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志中周一仙:遵义会议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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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

 

  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是为纪念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而筹建的。1953年筹建,1955年对外开放。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批修建的革命纪念馆之一。馆藏文物500余件(不包括复制品与仿制品等);历史资料3978份;资料图书1426册。正式出版图书有《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张闻天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纪实》等10余种,200余万字。开放42年来,接待国内外观众3000余万人次。1961年,遵义会议会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1984年恢复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全貌。以此址开设了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1993年,遵义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十个优秀社会教育基地”;1995年,共青团中央又授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的“全国青少年社会教育基地”;1996年9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6个单位,又联合授予“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6月11日,中宣部又授予“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里是全国人民进行党史学习、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重要阵地。一年四季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间期内,却在所谓“中国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在“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1935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第一版第970~971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1981年 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得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列攸关的转折点。

 

  (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单行本第一版第3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节录)(1936年12月)

 

  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鄂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4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的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1932年1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了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43年11月27日)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文化。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度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度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由上面事实看到,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廖指挥下消灭,而能渡过长征难关,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度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胜利,也是如此。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

 

  谈会上的讲话(节录)(1944年)

 

  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已家底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址,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

 

  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 (1989年6月16日)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从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党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份。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

 

  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拨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粟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埃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粟色。

 

(责任编辑:戴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