上海市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我代表我们学校参赛，我记得很深，讲的题目是《诺贝尔的故事》。结果我得到上海市小学生演讲比赛的第三名，这样我的演讲才能就引起了关注。那时候我脑袋长的挺大、挺可爱的。后来有人找到我，我就参加了宋庆龄基金会的少年儿童剧团。正好是解放初期，导演、编剧都是地下党员，所以排了很多迎接解放的戏。我记得我演一个报童，到各个工厂、到部队去表演，这大概是我对新中国的第一个贡献。然后就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了，当时正好在拍《三毛流浪记》，选我做一个群众演员，实际在里面就有两个镜头，一闪而过。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场面，三毛被富人收为干儿子，举行很盛大的生日宴会，有一个富人带着一个男孩来参加宴会，这个男孩就是我。本来是群众演员，一共只有两个镜头，其中一个镜头被北大学生给印出来了，送给我了，所以我保留一张照片。不知道为什么，演员表里面把我列进去了，现在很多研究电影史的就会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演员叫钱理群。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关系，当然这样就认识了很多大牌明星。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签名本，这个签名本在文革的时候被烧了。实际上就这一次。人的命运也很有趣，我演完之后，就回南京读书了。如果我在继续在上海读书，没准成为一名童星。这样的表演经验对我还是有作用的，大家都觉得我讲课讲的很好，很会朗读，其实就是从小训练的。上课其实是有某种表演性的，叫作上课艺术。这样的上课艺术也许在大学里并不重要，但在中小学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三毛流浪记》的电影是解放前就开始拍，解放后才完成的，是跨两个时代的电影。电影以解放结尾。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整个社会各阶层都有一种解放感，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历史而否认前面那一段历史。我觉得《三毛流浪记》以一个流浪儿童最后迎接解放作为结局，至少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我对这部电影基本上还是持肯定态度。我还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后来《三毛流浪记》到南京来上演，就到我的学校去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谈到造成流浪儿童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时，我发言说都是战造成的罪恶。结果遭到了共青团的
大哥哥、大姐姐的批评，说我不区分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笼统地反对战争，是缺乏阶级观点的。后来我承认了错误，心里并不服，这种反战立场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基本的价值立场，也可能受鲁迅的影响，就是强调人的个体生命的重要性，任何对个体生命的摧残，我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这样一个彻底反战的立场，也受到很多朋友的评，但我还是坚持不变，这也就说明了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和记忆对他后来的影响。
主持人：
大家可以想象钱理群老师如果后来做了演员会是什么样，很有趣。另外我可以证明钱老师说了一句非常真实的话，钱老师是反战的，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我能当他的证人。美国打萨达姆，钱老师是不赞成的。
钱理群：
我不是不赞同打萨达姆，我不赞成打伊拉克平民。
主持人：
大家注意到我的用词和钱老师就不一样，我就是说美国打萨达姆，钱老师就说美国打了伊拉克。
钱理群：
那是平民。
主持人：
钱老师是不喜欢、很讨厌、厌恶萨达姆的，但又不赞成伊拉克战争，因为战争就要给平民带来伤害，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理解钱老师的立场。谁还有疑问？
问：
钱老师你好，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反应不是很强烈，或者是很平淡，请问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对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评价是什么？
钱理群：
我不是很熟悉这段历史，我对孙中山没有任何研究。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政党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和讨论的。
主持人：
我能不能替钱老师说两句？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当天正在写自己的一篇文章，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五四运动，他表现的确实比较冷淡。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大区别的，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不完全赞成五四运动当天发生的事情，包括五四运动当天高举大旗的傅斯年先生，当他听说火烧赵家楼之后，他也不高兴。一定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局限为五四学生运动，这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孙中山绝对不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在乎，而是对五四学生运动不太以为然，这是我掌握的情况。
问：鲁迅小说中的“我”和鲁迅本人有什么关系？
钱理群：
鲁迅小说当中经常出现一个“我”的形象。鲁迅的作品有两类题材：一是写农民，一是写知识分子。鲁迅说，我跟农民之间、闰土之间是有隔膜的，我只能写出我眼睛里看到的农民。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鲁迅笔下农民形象都比较模糊，都具有象征性，不怎么太具体，甚至场景都有区别。鲁迅写的那些农民都在公共场所出现，鲁迅从来不写家庭里的农民，什么原因呢？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的外祖母是在农村的，我去看了看，他所看的农村只是他的一个观察，并没有深切体验。在他这农民题材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和主人公之间很明显有一个区别。比如《祝福》和《故乡》的“我”，在小说里，一方面是故事的叙述者，另一面鲁迅也要借此讨论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的关系。
而写到知识分子作品的时候，鲁迅有切身体验，笔下的知识分子就有血有肉，常常把自己渗透进去。像《孤独者》里的“我”和主人公魏连殳其实是一个鲁迅内在灵魂的两种外化，魏连殳和“我”是鲁迅灵魂两个自我的对话，互相诘难。
好，还有什么问题？
问：
老师你好，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跟鲁迅都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作家。目前中国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交锋也都比较激烈，当前这个社会似乎有这样的声音，说要弱化鲁迅，强化周作人。有人说需要周作人那样的境界，把鲁迅推下神坛，你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钱理群：
问题不仅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恐怕还有鲁迅和孔夫子的关系，鲁迅和胡适的关系，等等。我们通常的思维，是有孔子无鲁迅，有鲁迅无孔子，有胡适无鲁迅，有鲁迅无胡适，有周作人无鲁迅，有鲁迅无周作人，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地位。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夫子，又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鲁迅，好不容易有一个胡适，又好不容易有一个周作人，一共就这么几个人，是不是？干嘛非得要在他们之间制造对立？当然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甚至可以说有重大分歧，但他们各有各的价值。为什么要用肯定一个就得否定一个的思维来对待？这对民族文化的健全发展有好处吗？我们当然应该正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作为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对鲁迅、胡适、周作人有不同评价，不同的亲疏关系，有的人喜欢鲁迅，有的人则更亲近胡适，周作人，这都是正常的。问题是在作历史评价时，就应该更为客观，要看到他们的分歧，也要注意他们的一致，承认他们各自的价值，也不回避他们各自的问题。
事实上，不仅在鲁迅、胡适、周作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今天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大不相同的。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不同选择？这也是一个问题。有人说，当今中国的学界、思想界、文化界是一个名利场，大有追逐者，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讨论了。我要考察的是不在名利场的有自己追求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有四种追求都是有价值的：第一类，注重理论的追求、创造的理论家。本来知识分子的本职就是给社会提供价值理想，特别是当下中国、世界正处正在失去理想的时代，特别期待理论家的出现。理论家当然有现实关怀，但他也要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进行理论的创造。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但现在看不到这样的理论家。第二类，是鲁迅式的选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他的职能是对社会提出批判，心怀彼岸理想，对此岸一切不合理的，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进行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的批评，但他不是导师，不是国师，只是社会的清醒剂，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以怀疑的眼光，不断提出问题，是永远的批判者。因此永远处于边缘位置。第三类，是实践家，从事思想文化的实践，教育的实践，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他主要职能是把思想理论转化成一种社会的实践。第四类，专业化的人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所谓学院派的专业研究者，他的职能是进行文化知识的创造，传递和积淀。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对现实比较冷漠，有点脱离现实，钻在象牙塔里。但在自己专业范围内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我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同样应该受到尊重。
基本上是这四种选择。个人选择什么，要根据自己的气质，兴趣，主客观条件等等。这四种选择都有各自的价值，也有各自的问题，各自的局限，甚至陷阱。而且具体到个人，有时候时可能同时兼容几种职能的。就我个人而言，就将几种选择融为一体。我首先还是学院里的学者，我始终以主要精力作我的专业研究。但我同时又自觉地将自己的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批判资源，对现实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问题提出我的质疑与批判。但这样的批判常常从乌托邦的理想出发，有时候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完全按照思想者和批判者的观点办，有时会因为过于超前，脱离实际而误事，所以我对自己的批判，是有一条自我界线的，我的任务只是提出理想和警戒，希望别人能听我的意见，起一个警示的作用，但不起具体指导实践的作用。正是看到了批判的局限，这些年我又做了自我调整，部分地参加社会实践，教育实践，这是批判者和实践者两者之间的平衡，或叫脚踩两只船，一只船是批判，一只船是一定的实践。大家所熟悉的，我这几年参加中小学语文教育，参加教育改革实践，那就是实践性的。
思想和实践两种逻辑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关心我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介入，就知道我有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时期主要以思想者的姿态介入，对中学语文教育提出极其尖锐的批判，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太激进了。这是坚持思想者立场，要求彻底与超前，是不管具体操作的，这不是思想者、批判者的事。从实践者来看，就觉有些脱离实际。但这样的出于理想的批判的声音，是绝不可少的，没有出于理想的批判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思想者与批判者是为改革指方向和开道的。但仅有批判没有实践也有问题，实践者必须考虑现实、妥协，从现实的可能性出发，逐步推动渐进的改革，把思想者、批判者的理想变为现实。知识分子在思想者和实践者之间不断地转化，会带来很多痛苦，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和这里面一些经验和教训。
主持人，
那位将来是你北大的学生，已经考上北大研究生了。
问：
你告诉我们鲁迅是只破不立的思想家，他没有太多手段，他想打破这个铁屋子，我想问的是，既然他自己都不知道铁屋子被打破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这种生活比打破之前更糟糕，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打破铁屋子？
钱理群：
讲鲁迅只破不立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了，其实鲁迅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工作，他曾经说我们文化建设需要苦工，做实实在在、点点滴滴的建设工作。我曾经专门研究鲁迅去世的1936年，病重的时候他做了多少事？他翻译了好几本书，写了很多杂文，还印了很多画册，编辑了好几本杂志，这些都是文化建设工作。另外一个意思上说，鲁迅思想本身就是现代中国重大的文化建设成果。简单地说鲁迅只破不立可能不是非常准确。
至于说到“铁屋子”，这确实是鲁迅的矛盾所在。所谓“铁屋子”，实际是象征社会体制对年轻一代，对中国人的思想的束缚。最近就有一位教育家大声疾呼，说现在应试教育就是“铁屋子”，我们要打破应试教育的铁屋子。问题是，怎么去推倒铁屋子？推倒铁屋子以后会有什么问题？鲁迅相信两点：第一，他相信只有推倒铁屋子，打破对人，特别是对年轻人的思想禁锢，社会才会有进步；第二，他相信，即使推倒铁屋子以后，还会有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改革，奋斗。至于怎样才能推倒，推倒以后又有什么问题，鲁迅并没有现成答案，他还要继续探讨。鲁迅和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还要追究“自己号召青年推倒铁屋子，万一推不倒，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他的真正痛苦在这里。这其实是一切真正的启蒙主义者的痛苦所在。老实说，这也是我的痛苦。
这里不妨说说让我终身难忘，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有一年春节前，我收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孩子跟我说，钱先生我被学校开除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的经历，他是山东的一个男孩，非常聪明。在读高中的时候读了我的书，也读了别人的一些书，对中学教育产生怀疑，他反抗中国教育，就干脆退学到家里自学。他想考北大，但他估计自己的成绩考不上北大，就考了北京医学院，因为他听说北医要合并到北大去。结果他考上了北医。他本以为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作为北大的一部分的北医会给他自己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没想到，北医管得比他中学还严，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于是他反抗了，这回他是大学生了，就写文章对校方提出批评，有时也不上课，校方就拿他逃学为理由开除他。他的姐姐知道后，赶到学校求情，校方说只要他检讨就可以不开除。但他觉得自己没有错，拒绝检讨，学校就真的把他开除了。那天他父亲打了他，他从北医逃到北大来找我，找不到，就打电话给我。我当时听了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对他说：你别跑了，回到你父亲哪里去吧。鲁迅说过，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温饱，第三要发展，你还要学会保护自己。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来不及了！说完就把电话“啪”地挂了。后来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学生，心里非常
痛苦，而且很自责：是我唤醒了他，至少是唤醒他当中的一个，但我却不能保护他。更重要的是，我当初在讲鲁迅的时候，只讲鲁迅号召反抗的一面，却没有强调年轻人要善于保护自己这一同样重要的鲁迅思想。对我来说可能是学术论述的片面性，但年轻人看了我的文章，像山东这位学生，就变成了他的行动，并直接影响了他的命运。我从这里得到最大的一个教训：作为我这样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我的言和行必须十分地谨慎，稍有偏激之处就可能给年轻一代带来灾难。后来，我到中学讲鲁迅，就专门向中学生讲了这件事，并且和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仅和中学生，我对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说，，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曾经跟我们学校很多年轻老师说，很多问题你们别说，我来说。我不赞成让年轻人去做牺牲品。这背后确实有启蒙主义者，特别是中国的启蒙主义者的一个内在矛盾与困境：一方面，你要唤起年轻人的觉醒，年轻人觉醒了，就会起来反抗现实，就有可能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我看来，学校把那位山东学生开除，就是一种迫害），而你又无力保护这些年轻人。这是个两难选择：你不能不说，说的后果又常常是自己所不能把握的。这大概是鲁迅当年的痛苦，我们现在也多少有些体会了。
问：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可能学术界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以美籍学者林毓生为代表，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全盘的反传统。第二种是李泽厚先生为代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从最初开始的时候，就带有救亡的色彩，最终启蒙被压倒，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救亡启蒙的作用，好比说提出了民主，但没有提出法治。第三种观点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启蒙，只是为了救亡而已。我想问你一下，你个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一个观点，倾向于哪一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鲁迅是不是认为他自己的作品应该速朽的问题。刚才在你的讲座过程当中也提到，鲁迅对民主、科学、西方等等的一些价值也不是全盘接受。一位学者书中也提到鲁迅先生在实践过程当中还是辩证地去吸收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而且自己花了很大的时间研究中国古文化。像武大的邓晓芒教授就提出来说鲁迅是在行动，只是从全盘否定开始，把现代化希望留给未来。鲁迅在他的著作当中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认为自己的思想偏暗，不想传染给将来的青年。我想鲁迅先生认为在他的作品速朽之时，我们应该能够公正合理并且独立地理解和传承自己的文化。您以为如何？
钱理群：
问题很大、很多，我把它简化为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林毓生先生提出五四运动全方面否定传统，这我是不同意的，其实我刚才在报告里面已经讲出了我不同意的理由。
第二，启蒙和救亡的问题。我想同时涉及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五四传统就是爱国主义传统，这也是官方的解释，是有意识形态的引导的。刚才我的演讲里已经谈到“五四”运动至少是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两部分，两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五四”学生运动显然是一个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也确实有救亡的背景，中国需要改革，就是因为存在民族危机。但大家要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有高度的警惕和尖锐的批判。陈独秀甚至写文章批判爱国主义，认为爱国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是非理性的，很容易被利用。李大钊因此提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显然更强调人的觉醒，这更是“五四”的根本。因此，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但它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在于它发生在一个东方的处于落后地位的大国，它的启蒙的动力，不仅来自自身的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要求，而且也有面对西方侵略压力的民族危机感，也就是有一个救亡的背景。但如果因为有这样的救亡背景，而简单地把“五四”传统解释为“爱国主义”的传统，就会遮蔽“五四”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本质。我们更要警惕有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推销“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又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对象，因为它是和“五四”和鲁迅所强调的个体精神自由相背离的。
另外你刚才问我自己的立场，今天的演讲已经表明了：我主张坚持“五四”传统，同时超越“五四”传统。“五四”所提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没有解决。在当下中国，我认为自由、平等是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五四”时期提出的精神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社会平等，都没有真正实现。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迫切性。当然，我们还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西方文明病，比如物质至上，金钱万能，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等等，这都是“五四”先驱者没有遇到，或虽有警觉，却并不是当时现实迫切的问题。而且把“五四”的命题推向极端，也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又提出要超越“五四”。
问：
鲁迅和胡适都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他们之间的异同何在？你对这两种自由有何评价？
钱理群：
对胡适我没有太多的研究，我只能说鲁迅。鲁迅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内含三个概念：一、强调个体。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是个群体人的概念，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很少注意个体的人。所以鲁迅特别强调个体，在这一点应该和胡适是一致的。胡适在五四时期特别强调了个体的自由，我觉得鲁迅和胡适基本是一致的。二、强调精神。在五四这一代人看来，人不仅是物质的人，人之为人是人有精神的追求。鲁迅对物质主义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三、强调自由。他认为人的健全的发展，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要自由。因此，“五四”时期在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这个问题上，鲁迅和胡适是一致的。但到三十年代，他们之间就出现了分歧。主要是鲁迅更加趋向于强调平等，就更注重底层人民的“自由”，而胡适的自由观始终是精英主义的。再加上对国民党政权的不同态度，就有了鲁迅对胡适的尖锐批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有意思的是，胡适却始终认为鲁迅是自己人，一直到晚年，他还强调鲁迅是我们自家人。
主持人：
在台湾还强调这一点。
钱理群：
对，在台湾还强调这一点。刚才有同学提到周作人，鲁迅、周作人、胡适他们三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区别，但是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五四”新文化的一些最基本追求却始终是一致的。比如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强调要向西方学习，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的批判，反对尊孔。胡适说鲁迅是自己人，就是因为有这些基本的一致，而且是始终坚持的。当然，他们后来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胡适希望推动国民党政权的改革，实现欧美式的宪政民主和自由，鲁迅则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因而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但他的支持是有前提的。当他发现革命政党出现专制倾向，
有可能妨碍个体精神自由的时候，他也进行反抗。这也是他到晚年跟周扬和上海党组织发生冲突的原因。他说他们是工头，我成了新的奴隶了。这表明鲁迅和共产党的合作，支持革命，是有一条线，这条线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维护个体精神自由。而胡适支持国民党政府，扮演诤臣的角色，也是有底线的，也是要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维护个体精神自由，因此，国民党政府邀请他组阁，他最后还是拒绝了。所以我们可以说，鲁迅始终是体制外的反对派，而胡适则是体制内的反对派，他们都坚守自己的基本底线，维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的。刚才我说过，实践必须有妥协，但妥协必须有一个限度，到什么程度你是可以妥协的，到什么程度出了你的线了，你就不能妥协了。在这一点上，
鲁迅和胡适都给我们提供了榜样。由于我的经历、个性等等原因，在鲁迅与胡适之间，我更
倾向于鲁迅，同时我对胡适也保持最大的尊重。原因就在于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最可贵的就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很多知识分子一跟共产党合作就失去自己，另一些知识分子一跟国民党合作也失去了自己。唯独他们两个人，一个跟共产党合作，一个跟国民党合作，虽然也有过妥协，但在关键问题上，都保持自己独立，维护了个体精神的自由。这非常难得。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两位有不同选择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感到自豪。
鲁迅希望自己作品速朽，但我觉得他的作品不会速朽。鲁迅为什么希望自己速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即所谓“历史的中间物”，他是一座桥梁，处在黑暗和光明之间，因为反抗黑暗，当然为黑暗所不容，而他的全部价值就是和黑暗捣乱，当黑暗消灭，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就没有价值了，也应该消亡。因此，鲁迅最后给我们留的遗言是“忘记我”。我们研究鲁迅常常很矛盾，我们当然不愿意违背他的遗言，但我们确实又不能忘记他。因为他所批判的黑暗，不但现在存在，而且比鲁迅时代要严重得多，鲁迅还不会速朽，我们还要不断读他。鲁迅真正被遗忘，就意味着没有黑暗的光明世界的到来，那就可能不只是鲁迅之大幸，而且是中国之大幸，人类之大幸。但这样的光明世界只存在于彼岸，在此岸世界永远不会有没有黑暗的一天，在这个意义上，永远和黑暗捣乱的鲁迅，是不朽的。
主持人：
最一个问题。
问：
钱老师你好，刚才你在讲座中提到中国现在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合，现在一方面我们强调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越来越多地在实现，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你有怎样的看法？
钱理群：
什么？
问：
从社会实践角度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应该何去何从？
钱理群：
这个问题太大，我回答不了。但我可以讲一点，这是我这些年演讲经常讲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想和在座的年轻朋友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近100年的努力，我们最大的成功就是基本上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这么多的人口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这是非常大的成功。除此之外，我们还成功地解决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问题。这样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以为，我们国家正面临着四大重建的任务：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就是要寻找、建立一个最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合理的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个重建的重担大概就要落在在座的诸位年轻人的身上。关于这方面，我有不少论述和设想，今天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也算是我的胡思乱想吧。
问：
刚才老师赠言我们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八个字。但我觉得我们受到很多的思想束缚。能不能给大家指明一些东西？我们知识分子在国家和老百姓之间能够做什么。我想既然是知识分子，就应该为没读书的人、读书少的人，指出一些明确的东西。
主持人：
明白了，明白了。
钱理群：
我还没有听懂。
主持人：
叫你给指出点具体的东西。大家听明白了吗？
问：
没有。
主持人：
你是哪个系的？
问：
青少系的。我想农民工至少读书不多，我现在读书也不多，在座的大三、大四的某些同学，可能读得也不多。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更踏实的事情，把生活中每件具体的事情做好，那你肯定没有问题，但现在至少大学生都没有做到。
主持人：
你请钱先生谈什么问题？
问：
知识分子在生活中能够具体扮演什么角色？不管是为民请命也好，还是你自己组织起来也好。
钱理群：
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言说，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尽管现场反映是热烈的，可能你听得很激动，但是马上要回到你的现实中去。你会觉得今天我所讲的这一切，可能都是相当遥远的，和你实际要面对的问题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像我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会面临的困境。这里我就想讲一点，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样的精神。
在给北大学生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也说过“独立、自由、批判和创造”，下面有一个发挥和解释。我说，尽管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目标，但具体到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去经商，从政，做学术研究，做记者、编辑，还有其他各种选择。真正达到胡适、鲁迅那样高度的人是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平常人，作普通的公务员、商人、教师、记者，你最后是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我要讲一点，你既然受过这样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的熏陶，你就在普通的工作岗位，日常生活里，也要坚守某些东西。比如你从政，至少你要要求自己不要成为只谋求私利的政客，要成为有理想有追求的政治家；你经商就不要做一个奸商或庸商，也要作一个有追求，有创造的商人。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想胡适、鲁迅那样才叫批判、创造。你对某种思潮有所抵制，就是批判；你做事要坚守什么，有所肯定，那就是创造。独立、自由也一样。你当教师，就要做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做记者、编辑也要求自己有独立性。也就是说，要把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贯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内化为你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你可以在平凡的工作中做最平凡的事情，但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做事情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对我的学生就是这么要求的，并不期待他们将来都成为名人，大家，但希望他们无论是当记者，编辑，还是当教师，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都要有所为（这就是创造），又有所不为（这就是批判），这就够了。年轻时候，特别是上大学的时候，人都会有许多凌云壮志，但像我现在这样，人老了的时候，当年的同学聚会，真正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同学都很平常，但大家又觉得这一辈子过得还值得，因为我们老老实实地作人做事，守住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今天反复强调要守住一些东西，每一个人都要
有一个作人做事的基本底线，无论环境多么坏，也要守住，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我对诸位的最大期待。
问：
我想知道您刚才说的少数民族汉化的问题，如何判断出少数民族的语言、普通话，还有英语以及今后就业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鲁迅是不是上个时代的多余人物？
钱理群：
第一个问题估计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应该这样讲，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我觉得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必须要懂外语，因为这是文化交流必须的工具。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汉语和外语的训练，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少数民族的学生可能要多一个任务，你要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承担。这可能要费劲点，但应该尽量去掌握。在一个时期偏重哪个是一个操作的问题。
你说鲁迅是不是多余的人，我觉得多余这话不太准确，其实鲁迅是个边缘性的人物。我曾经说鲁迅他有一种热闹中的寂寞。鲁迅这个人他活的时候就是争论焦点，他死了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是争论的焦点，他始终处在热闹中。但我又觉得他很寂寞，因为真正理解他的人始终是少数。这大概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他好像在中心位置，实际上他是边缘的，这可能就构成鲁迅一个特殊性。
主持人：
那位同学提出少数民族的语言、汉语、英语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少数民族多好，还能掌握和汉族人不同的一门语言，一点不矛盾。
我们很感谢钱理群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演讲。钱先生的演讲我也很有体会。我知道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经历了100多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也不过90年，从1923年结束到现在还不到90年。因此我有一个观点，现在仍然是五四的时代，五四所面对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历史还在向我们提出必然要求，所以我说仍然是五四时代。再一个钱先生也提出要超越五四。我的表述是什么？接着五四往前走，如果说提五四不提民主和科学，就像中秋节没有月饼一样，这是冰心先生说过的话。我看有些人非常不愿意提民主和科学，想淡化它。实际上他们不愿意我们接着五四往前走，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在当代的形式是什么？这是我考虑的问题。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启蒙在我们当代就是人权和宪政。人权和宪政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科学在当代的实践。我觉得这是个问题。说超越五四，我倒有一个想法，五四先驱者、先贤们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自由和平等，但他们甚少提到法治、自治，我认为没有自治，自由就不能实现。每一个人都是个体化的、原子化的，那么他的自由不能实现，必须结成队伍。当下中国有一个最重大的使命，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契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没有这个落实，只是把这些东西写在纸面上，就没有这些价值的真正实现。还有钱先生讲到鲁迅、胡适，这些观点我都是非常认可的，胡适、鲁迅都是新文化中人，他们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果说有区别，我看大体上有这样几个区别：一、鲁迅先生强调了立人。鲁迅先生比较胡适先生不太那么重视立制度，胡适先生说要立人，那得靠制度，当然胡适的制度是英美模式的制度。二、胡适先生认为国民党不好，这是事实，只能改良、渐进，跟他合作、批评他。国民党不好，如果共产党来了就更不好，所以胡适拒绝跟共产党合作。鲁迅认为国民党不好，是一个事实，不好的共产党是将来式，将来不好我们再和他斗争，在那个时候共产党属于被压迫的地位，鲁迅站在受压迫者这一边。我觉得这两个人的选择，在相当大的意义上都无可厚非，并且凭我的精神直感，如果鲁迅活在49年以后，他和体制大概仍然处于相当不和谐的状态，对这个体制也是怀疑、批评的态度。这是我对钱先生今天演讲的回应。
今天我还想说说对钱理群的理解，我相信未来的一部分学人会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钱理群现象。我跟钱先生接触这么多年，有一个感觉，钱先生对自己的把握和认识非常准确，钱先生最早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最热爱的老师，他的课讲的实在是好，不仅是有学问，而且是整个生命的投入，窗外大雪纷纷，教室里一个浑身热气腾腾的人，还声嘶力竭地讲课，这就是钱理群。
还有钱先生给我第二个认识，他确实是精神界的战士，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他有一句话使我特别感动，他说我们可以把自己嵌得很深很深，最后把自己变成一个金子，但是我不能。因为周围的世界太寒冷、太黑暗，我不能把自己变成金子，我要把自己变成一块煤，跳出来燃烧，给世界带来些光明、温暖。
其实钱先生这段话一直成为我写在心里的座右铭，大家看，你们感觉我是不是许多方面都在向钱理群学习？后来我就觉得钱理群先生有一个变化，他不仅是一个批判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在自己走进老年的过程中，像小学生那样去当一个勤勤恳恳的建设者。钱先生最近几年到偏远的山区去给中学生去讲课。我觉得钱先生把批判型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和脚踏实地的实践者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我特别希望我们中青院能够请钱先生来当老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有了像钱理群这样的人，大概就不那么寒冷，也不那么寂寞了。让我们衷心地感谢钱先生！谢谢！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好！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钱理群老师讲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钱先生人好、学问好、讲课好，身体也还好。我受雷永生教授的委托来主持今天钱先生的演讲，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钱先生演讲中受到鼓舞和启发。钱先生不用我介绍了。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钱先生做演讲。
钱理群：
我今天来讲是有点尴尬的，什么原因呢？因为给我出的题目是要讲“五四”。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好像讲“五四”是我的任务也推托不掉。但我退休之后基本上退出了专业，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只能老话新说，就谈谈这些老观点在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吧。而且讲“五四”，我只敢讲我的老本行，讲鲁迅。我讲的题目是“漫说‘鲁迅五四’”。
我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鲁迅五四”这样一个新概念，因此需要先解释一下。“五四”
新文化运动有一个特点：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只是有一种“态度的统一性”。统一在哪里呢？胡适、周作人有一个概括，就是大家都同意要“重新估定价值”。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五四”那一代人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时代，从旧时代、旧文化转变到一个新时代、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对过去大家公认没有问题的价值理念，作出重新估定。比如说，儒家传统强调的“三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强调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这是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观，是不容置疑的；现在，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就要提出质疑，重新估定其价值了。这样的对传统观念、价值的重新思考，重新估价，是“五四”那一代的一个基本共同点。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共同价值理想，如我们经常谈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启蒙等等。但如果进一步去追问，问题就出来了：要重新估定价值，那么，以什么标准重新来估定呢？讲民主、科学、启蒙，但要采取什么样的科学观、民主观、启蒙观呢？具体、深入到这些层面，五四的发动者、参与者彼此的意见就不一致了。这就意味着，在大体上具有某种模糊性的共同价值观念之下，每一个对运动有影响的发动者，或者参与者都以各自不同的追求、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且形成自己的一个传统，或者我们叫做大传统下面的小传统。于是就有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五四’”，最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胡适的‘五四’”，最后走向自由主义；当然也有“鲁迅的‘五四’”。其实还有别的“五四”，比如说蔡元培的“五四”。我最近在研究沈从文，就发现他在四十年代写了很多关于继承五四传统的文章。他要继承的“五四”传统是蔡元培的“五四”，强调“美育代替宗教”，用文学改造民族灵魂，重建信仰。
这些年围绕“五四”传统有许多争论，大概就是由“五四”既有一个“大传统”，还有许多“小传统”这样一个历史状况而产生的。有的人认为“五四”传统就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的人认为“五四”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可以举出许多历史事实来证明，谁都不能否认这些传统的开创者李大钊、陈独秀或者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但这样的认识与概括，却又是可以质疑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是用小传统代替整个的大传统，这不仅是以偏概全，而且还隐含着一个争正统的意图，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总喜欢把自己现实选择，说成是一个历史上的正统，以今天自己的价值立场来讲他所认同的小传统，夸大其作用，进而贬低以致抹杀其他传统，而且彼此之间对立起来，这样问题就更大了。现在就有很多人把鲁迅传统和胡适传统对立起来，有鲁迅无胡适，有胡适无鲁迅，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完全无视他们之间在追求科学、民主、启蒙这些基本问题上的共同点。对确实存在的分歧，也缺少科学的分析,而完全按照“站队意识”去作非此即彼的判断。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报纸上对“五四”传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同学们不妨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以小传统代替大传统，各争其正统地位的情况，这是会遮蔽“五四”传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利于我们对“五四”传统的全面理解和继承的。
因此，我今天来和诸位讨论“五四”，一开始就必须明确地告诉大家，我讲的是“鲁迅‘五四’传统”，也就是讲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打下个人烙印。这背后有三层意思。第一，首先要肯定，鲁迅“五四”是“五四”大传统下面的小传统，它跟我们一般讲的“五四传统”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鲁迅‘五四’”跟其他的小传统，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和胡适的“五四”之间的关系，是有分歧而不对立，而且是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结构的。其三，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独立和重要，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以后的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鲁迅传统”，它源于“五四”，又有新的发展。我今天就是要讨论作为源头的“鲁迅‘五四’”，看看它有什么独特价值，以及今天的启示意义。
但在讲鲁迅的独特贡献之前，我还要先对一个几乎已成定论的观念进行质疑。同学们学习现代文学史，提到“五四”，都会强调“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但恰恰是有问题的。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说得很清楚：我是奉命而写作的。鲁迅第一个小说集叫《呐喊》，就表明自己不是“发号令”的人，而是“呐喊助威”的人，是“听吆喝”的。“五四”的主将是谁？这里也还有一点需要分辨：“五四”运动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至少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下面又有很多层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五四”文学革命，还有“五四”思想革命，伦理革命，等等。“五四”另一个重要组成就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就发生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我们这里讨论的，其实只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现在按照一般学术界的观点，都认为是陈独秀。而“五四”文学革命，鲁迅说，是胡适发动的，这是符合事实的。有意思的是，陈独秀本人对于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回忆，我觉得非常重要。他是这么说的：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周作人）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某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陈独秀的回忆提供了三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都不是主要作者，当然就不是主将；第二，五四的时候，周作人的作品比鲁迅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影响是大于鲁迅的；第三，但鲁迅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贡献，因此是有特别的价值的。我想陈独秀这样一个评价是比较科学、比较符合实际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陈独秀所强调的鲁迅独立思想，独特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
首先是他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复杂态度。鲁迅当然是一个启蒙主义作家，他自己说得也很清楚：我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去写小说的。但我要提醒同学们注意问题的另一面。大家可能都读鲁迅的《呐喊•自序》，中学语文课本里选有这篇文章；但是，你们注意没有，当年钱玄同约他为《新青年》写文章的时候，鲁迅对《新青年》这批启蒙主义者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搞启蒙主义，是想打破铁屋子。但是铁屋子能凭着几声呐喊，就打破吗？思想、文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鲁迅是有怀疑的。其二，就算你们搞启蒙，把青年们唤醒了，能给他们指出出路吗？如果不能，鲁迅至少认为自己是不能的，那么，既把青年人的神经搞得很敏锐，又找不到路，这不是增加青年人痛苦吗？也就是说，鲁迅对启蒙的作用、效果，也是有怀疑的。
因此，鲁迅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并不高，也就不奇怪了。我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这一天，“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鲁迅给他的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这一年多中国所发生的学界的纷扰，大概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所引起的社会的骚动，我看它对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这样一个低调评价，是基于他所清醒地看到的“五四”启蒙主义的局限。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看到很多的当年被自己这些“五四”启蒙主义者唤醒的青年去参加革命，最后都被屠杀了，心里非常痛苦，甚至责备自己：是不是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这样的自责是很具有震撼力的，可以说是把他对启蒙主义的质疑推到了极致。但大家要注意另一方面。鲁迅接着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以后还是要继续挣扎，“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上”。也就是说，即使看到启蒙的局限，也还要坚持启蒙。理由也很简单：第一，尽管启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中国还是需要启蒙；第二，像自己这样的文人，不写文章，不搞启蒙，又做什么呢？这就是鲁迅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既坚持又怀疑，坚持中怀疑，怀疑中坚持。这样一个复杂的态度，和其他“五四”启蒙主义者是大不相同的。
不仅对“五四”启蒙主义，鲁迅对“五四”两个主要概念——科学和民主，也是采取非常复杂的态度。在上一个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谈到了对科学和民主两个基本概念的看法。
先看他的科学观。他首先充分肯定科学的意义。他预言，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到东方，传到了中国，将引起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的变革。他对此有极高的期待。因此，他对科学的理解，从一开始和同时代很多人就大不一样。有研究者注意到，鲁迅对于西方科学新发现有着高度的敏感，居里夫妇发现了镭以后，鲁迅马上就写文章介绍镭的发现。我们大家都知道镭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都显示了西方新的科学思维。它和传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古典科学思维是不一样的。当时在全世界也是刚刚兴起，鲁迅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它了，而且预见到这样一种新的思维，将带来思想界大革命。他已经看到了科学新思维和传统科学思维之间的差别，并由此形成自己对科学的独特理解。比如传统的科学思维，单一地强调理性主义；鲁迅在谈科学的时候，就在肯定科学理性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科学思维里的非理性因素。而当时中国大部分所谓“新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西方的新科学，最主要的动机，是希望通过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都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工具——顺便说一句：恐怕时至今日，许多人的“科学观”也还是停留在“科学工具论”。但鲁迅从一开始就强调，科学所显示的是“人性之光”。科学的本质是人的解放，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证实和思想的解放、完善。他从人的健全发展这样一个角度，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科学，就把科学和文艺看作是两翼，而不是把科学和文艺对立起来。他呼吁，中国需要波义耳、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莎士比亚、贝多芬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康德这样的哲学家，
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是并行的。这样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从一开始就摆脱、超越了富国强兵科学观，这在鲁迅那个时代，包括“五四”时代，是极为独特而罕见的。
从这样的人文主义的科学观出发，鲁迅就敏锐地感觉到，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如果发展到极端，变成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发展极端变成理性崇拜，就会带来灾难，可能导致人的精神的丧失。今天来看，鲁迅的这一警告，是相当超前的。
这样，鲁迅在“科学”问题上，也坚持了他既坚守，又质疑的基本态度与立场，他以他的现代科学观高举科学的旗帜，又对科学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高度的警惕。这都是独树一帜的。
再看鲁迅的“民主观”。他也同样地强调，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传播到中国来，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对民主观念提出了他的质疑。因为民主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选举就看多数人选谁，谁就当选。鲁迅在肯定这样的民主，民主选举在突破君主专制上的作用的同时，又产生一个担忧：如果过分地强调了少数服从多数，会不会形成对少数人的压迫？他因此提出警告：不要在摆脱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寡人专政以后，又落入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多数人专政。
正是出于科学崇拜和民主崇拜的警惕，鲁迅特别强调了“自由”的观念，尤其是个体的、精神的自由。他提出“以保证个体的精神的自由”为核心的“立人”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鲁迅的“现代化的想象”。当时不用这概念，叫做“近世文明”。鲁迅如此提出问题：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近世文明”？他说，中国需要科学的发达，物质的丰富，也需要立宪民主，这都是“近世文明”，也即“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根本的，“根柢在人”，在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也有了宪政民主，但个体精神自由受到了压抑，那还是没有实现“近世文明”。他的结论是：“立国”先要“立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必须以人的解放，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核心与指归。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想象、理想，也同样是超前的。
顺便说一点，“自由”也是“五四”的基本观念。“五四”思想革命就是反对思想禁锢，主张思想自由，人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诉求。你们看陈独秀最早的文章《敬告青年》，一开始就说“人是自主的，而不是奴隶的”，强调人的独立和自主。李大钊也是特别重视政治自由。胡适更是对精神自由一往情深。我们讲“五四”传统，如果只讲“科学”、“民主”，不讲“自由”，也会形成遮蔽。
“五四”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平等”。我们经常讲“五四”最重要的是“人的发现”。具体地说，“五四”有三大发现。第一，妇女的发现。在传统中国妇女是没有地位，没有独立人格的，是“五四”把妇女的独立性凸显出来，今天很多人讲女权主义，在中国最早就要推到“五四”。其二，儿童的发现。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儿童是大人的附属品，依附于大人，没有独立性，更没有独立人格。是“五四”强调儿童是人的生命发展的独立阶段，有自己的精神发展的要求，应得到尊重与保护。其三，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鲁迅自己有个说法，他过去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以为农民不过是花花草草，生命是轻贱的，后来才懂得农民也是人。“五四”如此强调了妇女、儿童、农民和下层人民独立价值和独立人格，这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中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用今天话说就是弱势群体。我看今天还是如此。“五四”重新估定价值，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肯定这三大弱势群体在传统中被忽视、抹杀的价值与权利，这背后就隐含着“平等”的观念。
鲁迅无疑是“五四”平等观最坚定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的“救救孩子”的一声呐喊，他对“祥林嫂”（妇女）们和“闰土”（农民）们的命运的关注和描写，都是开创了中国新思想、新文学的新纪元的。但鲁迅在平等问题上，也同样保持清醒，他提起人们注意，如果把平等的要求极端化，变成“夷隆实陷”的绝对平均主义，也同样会带来灾难。鲁迅对于平等，也同样持既坚守又质疑的态度。
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五四”价值重估所建立起来的新价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大传统，其实就是五个观念十个字：启蒙，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鲁迅的特殊性，或者我们说的“鲁迅‘五四’”的特点，就在于他在坚守这五大观念，以和“五四”先驱者保持总体一致的同时，又对之进行质疑，也就是把他的怀疑精神也贯彻到“五四”基本理念上，对可能产生的极端化造成的弊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
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下去：鲁迅为什么会对“五四”基本理念采取这样的“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态度？这不得不说到鲁迅或者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两个问题。
首先，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东方专制主义。因此，需要从西方引入科学、民主、启蒙、平等、自由等新观念，来打破东方专制主义的禁锢，以获得政治、思想上的解放。而这些新观念，它们都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理念。而鲁迅等中国思想先驱在接受这些西方工业文明的新观念时，在西方本土上，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已经暴露，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西方文明病”。比如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求学时，日本正处在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民主等极端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呈现，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开始尝受西方文明病之苦，从而引发了日本思想、文化、学术界对这些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的反思。这也就不能不深刻影响正通过日本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中国最敏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说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两个问题，一是直接面对的本土的东方专制主义，另一是在日本社会和西方社会里可以感受到的工业文明病。前者是现实的问题，后者是可以预见的问题，如何选择，
就出现了困惑。
于是，我们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大体上有四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承认西方文明可能有它的弊病，但强调在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因此主张先把西方的理念全部引进来，作为破除东方专制主义的利器，以后产生了弊病再来解决。这大体就是“全盘西化”的思路。第二种，看到了西洋文明的毛病，反过来觉得还是中国的传统最好。并进而想用中国传统来拯救西洋文明，以及拯救整个世界，这就是“五四”时期，以至今天的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因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提倡者，辜鸿铭他们并不是不懂西方文化，甚至可以说是精通西洋文化，深知其弊病的，才会有转而从中国自身传统中来寻找出路的想法。第三种，就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试图用西方最具批判性的思想，来同时担负两个任务，既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的社会，新的文明。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人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三种选择，或全盘西化，或拒绝接受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通通批判，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但都旗帜鲜明，态度决断，并都自以为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基本思维方式上其实是相通的。而鲁迅的选择，我称为“第四种选择”。鲁迅从一开始就认定，任何文化选择都是有弊端的，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不试图找一个能够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文化，而宁愿采取一个很复杂的态度，既有所选择，又同时进行质疑。这样，他的立场就有点模糊，不那么鲜明，不那么干脆，不那么明快，不那么彻底，甚至充满矛盾，而鲁迅正是要正视矛盾，在坚守与质疑的往返中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索，他的思想也因此得到不断深化。这也同时是一个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往返掘进的心理过程，鲁迅有勇气正视和承担这样的探索中的精神痛苦。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不因此而消沉，他始终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用他的话来说，他总要找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走。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他不讳言自己的选择是“偏至”的，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他首先是有所“坚守”的，对“五四”启蒙主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主导方向，他是从来也没有背离过的；他的特殊，也是过人之处，在于他不走极端，对绝对化的思维和行为，保持高度警惕，有极强的“限度”意识，因此也就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留，永不放弃，他是永远“听见前面的声音”，永远“往前走”的“过客”。
在我看来，鲁迅这样一种“既坚守，又质疑”的“第四种”文化选择，在当下中国，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旨所在。
当下中国，跟鲁迅那个时代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和很多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讨论中，我经常要引述鲁迅的两个观点。
鲁迅说，中国社会是非常特别的社会，它把几十世纪缩在一时。有的地方已经有了电灯，有的地方还点着油松片；有的地方坐飞机，有的地方还是用独轮车；有的地方大讲人道主义，有的地方还在吃人……各世纪的事物都挤在一处，摩肩挨背地存在着。我由此而想到，当代中国正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社会。比如说你到贵州农村，到西部边远地区
去看，那里大体上是处在前现代社会；你到中部地区去，湖南、湖北那里已是现代社会；你到北京、上海，就大有后现代社会的味道了：三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就像鲁迅说的，都摩肩挨背地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而现实又远比这个概括还更要复杂：在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也有大量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东西，北京、上海的某些方面，某些角落，还存在着前现代的东西，这样的犬牙交错，就更复杂了。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状态，我们的立场选择就非常困难。我就经历过这种尴尬，我举个例子。我在北京，用后现代的眼光去看贵州，就觉得随着贵州工业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子弟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民族文化就会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我为此忧心似焚，就跑到贵州专门跟少数民族的大学生谈话，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本民族的语言，不然你们民族文化就要毁灭了。讲完后有个学生递上一张条子，说你谈的文化毁灭对我来说过于遥远，我最关注的是我如何找到工作。学习民族语言找不到工作，学习汉语可以找到工作，学习英语更能找到工作，请钱教授告诉我，如何学好英语？面对这位少数民族学生的提问，我无言以对：我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关心工业化可能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而他身处在前现代的社会，对他来说，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是第一的。这样，由所处不同社会面临的问题不同，就出现了认识上的错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身处的社会太复杂，我们面对的问题太复杂，我们的立场与态度也必须复杂。和前现代的、现代、后现代一起对阵，你能用简单、明快、绝对的思维去对待吗？
这里还要说到鲁迅的另一个判断。他是在上世纪初，说我们现在一方面面临着“本体自发之偏枯”，也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禁锢，另一面又遭遇了“交通传来之新役”，也就是西方传来的现代文明病，鲁迅说“二患交伐”，“中国之沉沦”就越来越加快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鲁迅当年的焦虑，是不能不有更多的感慨。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确实有许多进步，但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鲁迅当年所感到的困境：中国现在虽然没有了皇帝，但东方专制主义依然以另一种新的形态继续延续下来，也就是说来自中国传统自身的“本体偏枯”还未根除；而“交通传来之新役”即所谓西方文明病，在鲁迅那个时代，还是一个刚刚传入的新病，而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文明病到处蔓延，有的地方已经病入膏肓了：任何有现实感的中国人大概都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二患交伐”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危机。
这样一个二患交伐的社会状况，就决定了在思想文化上我们也要两面作战，既要反对新形态的东方专制主义，又要警惕西方文明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甚至是相当混乱的局面。而且几乎表现在一切问题一切方面。
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五四传统问题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就存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思考，形成两股思潮。
一股是否定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主义的思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从去年到今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非常起劲地批判普世价值，将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主义通通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妖魔，宣称“东方无产阶级”要彻底与之决裂。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回潮，不过今天打的是“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旗号。
对“五四”传统的否定，还来自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指责“五四”引入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主义，重新估定价值，导致中国传统的断裂，罪不可赦。
否定“五四”传统的第三彪人马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信徒。本来后现代主义对科学、民主、启蒙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进一步从根本上消解一切价值，一切理想，就有了问题。
另一股将物质、科学技术极端化的思潮也不可忽视。这其实就是鲁迅当年所最为担心，最要警惕的，在今天的中国，都变成巨大的现实存在。把科学技术的提倡推到极端，变成科学崇拜，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科技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用“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同时，鼓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物质崇拜和金钱崇拜，从而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
值得注意的，还有人从民主崇拜出发，把鲁迅对民主的质疑，视为“反民主”而大加讨伐。这些人面对新形式的东方专制主义，提倡民主，是值得称赞的；但他们不能容忍鲁迅对民主的质疑，就恰恰暴露了他们对自己倡导的民主缺乏反思，以为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反而是预伏着某种危险的。还有的人，把民主和自由对立起来，平等对立起来，这都是有问题的。
面对这样两股潮流，两种倾向，我们就绝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和方式来对待：要么要民主，要么就不要民主；要么要科学，要么不要科学。在当下这样复杂的思想状况下，鲁迅的既坚持又质疑的立场和态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启示我们，必须以一种复杂的态度来面对“五四”的传统：既要坚持“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启蒙传统，又要超越“五四”，清醒意识到“五四”传统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而且发展到极端可能还有弊病。简言之，面对新形式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们必须坚守“五四”传统；面对西方文明病，我们又必须超越“五四”。在这二者的张力中确定我们的立场，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批判性立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鲁迅‘五四’”的最大意义。
下面，我再就当下思想文化界有关“五四”传统、鲁迅传统的两个问题，作一点更具体的分辨与讨论。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的，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指责“五四”批判儒学就是断裂传统。对此，我想作两方面的回应。
首先，“五四”确实在批判儒学，但我们要追问的是：批判的是什么？这样的批判合不合理？“五四”的批判主要有二，一是针对把儒学神化、宗教化，甚至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神化的倾向，要批判的是“中华中心主义”，即以中国文明为世界上最完善的文明，应该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并且不许批评，不可触动。这样，对内就必然导致自我凝固，失去自我发展的动力；对外必然导致自我封闭，而拒绝对外来新思想的接受和吸取。而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五四”时代，正需要对外开放，对内进行改革，因此，就必须摆脱“中华中心主义”的禁锢，破除儒学神话，中华文明神话。应该看到，中华中心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当下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所谓“大国崛起”，中华中心主义正甚嚣尘上，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在大谈中国拯救世界，不仅以经济硬实力拯救世界，而且还要以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软实力来拯救世界。这正是一些人特别不能容忍“五四”对儒学的冒犯的原因，而在我看来，这股“中华文明世界第一”的思潮，正恰恰证明了“五四”批判“中华中心主义”的必要性、合理性与深远意义。其二，“五四”批判的是独尊儒家的倾向，其批判锋芒是指向文化专制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家。但汉代“罢黜百家”以后，就不断有人要把儒家捧到独尊的高位。到袁世凯宣布要以孔教为国教，就更使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五四”先驱者所要批判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上的儒家专政。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人批评独尊儒家，同时又在推崇诸子百家，特别是对墨家的推崇，鲁迅、胡适对墨家都有很高评价，以至有研究者认为，“五四”时期是一次“墨家的复兴”。——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我们现在对墨家认识不够，以后有机会我想专门谈谈墨家，在我看来，墨家是中国最早的志愿者的草根组织，中国的志愿者运动的老祖宗要找到墨家，至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这就说明，“五四”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相反，“五四”批判独尊儒家，正是要回复中国诸子百家的传统，其实这也是对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的历史本来的面目的复原。问题是今天的一些新儒家要重新独尊儒家，鼓吹儒教专政，自然就不满意“五四”对儒家的评价。在他们的逻辑里，不独尊儒家，就是全盘否定儒家，甚至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文化断裂现象呢？是存在的，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有点一代不如一代。我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就相当地陌生。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在知识上有两大缺陷：第一，我们外文太差，比起诸位差一大截；第二，我们传统文化根底不厚。在座各位的外语比我们强，但你们的传统文化修养恐怕还不如我们。问题是这样的文化断裂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五四”对儒家的批判导致的吗？我觉得有一个事实解释不了，因为“五四”以后的几代，一直到我们的老师，比如朱光潜、王瑶、季羡林这一代，他们的传统文化修养都非常深厚，可以说一直到上一世纪四十年代都没有发生文化断裂。断裂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开始，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到文革就更发展为批判“封、资、修”。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封建主义文化，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叫资产阶级文化，所有的苏联文化和左翼革命文化都是修正主义文化，统统都在批判、扫荡之列。在这样的文化、教育思想和政策、氛围下，自然要发生文化断裂，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而且和世界文化断裂。当然，作为具体的个人，即使在这样的氛围下，也还是有人在努力地继承传统，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文化断裂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创伤，是一时间很难修复的。这些年大家都在议论为什么在人文科学方面没有出现“大师”，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断裂是主要的原因，这是体制的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最大恶果。如果把文化断裂的罪责推给“五四”，推给鲁迅那一代人，实际上就是掩盖体制的专制主义的罪恶。我们今天需要解决文化断裂问题，强调要重新学习、继承传统文化，这是历史的需要。但我要提醒的是，绝不能回到“独尊儒家”的老路，对一切鼓吹“中华中心主义”，制造关于儒家、孔子，关于中华文明的新神话的企图，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绝不能把文化断裂的问题推给“五四”那一代，这不符合事实，更会遮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专制主义问题。
第二个问题：启蒙主义会不会导致专制主义？这需要做仔细的分辨。有两种启蒙主义：一种自命的启蒙主义者，以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自居，要把他所认为的真理强迫灌输给年轻一代。这样的启蒙主义就带有专制主义性质，是我们应该拒绝的。而鲁迅式的启蒙不是这样。鲁迅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他一再表示，第一，我不是国师；第二，我不是导师。他的理由也简单：我自己都不知道路怎么走，我怎样给别人指路？他明确地知道自己并没有掌握真理，只是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的启蒙，不是要把自以为掌握的“真理”宣示给我们，而是要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真理。
我曾作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把鲁迅的演讲和胡适的演讲作比较。大家知道，鲁迅和胡适当年在北大都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他们的讲课和演讲都吸引了大批的学生。但他们的讲课和演讲风格大不一样。胡适是“导师”型的，他很自信，认为自己已经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路，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只要按照他的路走，中国就有希望。因此，胡适演讲的最大特点就是简单、清晰，明确地告诉在座的学生路该怎么走。有人回忆，听着听着，学生的眼睛就发亮了，听完演讲，学生就满怀欣喜地决心跟着胡先生走，一条光明大道就在前面。鲁迅就不一样，他一开口就说“我实在不愿意来讲，因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绝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他还特别怕学生鼓掌，说你们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最有意思的是，鲁迅演讲，刚提出一个观点，自己马上就把它给颠覆掉了。比如说他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针对“五四”提出的命题：妇女解放的关键是要走出家庭，指出：如果仅仅走出家庭，没有掌握经济权，恐怕最后还要回到家庭。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论断，但鲁迅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如果要问，怎么争取经济权？我也不知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了前面的论断的力量。他还说了一句后来广为传播的话：中国的改革非常困难，就连把一个铁炉子搬过来都要流血。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改革呢？鲁迅还是说：“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鲁迅不仅把自己已经知道的，坦率地告诉大家，更把自己不知道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样坦率地告诉大家：他的目的是要你和他一起来思考。这样的演讲者，这样的启蒙者，大概是很少见的。因此，我常常想，听鲁迅演讲大概非常吃力，很费劲，不像听胡适演讲那样轻松，因为你一边听，必须一边紧张地思考：他讲得对吗？听胡适讲用不着问这个问题，他讲的肯定对；听鲁迅讲，就要问“对不对？为什么？怎么办？”这也是鲁迅要求、引导你问的。听鲁迅演讲，人的思维是高度紧张，也高度活跃的，这正是鲁迅演讲的目的：不是要你接受他的观点，而是要逼迫你思考，告诉你如何思考，更准确地说，是要和你一起思考，一起探索。——这才是真正的启蒙。
最后，再简单地说一说：我们当下为什么特别地需要鲁迅？我以为鲁迅有三个“拒
绝”，今天特别有意义。因为时间有限，这里就只是提出问题，而不展开来说。
第一，鲁迅拒绝被体制所收编，他一直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被体制收编正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第二，鲁迅拒绝被任何一个思想体系所收编。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广泛地吸取各种
思想资源，但他对任何思想体系都保持独立的态度，既吸取，又进行质疑。我们可以说鲁迅接受了谁的思想影响，但他绝不当其思想的俘虏。比如，他深受尼采思想影响，但绝不是尼采主义者，他对尼采有独立的批判。他实际上深受儒家影响，但他绝不是儒家的信徒。这恰恰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总是被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自己信奉的对象
所俘虏，走不出来。我们现在要么什么都不信，陷入虚无主义，一旦信奉什么了，就被收编，成为信徒，而信徒不但在“教主”面前没有独立性，而且还具有排他性。
第三，我觉得最可贵的，是鲁迅不企图收编我们。鲁迅不希望我们都成为他的崇拜者，他更讨厌信徒。这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东西。一个是自觉的“限度意识”。我在前面的演讲里，已经一再强调，鲁迅在坚持“五四”的科学、民主、启蒙等观念时，不但非常清楚其价值在哪里，更清楚其限度在哪里。现在，我还要强调，鲁迅对自己的限度，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做不到什么，局限在哪里，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就像我们一开头就说的那样，鲁迅很清楚自己在“五四”的位置：不过是“呐喊”而已，绝不是、也做不了“主将”。这同时就蕴含了一个“自我质疑意识”。鲁迅的怀疑精神的彻底性，就表现在他的自我怀疑。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无情地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我们这些年都在呼唤“批判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批判知识分子有真有假，判断的标准就看他是否像鲁迅这样批判自己。鲁迅认定自己只是个“历史的中间物”，绝不是“前途的目标，范本”。因此，他写文章，作演讲，都只是提出另外一种思维，和我们平常思维不一样的想法，并不要求我们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是要求我们去思考。在这样一个知道自己的限度、自我质疑的鲁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他给我们一个充分的独立思考、怀疑的权利，包括怀疑他。
这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出的命题：“鲁迅‘五四’”仅仅是五四传统的一个方面，当然，经过讨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独到的，有超前性的，又有现实性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即使如此，鲁迅的“五四”也不能代替胡适的“五四”，李大钊、陈独秀的“五四”，蔡元培的“五四”，他们是既统一又互相矛盾、补充的思想共同体。
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鲁迅所有的观点，给我们只是启示。我们都可以进行质疑，完全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包括我的分析。也许这些观点背后的精神，是更加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彻底的怀疑的批判精神。即使像启蒙主义、科学、民主这样成为潮流的，成为公意、民意，成为时尚的思想，甚至是自己信奉的思想，他也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自我质疑。而这样的怀疑、批判，又是建立在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之上的。在我看来，这样的批判、怀疑、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我想把这最后总结的八个字送给诸位，结束我的演讲，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主持人：
同学有什么问题，可以站起来大声、简洁地向钱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质疑。那位同学请说。
问：
西方文明的弊病有哪些？
钱理群：
科学、民主、启蒙更严格地说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思想，工业文明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在哪里呢？容易产生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这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在我看来就属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当然我们也看到西方文明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他本身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跟今天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长处，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我没有专门研究，当下西方金融危机，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暴露了消费主义本身带来的一种弊病，但我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经过这一金融危机又会进行新的调整，它们具有这样的调整机制、
问：
钱老师您对曾参演过的《三毛流浪记》这部电影以及故事的时代怎么看？电影最后是以三毛这个流浪儿迎接解放为结尾，是否有些宣传的影响？
钱理群：
看来这位同学看来对电影和对我本人有深入的研究。说起来也比较好玩，就是49年上海解放前我在上海读书，那个时候全上海市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我代表我们学校参赛，我记得很深，讲的题目是《诺贝尔的故事》。结果我得到上海市小学生演讲比赛的第三名，这样我的演讲才能就引起了关注。那时候我脑袋长的挺大、挺可爱的。后来有人找到我，我就参加了宋庆龄基金会的少年儿童剧团。正好是解放初期，导演、编剧都是地下党员，所以排了很多迎接解放的戏。我记得我演一个报童，到各个工厂、到部队去表演，这大概是我对新中国的第一个贡献。然后就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了，当时正好在拍《三毛流浪记》，选我做一个群众演员，实际在里面就有两个镜头，一闪而过。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场面，三毛被富人收为干儿子，举行很盛大的生日宴会，有一个富人带着一个男孩来参加宴会，这个男孩就是我。本来是群众演员，一共只有两个镜头，其中一个镜头被北大学生给印出来了，送给我了，所以我保留一张照片。不知道为什么，演员表里面把我列进去了，现在很多研究电影史的就会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演员叫钱理群。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关系，当然这样就认识了很多大牌明星。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签名本，这个签名本在文革的时候被烧了。实际上就这一次。人的命运也很有趣，我演完之后，就回南京读书了。如果我在继续在上海读书，没准成为一名童星。这样的表演经验对我还是有作用的，大家都觉得我讲课讲的很好，很会朗读，其实就是从小训练的。上课其实是有某种表演性的，叫作上课艺术。这样的上课艺术也许在大学里并不重要，但在中小学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三毛流浪记》的电影是解放前就开始拍，解放后才完成的，是跨两个时代的电影。电影以解放结尾。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整个社会各阶层都有一种解放感，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历史而否认前面那一段历史。我觉得《三毛流浪记》以一个流浪儿童最后迎接解放作为结局，至少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我对这部电影基本上还是持肯定态度。我还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后来《三毛流浪记》到南京来上演，就到我的学校去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谈到造成流浪儿童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时，我发言说都是战造成的罪恶。结果遭到了共青团的
大哥哥、大姐姐的批评，说我不区分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笼统地反对战争，是缺乏阶级观点的。后来我承认了错误，心里并不服，这种反战立场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基本的价值立场，也可能受鲁迅的影响，就是强调人的个体生命的重要性，任何对个体生命的摧残，我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这样一个彻底反战的立场，也受到很多朋友的评，但我还是坚持不变，这也就说明了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和记忆对他后来的影响。
主持人：
大家可以想象钱理群老师如果后来做了演员会是什么样，很有趣。另外我可以证明钱老师说了一句非常真实的话，钱老师是反战的，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我能当他的证人。美国打萨达姆，钱老师是不赞成的。
钱理群：
我不是不赞同打萨达姆，我不赞成打伊拉克平民。
主持人：
大家注意到我的用词和钱老师就不一样，我就是说美国打萨达姆，钱老师就说美国打了伊拉克。
钱理群：
那是平民。
主持人：
钱老师是不喜欢、很讨厌、厌恶萨达姆的，但又不赞成伊拉克战争，因为战争就要给平民带来伤害，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理解钱老师的立场。谁还有疑问？
问：
钱老师你好，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反应不是很强烈，或者是很平淡，请问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对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评价是什么？
钱理群：
我不是很熟悉这段历史，我对孙中山没有任何研究。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政党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和讨论的。
主持人：
我能不能替钱老师说两句？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当天正在写自己的一篇文章，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五四运动，他表现的确实比较冷淡。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很大区别的，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不完全赞成五四运动当天发生的事情，包括五四运动当天高举大旗的傅斯年先生，当他听说火烧赵家楼之后，他也不高兴。一定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局限为五四学生运动，这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孙中山绝对不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在乎，而是对五四学生运动不太以为然，这是我掌握的情况。
问：鲁迅小说中的“我”和鲁迅本人有什么关系？
钱理群：
鲁迅小说当中经常出现一个“我”的形象。鲁迅的作品有两类题材：一是写农民，一是写知识分子。鲁迅说，我跟农民之间、闰土之间是有隔膜的，我只能写出我眼睛里看到的农民。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鲁迅笔下农民形象都比较模糊，都具有象征性，不怎么太具体，甚至场景都有区别。鲁迅写的那些农民都在公共场所出现，鲁迅从来不写家庭里的农民，什么原因呢？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的外祖母是在农村的，我去看了看，他所看的农村只是他的一个观察，并没有深切体验。在他这农民题材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和主人公之间很明显有一个区别。比如《祝福》和《故乡》的“我”，在小说里，一方面是故事的叙述者，另一面鲁迅也要借此讨论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的关系。
而写到知识分子作品的时候，鲁迅有切身体验，笔下的知识分子就有血有肉，常常把自己渗透进去。像《孤独者》里的“我”和主人公魏连殳其实是一个鲁迅内在灵魂的两种外化，魏连殳和“我”是鲁迅灵魂两个自我的对话，互相诘难。
好，还有什么问题？
问：
老师你好，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跟鲁迅都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作家。目前中国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交锋也都比较激烈，当前这个社会似乎有这样的声音，说要弱化鲁迅，强化周作人。有人说需要周作人那样的境界，把鲁迅推下神坛，你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钱理群：
问题不仅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恐怕还有鲁迅和孔夫子的关系，鲁迅和胡适的关系，等等。我们通常的思维，是有孔子无鲁迅，有鲁迅无孔子，有胡适无鲁迅，有鲁迅无胡适，有周作人无鲁迅，有鲁迅无周作人，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地位。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夫子，又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鲁迅，好不容易有一个胡适，又好不容易有一个周作人，一共就这么几个人，是不是？干嘛非得要在他们之间制造对立？当然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甚至可以说有重大分歧，但他们各有各的价值。为什么要用肯定一个就得否定一个的思维来对待？这对民族文化的健全发展有好处吗？我们当然应该正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作为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对鲁迅、胡适、周作人有不同评价，不同的亲疏关系，有的人喜欢鲁迅，有的人则更亲近胡适，周作人，这都是正常的。问题是在作历史评价时，就应该更为客观，要看到他们的分歧，也要注意他们的一致，承认他们各自的价值，也不回避他们各自的问题。
事实上，不仅在鲁迅、胡适、周作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今天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大不相同的。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不同选择？这也是一个问题。有人说，当今中国的学界、思想界、文化界是一个名利场，大有追逐者，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讨论了。我要考察的是不在名利场的有自己追求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有四种追求都是有价值的：第一类，注重理论的追求、创造的理论家。本来知识分子的本职就是给社会提供价值理想，特别是当下中国、世界正处正在失去理想的时代，特别期待理论家的出现。理论家当然有现实关怀，但他也要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进行理论的创造。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但现在看不到这样的理论家。第二类，是鲁迅式的选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他的职能是对社会提出批判，心怀彼岸理想，对此岸一切不合理的，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进行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的批评，但他不是导师，不是国师，只是社会的清醒剂，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以怀疑的眼光，不断提出问题，是永远的批判者。因此永远处于边缘位置。第三类，是实践家，从事思想文化的实践，教育的实践，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他主要职能是把思想理论转化成一种社会的实践。第四类，专业化的人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所谓学院派的专业研究者，他的职能是进行文化知识的创造，传递和积淀。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对现实比较冷漠，有点脱离现实，钻在象牙塔里。但在自己专业范围内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我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同样应该受到尊重。
基本上是这四种选择。个人选择什么，要根据自己的气质，兴趣，主客观条件等等。这四种选择都有各自的价值，也有各自的问题，各自的局限，甚至陷阱。而且具体到个人，有时候时可能同时兼容几种职能的。就我个人而言，就将几种选择融为一体。我首先还是学院里的学者，我始终以主要精力作我的专业研究。但我同时又自觉地将自己的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批判资源，对现实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问题提出我的质疑与批判。但这样的批判常常从乌托邦的理想出发，有时候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完全按照思想者和批判者的观点办，有时会因为过于超前，脱离实际而误事，所以我对自己的批判，是有一条自我界线的，我的任务只是提出理想和警戒，希望别人能听我的意见，起一个警示的作用，但不起具体指导实践的作用。正是看到了批判的局限，这些年我又做了自我调整，部分地参加社会实践，教育实践，这是批判者和实践者两者之间的平衡，或叫脚踩两只船，一只船是批判，一只船是一定的实践。大家所熟悉的，我这几年参加中小学语文教育，参加教育改革实践，那就是实践性的。
思想和实践两种逻辑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关心我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介入，就知道我有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时期主要以思想者的姿态介入，对中学语文教育提出极其尖锐的批判，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太激进了。这是坚持思想者立场，要求彻底与超前，是不管具体操作的，这不是思想者、批判者的事。从实践者来看，就觉有些脱离实际。但这样的出于理想的批判的声音，是绝不可少的，没有出于理想的批判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思想者与批判者是为改革指方向和开道的。但仅有批判没有实践也有问题，实践者必须考虑现实、妥协，从现实的可能性出发，逐步推动渐进的改革，把思想者、批判者的理想变为现实。知识分子在思想者和实践者之间不断地转化，会带来很多痛苦，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和这里面一些经验和教训。
主持人，
那位将来是你北大的学生，已经考上北大研究生了。
问：
你告诉我们鲁迅是只破不立的思想家，他没有太多手段，他想打破这个铁屋子，我想问的是，既然他自己都不知道铁屋子被打破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这种生活比打破之前更糟糕，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打破铁屋子？
钱理群：
讲鲁迅只破不立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了，其实鲁迅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工作，他曾经说我们文化建设需要苦工，做实实在在、点点滴滴的建设工作。我曾经专门研究鲁迅去世的1936年，病重的时候他做了多少事？他翻译了好几本书，写了很多杂文，还印了很多画册，编辑了好几本杂志，这些都是文化建设工作。另外一个意思上说，鲁迅思想本身就是现代中国重大的文化建设成果。简单地说鲁迅只破不立可能不是非常准确。
至于说到“铁屋子”，这确实是鲁迅的矛盾所在。所谓“铁屋子”，实际是象征社会体制对年轻一代，对中国人的思想的束缚。最近就有一位教育家大声疾呼，说现在应试教育就是“铁屋子”，我们要打破应试教育的铁屋子。问题是，怎么去推倒铁屋子？推倒铁屋子以后会有什么问题？鲁迅相信两点：第一，他相信只有推倒铁屋子，打破对人，特别是对年轻人的思想禁锢，社会才会有进步；第二，他相信，即使推倒铁屋子以后，还会有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改革，奋斗。至于怎样才能推倒，推倒以后又有什么问题，鲁迅并没有现成答案，他还要继续探讨。鲁迅和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还要追究“自己号召青年推倒铁屋子，万一推不倒，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他的真正痛苦在这里。这其实是一切真正的启蒙主义者的痛苦所在。老实说，这也是我的痛苦。
这里不妨说说让我终身难忘，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有一年春节前，我收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孩子跟我说，钱先生我被学校开除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的经历，他是山东的一个男孩，非常聪明。在读高中的时候读了我的书，也读了别人的一些书，对中学教育产生怀疑，他反抗中国教育，就干脆退学到家里自学。他想考北大，但他估计自己的成绩考不上北大，就考了北京医学院，因为他听说北医要合并到北大去。结果他考上了北医。他本以为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作为北大的一部分的北医会给他自己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没想到，北医管得比他中学还严，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于是他反抗了，这回他是大学生了，就写文章对校方提出批评，有时也不上课，校方就拿他逃学为理由开除他。他的姐姐知道后，赶到学校求情，校方说只要他检讨就可以不开除。但他觉得自己没有错，拒绝检讨，学校就真的把他开除了。那天他父亲打了他，他从北医逃到北大来找我，找不到，就打电话给我。我当时听了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对他说：你别跑了，回到你父亲哪里去吧。鲁迅说过，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温饱，第三要发展，你还要学会保护自己。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来不及了！说完就把电话“啪”地挂了。后来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学生，心里非常
痛苦，而且很自责：是我唤醒了他，至少是唤醒他当中的一个，但我却不能保护他。更重要的是，我当初在讲鲁迅的时候，只讲鲁迅号召反抗的一面，却没有强调年轻人要善于保护自己这一同样重要的鲁迅思想。对我来说可能是学术论述的片面性，但年轻人看了我的文章，像山东这位学生，就变成了他的行动，并直接影响了他的命运。我从这里得到最大的一个教训：作为我这样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我的言和行必须十分地谨慎，稍有偏激之处就可能给年轻一代带来灾难。后来，我到中学讲鲁迅，就专门向中学生讲了这件事，并且和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仅和中学生，我对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说，，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曾经跟我们学校很多年轻老师说，很多问题你们别说，我来说。我不赞成让年轻人去做牺牲品。这背后确实有启蒙主义者，特别是中国的启蒙主义者的一个内在矛盾与困境：一方面，你要唤起年轻人的觉醒，年轻人觉醒了，就会起来反抗现实，就有可能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我看来，学校把那位山东学生开除，就是一种迫害），而你又无力保护这些年轻人。这是个两难选择：你不能不说，说的后果又常常是自己所不能把握的。这大概是鲁迅当年的痛苦，我们现在也多少有些体会了。
问：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可能学术界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以美籍学者林毓生为代表，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全盘的反传统。第二种是李泽厚先生为代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从最初开始的时候，就带有救亡的色彩，最终启蒙被压倒，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救亡启蒙的作用，好比说提出了民主，但没有提出法治。第三种观点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启蒙，只是为了救亡而已。我想问你一下，你个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一个观点，倾向于哪一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鲁迅是不是认为他自己的作品应该速朽的问题。刚才在你的讲座过程当中也提到，鲁迅对民主、科学、西方等等的一些价值也不是全盘接受。一位学者书中也提到鲁迅先生在实践过程当中还是辩证地去吸收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而且自己花了很大的时间研究中国古文化。像武大的邓晓芒教授就提出来说鲁迅是在行动，只是从全盘否定开始，把现代化希望留给未来。鲁迅在他的著作当中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认为自己的思想偏暗，不想传染给将来的青年。我想鲁迅先生认为在他的作品速朽之时，我们应该能够公正合理并且独立地理解和传承自己的文化。您以为如何？
钱理群：
问题很大、很多，我把它简化为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林毓生先生提出五四运动全方面否定传统，这我是不同意的，其实我刚才在报告里面已经讲出了我不同意的理由。
第二，启蒙和救亡的问题。我想同时涉及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五四传统就是爱国主义传统，这也是官方的解释，是有意识形态的引导的。刚才我的演讲里已经谈到“五四”运动至少是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两部分，两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五四”学生运动显然是一个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也确实有救亡的背景，中国需要改革，就是因为存在民族危机。但大家要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有高度的警惕和尖锐的批判。陈独秀甚至写文章批判爱国主义，认为爱国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是非理性的，很容易被利用。李大钊因此提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显然更强调人的觉醒，这更是“五四”的根本。因此，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但它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在于它发生在一个东方的处于落后地位的大国，它的启蒙的动力，不仅来自自身的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要求，而且也有面对西方侵略压力的民族危机感，也就是有一个救亡的背景。但如果因为有这样的救亡背景，而简单地把“五四”传统解释为“爱国主义”的传统，就会遮蔽“五四”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本质。我们更要警惕有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推销“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又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对象，因为它是和“五四”和鲁迅所强调的个体精神自由相背离的。
另外你刚才问我自己的立场，今天的演讲已经表明了：我主张坚持“五四”传统，同时超越“五四”传统。“五四”所提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没有解决。在当下中国，我认为自由、平等是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五四”时期提出的精神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社会平等，都没有真正实现。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迫切性。当然，我们还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西方文明病，比如物质至上，金钱万能，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等等，这都是“五四”先驱者没有遇到，或虽有警觉，却并不是当时现实迫切的问题。而且把“五四”的命题推向极端，也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又提出要超越“五四”。
问：
鲁迅和胡适都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他们之间的异同何在？你对这两种自由有何评价？
钱理群：
对胡适我没有太多的研究，我只能说鲁迅。鲁迅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内含三个概念：一、强调个体。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是个群体人的概念，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很少注意个体的人。所以鲁迅特别强调个体，在这一点应该和胡适是一致的。胡适在五四时期特别强调了个体的自由，我觉得鲁迅和胡适基本是一致的。二、强调精神。在五四这一代人看来，人不仅是物质的人，人之为人是人有精神的追求。鲁迅对物质主义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三、强调自由。他认为人的健全的发展，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要自由。因此，“五四”时期在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这个问题上，鲁迅和胡适是一致的。但到三十年代，他们之间就出现了分歧。主要是鲁迅更加趋向于强调平等，就更注重底层人民的“自由”，而胡适的自由观始终是精英主义的。再加上对国民党政权的不同态度，就有了鲁迅对胡适的尖锐批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有意思的是，胡适却始终认为鲁迅是自己人，一直到晚年，他还强调鲁迅是我们自家人。
主持人：
在台湾还强调这一点。
钱理群：
对，在台湾还强调这一点。刚才有同学提到周作人，鲁迅、周作人、胡适他们三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区别，但是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五四”新文化的一些最基本追求却始终是一致的。比如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强调要向西方学习，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的批判，反对尊孔。胡适说鲁迅是自己人，就是因为有这些基本的一致，而且是始终坚持的。当然，他们后来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胡适希望推动国民党政权的改革，实现欧美式的宪政民主和自由，鲁迅则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因而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但他的支持是有前提的。当他发现革命政党出现专制倾向，
有可能妨碍个体精神自由的时候，他也进行反抗。这也是他到晚年跟周扬和上海党组织发生冲突的原因。他说他们是工头，我成了新的奴隶了。这表明鲁迅和共产党的合作，支持革命，是有一条线，这条线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维护个体精神自由。而胡适支持国民党政府，扮演诤臣的角色，也是有底线的，也是要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维护个体精神自由，因此，国民党政府邀请他组阁，他最后还是拒绝了。所以我们可以说，鲁迅始终是体制外的反对派，而胡适则是体制内的反对派，他们都坚守自己的基本底线，维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的。刚才我说过，实践必须有妥协，但妥协必须有一个限度，到什么程度你是可以妥协的，到什么程度出了你的线了，你就不能妥协了。在这一点上，
鲁迅和胡适都给我们提供了榜样。由于我的经历、个性等等原因，在鲁迅与胡适之间，我更
倾向于鲁迅，同时我对胡适也保持最大的尊重。原因就在于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最可贵的就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很多知识分子一跟共产党合作就失去自己，另一些知识分子一跟国民党合作也失去了自己。唯独他们两个人，一个跟共产党合作，一个跟国民党合作，虽然也有过妥协，但在关键问题上，都保持自己独立，维护了个体精神的自由。这非常难得。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两位有不同选择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感到自豪。
鲁迅希望自己作品速朽，但我觉得他的作品不会速朽。鲁迅为什么希望自己速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即所谓“历史的中间物”，他是一座桥梁，处在黑暗和光明之间，因为反抗黑暗，当然为黑暗所不容，而他的全部价值就是和黑暗捣乱，当黑暗消灭，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就没有价值了，也应该消亡。因此，鲁迅最后给我们留的遗言是“忘记我”。我们研究鲁迅常常很矛盾，我们当然不愿意违背他的遗言，但我们确实又不能忘记他。因为他所批判的黑暗，不但现在存在，而且比鲁迅时代要严重得多，鲁迅还不会速朽，我们还要不断读他。鲁迅真正被遗忘，就意味着没有黑暗的光明世界的到来，那就可能不只是鲁迅之大幸，而且是中国之大幸，人类之大幸。但这样的光明世界只存在于彼岸，在此岸世界永远不会有没有黑暗的一天，在这个意义上，永远和黑暗捣乱的鲁迅，是不朽的。
主持人：
最一个问题。
问：
钱老师你好，刚才你在讲座中提到中国现在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合，现在一方面我们强调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越来越多地在实现，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你有怎样的看法？
钱理群：
什么？
问：
从社会实践角度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应该何去何从？
钱理群：
这个问题太大，我回答不了。但我可以讲一点，这是我这些年演讲经常讲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想和在座的年轻朋友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中国近100年的努力，我们最大的成功就是基本上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这么多的人口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这是非常大的成功。除此之外，我们还成功地解决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问题。这样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以为，我们国家正面临着四大重建的任务：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就是要寻找、建立一个最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合理的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个重建的重担大概就要落在在座的诸位年轻人的身上。关于这方面，我有不少论述和设想，今天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也算是我的胡思乱想吧。
问：
刚才老师赠言我们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八个字。但我觉得我们受到很多的思想束缚。能不能给大家指明一些东西？我们知识分子在国家和老百姓之间能够做什么。我想既然是知识分子，就应该为没读书的人、读书少的人，指出一些明确的东西。
主持人：
明白了，明白了。
钱理群：
我还没有听懂。
主持人：
叫你给指出点具体的东西。大家听明白了吗？
问：
没有。
主持人：
你是哪个系的？
问：
青少系的。我想农民工至少读书不多，我现在读书也不多，在座的大三、大四的某些同学，可能读得也不多。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更踏实的事情，把生活中每件具体的事情做好，那你肯定没有问题，但现在至少大学生都没有做到。
主持人：
你请钱先生谈什么问题？
问：
知识分子在生活中能够具体扮演什么角色？不管是为民请命也好，还是你自己组织起来也好。
钱理群：
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言说，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尽管现场反映是热烈的，可能你听得很激动，但是马上要回到你的现实中去。你会觉得今天我所讲的这一切，可能都是相当遥远的，和你实际要面对的问题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像我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会面临的困境。这里我就想讲一点，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样的精神。
在给北大学生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也说过“独立、自由、批判和创造”，下面有一个发挥和解释。我说，尽管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目标，但具体到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去经商，从政，做学术研究，做记者、编辑，还有其他各种选择。真正达到胡适、鲁迅那样高度的人是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平常人，作普通的公务员、商人、教师、记者，你最后是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我要讲一点，你既然受过这样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的熏陶，你就在普通的工作岗位，日常生活里，也要坚守某些东西。比如你从政，至少你要要求自己不要成为只谋求私利的政客，要成为有理想有追求的政治家；你经商就不要做一个奸商或庸商，也要作一个有追求，有创造的商人。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想胡适、鲁迅那样才叫批判、创造。你对某种思潮有所抵制，就是批判；你做事要坚守什么，有所肯定，那就是创造。独立、自由也一样。你当教师，就要做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做记者、编辑也要求自己有独立性。也就是说，要把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贯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内化为你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你可以在平凡的工作中做最平凡的事情，但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做事情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对我的学生就是这么要求的，并不期待他们将来都成为名人，大家，但希望他们无论是当记者，编辑，还是当教师，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都要有所为（这就是创造），又有所不为（这就是批判），这就够了。年轻时候，特别是上大学的时候，人都会有许多凌云壮志，但像我现在这样，人老了的时候，当年的同学聚会，真正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同学都很平常，但大家又觉得这一辈子过得还值得，因为我们老老实实地作人做事，守住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今天反复强调要守住一些东西，每一个人都要
有一个作人做事的基本底线，无论环境多么坏，也要守住，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我对诸位的最大期待。
问：
我想知道您刚才说的少数民族汉化的问题，如何判断出少数民族的语言、普通话，还有英语以及今后就业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鲁迅是不是上个时代的多余人物？
钱理群：
第一个问题估计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应该这样讲，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我觉得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必须要懂外语，因为这是文化交流必须的工具。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汉语和外语的训练，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少数民族的学生可能要多一个任务，你要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承担。这可能要费劲点，但应该尽量去掌握。在一个时期偏重哪个是一个操作的问题。
你说鲁迅是不是多余的人，我觉得多余这话不太准确，其实鲁迅是个边缘性的人物。我曾经说鲁迅他有一种热闹中的寂寞。鲁迅这个人他活的时候就是争论焦点，他死了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是争论的焦点，他始终处在热闹中。但我又觉得他很寂寞，因为真正理解他的人始终是少数。这大概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他好像在中心位置，实际上他是边缘的，这可能就构成鲁迅一个特殊性。
主持人：
那位同学提出少数民族的语言、汉语、英语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少数民族多好，还能掌握和汉族人不同的一门语言，一点不矛盾。
我们很感谢钱理群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演讲。钱先生的演讲我也很有体会。我知道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经历了100多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也不过90年，从1923年结束到现在还不到90年。因此我有一个观点，现在仍然是五四的时代，五四所面对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历史还在向我们提出必然要求，所以我说仍然是五四时代。再一个钱先生也提出要超越五四。我的表述是什么？接着五四往前走，如果说提五四不提民主和科学，就像中秋节没有月饼一样，这是冰心先生说过的话。我看有些人非常不愿意提民主和科学，想淡化它。实际上他们不愿意我们接着五四往前走，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在当代的形式是什么？这是我考虑的问题。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启蒙在我们当代就是人权和宪政。人权和宪政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科学在当代的实践。我觉得这是个问题。说超越五四，我倒有一个想法，五四先驱者、先贤们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自由和平等，但他们甚少提到法治、自治，我认为没有自治，自由就不能实现。每一个人都是个体化的、原子化的，那么他的自由不能实现，必须结成队伍。当下中国有一个最重大的使命，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契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没有这个落实，只是把这些东西写在纸面上，就没有这些价值的真正实现。还有钱先生讲到鲁迅、胡适，这些观点我都是非常认可的，胡适、鲁迅都是新文化中人，他们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果说有区别，我看大体上有这样几个区别：一、鲁迅先生强调了立人。鲁迅先生比较胡适先生不太那么重视立制度，胡适先生说要立人，那得靠制度，当然胡适的制度是英美模式的制度。二、胡适先生认为国民党不好，这是事实，只能改良、渐进，跟他合作、批评他。国民党不好，如果共产党来了就更不好，所以胡适拒绝跟共产党合作。鲁迅认为国民党不好，是一个事实，不好的共产党是将来式，将来不好我们再和他斗争，在那个时候共产党属于被压迫的地位，鲁迅站在受压迫者这一边。我觉得这两个人的选择，在相当大的意义上都无可厚非，并且凭我的精神直感，如果鲁迅活在49年以后，他和体制大概仍然处于相当不和谐的状态，对这个体制也是怀疑、批评的态度。这是我对钱先生今天演讲的回应。
今天我还想说说对钱理群的理解，我相信未来的一部分学人会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钱理群现象。我跟钱先生接触这么多年，有一个感觉，钱先生对自己的把握和认识非常准确，钱先生最早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最热爱的老师，他的课讲的实在是好，不仅是有学问，而且是整个生命的投入，窗外大雪纷纷，教室里一个浑身热气腾腾的人，还声嘶力竭地讲课，这就是钱理群。
还有钱先生给我第二个认识，他确实是精神界的战士，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他有一句话使我特别感动，他说我们可以把自己嵌得很深很深，最后把自己变成一个金子，但是我不能。因为周围的世界太寒冷、太黑暗，我不能把自己变成金子，我要把自己变成一块煤，跳出来燃烧，给世界带来些光明、温暖。
其实钱先生这段话一直成为我写在心里的座右铭，大家看，你们感觉我是不是许多方面都在向钱理群学习？后来我就觉得钱理群先生有一个变化，他不仅是一个批判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在自己走进老年的过程中，像小学生那样去当一个勤勤恳恳的建设者。钱先生最近几年到偏远的山区去给中学生去讲课。我觉得钱先生把批判型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和脚踏实地的实践者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我特别希望我们中青院能够请钱先生来当老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有了像钱理群这样的人，大概就不那么寒冷，也不那么寂寞了。让我们衷心地感谢钱先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