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基督教简谱:1903年后梁启超为何力倡立宪：革命必然导致专制

核心提示：梁氏以立宪反专制，表明他对革命反专制的不信任。革命就是暴动，它既有巨大的破坏性，又难能保证革命后没有新的专制。当时排满标举的是法国大革命，该小说第六个回合中，黄克强指出：“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实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即罗伯斯庇尔）丹顿（丹东）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呢。当18世纪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了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

青年梁启超（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财经》杂志2011年第01期，作者：邵建（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原题：《梁任公立宪思想的反覆》

清末立宪，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外而体制内的过程。十来年时间里，它的前一段（1900年－1905年）是尚未进入朝廷的民间自为阶段，这一阶段属于立宪的鼓吹和酝酿期。作为这一阶段的首席驱动，梁任公本人的立宪思想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革命还是立宪的曲折、动摇和反覆。此一过程颇富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意义。

20世纪中国的开篇，可以说是立宪与革命这两种政治力量的角力。面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性危机，对于先驱而言，无论立宪与革命，都是一种艰难的抉择。饶有意味的是，这两种政治思想的交锋，首先便发生在立宪领袖梁任公身上。危机现实的刺激，驱使任公倾向革命，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为鬼雄；但一旦诉诸理性，他又回到立宪轨道上来

清末立宪，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外而体制内的过程。十来年时间里，它的前一段（1900年－1905年）是尚未进入朝廷的民间自为阶段，这一阶段属于立宪的鼓吹和酝酿期。作为这一阶段的首席驱动，梁任公本人的立宪思想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革命还是立宪的曲折、动摇和反覆。此一过程颇富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意义。

中国进入20世纪，无论政治史还是思想史，其第一章便是立宪与革命两种政治力量的角力以及这两种政治思想的交锋。就思想史言，该交锋呈现于1905年开始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论战。百十年过去，以历史后视眼光，该论战其实规划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方向或两条道路。

两个梁任公

此一时间，我们分明看到两个梁任公，一个是推进改良与立宪的梁任公，一个是鼓吹破坏与革命的梁任公。此公一身两任，矛盾各执，相互攻防，自我摆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03年下半年，是时任公从美洲大陆归来，遂完成思想上的蜕变，变成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并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舆论领袖。

立宪，还是革命，是康梁、孙黄那一代人为解决清末专制的两种选择。

革命是用暴力解决问题，它有两个目标，一是排满，二是革除专制。前一目标，可见邹容《革命军》的宣称：“披毛戴角之满洲人应予杀尽，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狱。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后一目标，正如孙中山所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立宪则不然，在民族主义上，它不排满（主张满汉一家）；在政治上，它反专制但不废皇室（走虚君道路）。总其言，它反对革命党务以暴力解决政治和民族问题。

还是在1897年，任公将往湖南任教时务学堂。梁启超的朋友狄楚青在他后来的《任公先生事略》中回忆道：“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急进与革命，当然很符合梁任公当时血气方刚的年龄（时任公24岁）。更兼任公一生性情中人，感情常趋激烈，即使行文，亦如其自谓“笔锋常带情感”。面对衰朽的满清专制，当然急欲除之而后快。

30岁以前的梁任公，同时着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西方法政知识的引进与介绍，并据以成型他自己的宪政思想；一是从事“少年中国说”“新民说”之类的国民鼓动与启蒙，开民智以为立宪之预备。以往我们较为熟悉和弘扬的是任公后一面的工作，前者因其政治保守被视为历史的负面故长期隐而不彰。现在看来，任公思想中更有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思想资源的一面，恰在于此。至于满带情感色彩的革命、排满、破坏等言论，则大体见于那类鼓动性的文字以及一些书信中。这是任公自身感性与理性交战的两途，但就其文字对时代产生的影响看，无疑，梁氏鼓动性（包括批判性）的文字占上风。

颇为吊诡的是，梁氏后来主立宪而反革命，但很多青年就是读着他那“别有一种魔力”的文字走上排满道路的。对此，梁氏自己无可奈何，毕竟理性的、建设性的文字难于吸引人。当时，严复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亦责梁任公的某些文字“种祸无穷”。

危机刺激与立宪理性的交锋

1902年是梁启超的革命思想最后一轮激涨。按他自述：“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复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那么，什么是革命，在《释革》一文中，任公这样宣示：“……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焉乎可哉，焉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

当时，革命即意味破坏，面对颓败之局，梁氏认为破坏断不可免，“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当然最好是“无血之破坏”，如不可，则势必“有血之破坏”。所有这一切，目标都是满清。该年他在给师长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表示：“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剖析这一时期的梁任公，其复杂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像不倒翁，一会儿立宪，一会儿革命；而是立宪与革命同时交织于胸，成为一种艰难的选择。固然，以后任公这样检讨自己：“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启超亦不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战’，世多以此为诟病。”

当时康有为在给任公的信中以四字相责，说他“流质易变”。直到今天，人们提起梁启超，印象还是他的变来变去，好像没有操守。但，如果细读任公，可以发现，与其说他在立宪与革命上忽彼忽此，不如说这两个问题在他那里更多是亦彼亦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两者缠杂，不胜纠结。

清末立宪，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外而体制内的过程。十来年时间里，它的前一段（1900年－1905年）是尚未进入朝廷的民间自为阶段，这一阶段属于立宪的鼓吹和酝酿期。作为这一阶段的首席驱动，梁任公本人的立宪思想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革命还是立宪的曲折、动摇和反覆。此一过程颇富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意义。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1902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该小说刊登在是年创刊的《新小说》上，杂志宗旨即如其言“专欲鼓吹革命”；但，小说的内容又恰恰不是革命排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对话体小说，实际上呈现的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该对话由两个主人公展开。黄克强与李去病从海外学成归国，途经被白俄控制的东北，晚上回到旅店，纵论国是。就革命与非革命即如何建造新中国的问题，黄李互不相让，辩驳直达四十四回合，直到东方之既白。黄主张改良立宪虚君，李主张武力逐满以建共和。这分歧的两人其实都是梁任公，是一体两面的任公借笔下两个人物自我申张，亦自我博弈。

小说框架亦即任公的思想框架：即使此时任公革命情绪激涨，依然未脱立宪之轨。应该这样说，是现实的刺激，驱使任公倾向革命，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为鬼雄；但一旦诉诸理性，任公又回到立宪，认为“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换言之，小说中的立宪党人“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为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

君主，还是民主，是清末革党和宪党争论的焦点之一。以革命推翻君主以建民主，是革党的目标，但小说中的黄克强在第十回合中这样和李去病论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只要能够推进立宪，成立议会，并用宪法限制君权，那么，这个被虚化了的君权在谁手里，其实都可以。这是梁启超“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思想的最早表露。

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权在君主手里，谓之君主国，在民主手里，即谓民主国，这是国体的两种形态，梁氏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体，即政权如何组织。

如果立宪法、开国会，这个政权即使名义为君主，也是宪政国家，反之，则为专制。任公置政体于国体之前，还是为了回避革命。因为清廷可以接受立宪，但不会接受民主。民主是革君主的命，直接从它手里抢权。

另外，梁氏以立宪反专制，表明他对革命反专制的不信任。革命就是暴动，它既有巨大的破坏性，又难能保证革命后没有新的专制。当时排满标举的是法国大革命，该小说第六个回合中，黄克强指出：“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实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即罗伯斯庇尔）丹顿（丹东）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呢。当18世纪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了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

这是任公对革命反专制的怀疑，这一看法在以后他与革党的论战中不但更有阐发，而且进一步发变为这样一种思想，即革命必然导致专制。

走向“一意立宪”

1903年是任公前后思想的分界线。是年，30岁的梁任公有过一次美洲行，长达十来个月。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梁氏立场彻底转变，从依违于立宪与革命，到放弃革命，一意以立宪为己任。接下来，前此发生在任公身上的“黄李之争”，便实实在在演变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任公则几乎是以一个人的力量与对方一个团队较量。

考量任公转变，原因固多，就他对现实观感而言，此点当予注意。民元之际，任公归国，面对报界，他这样解释自己当年所以弃革：“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

这里，梁启超尤不满于学生介入革命。他在一篇《答飞生》的文中表示：“自东京学生运动之义倡，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

还在世纪初，任公即反对后来一个世纪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堪为卓识。然而，他没料到的是，此后几年，他自己就输在这些他所反对的以运动而废学的留学青年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