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汉阳陵值得去吗:评估冷战后秩序：“单极-多极”平衡 中国的全球战略

评估冷战后秩序：“单极-多极”平衡
中国的全球战略 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字号 巧妙走向多极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转折点，因为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试图重新评估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以期确定应该在美国的优势地位面前采取何种策略。
中国的新外交更注重多边主义，以及与主要大国（包括美国）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美国方面普遍认为这种外交“默认了现状”。美国认为，中国没有谋求通过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的目标是成为“现状下”的参与者，接受现有的全球规则。在外界看来，中国充其量只是追求“务实多于原则”。
然而，中国其实是考虑到了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对现有单极和多极世界趋势进行了认真评估，然后才据此采取了新手法。
冷战后时期，中国根据美国实力占据优势的形势作出了调整，事实上延续了反霸权战略，推动多极化，并且在不乐观的环境中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以推动和平与发展的议程。
本章首先着手探讨中国基于“单极-多极”态势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战略评估，然后讨论在美国实施防止地区挑战者崛起的霸权战略后，中国怎样作出回应，与所有主要大国培养伙伴关系，以期把国际关系放在符合新安全观的合作安全、平等和共同发展的全新立足点上。
本章批驳了中国默认美国优势地位的说法，旨在凸显新安全观在哪些方面与“小布什主义”形成了对比并构成了替代选择。
评估冷战后秩序：“单极-多极”平衡
尽管美国在冷战后显然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的分析人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讨论本国的选择时认为，由此形成的世界秩序并非单纯的单极秩序，而是一种“单极-多极”态势。这种态势的特征是一种“五星模式”：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四个主要大国--欧洲（视作一个大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在他们看来，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最终将是多极化的决定因素，但当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软弱和不团结的状态。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多极化主要将通过主要大国间的相互制衡和平衡得到促进。
他们认为，“单极-多极”平衡取决于五个主要大国间的竞争，由相对综合国力来决定。综合国力这个标准本身是中国的分析人士争论的话题，但人们通常认为重点是科学技术、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发展状况。
他们还认为，“五星模式”不是一种战术安排，而是美国支配的单极状态与其他四个主要大国相互制衡的多极状态的不断调整。之所以发生调整，是因为所有大国一方面合作保持世界稳定，另一方面又相互制约，在国际秩序的边缘争夺战略优势。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单极-多极”态势的曲折发展显而易见。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显著地展现了自身巨大的军事优势，但其经济却饱受赤字困扰。在中国的战略家看来，单极世界的梦想是美国无法消受的梦想。美国与主要盟友--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也更加难以处理。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这也表明欧洲和日本都不太愿意继续充当美国的低等伙伴，而是希望更加平等。与此同时，俄罗斯拥有战略核力量和一定的科技和经济潜力，它仍然被视作主要的军事强国。
1995年，在世人眼中，全世界正以“令人目眩的步伐”走向多极化。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美国把中国视作潜在对手，正逐渐采取一种先发制人的遏制战略与中国打交道。从中国的战略视角来看，美国谋求全球“民主化”，其实是在谋求单极化。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没有消褪，反而加强了，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人权与民主”等问题上，正走向与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面。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主权构成了侵害，随着第三世界意识的觉醒，这必定会激发进一步的冲突。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开始恢复实力，“单极-多极”态势加剧。美国、日本与欧洲的经济竞争激化，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不仅是对冲基金引发的一场货币战争，更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垄断资本争夺金融影响力的较量。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为稳定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仅在东亚地区，也在其他主要大国当中赢得了赞誉。在中国看来，这推动了多极化的趋势。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从总体上看多极化的趋势明显是在消褪。邓勇指出，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都并没有真心想要成为独立的一极。它们的经济都不景气，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中国忙于本国的经济重组。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则开始复苏。利用技术革新（尤其是高技术武器）的优势和文化影响力，美国在重新确立自己的实力优势。通过振兴北约和与日本的军事同盟，美国得以再度接纳欧洲和日本成为低等伙伴，并控制它们不断增强的信心，同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从而削弱多极趋势。
由于单极趋势与多极趋势处于这种严重失衡的状态，在着手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时，美国几乎可以不受挑战地执行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分析人士来说，这场战争标志着美国的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进入了新阶段，美国试图创造一个“新帝国”，而这个帝国预示着一轮又一轮的新的侵略行动，这将使许多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美国正在加紧实施全球战略部署，准备“对所有敢于反抗（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国家采取遏制和围困手段，甚至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不过，中国“一个超级大国，四个主要大国”的全球模式抓住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固有矛盾。尽管美国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大国，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区展开干涉行动，但是“即便像美国当前这样强大的实力，也不可能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占据上风”。美国根本无法控制全球议程。它不得不依靠北约来对南斯拉夫发动集体打击，它未能围绕对古巴和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的治外法权、在联合国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等问题求得共识。这些证据都表明，尽管美国能在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但它把自身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为了实现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不得不遏制潜在对手，但同时又必须与其他主要大国保持一致行动，以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与其他参与者联手合作，而不是与它们对抗，因此，美国推动了一种有利于提高其潜在对手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合作。
尽管美国得以巩固军事同盟并破坏多极趋势，但单一民族国家采取自主行动的空间并未像冷战期间那样彻底萎缩。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许多国家都不愿意接受美国的霸权。
随着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发展中国家谋求抗拒西方政治制约性和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南南合作”开始复苏。拉美国家在1994年联手组建了自己的地区组织--“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从诸多方面看，东盟是冷战的产物，但该组织也开始向新的方向扩展，接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国家。与此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与1994年在南非取得胜利，这也标志着发展中世界复兴的转折点。
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大获成功，它们把美国视作保持全球金融稳定的世界经济领导者。然而，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下，它们过于仓促的金融改革导致对冲基金肆无忌惮地对它们的货币发动了攻击，致使政府倒台。它们的信任感不复存在。在这些国家艰难地谋求重建本国经济时，它们开始通过亚洲合作来探寻减轻依赖性和脆弱性的新方式。
不过，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它们仍然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外交关系。因此，虽然存在越来越广泛的对抗美国霸权主义的潜力，但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大多数国家尚不愿意挺身而出，组织一场团结持久的反霸权运动。
中国在这些情况下的战略是继续“韬光养晦”。与此同时，主要大国间经常性的关系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外交运作的空间，在避免占据领头位置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迂回前进，力挺别国的倡议，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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