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脑囊肿最佳治疗方法:● 李恒久·对《质疑〈相信未来〉》一文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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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恒久
对《质疑〈相信未来〉》一文的质疑
元旦刚过，在谢泳先生寄来的《黄河》杂志(2000年1月号)上看到署名刘双的一篇文章《质疑〈相信未来〉诗的诠释》。
因为我是《相信未来》一诗作者郭路生多年的朋友，也因为文章的注释中多处说引用了我1997年1月在同一刊物中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的内容，故对此文感兴趣。
通观全文，我的感觉是该文作者是以“质疑《相信未来》”做为文章的题目和文章的楔入点，在否定诗人郭路生(食指)的同时，对“文革”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做某种反思或评论。在本文中，我只想就文章中谈到的关于郭路生本人以及有关
《相信未来》一诗的太多失实之处做出必要的澄清。
我从来不是诗人，也不具备诗歌评论的专门知识，更不懂后来诗歌中出现的各种“主义”，我喜欢诗歌，也读过一些诗歌，仅此而已。就是三年前我写《郭路生与他的早期诗》一文也不是出于“评论”的目的，而是出于我与诗人多年的友谊和我对他早期诗歌的了解 。
从文章的题目看，作者是要挞伐郭路生的早期诗作《相信未来》，但开卷之首却摆出这样一段使我感到困惑的不伦不类的文字：
“我不大懂诗，更不懂朦胧诗。一首《26个音节的回想》让我悬疑至今：单独的辅音也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吗?在英语的26个字母中，只有5个元音，没有元音的存在无法构成一个音节，这是常识。诗之朦胧可以无视一个语系的发音规则吗?”于是，文章笔者得出结论：“无知隐匿于朦胧，无知暴露于朦胧。”
我读过诗人林莽先生写的《26个音节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年岁》，这是诗人以英文的26个字母为序号创作的由26首短诗构成的组诗(该诗创作于文革后期的1974年—1975年)。但我不是从该文注释所说的《中国知青诗抄》中，而是从谢冕先生编选、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作品精选1949年～1999年》(诗歌卷)一书中读到的。
我喜欢这组诗，很多朋友也都喜欢这组诗。
诗中写到：
A：夕阳在沉落/土地上回荡起挽歌声/昨日的一切已经死去/残留下蜘蛛一样的意念/罗织着捕获的网
B：庙宇倒塌了/迷信的尘埃中，有泥土的金身/没有星座，没有月光/只有磷火在游荡/废墟上漂起苍白的时代(诗人对那个时代个人迷信的揭示)
……
D：手撰写着远古的历史/大脑永远在发问/荒谬从哪里诞生，丑恶又如何开始/人类的心灵中，从什么时候起/就反锁了偷火的巨人(暗指那个时代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E：一切都在消失，理念破碎了/思想抛弃了所有古典而端庄的情人/在人声嘈杂的城市鬼混/有时也梦见那条朴素的乡路/那向着星空的放歌
……
Y：风吹散了最后一缕粘着的烟/蒿草掩没了烧焦的战场/雨，泪水般地/在无辙迹的天空茫茫流过/我们没有忘记过去的光荣
Z：雾在晨风中飘漫，四季从没有撒谎/雪，纷纷扬扬的冬雪/在土地复苏的年头/当太阳掠过惨白的原野/只有大自然永恒地展示着疲倦的画面(诗人对那个时代的概括)。
我不知道文章作者除了这组诗的题目是否还读过题目下面的诗句，我怀疑他没有读过。因为我是要与文章作者交流关于他文章中的不敢苟合之处，否则我真想把这组诗原文转录。
我不懂朦胧诗，但我十分喜欢林莽先生这组诗，不仅因为诗中语言的隽永、精炼与深邃，更因为这组诗把我带入了我经历过的历史的深深的回顾。1974年的诗人林莽恰逢26岁，组诗《26个音节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年岁》，暗合诗人经历中的26度春秋。在1974年的非常年代中，诗人林莽先生却已用诗歌的语言对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段黑暗历史进行了质疑与否定。这组荡气回肠的26首短诗即使现在读起来，不是依然使人感到惊讶和叹服吗?
文章作者刘双先生面对这样一组诗的内容于不顾，丝毫不愿提及诗本身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是在这样一组优秀诗篇的题目上纠缠一番后，进而否定“朦胧诗”已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起过的革命作用，这难道是研究问题的人应该具备的严肃态度吗?
鲁迅先生似乎说过这样的话：我爱莽撞的不顾厉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而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得他两眼翻白……。
如果说和我一样“不太懂诗，更不懂朦胧诗”的文章作者对上面摘录的任何一首短诗进行评论，我都愿洗耳恭听，并谈谈我的肤浅认识，但他根本不涉及题目下面的诗句，只是在题目的“元音”、“辅音”上纠缠一番后，便冠之以“无知隐匿”、“无知暴露”云云，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我以为这就不仅是语言刻薄的问题了。
我怀疑作者的内心是病态!
言归正传，还是先谈作者文章中的诸多失实之处。
一
据作者自己说，在他文章中引用我发表在《黄河》1997年1月号(作者谬记为《黄河》1997年3月号)上的文章《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共6处，分为“注11、注15、注36、注37、注38、注47”。但仔细翻阅两年前我写的这篇文章后发现，其中的注36、注37和注38是我文章中根本没有的内容。
在别人的文章里编造、添加没有的内容，然后加以“引证”、“质疑”和批判，以一副历史仲裁人的嘴脸“煽侃”一番，这种事情已是我很多年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了。惊异之余，我突然回想起，这种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的行径不就是文革中臭名昭著的“梁效”之流惯用的伎俩吗?怎么在30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敢如此胆大妄为，仿而效之?在以“质疑”和“诠释”为己任的上述文章中使我大开了眼界。
希望有心的读者把这两篇相隔并不久远的文章加以对照参考，尤其是文章作者本人是一定要把我的文章重新打开看看的，看看你是如何把自己想象中的语言加到了别人的文章中。
上述文章的作者为我编篡、伪造的几段文字是这样的：
注36(P105倒数第八行)……“《相信未来》的作者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当时就有‘红卫兵四大才子之一’”的美称。
注37(P105正数第二行，“诗人食指本人就是联动成员，虽然他没有参与联动的打、砸、抢活动，也没有被捉和被放(他曾经去公安局自首)”……
注38(P105《重新诠释》一章的第一至第三行)，《相信未来》问世后，遭到过一些责难，诗人曾流着眼泪说：“毛主席，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你老人家。”
文章的作者这种无中生有的“引证”引起我的恼火姑且不论，我只想说，在他这篇洋洋万言名为“质疑”与“诠释”的文章一共做的52处注释中，究竟还有多少处属于“假冒伪劣”和处心积虑的杜撰呢?
我的一位朋友看过他的文章后对我说：“刘双这篇文章写得如何先不说，总之他是很认真地进行研究了，他仅注释就做了50多处……”
我无从考证他的文章中还有多少处属于这种无中生有或似是而非的“引证”与注释，但仅从对我文章中的所谓“引证”就有一半以上纯属虚构，那么他从其它地方的引证就能保证不是空穴来风吗?
作者在文章开始就以十足的霸气写到：“中国人有演义历史的习性。‘文革’至今已有30多个年头。回首往事，过来人已有隔世之感。而青年人对那一段历史本来就所知甚少，于是，有些事情似乎可以拿来演义了。所谓‘演义’就是去真存伪地信口胡说，只求言者快活，闻者迷信罢了。”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有“演义”的习性，我只知道“文革”历史是演义不了的，因为文革至今毕竟只过去30几个春秋，经历过文革的人绝大部分都还健在。尽管用心歹毒或哗众取宠者有之，但“言者快活”后，“闻者迷信”也绝不是多数。
顺便说一下，我仅对上述文章作者妄称从我的文章中无中生有地“引证”保留追究其“诬陷”的权利。我认为，作者至少应该就此问题向我做出公开道歉。
二
作者在文章中写到：“从编辑为诗人列出的创作一览表上看，从1965年2月到1968年春——创作《相信未来》之前，诗人的创作似乎存在着一个大约三年的准空白期。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诗人只写下了三首诗(请作者再认真读一读《食指卷》，真的是三首吗?)……莫非诗人就是在那‘天翻地复’的年月里真的做到了冷眼观之、默然处之?不，历史上的诗人从未经历这样一个创作的枯萎期。……只是编辑先生们因为某种需要，没有将诗人在那两三年里写下的全部作品收集入册。而这种舍取之用心也是很显见的：他们不想还原并再现一个真实的食指，一个无法被冠以‘杰出’和‘伟大’桂冠的诗人。”
从我引用文章中这长长的一段文字来看，作者是在自我揣度，继之对他“揣度”后的“真实性”进行鞭笞、批判。该文作者是何其无知!何其荒唐!何其张狂!
事实绝非如此!切近的历史还未尘封!
32年前的1968年初，由于我与诗人的友谊以及我对他诗歌的偏爱，也是因为我“别有用心”地“企图”把那个时代能见到的“地下诗歌”尽量多地收集并保存下来，我索要了诗人那以前的全部诗作，又因为文字的保存在那个时代终不保险，我把诗人抄录给我的诗作以及数十首其他诗人的诗篇全部背诵下来，深藏在记忆中了。尽管后来诗人的作品(包括一首《相信未来》)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的知青部落，但那还是诗人早期诗篇中的一部分。
30余年的风风雨雨中，诗人对自己早期的诗篇很多都遗失了、忘却了，有些诗还是他后来从别人的传抄中收集到的。1996年与诗人郭路生相逢时，我把他遗失和忘却的诗篇统统背诵给他，他感到惊讶并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1998年，林莽先生在编辑《食指卷》时，整个过程我都是清楚的，而且我为这本《食指卷》提供了至少10首诗人早期的诗篇。那是诗人自己也忘记的了。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林莽先生绝没有如文章作者所揣度的那样“因为某种需要”有“舍取之用心”。如果一定说有“舍取”，那就是舍掉了诗人8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首诗《疯狗》，但那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是编者的意见。借此机会，我把此诗转录如下：
疯狗
受尽无穷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变成一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形的羁绊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1996年11月，在我给路生的一封信中写道：
“今天，我在这里为你录下的你三十年前的部分诗篇完全是凭着我的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很难说其中没有差错。但我想，当你重温你昔日这些作品时，无论如何也是可以触发你的回忆，使你把它们继续完善起来的。因为这里凝聚着你的血和泪……”(见我写的《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
32年前的诗人郭路生刚刚18岁，当他的朋友——仅比他年长一岁的我向他索要他的全部诗篇时，他恐怕还不会想到32年后会有人追究他诗歌创作中“大约三年的准空白期”吧?
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当诗人郭路生把抄写得工工整整的几十首诗交给我时，我曾问过他：“这些诗是否是你写过的全部诗?”诗人的答复是肯定的。就是那一天，他还对我说：“以前我还写过一点儿诗，后来在学校里因为写诗遭批判时都被毁了。”
做为见证人和当事人，我想，这或许也可以算作对文章作者所云：诗人创作的“三年准空白期”的一个介绍说明吧。
文章作者精确地计算着诗人“应该”创作的时间，然后以一个孩子的天真稚气大张着嘴向人们发问“从1965年到1968年(诗人17岁到19岁)的三年时间里，难道诗人只写了3首诗吗?”“《海洋三部曲》从1965年完成的第一部到全部竣稿，竟然用了三年时间。莫非诗人……”在他使用一连串地“难道”与“莫非”后，便揣度出了结论，这一定是“编辑先生们因为某种需要，没有将诗人在那两、三年里写下的全部作品收集入册。而这种舍取之用心也是很显见的……”
难道这就是作者对郭路生及其诗歌的“质疑”与“诠释”吗?通篇文章只是一个揣度接着一个揣度，一个推测接着一个推测，这是多么的专横武断，对于现已在精神病院住了将近十年的诗人郭路生来说，这又是多么的残忍和不公!
为了这所谓“三年的准空白期”，作者就像患了狂想症一样喋喋不休地写道：“在30年后，有人对这段历史如此忌讳，以至不得不在诗人创作中删节出一个准空白期……那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从历史上被删节去的。”他还说：诗人这“三年的准空白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忽略，尤其是不可以被省略的!忽略或省略了这两三年就无从理解《相信未来》的真实内涵。”
看到作者的上述文字，我似乎又看到30年前在公安局受审时提审员的狰狞嘴脸：“你必须老实交代问题，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作者和我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他也在监狱度过几近十年的光阴，但可悲的是作者却继承了那个年代中那些人唯心、武断和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想象和推理便是事实。但想象和推理毕竟不等于事实!
据作者自己说，他手边也有一本《食指卷》，那么，希望他看到我的文章后，再把这本书打开，仔细看看书后178页的“食指诗歌创作目录(现存部分)”，那上面分明有诗人1965年创作诗歌2首，1967年创作诗歌3首，1968年创作诗歌18首的记录。为什么文章作者写此文时总是犯这种糊里糊涂、不求甚解的毛病呢?究其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作者对他所能找到的材料“择其‘用’者而从之，其‘不用’者而改之”。
不管该文章的作者是如何怀疑诗人从1965年到1968年这“三年创作的准空白期”，我本人以及很多健在的熟悉郭路生的人都可以确切地回答他，“是的，那时的诗人确确实实只留下这些作品”。但我以为，它们的分量和价值已足够诗人为之骄傲的了。我想，也许因为文章作者那时年龄尚幼，对文革初期人们生存的动荡、社会的混乱无从体会，无从感受。倘如此，情有可原!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请问文章作者当时又有何作为?
我觉得，“质疑《相信未来》诗的诠释”者尽可以褒贬诗人的诗篇，他有这个权利，因为现在毕竟已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主义”的文革时期了。但既然是用“质疑”和“诠释”这种貌似公允、貌似客观而严肃的语调写这篇文章，就不该用自己嗤之以鼻的“演义”来“演义”你不了解的对象。
199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希内先生曾经这样谈过诗人郭路生的诗：“中国诗人食指那首关于列车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芒克那首有关太阳像血淋淋的盾牌的诗(《天空》)都可以拿来做为共同的精神财产，以及可以转变成共同的精神财产。那首关于列车的诗，似乎一开始就依赖个人体验，但在我看来，它似乎像一首成为抵抗之歌的诗，但当初写的时候却不是要成为对群众的公开发言，他是要表达一种个人的悲伤……”
这是一个大艺术家的直觉，他是在用艺术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而文章作者刘双先生却始终在用最肤浅、最表层化的社会、政治的公式来看待或研究艺术问题，难道这不是犯了最初级的公式化的错误吗?
据我所知，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九三年》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已是举世公认的伟大，但也还有那么一些持不同见解者至今在对其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我觉得这都不奇怪，嘴长在个人的身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作者在文章中不是也说“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吗?
三
文章作者写道：“第一次读《相信未来》是在1969年夏天”，……“初读《相信未来》引起的反感是莫名的。”
据我了解，文章作者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读《相信未来》时年仅15、6岁，他在这个年纪时读到这首诗，马上联想到海涅的名篇《宣言》并看出其中“四字一节”的“相似”和“移植”之处，其文学功底在当时“饱受17年的文化虚无主义熏陶(何谓“文化虚无主义的‘熏陶’”?)‘文革’初期就被迫中断学业，连最基础的初、高中文化知识都没有学到手……”(作者语)的时代，也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但在文章中由此而展开的一大段文字却不得不使我为其认真加以订正。
作者写道：“诗人在创作中‘移植’了海涅的句式。诗人与何其芳父女交往甚密，何先生是海涅诗的译者。交往中，诗人是否聆听过何先生对海涅诗的讲解因而有此作，均不得而知……
作者自言“不得而知”，却又把“不得而知”的事情白纸黑字地写在这里大加渲染，其用意何在呢?那无非就是为了衬托他文中下面的意思：“每一代青年人中，总会出现一些多愁善感、动辄呻吟的所谓诗人。他们在写诗时，‘移植’名家句式，填入自家情感，拼成小诗，炫耀于无知，哗众以取宠……”在文章作者看来，《相信未来》就是这样的“政治诗中的次品”。
在我的这篇文章中不想评论《相信未来》一诗的优劣，我只说我喜欢《相信未来》，从我第一次也是第一个读到《相信未来》这首诗时就喜欢它，现在依然喜欢。诗人赵振开(北岛)送给诗人郭路生的油印本诗集《峭壁上的窗户》扉页上就工工整整地写道：“送给郭路生：你是我的启蒙老师。1983年10月”。我想，著名诗人北岛在写出这句话时大概不会是出于客套吧?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作者所说的历史背景，读完这篇文章后，我特意打电话给何京颉(何其芳的女儿)，询问关于当时我们在一起时的一些情况。何京颉告诉我：“我爸爸翻译海涅的诗是在1971年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的事情了，而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根本没有探讨过海涅的诗。”
其实作者大可不必为显示其文章的严谨而“旁征博引”，甚至一次次把毫无依据的猜测、杜撰写在纸上。翻译海涅的诗也不只是何其芳先生一人，在他以前便有好几个海涅诗的译本，只是文章作者读到的可能是何其芳先生的译本罢了。
《相信未来》一诗中采用的一咏三叹的写法或句式古已有之，在英国诗人拜伦和俄国诗人谢甫琴科等人的诗集中都可以找到佐证。
如果文章作者刻章要寻求诗人创作《相信未来》的诗思来源，那到不妨去读读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或戴望舒翻译的西班牙诗人洛尔伽的诗集，因为我和郭路生在一起的那些时日里，这倒是他吟诵不绝于口的枕边书。而且直至今日，诗人也从不否认上述诗人对他的影响。
四
作者在文章之始就写道：“80年代初期，三篇《崛起》之文确认了朦胧诗在诗坛的一席之位，有人开始炒作小诗《相信未来》……”在这里，我仍不想评论《相信未来》，因为我不懂诗，对不懂的东西加以评论除了胡说八道便是使人啼笑皆非的门外话，我只想说一说作者文章中的不实之处。
作者认为《相信未来》是从80年代开始炒作的“小诗”，这绝非事实。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所谓“老三届”的最高一届。我插过队，也到过很多插队的知青部落，最后是在监狱各个劳改队的流徙中前后度过了将近十年。
无论是在属于黑土地的阿荣旗和东北军垦建设兵团，还是在属于黄土高坡的山西、陕西知青点，也无论是在“反革命”犯云集的北京第一监狱，还是在团河农场和茶淀劳改队，都有人向我推荐或背诵《相信未来》这首诗。但那不是文章作者说的80年代“炒作”以后，而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之初。就连北岛、芒克、江河、林莽等著名诗人也是在他们迈进讲坛以前就听人传诵《相信未来》，并为之深受启发和感动。而郭路生昔日的朋友张朗朗就是在监狱中听人向他背诵的《相信未来》。而此诗的名字更是源于张朗朗1967年逃离北京时写在朋友本子上的四个字“相信未来”。
尽管文章作者以极其不屑的语气地把《相信未来》称为一首“小诗”，这倒也无关紧要，因为像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莱蒙托夫的《帆》以及作者引证的海涅的《宣言》等不都是小诗吗?它们在全人类流传了将近两个世纪，并未因其诗“小”而减弱它们的光辉。
五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除了《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没有被收入《食指卷》”之外，曾经使诗人在大、中学红卫兵中诗名大振的长诗《献给红卫兵战友》也没有只言片语入选《食指卷》。可以想象，这首诗也许会有一些华丽的词语、工整的句式，但是就其思想性而言，它不会逃出‘万寿无疆’、‘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思维模式，否则……”
我不知道作者是疏于考证还是习惯以“想象”做为事实，他的上述文字又是以其主观武断的思维方式在文章中想当然地盖棺论定。现在，我首先要告诉作者的是，诗人的《献给红卫兵战友》就是已入选《食指卷》的《给朋友们》，是诗人《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
作者一面对《给朋友们》一诗予以毫无考证的鞭笞，一面又不问青红皂白地说《献给红卫兵战友》这首诗“没有只言片语入选《食指卷》”，我不明白作者是真不知道《食指卷》中的《给朋友们》便是《献给红卫兵战友》，还是故意混淆视听、掩人耳目，期冀再有一篇其中包含着“万寿无疆”、“造反有理”等字眼，能构成诗人“罪责”的诗篇。
就作者为其文章拟定的题目《质疑〈相信未来〉诗的诠释》来看，它该是一篇属于“考证”的文章，从作者在文章后面真真假假做的52处注释看，其本意恐怕也是想给人以严谨的感觉。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太不严谨甚至极其不负责任 ，其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六
文章作者写道：“被收入《中国知青诗抄》一书，署佚名，倾泻红色民族社会主义情感的疯狂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据李恒久先生讲就是创作于1967年，《相信未来》的作者‘参与’了它的创作，但是此诗没有被收入《食指卷》。”
1997年，我的《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一文在《黄河》杂志发表，并被《北京青年》周刊等报刊转载后不久，一些朋友就上述内容(指我在文中说诗人“参与”了创作《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找过我，校正我的错误，因为这首诗不是诗人郭路生写的。
为核实此事，我到北京第三福利院(精神病院)找到诗人郭路生本人以及过去的一些老朋友加以了解 ，得出的结论也是否定的。于是，我确凿地知道了这首诗并非是郭路生写的。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就我的错误予以订正，因为我的错误不仅是对诗人本身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但我始终也未找到适合的机会。今天就在这篇文章中正式澄清此事，并向诗人郭路生表示歉意!
但那时，我没想到两年后的今天，我的这段文字会被如此隆重地加以引用，并得出了非我本意的结论。
但退一步说，就算是作者引用了我的上述文字，诗人“‘参与’写过《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难道这就必须入选诗人的专辑《食指卷》吗?难道诗人那时‘参与’创作的一切文字都该收进《食指卷》吗?作为一个似乎有着深厚学识的作者难道不知道《食指卷 》只是一本诗歌的选集而不是全集吗?
作者引用了我的上述文字同时，想必也看到了下面紧接的一段文字：“但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浪漫和认同在郭路生的身上飘忽即逝，他追求真理的本性和思考问题的独立精神使他在冷眼观察中很快就看到了最初的红卫兵已被政治所利用的实质，看到了一时间完全失去理智的红卫兵们面临的不幸与悲哀。当然，这是由于他诗人目光的敏锐而并非是政治家的预见。”
我想，文章的作者是不需要这些文字的，他需要的是与他的思维、他的成见相匹配的文字。于是，他从各种文章书籍中寻章摘句地“引证”了数十处做为他的文章的注释，而且不惜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疯狂地杜撰、编造。
至于作者在文章中屡次提到的“诗人在1967年曾为红卫兵剧团编写的话剧剧本《历史的一页》”，也绝非是如他所想象和说出的那样：“这部一定有着个人崇拜和少年狂痴的剧本也没有一字一句被收入《食指卷》。”
30年前，我就曾想找到这个剧本，那时，我想的只是这个出自郭路生之手的剧本，文字一定写得非常精彩，如此而已。但那时这个剧本就已经遗失了，郭路生并未保留它，其他人也没有保存它。这个剧本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反映了什么样的情绪，现在已经鲜为人知了。但我奉劝文章的作者不要总犯揣度、推测的毛病，如果他执意要考证《历史的一页》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还可以找到当时参加过剧本演出的人去调查， 一切结论都应该在有了货真价实的证据后得出。
我可以提示作者，现在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和著名编剧李平分就是参加这个剧本演出的主要演员和导演 。
《食指卷》一书的编者绝没想把该书做为一本政治教科书，它只是一本诗集，它是对诗人郭路生历史的还原，对他诗歌创作旅程的归纳。做为编辑《食指卷》一书的参与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这位作者，即便真能找到《历史的一页》，那也不一定会做为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而编入《食指卷》的。
诗人不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就是个诗人，他始终是个诗人，他为诗而生，为诗而活。在将近十年的精神病医院里，诗人还在顽强地创作，在那里继续写出了《在精神病院》、《归宿》、《人生舞台》、《想到死亡》以及不久前完成的《当你老了》与《暴风雪》等数十首优秀的诗篇。
七
作者在文章中极其肯定地写道：“诗人食指本人就是联动成员，虽然他没有参与联动的打、砸、抢活动，也没有被捉和被放(他曾经去公安局自首)，但是，就情感世界的归属，诗人应该是属于那个青年阶层的。他别无选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恒久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诗人当时出没于哪一类型的社交圈。这并不奇怪，诗人的情感和作品只能寄生和衍生于那个小圈子。除此之外，它还能有着其它的什么社会背景吗?这里可以借用一个经典判据：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诗人郭路生本人从来不是“联动”成员，他既没有组成“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那些高干子弟的思想意识，也没有联动分子通常的行为，更没有参加过“联动”组织的活动。
1965年郭路生在北京百万庄附近的56中读书时，就因写诗而有一定的名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和北京所有的中学一样，56中也有很多老师遭到批斗，郭路生因阻止其它学生殴打老师而遭到过围攻。
后来因为他写的诗中“充满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情调”而遭到学校各班的轮流批判。再以后，诗人郭路生成了学校里的“逍遥派”，不再到校参加运动，躲在家里读书，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直到蔓延全国的大串联开始后，郭路生才加入串联的行列，徒步串联前往延安等地。在山西的一个农村中，诗人和当地的农民一同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当诗人恋恋不舍地离开农村时，一个喂牲口的老人把家里珍藏的一部《呼延庆打擂》送给了他。
我举出这些事例，只是想告诉作者，在诗人郭路生的内心深处是存有那个时代多么鲜见的人性和良知。这种人性和良知在诗人的身上存留至今，这才是诗人创作的本源 ，是诗人的诗篇具有永远的魅力的本源。
1967年底我认识了郭路生，那是我企图从越南潜逃(这段历史可见我在《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一书中发表的“越过国境线”一文)未果回来不久，认识的过程我已在《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一文中叙述过，而且也因为与诗人认识的那段经过遭到作者在同一文章中极其不屑地针砭。
从那以后，我与诗人郭路生便有着十分频繁的往来，而且应诗人之要求，我把我身边一些与红卫兵毫无瓜葛的文学朋友介绍给他。我出身资本家，我的那些朋友也出身于非“红五类”，但诗人郭路生丝毫没有因为这一点而疏远我和我的朋友。就我当时的性格来说，即使诗人有一点点因为出身的歧视 ，我也不会与之交往的。就这样，三十年来，我们相交至今。
今天如有必要，我愿把当年诗人身边如我一般出身的朋友们聚拢一次(这其中也不乏在文学或诗歌上颇有造诣的文化人)，召开一个小型的诗歌朗诵会或研讨会，请作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诗人郭路生当年非干部子弟的社交圈。
作者在文章中断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人的情感和作品只能寄生和衍生于那个小圈子(指当时的干部子弟群)。除此之外，它还能有着其它的什么社会背景吗?”
如果作者说的“人以群分”还算准确，那就是当时聚集在诗人郭路生身边的是不论出身、不论成份的文学或诗歌爱好者。
但文章作者的上述的结论是多么惊人的专横武断!
由于郭路生当时的诗名，在中学红卫兵(那时普天之下几乎都是红卫兵了)中确实有很多人仰慕他，或者是与他接触后，为他的才华、为他的纯真、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成为了他的好朋友。
郭路生的父亲是一机部仪表局一位普通的处级干部，他住在百万庄辰区，而不是让作者颇为敏感的高层干部聚集的百万庄申区。仅从诗人的出身来看，他是没有资格进入当时红卫兵的主要圈子的(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而且在文革开始，他是属于红卫兵坚决反对和打击的右派学生。
文革初期，诗人郭路生采取的是逃避运动的态度，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文学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受到许多中学生的喜爱。当时，无论是哪一派学生中都有他的好朋友。他虽然也是出身于干部家庭，但他绝不赞成“血统论”的观点。在他的不少文友中，就是出身于非干部家庭。他曾和他的弟弟郭新生说过：“你不知道他们(指那些出身不好的文友)是怎么活着的，他们几乎都没有活下去的愿望，我们一些干部子弟是无法理解的(指他们的心情和生存状态)。”在诗人郭路生的心中没有门第观念，他有的只是平等与友爱。
他后来认识了一部分早期红卫兵中的重要成员，那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是他的诗才为那些人所仰慕，其二是诗人串联途中的偶遇，其三是诗人参加了《历史的一页》创作和演出后，才接触了一些上述人员(包括何京颉也是在演出《历史的一页》时相识的)。
一次，诗人聊天时告诉我，他串联回北京时，在火车上遇见了了杨小阳(联动分子之一)。一路的攀谈后，其人极其推崇郭路生的才华，送给他一只红卫兵袖标，并请诗人回北京后与他们联系，加入他们的红卫兵组织(联动)。但诗人回北京后，就得到了“联动”是反动组织的消息。他把路上遇到杨小阳以及送给他袖标的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害怕极了，让他马上到公安部报告此事。于是，诗人郭路生在他弟弟郭新生的陪同下到了公安部谈了此事。公安部的工作人员闻听此事后对诗人说：“联动跟你没关系，你不是联动分子。”几分钟后，诗人便与等在门外的弟弟郭新生一同回家了。这段经历，却在30年后构成了作者言之凿凿的：“诗人本身就是联动成员。”犹为可恶的是，作者竟然在他文后的“注37”中公然谎称这是引自我的文章。
幸好的是，刊登着我那篇文章(《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的《黄河》杂志1997年第1期是能够找到的，否则，文章作者尽可以混搅蛮缠地说，那几段文字就是从我的文章里摘录的了。
今天，在这篇我不得不写的文章中，还原了诗人郭路生历史上的真实，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尊重起码事实的人应该具备的良知。
其实，作者写这篇文章之前，如果抱定一种平和心态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某种目的迫不急待地抛出这篇文章，那么，对诗人郭路生的这段历史他也是能够得出如我上面的结论的。因为大家同在北京城，如今在通讯与交通又那么方便，只是花上一点时间进一步了解一下便解决问题了。
八
作者在《质疑〈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一文的洋洋万言中，堆砌了那么多与事实不符的论据，几乎用了一半篇幅极尽冷嘲热讽地针砭“小诗”《相信未来》及诗作者郭路生，最后得出结论：像诗人这样的“出身”和当时的生活环境，就只能写出《相信未来》这样的“政治诗中的次品”。并且堂而皇之地引用了昔日流行过甚至毒害了一代人的名言：“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岂不知它正是作者深恶痛绝的“血统论”的罪恶之源。
在文章作者看来，因为诗人郭路生是干部子弟，继之道听途说、牵强附会地推论出他是“联动分子”。于是，便认为诗人一定是应该为那个阶层而写作的。文章作者不顾历史的真实，不考察《相信未来》一诗真实的历史作用，做出了如此荒谬的上述结论，这难道是一种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吗?
通观《质疑〈相信未来〉诗的诠释》全文，我感觉作者从反对“血统论”开始，却又从另一方面走进了“血统论”的终结。
三十前，当革命先烈遇罗克的“出身论”问世时，我就与诗人探讨过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清楚地记得，诗人那时就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1997年6月6日，在我和郭路生、芒克、林莽、孝存、杨健、丁东、岳建一等20余人重访白洋淀时，谈到了关于遇罗克的《出身论》，诗人郭路生依然是说的那句话“这是那时我看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在不久前的春节我和孝存、晓白等朋友去看望诗人时，他还是不改初衷地说着同样的话。
那天，当我和诗人谈起当年以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而流毒全国的谭力夫(现已更名××)现在居然先任国家图书馆的党委书记，继之又调任故宫博物院第一把手的时候，诗人感到无比震惊地说：“怎么能让他当第一把手呢?”
诗人没有说更多的话，但他的厌恶之情已溢于言表。
多少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深受“唯心史观”之害，我们太需要辩证地看待历史，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了。历史需要辩证法，只有辩证地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才能得到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这也是我对文章作者惟一的一点期待!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已与文章的作者刘双先生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刘双先生对文章中可能的论据失实与偏颇之处也并不讳言，我也坦言告知我要为文章中的不实之处予以订正。
三十年来，诗人郭路生由于生活的挫折与重压，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精神也曾崩溃过。从1990年开始便住进了北京昌平附近的第三福利院(精神病医院)，至今已经十年。如今，年龄已过半百的的诗人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属于他自己的家庭，他只能在病友的喧嚣中孤独地生活着，但他内心的纯净依然，他对诗歌深挚的眷恋依然，他为诗歌而生，为诗歌而活，他已把自己全部的生命与热血与诗歌融为一体。
三十年前，诗人在他的一首诗《命运》中写道：
好的声望是一张永远找不完的钞票
坏的名誉是一条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情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漂泊
哪儿能找到结实的舢板
啊!我只能在街头流落
只希望敲到朋友的门前
能得到一点菲薄的施舍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哪怕荆棘刺破我的心
火一样的血浆火一样地流着
燃烧着、挣扎着爬进喧闹的江河
我死了，精神也永不沉默!
那时诗人对我说这是他的一首“戏作”，或许果真如此，或许是诗人对自己内心苦闷的一种掩饰。但纵观诗人郭路生的人生苦旅，冥冥之中的上苍给他安排的不就是这样一种命运吗?
但昔日的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从那个时代中走过来的人没有忘记他，无数热爱诗歌的新一代人也在注视着他，关怀着他。这世界的一切纷争都远离了诗人，惟有诗歌才是诗人的一切。
我不知道诗人郭路生是否已读过这篇文章，但作为他的朋友，至少我不愿也不敢把这篇字里行间充满着人身攻击甚至恶意诽谤的文字拿给他看。我不敢想象如今已是风中残烛的诗人倘若读到这篇文章会做何感想!
诗人郭路生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的歌手，郭路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相信未来》也不愧是一首充满着时代精神的优秀诗篇。无论是谁，也无论用多么恶毒的语言咒骂与中伤他，也掩盖不住诗人过去和现在创作的诗篇的光华 ，也褫夺不了诗人在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应有的位置。三十年来，我始终这样认为，现在依然如此!
再一次祝愿我们的诗人郭路生身体早日康复!早日走出医院!
附录：相信未来
郭路生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
我仍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的，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
是的，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着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这只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这所以这样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或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他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迷途、失败、探索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青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注：《相信未来》一诗是诗人郭路生1968年2月创作，那一年诗人19岁。此诗为当年诗人的原创。
（原载《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