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全球战略”或“对外战略”，例如外交部发布的“对非洲政策”白皮书之类可否算正式的对外战略，还是有争论，而正式冠之以“国家对外战略”的政府文件确实仍然告缺，这是搞政策研究的学者比较诟病的一个方面。

　　近年来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最流行讨论的话题之一可能是“战略”。形形色色的战略议题被冠之以各种限制词，如地缘战略、全球战略、威慑战略、能源战略等等，不一而足。至于2010年以来在中国周边出现的种种状况，更使周边战略成为一时显学。不过，平心而论，战略这个词对大部分人来说总还是有些神秘色彩，被奉为某种高端之学，非为常人所道，经常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按战略这个词的原意是指战争中如何安排自己的力量以图战胜敌人的谋略，然后将其原意拓展一下，在现实世界中大抵就是谋划将来的意思，这本来就是可大可小的，大可达至国家谋取重大利益之计划，小亦可至某某公司的市场营销策划，甚至还有厕所文化战略之类。大体上来说，讨论战略就是讨论将来。从这个角度看战略讨论的热度上升，显然和中国对将来会发生什么有更热切的期盼有关。这种期盼似乎已然超越了专业人士的关注范围，直达民众层面，更是网络上的一大热门。此究竟中国之福焉祸焉，恐一时还难以判断。从“全民经商”到“全民论战略”，中国的发展之路似乎预示了一个强盛之国的兴起。当今舆论最热衷的话题是西方强国花了百多年走完的路，中国只用了三十年。这个观点的自然推论恐怕是，再用三十年，甚至都用不了三十年，中国一定更了不得，因此要赶紧未雨绸缪，把应有的战略首先要想清楚。这大概是我阅读《地缘大战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所做的心理准备。

　　令人佩服的是这本五十余万言的著作出自于非专业人士。虽然以中国当今学界的衡量标准，该书是否算学术专著似还可存疑，而作者本人也不屑于专业学界的标准。例如学界更重视的是论证，除非有相当整齐的论证过程，否则随便一个论断，就算是非常惊世骇俗，也并不就被认定为学术研究，这是学术与政论的区别。而作者的洋洋五百余页著作，似乎更像是就一个实在过于宽泛的题目所作的大量论断，因而更像是政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这并不分中西，标准是一样的，就像前一阵流行的各种关于中国如何“不高兴”的书，大概也没有人会认定是学术，尽管其所起的作用可能很大。本书作者并不乐于和学界为伍，这在作者的写作说明中就已经讲清。这当然很好，但其实作者也用不着因此而贬低专业学界，因为你拿一个跟学界标准不一样的成果来打倒学界的或智库的其他成果，其实是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

　　应当承认，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全球战略”或“对外战略”。例如我们的外交部发布的“对非洲政策”白皮书之类可否算正式的对外战略，还是有争论，而正式冠之以“国家对外战略”的政府文件确实仍然告缺，这是搞政策研究的学者比较诟病的一个方面。但没有正式文件不一定就代表没有战略，如果我们将战略理解为谋划将来的话。对中国来说，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国际体系并不是我们参与创建的，而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力以及已有的国际地位与现行的国际规制与范式客观上可能存在着潜在的矛盾乃至冲突，这就给中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这实际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以前中国很弱，所以就算中国有“满腹经纶”，要和不公正的国际体系论理，直至输出我们自己的理念，比如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就树立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大旗，冀望带领第三世界打个翻身仗，但这个雄心壮志和中国当时的国力全不相配，因此中国无论讲什么，主导体系的西方大国并不在乎，反而将中国作为他们制约苏联的一张牌来打。可见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究竟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是要等中国有足够国力的时候才具有真实的意义。这个时刻现在来到了吗？

　　从包括丁力在内的诸多中国专业和非专业人员都越来越感兴趣于中国国际战略这个事实来看，中国的发展与成长至少在中国的精英中已经产生反应，甚至发酵为数十万言的“策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年的“满腹经纶”急于输出革命理念大谈改造世界体系之必要的言论并没有引起西方的关注，如今中国主张和谐世界共谋繁荣不再强调挑战国际体系的合作姿态反而激起西方的怀疑。可见西方大国关注的是你有多大力量，而不是你在说什么。中国国内的热烈讨论和西方大国日益上升的怀疑说明这个时刻也许已经到来或正在迫近。正如本书的副标题给出的那样，“中国谋求在未来国际社会的恰当位置”，作者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谦虚和冷静，只是要一个“恰当位置”，但至少表明作者对中国现在的位置是不满的。至于这个“恰当位置”究竟在哪里，作者的观点大致是在地区霸主和全球霸主之间摇摆。以作者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国家是自然趋势，为此作者甚至将通行的地图侧置，以使读者可以看出日本列岛和菲律宾群岛只是中国的海洋两翼，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则是陆地的两翼等等，由此阐发，作者也引用了诸如美国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观点，即谁控制了某某地区就是控制了整个世界等等。这种控制某某等于控制某某的推论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有没有意义呢？在早期的殖民时代，列强就是这么干的，马汉的海权论也好，沙俄与英国在阿富汗的争夺也好，都是控制什么的反映。这最终造就了今天的国际体系，但这是否表明未来国际体系的发展必定仍然按照这个路子呢？这个问题值得斟酌。

　　中国人看天下大势，历来有从容不迫指点江山的姿态，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都是难以证伪的正确之论，只是并没有告诉你怎么分、分多久，怎么合、合多久。而这实际是关键，光讲一个结果并不会帮助你理解当下。而这恰恰是讨论大战略的宏论最容易犯的错误。观察国际体系的演变也是如此。谁都不会反对国际体系是要变的，但没有人知道它会怎么变。以过去的经验来推断以后要发生的事，其中包含的风险非常大。西谚云，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资本主义兴起之初通行有效的地缘政治理论在数百年后是否仍然有效，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预测，因为世界变得太快。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不厌其详地讨论中国古代的纵横之术，意在证明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好了，把祖宗的智慧狡诈谋略与地缘政治的进取攫夺控制混为一体，就可发展出当代中国的大战略。这种观点在今天仍唯力量之马首是瞻的现实世界，也许也没有错得离谱，但关心中国的大战略的人仍然需要明白，中国之所以要讨论大战略，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取得长足的进步，GDP总量突然达到了世界第二。试问三十年前整个世界，有哪个智者曾经预测到这一点呢！既然对今天世界体系中出现的最重要结果以前从未有人预见到，我们又凭什么认为我们有能力预见到未来三十年世界一定会出现什么结果？中国对现行体系有所不满，这没有问题，但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现行体系，这应当也是公认的。这个状况使中国在思考未来世界的格局和中国应该怎么办时有可能面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挑战，因此仍以传统地缘政治的观点来预测中国的行为和政策，就有可能非常离谱，来预测国际体系的变化轨迹，也可能错误。

　　这个问题涉及本书论述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即没有对当今世界体系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加以足够的评估，那就是迅速发展的全球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上个世纪特别是冷战时期对国家基本性质的看法，但全球化令人惊异的进程正在改变很多国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使谋求利益最大化仍然是国家的本质，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谋取也是一个大有讲究的课题，以至于美国人也提出了如何运用“巧实力”的问题。因此，在信息、人员、资本、技术和商品高度流动的技术时代，大量投资从发达国家直接流入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在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造就了新兴大国的崛起，并在一个难以预测到的时刻，对产业逐渐空心化的资本输出国造成了重大的反弹。不久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使得今天华盛顿更需要考虑的恐怕不是中亚的草原和其所代表的地缘政治意义，而是如何摆脱财政和金融危机，因为后者处理不当将直接导致美元地位的崩溃直至帝国的衰败。作者当然可以辩白说本书讨论的是地缘战略，因此没有必要引入全球化之类的无关因素。但国家的地缘战略是基于国家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不抓住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特征，把所有的论点建筑在就算是经典的地缘战略理论之上，也可能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

　　这样就回到本文的题目：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战略？笔者并不否认本书作者的一些基本观点，甚至把世界仍然看成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也没有什么大错，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思考未来中国之命运时仍只停留在扩张还是不扩张、如何使他人臣服等古老议题上，可能是找不到出路的，也未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中国的地缘位置并无任何特殊性，而是长期的历史与民族变迁所形成的，把地图做成使中国处在世界的中心，并不表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然也不表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事实上很多国家在做世界地图时都偏好把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央，以凸显本国的“独特性”。当所有国家都有各自的独特性时，这种独特性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中国有十四个陆上邻国和八个海上邻国，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理由，为中国以前的政策失误辩护，也不会成为中国今后一定要做和他国不一样的行为的根据。例如当年我们甚至有把革命的意识形态向非洲输出，这和我们有多少邻国毫无关系。相反，中国在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如果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这就是成功的发展。

　　何谓普通国家？普通国家首先不是非常有异于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并不声称自己因为有特殊的地理或文化或历史或特殊的任何东西而要求他国给予特殊的待遇。一言以蔽之，一个普通的国家就是他国能够接受和理解也接受和理解他国的国家。当年邓小平在联合国演讲向世界承诺中国决不称霸，不就是因为我们认为霸权国家既不接受和理解我们，也不为我们接受和理解吗！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在国际政治中远远没有得到贯彻，但却是世界政治道德的黄金律之一，如不干涉内政原则就是该道德律的外化，虽然很多国家并没有照做，例如头号超级大国常常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或己有所欲好施于人，但这个准则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在中国日益强盛之日，我们是否应该郑重思考这点呢！

　　由此推论，中国的战略如果仅仅落实在中国可以得到多少应该得到多少还需夺取多少，恐怕是不够的，甚至是谬误的。中国今日的发展产生于高技术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把各国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这和鸦片战争时代强国殖民他国争夺领土权益差之又岂止千里。今日之中国并无“生存”还是“不生存”这样的问题，而是如何成长为令他国尊重也尊重他国的文明昌盛国家。牢记我们在近代史上所受的耻辱不一定有助于中国成长为这样一个大国，坐拥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一定帮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信。中国已处在国际体系行将变革的前夜，中国正是这场变革的主因之一，从这个角度考虑中国的大战略，如何融入、参与、改造乃至主导国际体系和规范的演进是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因为这将涉及中国和所有主要大国与邻国的互动，我们需要相应的战略，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的国际环境好像突然因中国的强盛而变得复杂乃至困难起来，相信这也是像丁力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的机会，因此而建构起超越地缘观念的真正的大战略，则国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