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刘欢的歌曲大全:公民社会无力,公民观察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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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05日 07:18 AM

公民社会无力,公民观察无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杨耕身  评论[55条

或许在许多年之后,这起发生在2010岁末浙江乐清的一位村长之死事件,将成为后世人们观照这个时代的政府与政治、法治与人心、权力与社会的重要标本。它将让所有把目光投向这起事件的人黯然神伤,并由衷喟叹:曾经有一个年代,权力是这样的,社会是这样的,人心是这样的。这样地冲突,这样地对立,这样地互相警惕,这样地互不信任。如果说官方对钱云会村长之死的结论所受到网络公众大面积的拒不采信的事实,已不足以表明这样一种现状,那么当民间“第三方”开始介入到这一事件当中,并由此引出的舆论沸扬,则可能足证一切。

“有请钱云会惨案公民观察团”——这是笔者在获知由知名学者于建嵘与知名评论人笑蜀领衔,将组成由众学者志愿加入的“乐清事件公民观察团”之时,写作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我曾以为,除了民间小道消息与官方“大道消息”之外,对于真相的追询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公民之力,并乐观地指出,“对钱云会惨案,惟集公民之力才能真正让我们抵达真相。”我相信这不仅曾经是我一个人的乐观,亦是许多人的期盼。但现在看来,这样的乐观显然为时过早,也仍旧低估了这个时代这样的一种权力、社会以及人心的现状。

按《新世纪》周刊的说法,至少有三个“公民独立调查团”前往乐清,领衔者包括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知名网友王小山和律师项宏峰。但在其中,王小山似不同意“观察团”之说,仅自谦为“低端网友围观团”。于、笑二人领衔的“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其声势最大,受关注最众。不过在“观察”数日之后,人们仍旧发现: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走通,公民观察团却已经准备“撤离”。但在此时,乐清真相仍旧成为悬疑。“学界公民观察团”的认证微博除了对土地问题及治安问题的调查或建言之外,亦鲜有对村长之死案给出过多的信息,亦未有报告发布。

当然不能说,这是公民观察团的铩羽而归,或无功而返。笑蜀显然不承认观察团的尴尬,对于撤离之说,他回应道,“观察团工作需调整,人员也需休整。”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这番归来,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拿到了他们所认为的真相。这就是笑蜀以个人言论、不代表观察团的方式表示的:“我今天仍认为无蓄意谋杀的可能。”但这一“真相”同样像乐清此前的官方结论那样受到质疑,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被收买”。知名评论人李承鹏甚至将公民观察团称为“双规观察团”,即按照警方规定路线、规定人选走访了一遍。另外他更将知识份子称为“姿势份子”。

钱云会村长到底是死于谋杀,还是死于车祸?在村长之死的罗生门事件上,已经俨然没有谁能给出一个真正让人信服并心安的结论。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已经不去说它,更要紧的是,终于在这样一个时刻,那些通常被称为“意见领袖”的人们,也难以再“领袖意见”。这很可能是比政府公信力困局更加值得让人深昧的现实。它所指向的,并不是公民观察团组成人员的人品或道德问题,它只能表明,当整个社会并没有真正培育出一种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机制和精神之时,公信力匮乏必然是一个所有人都必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泥淖。

公信力不是光凭几个有良知或正义感的学者拉竿而起,或成立几个公民观察团就能实现的。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毫无疑问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但对它的培育,以及它所能发展的空间,却有赖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化与让渡。一个大政府的框架之下,难言公民社会。当公权力仍旧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之力,尤其是当公权力已经遭致普遍的公信力质疑之时,任何看起来初衷甚好或出自良愿的民间作业,都可能在过大的权力阴影之下走样。在乐清事件中,人们或许正是基于此而拒不相信、直至毫无凭据地怀疑那些学者“被收买”。

我们仍需呼唤最真实的钱云会之死的真相,但这一真相仍将难免陷入无法完全取信于民的困境。在一个公共危机频发的年代,我们要面临的,已不是一个政府或一个民间组织公信力缺乏的困局,更是一个社会公信力缺乏之困局,而能够最终给出解决方案的,仍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这样的一种公民社会,必然有着更完善的制衡与监督,有更独立自律的空间与运作,有更公开透明的制度与环境。在村长之死事件中,公民观察团的水温初试,浅尝辄止,其所提示的无疑正是这样一种命题:若公民社会无力,则公民观察势必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