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霜盖子不弹起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智库六人圆桌会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新周刊>>第303期



无论是民间智库，还是官方智库，都需要保持独立性、提高学术质量与增强世界影响力。


薛澜：政策分析市场的存在与智库本身同等重要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我国民营智库数量也不少，但几乎没有可以跟体制内智库相比的。目前也还没有一个很有效的市场来让民营智库有效参与政策分析。

　　民营智库运作得好，就有可能促进政策研究市场的竞争。但另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并不是说只要是民营智库，就一定能够保持客观独立性。民营智库也完全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其独立性。例如，民营智库的客观性也有可能受到其经费来源的影响或受到其研究者立场的影响。

　　根据我们对智库的研究，一个有效的政策分析市场是智库发展的关键。没有一个公平有效的政策分析市场，智库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中国政策分析市场的需求规模很大。例如，在中国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就已经开始通过项目招标的方式来寻求政策研究支持。还有很多领域的改革也需要各种政策研究的支持，比如说医改，国家医改领导小组就委托了六家机构来做方案提建议。委托多家研究机构其实就是想从不同角度分析，听到各个方面的意见，使得政策分析能更客观公正。这些例子表明政府决策部门对客观公正的政策研究需求是很大的。

　　我们传统的做法是通过决策部门内的研究机构来满足这种政策研究需求。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果这个政策分析市场比较开放，不同的智库都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参与研究，提供不同的想法。这样，不同的分析方案就会相互竞争，不同学者和机构可以交流、讨论，甚至辩论。经过这样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剩下的方案往往质量比较高。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往往是比较优化的。

　　政策分析市场的概念与智库本身同等重要。如果没有开放的政策分析市场，即使有好的智库也于事无补，最后可能也会退化成为糟糕的智库。如果有一个良好有序的政策分析市场，一些起初资质平平的智库也会在市场环境中逐渐锻炼出来，建立品牌。
 
（采访/邝新华）


宋鸿兵：中国智库缺少领军式观点
（宋鸿兵，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货币战争》作者）

　　面对全球的新形势，中国特别缺少一个能真正代表国家，能够走向全球化，甚至影响全球的智库。中国在未来三五十年之内一定会走上这种全球性领导地位的台阶，但是中国智库很缺少这种领军式的视角和观点。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军方研讨会，其中有四位上将，以前都是大军区司令。这些人不管是在位的还是退下来的，对于当今世界重大金融经济事件，都非常关心，这让我很吃惊。有一位老将军就提出，他最关心的是中国外汇储备，到底该买什么，然后他甚至提出一个比较极端的观点：如果让目前的经济学家都下岗，这个问题是不是能解决得更好？

　　两周前，我参加江苏的一个研讨会，来的都是江苏省各地市主管金融方面的市长。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未来到底该怎么发展，说白了就是中国未来的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以上是两个高端人群。很多基层的老百姓，比如普通投资者，也很关心手上的财富应该怎么来增值保值。在未来全球动荡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家也非常关心未来发展的大势。

　　在中国全球化过程中，能够拥有中国人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去认知和了解这个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要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而且要用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引导社会，并取得国际话语权，这是大的思路。
 
（采访/潘滨）


汪玉凯：我如何想出了“大部制”
（汪玉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我们学院的教授和研究人员都属于高层的重要智囊，我们会定期向国务院上报课题，有时候国务院领导也会直接给我下题目。总之，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方式都有。国务院一个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先在国家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专题研讨班，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

　　对于大部制改革的建议就是在这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来的。2005年，我提出了自己对于国家部委改革的设想。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最开始并不受重视。我就反复在这些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研讨班上讲，跟他们沟通和辩论。在呼吁大部制改革的那两年里，我还频繁在大众媒体上露面，最终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智库在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与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分不开，2003年，国务院领导在国家行政学院给省部长班讲话时说，本届政府要做到一些重大决策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不作出，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不作出。

（采访/潘滨）


乔良：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模式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少将、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

　　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的模式，包括军队也是这样。

　　美军现在典型的模式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近十年里，美军把“网络中心战”的思想全面地摊开给全世界看，让全世界看清楚美国的作战模式。接下来全世界都开始按照美军的模式来打造各自的军队，投入了庞大的军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美国军队却更知道什么地方该花钱和不该花钱，在美国的军队中，现在还保留着286、386的电脑，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美国人把全世界都诱惑上了“网络中心战”的道路，自己却将钱花到了别的地方，比如说研发电磁脉冲武器这类电子设备的克星。美国人涮了全世界一把。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只发射了一枚电磁脉冲炸弹，就把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摧毁了。后来很多记者知道这种炸弹的效果非常好，就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这么好的炸弹为什么不多使用一点，否则战争不早结束了吗？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那不行，我们要把它留给更强大的敌人。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从军事领域引申到经济领域，我认为有同样的道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时候，要求这些国家按照美国人制定的金融规则来改造它的金融系统。最近二十年，中国也在不遗余力地在学习美国的“华尔街模式”。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美国人并不遵守这些规则，于是爆发了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一定会拿出新的模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吸取教训，学聪明一点。在美国人拿出新的模式之后，尽快解开其中奥秘，别再落入别人的“圈套”。

（采访/潘滨）


陈功：经济学家太多，信息分析家太少
（陈功，安邦咨询董事长）

　　中国很多宏观经济部门，经常开一些咨询会议，里面一大半都是外国经济学家，或者外国投行的专家，这严重误导了中国的大政方针。从一些基本的政策上来看确实如此，比如说大量地购买国债，连西方很多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会把决策交给经济学家，那就是中国。其实，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有的决策都是由信息分析家做出来的。连格林斯潘自己在回忆录里面都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的主要工作跟金融学没太大关系。他们365天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然后做出战略决定。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想判断一个餐厅经营程度的好坏，经济学家会查它的经营数据，要拿它的账本看一看利润有多少才能做出判断。信息分析家可能不只看账本，他会站在门口看排队的人，看看停车场的车辆多少，看看这些车都挂什么样的车牌，然后，他就可以摸到饭店的经营情况。

　　在中国智库行业中，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学背景，只有在少数专业，比如涉及国防军事的领域，信息分析家才会占主导地位。经济学家超越自己的边界做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的金融投资和产业风险投资为什么总是遭遇那么大的危险？我们为什么在很多战略决策上总是落后于人，那么被动？我们想都跟这种现状有很大的关系。
 
（采访/潘滨）


芮成钢：中国智库的旋转门还未打开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主持人）

　　基辛格在这次峰会上的话，我很赞同，他说2009年，是一个新秩序的开始。这意味着对中国来说，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会，中国在这种新秩序中，该如何认识自己把握自己，该有什么新举措，这是不能冒险的事情。

　　对于智库来说，首要的是独立性，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次智库峰会的主办者是国交中心，与以往的社科院之类的官方智库不同，这是一个有特殊官方渠道的民间智库。

　　二是“旋转门”机制。所谓“旋转门”，是指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或者商人身份之间的转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库成为为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比如基辛格曾经是国务卿，担任过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也担任过兰德公司顾问，他的身份就是在研究者和官员之间切换。又比如约翰·桑顿，之前最热门的驻华大使人选，他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曾是高盛总裁。我个人觉得他们从事过其他职业，能让他们财务上比较富裕，保证他们清廉的可能性，也保证了他们有更广阔和综合的研究视野。

（采访/朱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