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局局长:“争议”于建嵘

“争议”于建嵘

作者：张薇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4期

  　岁末，北京宋庄小堡村的印象咖啡馆。天气冷飕飕，一波又一波的人来到这里赶赴于建嵘的流水席。

　　作为流水席的主人，于建嵘，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顶着厚重的眼镜片、穿着蓝色大棉服，像位朴实的小堡村村民，忙忙活活地招待每一位来者。

　　缘起就是那么一条微博，“栗宪庭电影基金会将在2010年12月25日至28日举行‘我们这一年：2010，招待会。我是今年招待会的主人，在这四天里：1、聊天;2、免费的晚餐; 3、赠送我的新书《底层立场》;4、放映并赠送纪录片《上访者说》;5、看‘我的兄弟姐妹’绘画和照片。”

　　四天时间里，呼啦啦就来了800多人。网友、上访者、学者、官员、学生，各路身份。有人跟于建嵘说，你发短信给那个谁(某名人)，他肯定来。于建嵘偏不，没发任何邀请函，他就是要试试微博的号召力，他说来的每个人都是他的嘉宾。

　　于建嵘还想尝试的是，对社会活动空间的突破。岁末的这场流水席是他的一个行为艺术：“今年不是气氛比较紧张嘛，大家都不能吃饭啊不能聊天啊，今年民间没有一个人能搞成这种活动。我就做这么个活动，把社会活动的空间拉开一些。大家一起玩一玩，天塌不下来。”

　　除了每天的流水席，印象咖啡馆的地下一层放映厅里，都会准点放一遍于建嵘接待上访者时拍摄的《上访者说》。一个多小时的放映后，人们先是哑然，然后憋着劲地鼓掌。

　　第一天活动时，于建嵘还不忘操着他的湖南普通话向人群中喊话调侃：“兄弟啊，你回去就说，我这里真的就是吃顿饭啊。”

　　第二天活动时，于建嵘做了个半小时的演讲，主题他曾经在香港大学讲过，即《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他演讲的措辞不学术，多以“我给你讲个故事”开头，他给大家讲拥有扩音器的农民廖哲辉，和拿着录音笔上访的张居正。

　　第三天、第四天，人们呼啦啦地来，呼啦啦地走，看片、聊天、听诗人现场朗诵，随意又热闹地跟于建嵘一块完成了岁末的这场“行为艺术”。

　　这特别像于建嵘整个2010年的写照：作为一名学者，他不在书斋中，而是在人群中，他不是用文字著书，而是用行动立说。

　　他一边接待着访民，一边为官员上着课。他还画着油画儿，拍着纪录片，“织”着微博。这似乎都不像是一个学者做的，但他就是这样另类着，在公共领域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这样的“野路子”让于成为2010年最红的学者，微博粉丝多达24万，年度奖项多到拿得手抽筋：年度新锐人物、年度魅力学术类布道魅力、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等。

　　红得如此发紫，就有人问了，作为一名研究农村发展的学者，这么红，正常吗?

　　演讲家

　　“只要你说你是当官的，你说你有钱，人们心中的怒火就产生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事实，只需要一句话。说你是城管更不行，现在还不能冒充警察，也千万不能说你是警察。”

　　1月8日晚，于建嵘在单向街图书馆为他的新书《底层立场》做演讲，说到社会泄愤事件，于建嵘跟挤了满满一屋子的人讲官民冲突。人们听了就乐。

　　这是他演讲时惯有的语气，浅显大白话，不绕弯子，透着点幽默劲。

　　跟官员讲课时，讲话更是直接，他不讲高深的，都是浅显易懂的。

　　他会立场鲜明地说：“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这话一说完，官员们都哈哈笑。

　　有时，他也会循循善诱地讲：“人家给你们送钱时，千万不要记下来，更不要用电脑记，一不小心人家给你上网可麻烦了。至于手机里的黄色短信，看后要删掉，一不小心人家给你上网也麻烦了。现在跟你们讲理想和道德或法制没有用了，为了安全你们也不要贪得这么明显吧。”他话音还没落，就立刻有人拿出自己的手机。

　　他还会把拿着高科技设备的廖哲辉、张居正们统统讲给官员，让官员们体会信息技术如何重构政治力量。

　　他以“我农民，你们官员”的口气讲着官员们平时听不到的调调，换来的有掌声、心软、落泪，也有骂声。

　　讲完课后有立竿见影的，譬如他在清华给湖南省一个中青班讲课时，讲到中途，一负责拆迁的领导立即给家里的副手打电话，告知立即停止强拆，哪怕不升迁。一位法院副院长课后当众表态说，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依法办事!

　　更有官员表示无奈，譬如在北大他给五十多个乡党委书记讲课。课后，有几位书记跟他说，您讲的都很对，可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那些不对的事啊。我们甚至怕您到我们那里去，怕您知道我们做的事后骂我们。

　　这让于建嵘觉得累。但他还是觉得，让官员们将心比心地看待官民冲突，立说永远比著书的效果更直接。而且，“通过交流互动，我可以看出这些官员在想什么，了解他们有什么困惑，判断什么观点对他们有价值。”

　　如果有人问，一个学者，不做田野调查，不做学术文章，能研究出个什么来?于建嵘会说，给官员讲课就是他的学术研究。

　　“中国的政治是屏蔽式的，你很难通过一般的手法去了解，他本人也很难跟你敞开胸怀。通过给官员讲课，可以更真实、全面地了解这个社会，他们怎么看，我们和他们能不能从中间取得共识。”于建嵘说。

　　他一边骂着官员，也一边跟官员做着朋友。官员们专程到他家拜访，参观他满满一屋子的群众举报材料。河北政法委的秘书长在他那里看完材料后，给他写了八个字：心悟正道，足行民间。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如此评价于建嵘的这项“学术研究”：“改变不了官场，至少可以让官场少干点坏事。毕竟，我们还在期待执政者自我改良，一点点进步，不要后退，走回头路。要想让官员有改革的自觉，我们还得给他们灌输点新的有益的信息，这就需要学者，需要有良知的学者，不拍马屁的学者，本着良心，对官员们说点真话、实话和有学术含量的话。”

　　艺术家

　　除了全国各地跑着给官员们讲课，于建嵘把在京的大把时间留给了访民。

　　只要于建嵘身在宋庄小堡的家，每天便会迎来各路的访客。其中大量是访民。在于建嵘家坐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停地有访民敲开他家的门，坐在沙发上，跟他说那些郁结于心的事。

　　于建嵘仿佛是他们的终极发泄渠道。那些受过的苦，埋过的冤，流过的泪，没人听他们说，他们就跑到于建嵘这里说。说一遍不够，便说好几遍。

　　“一般人都干不了这事。访民们的事情听多了，谁都受不了。”当帮助于建嵘接待访民的学生都受不了时，于建嵘还受着。

　　这种承担生生地把于建嵘“逼”成了画家。在他的挂着“东书房”匾的客厅内，摆着于建嵘的一副油画，油画中是位上访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冬天在这里上访，我请她吃饭，她一直对我哭，她一直在说，她跪在地上。”于建嵘知道自己不能解决她的任何问题，便把她画下来，“我对她有愧疚，每画一笔我都在想，我要对你有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这位老人，满含泪水，头上缠一个冤字，他给这幅油画起名叫《母亲》。上访者们来了，都喜欢跟《母亲》合影。于建嵘是上访者们的情绪出口，绘画则是于建嵘自己的情绪出口。

　　学者吴祚来见证了于建嵘成为“艺术家”的过程：一次，吴祚来去于建嵘家中，看到他正在冲洗访民们的照片，想做一次展览。吴祚来建议，油画艺术的冲击力要超过照片。于建嵘不满意匠人艺术家的表现，便亲自操刀，以相片为素材，沾着自己的无奈和悲怆画出了数十幅油画来。

　　比起学者的身份，于建嵘更愿意把自己当农民，跟精英主义价值观相反，他的立场在底层，“‘底层社会’可以说是不被关注和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世界。”在他看来，“‘底层社会’是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我们从底层人群的处境出发，从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

　　他用绘画的方式、用纪录片的方式把这个底层社会揭开给人们看。他把他的油画系列命名为“我的兄弟姐们”。纪录片《上访者说》是他多年用镜头记录访问的结晶，有时访民来得太多，接待不过来，于建嵘就让他们对着摄像机说。录了几百个小时，他把这些素材剪辑成一个多小时。

　　镜头时而有晃动，就是访民们在说，用各地方言说，没有字幕，有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无一不流着泪，边诉边泣。

　　于建嵘不是访民，却胜似访民们的代言人。一次在广东的公开演讲中，有人质疑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应站在底层立场说话，你应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

　　他指着台下一个快六十岁的妇女应道：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你们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三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在于建嵘看来，中国今天最缺乏的是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研究方法。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解读中国底层社会的心态，只能从每一个案例中去解读。

　　微博控

　　从某种程度上说，于建嵘的红，离不开微博。

　　常年接待访民，大量接触官员，这样的“上通下达”让于建嵘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积累了丰富的一手信息，微博则成了他向外传输信息的个人电台。

　　他跟他的学生讲微博和博客的区别：“博客像是贴了大字报，你愿意来看就看，微博则像一份小报纸，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在他眼里，微博更有力量，更有冲击力，更容易使一个问题变成公共事件。事实上，他初开微博后，也直接“制造”了一起公共事件。

　　他乐于把自己的这个段子放在《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的演讲中做实例：江西万载，他被请去给几百个干部做演讲，他讲到不要拆农民房子不要打农民抓农民，这席话激怒了万载的县委书记。饭局上，县委书记拍着桌子跟于建嵘说了一句话——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拂袖离去，顺手把该县委书记的话写进了刚开不久的微博。

　　这场学者和官员之争，通过微博的传播，掀起了巨大的影响。“现代科技已经解构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抢到了一个话筒，哪怕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大。”

　　于建嵘善于在微博上组织有吸引力的语言。一则跟官员谈心的微博语言，还掀起了网友的争相模仿。

　　“有一位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

　　网友则跟帖进行了各种演绎，谈心的主角变换为宣传部长、狱警、法官、富二代、李刚、城管等不一而足：“有一个做城管的同学，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打小摊贩的，那是因为你不打，不知道打人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打小贩，那种前呼后拥，我到哪里就让人死到哪里的王八之气，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

　　如今于建嵘的粉丝有24万之多，其中之一是微博女王姚晨。就在于建嵘组织岁末流水席期间，姚晨特意发私信给于建嵘，赞于建嵘是骑士。

　　于建嵘开玩笑说：“姚晨都写信了，那还得了啊。”但他花了好久时间，才对上号，姚晨是那个嘴巴很大的演员。

　　利用自己的微博影响力，于建嵘巧妙地展开了运用信息技术跟政治的抗议行为。

　　他在微博上发布消息：“今日正式启动“让失屋农民过冬”活动。凡经网友认定在最近三年被强拆而失屋无处安身的农民，将给其寄去一千至二千元过冬费。首笔款项由CCTV经济半小时张子贤转来的某人士二万元人民币捐款。拒绝学生和工薪人士捐款。拒收海外基金和个人的任何捐助。爱心人士可直接与受捐人联系。”

　　接下来，微博上陆续发布因强拆造成失屋的农民的住址，以及名单提供者。

　　有人问他，到时候，失屋的人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少，你救助得过来吗?

　　于建嵘摇摇头：“我把全国人民都救了，我救得了么?我现在很简单，捐钱是象征性的，我把消息一公布，我还会点你的名，我不跟你发生正面冲突，我本人也不经手一分钱，我就是告诉你，我要送钱了。”

　　微博的影响力很有效。被点名的其市政府，给于建嵘打去电话，要求删掉微博，“天天打电话过来，说求你了，把名字删掉，我们马上解决好不好呀。”于建嵘说。

　　信息技术让于建嵘看到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信息时代，我们也许能超越几千年来的暴力政治之路，也许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世界政治文明为旨趣的‘训政’，也许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而实现这些的决定性力量，也许就是掌握信息技术并具有批评和抗争意识的中国民众。”

　　三原则

　　“多年在基层行走，没断了跟地方政府有摩擦，但谁也不敢把他怎样。”在张鸣眼中，于建嵘是个“通天”的人物。

　　他怎么就能够在社会敏感地带游刃有余地游走?

　　于建嵘总会把他的三原则挂在嘴边：“第一，不把自己当人物;第二，没有秘密，判断一个人很困难，很多人拿精力去判断人去了，这个判断的成本太大，我对所有人都可以讲话，讲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第三，不要搞组织，不要去签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张耀杰把于建嵘的三原则“翻译”成：“用谦卑敬畏的低姿态正大光明地从事自己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的真问题和真学术。”

　　不把自己当人物。于是当有人“骂”他，你于建嵘就是在炒作，你就是想让自己红时，他颔首兼拍掌，对，我就是在炒作，我就是要红!

　　如此非学者风范更似小民般浑不吝的回应，往往让对手再无话可说。

　　作为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也是一名体制内的人物，不拥有小秘密和小动作是他的边界意识，也是他自我保护的方式。譬如当有人在他的单向街讲座上问他对乐清的调查时，他会说，“乐清不适合拿出来探讨，像乐清这件事情，我主要是关怀土地意识，实际上关于这个案件，你们已经在我微博中看到一个最完整的说明，但不宜在今天说，说了可能会跨省追捕。”

　　有人评价他是清楚社会症结所在，但又不会把话说绝说死，用这种方式，既传达传播思想，又保留说话的权利。

　　借由这些原则，他敢说，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

　　在单向街图书馆的年初讲座，一个小伙子问他，您做了这么多研究，对于底层社会或官民冲突，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他说：“我告诉你，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一定要有明确的个人权利，我们这么多年来，恰恰搞错了一个问题，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却忽略了个人利益，在我看来，个人利益永远至高无上。有太多太多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理由，只要这种利益侵害了个人利益，我们就要坚决地反对。没有这一点，中国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