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社会”与“公民社会”的追尾

“权力社会”与“公民社会”的追尾

楚潇云/文

中国当今之社会，仿佛正在日益脱节成为两节各自行驶而成并不交叉的列车，一列是权力社会的呼啸而过，一列是公民社会的渐渐长成。本来，中国自步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是一个权力彰显而权利影遁之国家。数千年的积弊层层淤积至今，即便神州大地各路精英有心鼎故革新，无奈数千年流弊之下，社会的权力色彩不但一如故往，反而在和谐社会的美誉之下，越发的摇曳生姿起来。

在社会权力色彩日益龙精虎猛的同时，却是公民社会的不断觉醒。公民身份意识的凸显，主权在民理念的普及，天赋人权学说的育化，当下之公民，确乎也渐渐地不同于往昔臣民社会，匍匐于地三呼万岁的庸众了。人民也渐渐地知晓了，那些踞居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官爷们，也是时候思考着如何从“统治”、“管制”的政府角色，向“服务”与“打工”的雇员角色华丽转身了。

也因此之故，有论者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倒逼时代，“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权力者一厢情愿的事情，也不仅是普通公民的言论要求，而是公民的行动要求，公民的抗争政治已经倒逼政治体制改革。”这里面无疑蕴含着对中国社情民意变化的敏锐捕捉。然而，对于我这等悲观论者而言，公民社会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虽然渐渐显现，但是，由于权力社会的顽固坚韧与公民社会的初生稚嫩，我们并不能给予当前公民社会倒逼的效力给予过多的期待。当然，换个角度讲，道路的曲折并不抹杀前途的光明。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慨而言之，权力社会大约可以提炼出三个特质：傲慢、弱智与疯狂。说起傲慢，近些年权力社会层出不穷而屡有翻新的“雷语”，实际上就是权力傲慢的一个浓缩。据近两天的新闻报道，浙江省浦江芮女士因为欠款人拒不还款，在官司胜诉之后，多次找县法院执行局局长郑智慧申请强制执行。不知是因为芮女士等人态度欠佳还是郑大官人心情不好，郑大官人对于强制执行一事，一次次加以阻扰，在芮女士质问：“你是在为谁服务”时，郑大局长慨然答道：“我不需要为任何人服务”。权力傲慢的嘴脸，在郑大官人这里可谓暴露无遗。于此可以两相对应另一个案例则是，马英九当选之后，手持“国家”公器，瓜田李下，为了避嫌起见，妻子周美青辞去兆丰银行董事一职，大姐马以南辞去中国化学制药公司副总经理，周美青的二哥周伟奇也辞去联华联合液化石油气公司董事长的工作。据悉，马英九夫人、舅子以及大姐3人月薪加起来少说至少85万。同样是中华子民，经过严格民主操练的台湾同胞让我们看到了对大权在握者对手中公权的另一种态度：敬畏。（当然，由于在中国大陆“翻墙”的不易，马英九此则案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

关于中国权力社会另一特质——弱智——其典型案例其实也并不难找。易中天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年头，不弱智如何当领导。易中天先生的调侃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对权力社会的神来之笔的针砭。就比如近两天除了“轻度体”爆红网络之外，还有一种“起码体”也颇为流行。近日，广西梧州桂江一桥经过了近一年的整修重新开通，大桥路面就出现了裂缝。即便如此，梧州市市政管理局局长梁冰在舆论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面前，依然面不改色地言道：“我们政府是有责任心的政府，宁愿先通车，通车虽然路难走点，质量差点，但是起码通车了。”花了纳税人海量的钞票，提供了如此下三滥的公共服务，不但不有愧于心，反而自得其乐，就智力而言，真称的上弱暴了。

至于权力的疯狂，云南楚雄州的“吸毒州长”可谓集权力疯狂与大成者。一是狂热，不顾实际招商引资上项目，狂热追求政绩工程；二是狂妄，视纪律、法律为“儿戏”；三是狂欢，极尽寻欢作乐之能事，吸食毒品，与数十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云南省专案组对其案件评述道：“因为狂热，杨红卫已经不能有正常的分析判断能力；因为狂妄，他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为人处世礼仪和基本的价值判断；因为狂欢，他摧残了自己的身心。”上帝要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权力一旦疯狂，离求死之道也就不远了。

至于公民社会，虽然已露出倒逼权力社会的苗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对权力社会追尾和碰撞，但是，公民社会在成长过程中，也依然避免不了成长中的软肋。就区区看来，公民社会如今是觉醒与残缺并存，成长与分裂共在。公民社会的觉醒与成长，有目共睹，有口皆嗜，自不待言。我们如今公民社会初生期的残缺与分裂，也是不容忽略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从公民社会的残缺上讲，自从国门渐次而开以来，国际社会的流动、网络的普及、信息的爆炸，使得国家对信息的封锁与管制已经渐渐的力不从心。公民社会随着民众智识的开启和普世价值的流行，已经渐渐地具备了一定的气候。尤其是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盛行以来，网络上众语喧哗，一片民主操练的热闹景象。但是，在网络喧嚣的背后，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这种民主的操练，更多的是知识精英和草根精英的自娱自乐。这里面也当然孕育着民主启蒙的意味，但正如有论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社会阶层好像是断裂的，看微博感觉明天就要起义了，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一百年也不会革命。如果公民社会的成长，不能最大限度的将底层民众卷入，不能彻底地鼎故革新于臣民社会带来的膜拜权力的基因，那么，当今公民社会即便长成，也依然是一个残缺的泥足巨人。

而且我以为，即便是在精英层面，精英阶层，尤其是身处体制内的精英分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格分裂之状况。这也就是说，他们（也包括诸如我等的伪精英）一方面恪守着良知与正义的底线，天然地警惕公权力的自我膨胀，也不遗余力的抨击着国家公器的私用与滥用，但在另一方面，也并不拒绝特权给予的超国民待遇，甚至很享受超国民待遇。百家讲坛的马瑞芳就曾经提到过另一位讲坛名家阎崇年，谈到封闭的高速路为他一人而开通，他坐火车不买票，还被请坐卧铺等“典故”。

在公民社会与权力社会的斗法中，如果作为精英阶层尤其是教父级的民主启蒙者们尚不能以严格的道德自律拒绝特权，即便咱们这块公民社会与权力社会追尾了，那也是，按照咱们CCTV的说法，“轻度追尾”。至于谁个脱轨，谁个埋了谁个，还在未定之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