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房企排名:唐代 李北海《少林寺戒坛铭》

    李北海《少林寺戒坛铭》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后，便自北向南广泛蔓延,三国时期流传至古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再向长江下游传播，在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内, 佛教在六朝古都建业就形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局面。而嵩山少林寺，作为我国佛教禅宗的祖庭和武术圣地，历来受到僧俗的崇敬和向往。鄂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义净法师撰文、李邕等人书写的《唐少林寺戒坛铭序》、《跋》的存世，则充分地说明了历史上佛教的繁荣。
    湖北鄂州市博物馆所藏《唐少林寺戒坛铭序》为碑之拓片，保存完整。拓本长80厘米，宽32厘米，25行，行14字，行书，字径1厘米见方。右边起手标题为：“唐少林寺戒坛铭有序”，文首有“三藏法师义净制，括州刺史李邕书”，文末落款为“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沙门如通立石，伏灵芝刻字”。其后附有许灵长题跋及“許靈長”印文。

铭文：

    粤以长安四年，岁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纲维寺主义奖、上座智宝，都维那大举法济禅师及徒众，是以少林山寺，重结戒坛，欲令受戒忏仪，共遵其处。乃遂之都下，屈诸大德，殷勤致礼，延就山门。是时我老苾刍义净，及护律师、搓禅师、思禅师、恂禅师、晖律、恪律师、威律师等，既至寺所。解旧结新，佥议此边，名为小戒，摽相永定，冀无疑惑。于是获鹅珍之嘉士，无召自来；得草结之英贤，不期而会，数逾一百，行道三旬，共系颈珠，俱修趺足。诚五浊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虚往实归，绍隆无替。庶乎桑田屡改，长存立石之基；砂界时迁，无爽布金之地。恐地成碧海，领岌青川，迷此结辰，乃为铭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式传金石，是敬是遵，目观西域，仗锡东埵，睹盛事而隋喜，(?)刊纪乎斯文。
    许灵长跋云：
    余见北海书数十种，用笔各异，唯岳麓、云麾相佀，此帙世不概见，出奇无穷，抑先生晚年之笔与，每作志传皆手自勒石。伏灵芝、黄仙隺皆寓言也。
    《铭》文说的是少林寺举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重结戒坛”活动。《铭》文内容表明：其一，这次是“重结戒坛”，由此说明少林寺过去曾设过戒坛；其二，这次“重结戒坛”邀请了义净法师等八位大德来寺，作为受戒仪式中的“三师七证”；其三，文中也说明了这次设坛“行道三旬”，即一个月时间，且参加的僧众“数逾一百”，已达一百多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人数上讲，这在当时都应当是较大规模的了。
    《铭》文中的长安四年，即公元７０４年，是唐女皇武则天在位的最后一年，在她实际统治的二十余年中，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她礼崇高僧，施钱设像，建寺度僧。特别是对嵩山和少林寺，更是恩宠有加。她常常游幸嵩山和少林寺，来祭祀封禅，避暑纳凉。她为其母度灵建塔于少林寺，又施钱修建普光堂。她将少林寺高僧慧安（即道安）国师，迎入宫中供养三年等。有此缘故，再加上唐初少林寺十三僧“助唐擒仁则”的特殊功绩等，使少林寺由贞观、长安到开元年间的八十年时间内，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故这时的少林寺“重结戒坛”传戒，是发展的必然需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该《铭》为义净法师撰写，但另据考证，大唐三藏义净法师撰写的《唐少林寺戒坛铭》刻石，已遗失无存，然而有拓本已被清王昶收入《金石萃编》（卷七十）。另清董诰的《全唐文》（卷九一四）也有录文。其他有关少林寺的金石文献等也有题跋介绍。
    关于《铭》文内容，《全唐文》（ 以下简称《文》）和《金石萃编》（以下简称《萃》）录文，有几处多字少字和更变现象。如《文》，在“上座智宝”前加了一“大”字。《萃》为“乃遂之都下”，而《文》为“遂乃远之都下”；《萃》为“小戒”，而《文》为“小界”；《萃》为“恐地成碧海”，而《文》为“恐田成碧海”；《萃》为“及徒众是以”，而《文》为“及众徒等议以”。这些不同的文字表述，基本上不影响我们对原文的理解，而《文》文里少了一个“思禅师”，则应使我们注意的。
    鄂州市博物馆馆藏《唐少林寺戒坛铭序》（以下简称《鄂铭》）碑拓片，其文字内容与《萃》所录文字几乎一致，仅有几处少字和更变现象。如《鄂铭》“晖律”后少了一个“师”，《萃》中缺一“搓”字，《鄂铭》补之为“搓禅师”；《萃》中另缺一“睹”字，鄂《铭》补为“睹盛事而隋喜”；《萃》为“比丘”，而《鄂铭》为“苾刍”；《萃》为“项珠”，而《鄂铭》为“颈珠”；《萃》为“东陲”，而《鄂铭》为“东埵”。
    因《全唐文》只录有正文，没有撰写者和立碑时间，故根据王昶《金石萃编》录文，《铭》文有唐“三藏义净法师制（注：即撰文）”，有“括州刺史李邕书（注：即书写）”。对于三藏义净法师撰文，历来没有异议。但对李邕的书法，历来有争议颇多。李邕（公元678—747年），字泰和，扬州人，因官至汲郡、北海太守，故人称“李北海”。工文，善书，取法“二王”而有所创新，以行楷写碑见长，颇受世人推崇，其书法成为后学者纷纷效仿的对象，故其留下名言：“学我者死，似我者俗”，也成为今天书法家们遵守的一个理论依据。虽然王昶在其《金石萃编》录中指为李邕书，但在跋中云：“按碑题括州刺史李邕书……，颇疑所谓邕者竟是托名……，寺僧立碑假邕书以取重……”。有学者分析研究后认为，“其为二刻无疑也”。具体为：长安四年，设坛时已将李邕书的《铭》石嵌于戒坛上，在十一年后，因铭石丢失、戒坛倒塌等原因，到开元三年，又有其学生张杰临其师书法而又刻一块，并有张杰的落款记述。也有人认为，即使“碑为伪托，但就艺论艺，其艺术价值还是大有可观的。”的确如此，通过该拓片，我们仍可看出该碑刻不失为一幅优秀之作。
    无论如何鄂州市博物馆馆藏唐《少林寺戒坛铭序》碑拓片的存在，毫无疑问地传承了中国书法文化，反映了佛教在我国历史上广泛传播的情况，以及对于人们思想文化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

                                                                           （徐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