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的后代:北京故宫馆藏玺印赏析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3:19:25
 北京故宫馆藏玺印赏析    玺印是凭证工具之一。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官、私玺印产生了。玺印大约始自东周,代代相承,未曾间断,完其发展,可分四期:

  1、散制作期:传世的出土古玺印最早为战国时代的制作,印体有大小、方圆、一二三层之分,顶端作小鼻纽者最多,印文有三晋、齐、楚等国古文,布局疏朗,错落有致。

  2、形制统一期:秦汉魏晋皆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皇帝专用玉质,称玺,余者用铜,称印。这段时间之印章有大小方圆、长方等等形式,印体日渐厚重,以鼻纽、龟纽居多。印文形式秦代刻阴文小篆,有界格,两汉魏晋的入印篆书方圆俱备,被作为典范,称为谬篆。此外有鸟虫书及与其相类之文字,印文外加装饰及有形印皆为东汉所常见。南北朝印章继承魏晋之作,饶有古趣。

  3、发展变化期:隋唐以后印体增大,鼻纽变成小长方形把手,直至增高成上小下宽之柱形柄。官印文字皆作阳文,由细笔微曲之唐篆变化为九叠篆,还有以西晋文、蒙文、满文和满汉篆书合文入印者,印边日渐增阔,布局日趋丰满,笔划与空白日趋均匀。清宫的二十五宝玺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完成,是专用于国事的传国宝,除一金一檀木外余皆玉质,体积硕大,作各式龙纽,为前世所无,玺文有满文、满汉篆书合文。其它大小宝玺多为石质,乃御笔和赏鉴所用,其性质属私印闲章,惟石料、制纽皆极精美,具庄重珍贵的特点。

  4、继往开来期:明清私印以石料所作为多,有少量牙角竹木之作,取代了铜质印章。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或由治印家镌刻,他们皆以秦汉六朝古印为宗,创造出个人风格,如明文何,清浙徽派诸家,晚清赵之谦、吴昌硕都是名声显赫的大家,他们不仅为中国玺印的历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而对东方邻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计官之鉩”玉印,战国,印面1.8×1.8cm,通高1.35cm

  此为战国时期楚国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计官之鉩”四字。“计官”为官名,掌管记书簿册事务。印文篆体笔画挺拔。印面有阴线边栏,与同时期铜印印面常见格式相同。此印玉色青灰,材质本身呈透明状,细观有天然斜纹,凝者如风吹斜柳,散者如烟云片片。

  目前所见战国时期的官印实物大多为铜质。在中国古代印章史上,私人姓氏的印章生佩死殉乃是惯例。汉世以后因印章制度的严格规定,随殉官印多是实用印的复制品。对于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印制度文献尚无记载。就各国官印实物的综合情况而言,均较严肃规整。

  此件“计官之鉩”玉印可能是战国早期殉葬官印的代用品。战国时期的玉印目前所见以楚地为多。20世纪30年代末,乔友声从山东潍县藏家处得到此印,携至北平。几经磋商后,由倪玉书购得。倪玉书得此印后曾有心得笔记:“余不胜心慰。凡是闻而未见之物,或是见而不能购之物,皆不动于衷,处之亦很泰然。反之,得见是物,或能购而不决者,真使人精神痛苦,行动失常,其影响至大,此印之情何能例外。”珍爱之情溢于言表。但倪氏将此印识为“信官之鈢”并定为汉代初期印,有误。

  

  “连尹之鉩”鉨,战国·楚,印面2.1×2.3cm,通高1.4cm

  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界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鉨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居民“连”一级事务之官的官鉨。“连”为居民编制,战时可编为基本军事单位,“尹”是主管某地方或某事务的官吏。“连敖”、“连尹”均为楚国的官名。《左传》载襄公十五年“屈荡为连尹”。《汉书·灌婴传》亦曾记“击破柘公王武君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

  

  “大府”鉨,战国·楚,印面5.4×6.1cm,通高11.7cm

  鉨铜铸,柱钮,鉨面有阴线界栏,印面中间有一纵向竖栏,使印之左、右字分开。印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左起横读。印文笔道宽大,颇有书体之韵。印面虽大但布局不散,印文虽少而气韵充盈。印文的“府”字下部从“贝”,与“府”藏财货之意相合,颇有特色。此印形体之大在同时期的鉨印中较为罕见。与其它需穿印绶的穿孔印钮不同,此印钮为长柱形,正适于一手掌握。

  此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官鉨,府即府库。战国时楚国设有大府、行府、造府、高府等府库,皆是掌管储备各种物资或掌管制造的机构。

  

  “埶关”鉨,战国·楚,直径3.3cm,通高1.1cm

  鉨铜铸,鼻钮,鉨面圆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起横读。鉨文字形线条流畅,结体秀逸,颇有后世毛笔书写之意韵,突出显示了楚鉨的地域特色。

  此鉨为战国时期楚国掌管某一关的官鉨。战国时期各国于关阻之地、国门、城内之市设守征税。《周礼·地官·司门》记其“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周礼·地官·司关》亦记“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

  

  “武遂大夫”鉨,战国·韩,印面1.3×1.3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中的“大夫”二字作“大﹦”,是一种省文,常为相通两字的连写。

  “武遂”,战国时期韩国的地名,曾一度属秦国。《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又《史记·韩世家》中记襄王“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此鉨为战国时期韩国武遂邑的大夫官鉨。

  

  “大车之鉩”鉨,战国·齐,印面2.9×3.0cm,通高0.9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此为战国时期齐国制造或管理大车的机构中的官鉨。

  齐鉨通常不如燕鉨的文字整齐,鉨面布局随意性较大,但此鉨鉨文笔画则较匀称。“大”、“之”两字笔画简略,布排于鉨面上部,占位较窄;“车”、“鉩” 两字笔画较多,布排于鉨面下部,占位较宽,从而使布局整齐均匀。此鉨为齐国阳文鉨中的代表之作。

  

  “东武城攻师鈢”鉨,战国·齐,印面2.3×2.3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印面有阴线界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鉨造型与文字具有齐国官印的明显特征,鉨文“攻”作上下结构,“师”作“帀”,均是齐鉨文的特殊写法。《史记·平原君传》载:“平原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赵地东武城与齐国接境,可能此地一度属齐。“攻师”即工师,《孟子·梁惠王下》载:“为巨室必使工师求大木。”赵歧注:“工师,主工匠之吏。”所以此鉨应为齐国负责管理东武城工匠之吏的职官鉨。

  

  “司马敀鉩”鉨,战国·齐,印面2.3×2.2cm,通高1.4cm

  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为战国时期齐国官鉨。“司马”为官名,《周礼·夏官》载:“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此鉨署文“司马敀”,当是司马职官属下的敀,较为特殊。

  

  “工师之印”印,战国·秦,印面2.1×2.1cm,通高0.7cm

  印铜铸,鼻钮。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秦国文字特征明显,印文圆转流畅,凡纵向笔画皆下垂感十足。尤其是“印”字末笔半行横折下曳更是秦印文的特征。秦国地处关西,与东方诸国相比经济文化发展较慢,其文字沿袭了周的正体文字,少有创新。秦统一后颁行的小篆字体,其基础就是秦的正体字。秦国官印称“印”也是其特异之处。此为秦国工匠之长的官印。

  

  “王间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0×2.0cm,通高1.6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王间信鉩”四字。印材绿色微暗,如叶将秋之渐黄,颇为古雅。印台四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印台四面上敛成斜坡状,斜面满布阴刻勾莲雷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窃曲纹和勾莲雷纹作装饰,此后的铜器上则基本未见。战国时期的玉印上也多采用这两种纹饰,且在汉代的精品玉印中尚间或一见。中国古代玉印在印身上雕有纹饰者本已少见,此件战国玉印兼具这两种纹饰更属罕见,且此玉印整体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絑”玉印,战国,印面1.6×1.6cm,通高1.3cm

  战国时期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起横读“絑”二字。此印玉色青白,光泽素淡雅致,材质温润细腻,琢造极为工整。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有差别,但无疑均已成熟,表现在玺印上的印文同样如此。此时的印面从文字布局看,更注重单个的文字结构,整体上不如汉代规整标准。细观单独的印文,工整紧凑,引人注目,若从印面通观,似显分散。当时入印的文字与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字仍不分,少有特定的某种印文或美术式的变体。战国玺印的印面广泛采用边框,宽阔的边框往往与纤细的阳文相配,而阴文则多增加复栏。这些组合的出现,说明在印文不变形的前提下当时已考虑到印面整体布局的修饰。后人摹刻战国玺印,往往以印文相互配合来整合印面,忽视了其特有的时代特点,作品并不具备战国玺印真实的历史风貌。

  

  “薈信鉩”玉印,战国,印面2.2×2.2cm,通高1.7cm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薈信鉩”四字。战国时期的玉印文字笔画多为每一笔的中部较宽,字口亦深,两端尖锐,字口略浅,表明是砣轮砣磨造成的。印身色泽温润而暗,似光亮含而不露。印身有璞天成。此印顶钮狭长,印台较高,厚实敦稳。其形体较大,在战国玉印中比较少见。

  

  “文桘西疆司寇”鉨,战国·魏,印面1.6×1.6cm,通高1.5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文桘”读“文台”,《史记·魏世家》载:“无忌谓魏王曰:……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而国继以围。”此鉨为战国时期魏国文台所在苑囿之西部地区负责纠察等事务的司寇之官鉨。

  

  “雷旦都司工”鉨,战国·燕,玺面2.4×2.4cm,通高1.6cm

  “雷旦都司工”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为地名“雷旦”的专用字,“雷”字在此处疑读为“漯”或“灅”。《说文》释:“漯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漯水上游为今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其故道在今永定河北面,向东南流至武清县东北注入潞河。《说文》又释:“灅水出右北平浚靡,东南入庚。”即今河北沙河。漯水与灅水的主流均在当时的燕国境内,雷旦之名可能与此二水有关。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雷旦邑负责工程建设的司空官鉨。

  

  “外司炉鍴”鉨,战国·燕,鉨面5.1×1.4cm,通高9.5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外司”,即外司炉,是掌管铸造的职官。“炉”字与燕国货币明刀铭文“外炉”之“炉”字相同。“鍴”读为“瑞”,《周礼·春官·典瑞》中郑玄注:“瑞,节信也。”《说文》则释:“卩(节),瑞信也。”这种战国时期长柄长条形的官鉨目前仅见于燕国官鉨。有一种观点认为此鉩是掌管铸造钱币的职官之鉨。

  

  “广阴都左司马”鉨,战国·燕,印面2.1×2.1cm,通高1.5cm

  鉨铜铸,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广阴都”鉨文作“怳阴都”,“怳”可读作“广”。燕国有货币“怳昌”布币,其铭文“怳昌”即燕国的广昌。《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迳广阳县故城北。” 中国古代以山之南、水之北称阳,以示其朝向阳光照射之意;以山之北、水之南称阴,以示背阳之意,“广阴”即广阳水之南岸。燕国广阳旧地在今北京市西南郊一带,广阴亦应距之不远。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广阴邑负责军政的司马官鉨。

  

  “平阴都司徒”鉨,战国·燕,印面2.4×2.4cm,通高1.5cm

  鉨铜铸,方印,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平阴都司徒”5字。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均有“平阴”地名,燕国的平阴不见记载,但燕国货币中有“平阴”铭文的布币。 鉨文“都”的写法为燕国官鉨所独有,地名称“都”也是燕鉨的一个显著特点。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平阴邑负责邦教的司徒官鉨。

  

  “榆平发弩”鉨,战国·赵,印面1.5×1.5cm,通高1.2cm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左上起顺读。

  弩本为古代射击用兵器,鉨文中以发弩作为职官名。战国时期各国即以强弓硬弩为主战利器。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将孙膑伏兵于马陵道,以弩射兵为先导,万弩齐发,使魏军遭受毁灭性打击。魏国大将庞涓自刎,齐军大胜,这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弩射兵的最早记载。《汉书·地理志》载荆州刺史部南郡下本注“有发弩官”。此鉨为战国时期赵国负责榆平地区弩射兵的官员之鉨。

  

  “南宫尚浴”铜印,印面2.2×2.3cm,通高1.7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左上起交叉读“南宫尚浴”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中官徒府”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中官徒府”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灋丘左尉”铜印,印面2.4×2.4cm,通高1.1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横行排列,右上起横读“灋丘左尉”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修武库印”铜印,印面1.7×2.2cm,通高0.9cm

  印铜铸,长方形,鼻纽。印面有阳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修武库印”四字。

  库为掌管武器及车的机构,其主管官吏称库啬夫。《秦律杂抄》即载“稟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此为秦王朝库啬夫所用之官印。

  

  “小厩南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2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小厩南田”四字。

  印文中之“田”即指田官。秦简有“大田”之官。《吕氏春秋·勿躬》亦有“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如宁遬,请置以为大田。”之句。此为秦王朝管理小厩官田的田官之印。

  

  “右公田印”铜印,印面2.1×2.2cm,通高1.6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文界格,呈田字格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右公田印”四字。

  此为秦王朝管理公田的官吏之印。

  

  “邑尉印”铜印,通高1.3cm,印面2.1×2.2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双层印台。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邑尉印”四字。

  尉为秦代县佐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皆有丞尉。”掌县中军事。此为秦王朝官印。

  

  青鸟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0.9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形状为一只背负筐篓的青鸟。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青鸟是西王母的侍鸟。西王母住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山海经·海内北经》记龟山,“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汉代神话中有关东王公、西王母的故事颇多,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设祠求神是十分普遍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有一段故事很精采:“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张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西面东向,头上戴七种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两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

  图案印中以鸟形纹为题材者虽有很多,但此印较为特别,图案中的鸟背负筐篓,很易识别。此外,故宫藏品中还有几种三鸟集于一印面的图案,表现的可能也是青鸟。

  

  舞乐杂技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4×1.4cm,通高1.3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4人各据一角,右上角之人边歌边舞,右下角之人跪坐吹奏似竽的乐器,左上角之人弹奏横于座前的瑟,左下角之人似在表演抛戏杂技。

  舞乐是汉宫廷行祀、典礼时必备的仪式,以求国家安宁,不见灾疾,五谷蕃昌。宫廷内部舞乐内容有所不同,新声变曲,常唱常新,总以迎合帝王兴趣为旨,进而求取功名富贵,西汉武帝时的李延年与其妹就是典型之例:李延年性通音律,据说他所作之曲“闻者莫不感动”,又善歌舞,深得武帝喜爱。一次,他侍武帝歌舞娱乐,展清音而长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引得皇帝连连叹息道:“善!世岂有此人乎?”于是延年之妹遂得近天颜,兄妹富贵。

  此印是汉代图案印中表现歌舞、演奏场面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件,清晰地再现了表演的一个场景,正是《盐铁论·散不足》中“今富者钟鼓舞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之写照。

  

  牛形象人图案铜印,西汉,印面2.1×1.5cm,通高0.8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头戴牛首假面具的舞蹈艺人手舞足蹈地在表演。

  这种头戴假面表演的艺人在汉代称为“象人”。《汉书·礼乐志》孟康注:“象人,若今戏鱼虾、狮子者也”,韦昭注:“著假面者也”。象人有定员,但表演时人数可能与具体节目有关,不一定是组舞。《礼乐志》载:“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汉代少府下属有乐府,管理礼乐与宫廷从业艺人。

  

  郁儡图案铜印,西汉,印面直径2.3cm,通高1.4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双臂上抬、手握绳索、腰悬法器的正面立神,应为郁儡。郁儡是神话中治鬼之神,传说居住在度朔山,镇守万鬼出入的鬼门,凡遇恶害之鬼,就用苇索捆住去喂虎。汉代人把郁儡作为门神,在新年的正月初一,将其形象画在门上,以驱鬼避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此“画郁儡持苇索以御凶鬼”。此印图案表现的神人特征与之相符合。

  

  角觝图案铜印,西汉,印面2.0×2.4cm,通高1.0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两名斗士相扑觝,其中一人俯身寻找进攻机会,欲从下盘扑抱,对斗者张臂跳跃,后闪移避。

  角觝又称角抵,是汉代百戏中的重要项目之一,类似后世的摔跤或相扑,宋、元时称相扑或争交,应属体育运动。实际上这种表演形式始见之时代较早,《汉书·刑法志》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角觝在宫廷与民间都很盛行。宫廷接待外国宾客时,往往多聚观者展示百戏,大张角觝,散财帛赏赐,令外国宾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以显示汉廷国力之雄厚。《汉书·武帝纪》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注引文颖:“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文选·西京赋》中也有“临徊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之句,描述的就是这种运动场景。

  

  吐火魔术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3×1.3cm,通高0.7cm

  印铜铸,印台3层,向上渐敛,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背向而坐,小臂弯曲,状似接物,各自鼓腮吹气,面前有一簇跳动的火焰。

  吐火是魔术之一种,最初由国外传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谴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西域传》引《魏略》:“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吐火与自缚自解的魔术至今仍在演绎。

  

  蹴鞠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6×1.6cm,印体厚0.5cm

  印铜铸,双面,一面凹铸图案,表现两人对面站立,各用足面颠球,进行比赛。另一面为百戏图案,形象较粗略,大约为伞下两人相背而坐。

  “蹴”指用脚踢或颠动物品,“鞠”指有填充物的皮球。蹴鞠作为我国古老的足球运动屡见于历代史籍。击剑、射猎、赛马、蹴鞠在汉代皆为主要运动项目,极具竞争性。

  

  追水豹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4×1.3cm,通高1.1cm

  印铜铸,印台分层上敛(后人磨制损坏成尖状),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兽前窜,一名勇士飞身向前落于兽身,正欲扼之但尚未站稳,图案右下角有隐约可见的游鱼。《汉书·扬雄传》:“蹈飞豹,绢嘄阳;追天宝,出一方;应駍声,击流光”,张衡《南都赋》中“追水豹兮鞭魍魉”,讲的就是这种搏兽活动。追水豹是汉代流行的水上游戏,但表现此种活动的实物不多,这件图案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活动内容的艺术化写照。

  

  神虎逐鬼图案铜印,西汉, 印面1.4×1.4cm,印体厚0.7cm

  印铜铸,双面,一面并列铸吉语“长年”两字,另一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只威猛的大虎人立而吼,张牙舞爪,居高下扑,一个小鬼在下面仰头抬臂,显然被震慑住了,本想到人家中作祟,却被门口的虎神发现,相拒非敌,逃跑无路。

  古代人将虎看作一种神兽,认为猛虎属阳刚勇猛之生物,为百兽之长,能搏击凶恶的怪鸟,性喜食鬼魅,所以常以虎比喻勇士。《战国策·楚一》:“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汉代职官中有虎贲中郎将,统虎贲郎,主宿卫。虎贲,言如猛虎奔走,喻其勇猛。《汉书·王莽传》:“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三国魏将许褚以勇力如虎而痴,号“虎痴”。此外,军中调动人马以“虎符”为凭。日常生活中虎形图案也较常见,如汉印中虎形屡见不鲜;在门上绘虎为守护神;古帝王视朝于路寝,门外画虎像,故称路寝之门为虎门。《周礼·地官·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所谓虎门即路寝之门。

  

  蜚廉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5×1.9cm,通高0.7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正面飞神:头顶有双角,面部五官似人亦若兽,背生四翅,两臂细长横举,小臂下探,双腿如鹰腿,爪分开。这种神物应是蜚廉。

  “蜚廉”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禽,文献中又有写作“飞廉”者,《淮南子》中称其为得道真人的坐骑:“若夫真人,则动容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圉,驰于方外,休乎宇内。”《史记》集解引用郭璞之说:“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汉书》注则用应劭说法:“蜚廉,神禽,能致风雨者也”,称它是风神。晋灼说它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纹如豹纹。古人传说中的仙人神物概为编造附会,所以说法也莫衷一是。《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受公孙卿蛊惑“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派人持节设具迎候神人。民间自然无力兴造,只好铸一些神话题材的印章佩戴,聊以寄怀。

  

  张弘捕鱼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6×1.6cm,通高1.2cm

  印铜铸,印台三层上敛,鼻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人正在接过大鸟衔举过来的大鱼,鱼尾鳍整齐,表明鱼很新鲜。鱼大得需要人用两手提抓,正似《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

  

  鱼鹤图案铜印,西汉,印面1.5×1.5cm,印厚0.6cm

  印铜铸,双面皆凹铸图文,一面为双鹤挺胸仰项对立,争衔一条大鱼,形态生动,另一面铸“曹亭耳”三字。

  汉代鱼鹤图案的印章存世较多,有双鹤背向而立争鱼者,有双鹤相对而立争鱼者,也有一鹤衔鱼者。有的铸成凸起的图案,有的在印面凹刻线条。山川产物,鱼盐之属,在汉代是国利之所在,民生之仰仗。民食稻鱼,无凶年之忧。“鱼” 最初还未引申出吉庆有“余”的意思,其本身就代表一种财富。鹤是食鱼动物,在传统文化中属祥瑞之禽。

  

  “大师公将军司马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3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八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大师公将军司马印”。

  此为新莽时王匡属官印。

  

  “白水弋丞”铜印,印面边长2.5cm,印台厚0.6cm

  印铜铸,方形,蛇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印文保留有秦篆风格,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白水弋丞”四字。

  此印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前之官印,尚有秦官印遗风。

  

  “楚永苍丞”铜印,印面2.1×2.1cm,通高1.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楚永苍丞”四字。

  印文中之“楚”系指西汉时之楚王国。《汉书·地理志》载:“楚国,高帝置。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复故。”《汉书·楚元王传》亦载:“楚元王刘交,高帝弟。汉六年,立交为楚王,王薜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

  此为西汉时王国官印。

  

  “金乡国丞”铜印,印面2.3×2.2cm,通高2.0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金乡国丞”四字。金乡国,《汉书·地理志》失载,此印可补其缺佚。

  此为西汉时侯国官印。

  

  “山阳尉丞”铜印,印面2.3×2.2cm,通高2.0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山阳尉丞”四字。

  山阳为郡名,《汉书·地理志》载“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此印为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以后山阳郡都尉佐官之印。

  

  “武陵尉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武陵尉印”四字。

  尉系指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都尉”。此印为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前郡都尉之印。

  

  “渭成令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9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渭成令印”四字,“令印”二字末笔下折,为西汉印文特点。

  此为西汉时县官印。

  

  “柜长之印”铜印,印面2.2×2.3cm,通高1.9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柜长之印”四字。

  印文之“柜”系县名。《汉书·地理志》琅邪郡下载“柜,根艾水东入海,莽曰祓同”。《补注》引钱大昕曰:“根当为柜。”“长”即县主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减万户为长,秩五百至三百石”。此为西汉时县官印。

  

  “海盐右丞”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9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横行排列,右上起横读“海盐右丞”四字。

  “海盐”系秦汉时之县名,《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中载“海盐,故武原,有盐官”。此为西汉时官印。

  

  “常乐苍龙曲侯”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六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常乐苍龙曲侯”。

  此为新莽时太卫属官之印。

  

  “执灋直二十二”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六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执灋直二十二”。

  此为新莽时官印。印文中“直”为更直执法之意,《汉仪》曰:“其二人者,更直执法省中者,皆纠察百官,督州郡。”

  

  “昌威德男家丞”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8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六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昌威德男家丞”。

  此为新莽时封爵属官印。印文中之“男”系指男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一,《汉书·王莽传》载:“……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为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数百人。”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封王氏齐縗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皆授印韍。”王莽时的封爵实是虚衔。王莽纂汉,袭取五德终始之说,标榜自己受命于天,神化其政权。他依《周官》、《王制》之文更改官制,废除汉爵制,制定五等爵制与四等封地制,为其政权之合理性找寻历史依据。

  

  “圜阳马丞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8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圜阳马丞印”。

  此为新莽时官印。

  

  “折冲猥千人”铜印,印面2.2×2.3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折冲猥千人”。

  此为新莽时官印。

  

  “修合县宰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修合县宰印”。

  此为新莽时官印。

  

  “长水校尉丞”铜印,印面2.3×2.3cm,通高1.8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长水校尉丞”。

  此为新莽时官印。

  

  “文德左千人”铜印,印面2.2×2.3cm,通高2.2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文德左千人”。

  此为新莽时官印。

  

  “建伶道宰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建伶道宰印”。

  此为新莽时官印。

  

  “苏意”玉印,汉,印面2.4×2.4cm,通高1.8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鸟虫书篆,白文,右起横读“苏意”二字。印文立体感颇强,钤盖后文字似凸起,白文跃于底色之上。印身之青玉色淡而光润,微有土沁如飞沙散布。

  

  “新成甲”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9cm

  汉代私印,白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鸟虫书篆,白文,右起顺读“新成甲”三字。其玉色碧而闪乌,由青向灰过渡,钮顶黑斑自然如墨,沉黯古雅。此印之精美与汉“王武”玉印难分伯仲,二者可谓姊妹印,历近两千年,并存于世,堪称汉印中的至宝。

  

  “淳于蒲苏”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6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上起顺读“淳于蒲苏”四字。其青玉材质中有天然黄色细纹绺散布,形如腾空之烟,青黄相混相映,美丽异常。

  此印印面之工整端庄,篆刻之精细,几乎无出其右,即使以石质印材篆刻,若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也须有相当的造诣,何况汉代于坚玉之上琢造精妙的篆文。其篆刻艺术之精湛动人,令人过目难忘。

  

  “应衢”玉印,汉,印面1.4×1.4cm,通高2.0cm

  汉代私印,白玉琢造,羊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应衢”二字。印文满格,位置匀称,笔道不深而精神十足。印台方正,上立一羊,玉羊大角下盘,线条优美,通体洁白无瑕,神态可爱。

  此印玉色纯净,通体一色,光亮莹润,托于掌中,似有丝丝凉意沁入,令人爱不释手。

  以牧畜作为印钮的印章基本上是新莽政权到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官印特征,铜质居多,史籍中记有金印,所见实物则常以铜鎏金者为金印的代用品。其印钮以驼钮最多,十六国时期有马钮,均为各时期中央政权颁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私印则仅见羊钮玉印,且实物数量极少,此印即其中至为精美的一方。

  

  “异”玉印,汉,印面1.9×1.9cm,通高1.4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左起横读“异”二字。印文劲秀,印面布局和字体风格与东汉标准的铜铸两字私印风格一致。印身遍布土沁花纹,如黑绿大理石纹,青玉微露,原色虽被罩而并不伤其美,反而增其雅。

  

  “妾繻”玉印,汉,印面2.0×2.0cm,通高1.6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妾繻”二字。印钮之下及印台立面上棱处各有弦纹一周,做工精致。玉质青白,光照如镜,润滑如冰。“妾”为古代女子自我谦礼之称,入印后单缀其名,此为两汉女子佩印印文的通例。

  此印笔意具纤柔之美,配以美玉之材,仕女佩之,正得其宜。

  

  “王武”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8cm

  汉代私印,以黄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鸟虫书篆,白文,右起横读“王武”二字。印身通体青黄,青者淡然若隐,黄者如浸非覆,浑然天成。

  早在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兵器上即可见到鸟虫书,且多鎏金,别致而精美,彼时尚无此书体名称。其文字起笔或像鸟首,或形体如蠕动之虫身,后人因其形而定名。

  汉代以鸟虫书体入印者多为玉印,此印文字横笔作鱼形,竖笔似蚓,篆势舒展,意态灵动,文字结构与布局之微妙、篆刻之精跃然目前。

  

  “田莞”玉印,汉,印面2.3×2.3cm,通高1.6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汉篆,白文,右起横读“田莞”二字。印文舒展,为标准的汉印文字篆法,“田”字笔画较少,占印面位置略窄,“莞”字笔画较多,占印面位置略宽,两字布局充盈印面,视觉效果协调、端庄而平稳,这种印文的布局在西汉中期以后的两字或三字私印中常见。印身沁斑遍布,玉青色暗,一望而知是岁月久远使然。

  此印之风格常见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之印,印面属私印中较大者。印钮顶较宽,这一局部与其它汉玉印略有区别。其整体琢造工艺简约,形态古朴。

  

  “赵憙”玉印,汉,印面2.2×2.2cm,通高1.2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赵憙”二字。印身比其它汉玉印低矮。其质土沁入绺,注目凝视,层层横纹如山峦远眺,淡者若雾岚起于谷间,似移似驻。

  此印印文至为工整,字体和印面布局与东汉铜铸私印中双面印之印面风格极为一致,只是后者两字多是阴阳文并列,而此印“赵憙”两字皆为阴文,其文字之工整端庄更胜一筹,可做摹法汉印的标准印之一。

  

  “刘先臣”玉印,汉,印面2.6×2.6cm,通高2.4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兽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刘先臣”三字。文字布局严谨,笔道粗细一致,文字清劲,骨架强硬。青玉散布黄褐色斑,片片如烟熏,似沉似浮,古雅可观。

  三字私印的文字布局为姓氏单占一侧,名字另列,此为汉印惯用通例,与入印文字的单字笔画繁简并无关联。在汉系印章中,早期动物题材的印钮有少量的蛇钮或鱼钮,后以龟钮最为常见,间或出现羊钮,其它动物题材多用于印面,而成为肖形印。此印的钮制较为罕见,神兽盘卧,张口眦目,体态雄浑,似是铜印避邪钮的变体。印文三字内敛,印面周边留余较宽,也是汉末以后的印面风格。

  

  “绩平”玉印,汉,印面1.2×1.2cm,通高1.9cm

  汉代私印,白玉琢造,龟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绩平”二字。印文为典型的汉代私印印文。“绩”字右下两点笔画由窄变宽,撇向两边,底部横平加宽,恰如东汉铜铸私印同样的印文;“平”字上部紧凑,竖笔下行后再横拉,转成较大弧形后再曳向印面一角,这也正是东汉私印中印文末笔的典型处理方式。

  龟形印钮背饰环甲,背甲中部棱微凸起,龟身以四足撑起,首微上抬,似欲爬行。此类形态的龟钮只在新莽时期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是具时代标志性的造型。

  此印白玉通体一色,润泽细腻,光莹而不暴露,材质与制作俱佳,是汉代玉印中的至精至美之物。

  

  “潘燕”玉印,汉,印面1.9×1.9cm,通高1.4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潘燕”二字。“潘燕”两字等距并列,单字间架与两字布局十分匀称,印文字口较浅,使文字体势在琢造时更易得以流畅的表现,可见汉代制印者之匠心。青玉材质只在印钮顶部向下处与印面少处尚可见到,通体大部分遭到较强的侵蚀,造成表面大片脱落,令人赏鉴时不禁扼腕。

  

  “张隆私印”玉印,东汉,印面1.6×1.6cm,通高1.5cm

  印白玉质,琢造,瓦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上起顺读“张隆私印”四字,字等距,田字布局。印钮较高,状如覆瓦。印材为白玉,质如凝脂,通体无瑕,玉色皎洁,晶莹夺目,堪称玉印精品。

  此为东汉私印。两汉姓名私印,姓名为两字者,直接作为印文的居多,印面为左右布局。姓名为三字的左右布局亦属常见,三字者如欲使印面呈田字布局,往往加缀“印”字。“私印”或“之印”二字常用作两字印文的补充文字,但多用于铜铸私印。此印琢造坚玉不惜工本,使印文达到如此纤细、柔美而精密的程度实为罕见,足以表现汉世琢玉工艺水平的高超。

  

  “赵婴隋”玉印,汉,印面2.1×2.1cm,通高1.5cm

  汉代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赵婴隋”三字。“隋”字上右侧部一撇左出,为汉篆入印的变化。印文笔画浅细流畅,似笔锋游过。印材极佳,碧玉微青,通体一色,光润异常。其色淡绿如新潭之水,清澈悦目。

  

  “杜安居”玉印,印面1.6×1.6cm,通高1.0cm

  此为东汉私印,墨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顺读“杜安居”三字。印文有如铸造,其篆法布局,一望而知为汉印,尤其类似东汉铜铸单面姓名私印之风格。“安”、“安居”、“安汉”、“安世”、“安成”、“安国”等是两汉时期男子取名的常用字。此印玉色黑如墨如炭,光如髹漆,惟质含石性。

  

  “杜元”玉印,东汉,印面2.3×2.3cm,通高1.5cm

  此为东汉私印,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杜元”,两字并列。“杜”字的“木”字偏旁上横笔直接转折,下横笔转折似圆肩,此印文具有直接书写文字的笔意,“元”字则是小篆的标准字体。此印玉色黄而闪青,土沁黄斑如枯叶覆地。

  

  “郭徹”玉印,东汉,印面1.9×1.9cm,通高1.3cm

  印白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郭徹”二字。二字为标准汉印篆法,印面布局极具法度。

  此为东汉私印。汉代玉印与同时代的铜铸印因工艺不同,其印文一般可通过拓本得以辨别,而“郭徹”玉印文字却与铸造印的文字风格相似。此印玉质总体清透,光泽温润,旧时有人称其“较羊脂白微青”,“白如美人睛”。印台部分横向裂伤有土沁,并一角、一边有伤缺。

  此件玉印旧藏陶北溟处,后归焦振青,再归倪玉书,终入藏于故宫博物院。

  

  “尹让”玉印,东汉,印面2.1×2.1cm,通高1.4cm

  此为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尹让”二字,两字并列。“尹”字上部紧凑,曳笔垂长;“让”字笔画较繁,笔道等距排列,印面布局舒展精神。此印玉色淡青发白,如春水初漾,清莹可观,部分质地微微闪黄,黄如淡色豌豆泥,又如水浅见底,玉色天成,不可多得。

  

  毕方图案铜印,东汉,印面直径2.0cm,通高1.0cm

  印铜铸,鼻钮。印面凹铸鸟纹图案,鸟小首尖喙,长颈扭转,一足粗壮,双翅挥展,羽饰华丽,形状怪异。

  《山海经·西山经》记章莪之山不生草木,出产美玉,山中有一种鸟,“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据说这种鸟的名字得于其鸣叫的声音“毕方”,它出现的地方会产生一种怪火。

  此印的印体铸造很特别,印台中空,上有一镂空的盘蛇。毕方鸟与蛇有密切关系,传说当初黄帝号令鬼神于泰山之颠,就是“驾象车,而六蛇龙、毕方并辖”。印钮与印面图案相配合体现同一内容的汉代印章并不多见,此印既表现了当时流行的神话,又展现了汉印精湛的铸造工艺与设计水平。

  

  神兽图案铜印,东汉,印面直径2.7cm,通高1.5cm

  印铜铸,兽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大小两只神兽。大者人面马身,头顶束双羽,背有翼;小者侧面而立,依恋于大者身前。两兽形像可爱。

  《山海经·西山经》记有神兽名为英招,负责掌管槐江之山,“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兼负传达天帝旨命之责。

  

  四神图案“徐尊”铜印,东汉,印面1.6×1.6cm,通高1.8cm

  铜印鼻钮,印面为并列的白文“徐尊”二字,乃印主人的姓名。印台四侧面有阴刻图案,分别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按照今天“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视图规则,印章钤盖时,左右正相符,上下位置则与今相颠倒,而在汉代是按照“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来定位的。

  “四神”见于印章者有数种模式:一是四神布于印面,有纯图案、亦有图案中间有文字者。二是印台四侧面阴刻图案,即如此印。三是图案简略为龙虎两神或龙虎雀三神者。

  

  戏虎图案铜印,东汉,印面1.6×1.6cm,通高1.2cm

  印铜铸,龟钮。印面凹铸图案,表现一名戏者跪在虎背上,老虎被逗回首,虎尾上竖,温顺听命,已然全无兽中之王的威风。

  汉代以白虎等奇兽为宝,皇室园囿中饲有多种禽兽,以供游乐。当时人们认为猛兽是可以驯服的,《汉书·公孙弘传》:“去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 百兽驯服听命又是国泰民安的瑞兆,《楚元王传》记:“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定。”汉代搏兽活动很兴盛,在野外从事的是驰马射猎。据文献记载,将军李广凭其精湛的箭术时常在右北平一带射猎,而且是甘冒风险近距离射虎。宫廷园囿中也有戏兽斗兽活动,《汉书·扬雄传》载:“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汉书·外戚传》中称:“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

  除戏虎印外,汉代还有戏熊、戏马、射鹿、逐虎、搏虎等图案印。

  

  “陈毋伤印”玉印,东汉,印面1.7×1.7cm,通高1.2cm

  印黄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上起顺读“陈毋伤印”四字。印面上排“陈”、“伤”两字皆是左右结构,笔道较繁,下排“毋”、“印”两字篆体为上下结构,笔道相对较略。如果四字作等距田字布局,印面必失均衡。此印制作时上排两字占印面稍多,下排两字占印面略窄,考虑周全,效果极佳。此印玉质黄如蜡而不鲜,光泽不足而温润有余,印面玉璞色微淡黄,天然托裹着印身,润泽而古雅。

  此为东汉私印。两汉玉印中四字印文的并不多见,此玉印属形体较小者。而能以四字入印且精,只有传世的汉“张隆私印”玉印堪与其匹。印主人名“毋伤”,是汉时常见的人名用字,另有近义词如“毋疾”、“毋病”、“毋害”、“去病”、“去疾”等也是汉时常见的人名。

  

  “妾徼”玉印,东汉,印面2.1×2.1cm,通高1.4cm

  此为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妾徼”,二字并列,其篆法尚精,而布局稍散。印台四垂直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饰,台面向上敛成斜坡状,并微有下凹成弧形,其上布满阴琢的雷纹。印体土沁,满布斑点,斑色如干叶之黄。

  在两汉姓名私印中,女史佩印时有所见,以铜铸印居多,玉琢印少见。铜铸者多为两面印,一面铸其本人姓名,另一面铸称“妾某”。玉质女史佩印目前仅见印面琢治“妾某”二字者。

  

  “王尊”玉印,东汉,印面2.4×2.4cm,通高1.9cm

  此为东汉私印,青玉质,琢造,鼻钮。印文字体为篆书,白文,右起横读“王尊”,两字并列,所占印面不等,明显地考虑到入印文字的具体结构。印玉色淡青,内含隐现的片片白色,如云布天空,印身两侧有黄色带状相连,浮于本色之上,似凝似行。

  汉印文字绝大多数以小篆书体为基础,由于是铸造、凿刻或琢造而成,入印后的字体风格与直接书写有所不同,故又特称之为“汉篆”,这在两汉其它铭刻文字中也多有表现。此印印文笔道纤细圆转,伸展舒缓,如直接书写一般,笔意表现强烈。

  

  “刘憙”玉印,东汉,印面2.1×2.1cm,通高1.3cm

  此为东汉私印,玉质,琢造,鼻钮残。印文字体为汉篆,白文,右起横读“刘憙”二字,字口较深而平整。现此印表面原材质之色已不可辨,遍体已沁成骨色,旧称“鸡骨白”,又似浅色蛋皮,但其光泽仍莹莹可鉴,润泽晶莹,使人爱不释手,惟质感略轻。

  20世纪40年代初,戴福保由湖南长沙近郊访得此印,一度不敢出示他人,后于前往北平的路上悄悄赠与腻友,并嘱珍藏。此事被吴龙升得知,时值倪玉书正致力于收集古玉印,遂告之此事。倪氏得知后急欲得到此印,恳请戴福保同其友人商量割爱,终了此愿,欣喜若狂,遂称此印不须考证即可定为汉代皇室重物。此印文字极其工整,可作为东汉印之文字的标准。

  

  “汉卢水仟长”印,东汉,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印文内容结构为“汉┼族名┼官名”,这是此类官印的定式之一,首署“汉”字是出于政治需要。

  仟长是汉政权袭用匈奴及西域各民族的职官名称,此类情况亦多见于其它少数民族官印中。印文保留着典型的汉篆字体,驼钮也是东汉以后此类官印的固定钮式之一。此印即东汉政权颁赐给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卢水胡人的官印。

  

  “征羌国丞”铜印,印面2.2×2.2cm,通高1.7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征羌国丞”四字。

  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军都左尉”铜印,印面2.3×2.4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军都左尉”四字。

  此为东汉时官印。

  

  “琅邪相印章”银印,印面2.2×2.6cm,印台厚1.3cm

  印银铸,方形,龟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五字三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琅邪相印章”。印台较厚,龟纽覆圆甲,上施环级,龟首前伸,“相”字“目”旁上加一短竖划,为东汉时印文特点。

  此印银质龟纽,与史籍所记之汉官印制相合,为东汉时王国官印。东汉时琅邪国为刘京封国,此印即刘京一系琅邪国之物。

  

  “蠡吾国相”铜印,印面2.4×2.4cm,通高2.3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横行排列,右上起横读“蠡吾国相”四字。

  “相”为汉朝诸王国行政长官名。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池阳家丞”铜印,印面2.5×2.5cm,通高2.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池阳家丞”四字,印文方正挺拔,充满印面。

  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东郡守丞”铜印,印面2.4×2.4cm,通高2.1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东郡守丞”四字。印文字体笔划较粗壮平直,“丞”字末笔作一横笔,两端不上翘,为东汉印文笔势特点。

  此为东汉时郡官印。

  

  “吴房长印”铜印,印面2.3×2.3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吴房长印”四字。

  印文中“长”系指县主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此为东汉时县官印。

  

  “内黄令印”铜印,印面2.4×2.4cm,通高2.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内黄令印”四字。

  此为东汉时县官印。

  

  “薛令之印”铜印,印面2.2×2.2cm,通高2.4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薛令之印”四字。

  薛为县名,《汉书·地理志·鲁国下》:“薛,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又《续汉书·郡国志·鲁国下》:“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此为东汉时官印。

  

  “隃麋侯相”铜印,印面2.5×2.5cm,通高2.5cm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隃麋侯相”四字。

  此为东汉时侯国官印。

  

  “立义行事”印,魏晋南北朝·三国,印面2.3×2.3cm,通高2.2cm

  印铜铸,瓦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为三国时期的官印。立义行事为武官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武职常见“立义”名号。行事一职的等级高低按所加名号的不同而区别。按照汉印制度,此印的形制表明印主的职事较为低下,应与县令长品级相近。

  

  “魏乌丸率善佰长”印,三国·魏,印面2.2×2.2cm,通高2.7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起顺读。此印是三国时期魏政权颁赐给东胡乌丸族下层官员的官印。

  

  “武猛校尉”印,魏,印面2.5×2.5cm,通高2.7cm

  印银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此为魏晋时期的官印。武猛校尉,武官名,始见于汉末三国之际。《三国志·魏书十八》载:“韦既壮武,其所将皆选卒,每战斗,常先登陷阵,迁为校尉。” 典韦被曹操“引至左右,将亲兵”。所以武猛校尉所统不仅是军中的精锐,并会被选为亲军宿卫之用。三国中吴国的潘璋亦任此职。晋沿置。武猛校尉为当时诸校尉之一,地位等级属中级武吏。

  银质官印实物较为少见,此印铸造精良,是此时期官印中的精品。

  

  “鹰扬将军章”印,东晋,印面2.3×2.3cm,通高2.9cm

  印铜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印铸造较厚重,龟身两侧平齐,与魏晋早期之印有别。印文的凿刻风格与十六国、南朝印类似,应是东晋官印之一,皆属于急就章一类。

  鹰扬将军,武官名,始见于三国魏。《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注引《魏书》说文钦“转为庐江太守、鹰扬将军”。两晋南北朝多设此官,晋有郭洽、司马泰、桓石秀、王舒,西秦有徐成、王腾、吕光等均曾任此职。魏、晋、南朝宋及后魏时此官皆居五品。此官在晋与南朝为加官、散官性质的将军,晋世多为兼领刺史的方镇,地位较高,而南朝梁时则为八班中第三班,地位较低。

  

  “晋蛮夷率善仟长”印,晋,印面2.3×2.3cm,通高2.3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从此印钮的驼首与驼胸细部仍可看出是简略的驼钮,驼背简化为平背,无驼峰,驼首回视。古代官印被简略处理多为两种情况,一是用于殉葬的印,一是由于事出仓促临时铸刻的印。此印殆属后者,或许同东晋朝廷的飘摇有关,工艺未能尽美。

  晋政权颁给各少数民族的官印,在印文格式与印的形制等方面皆继承汉、魏传统。汉、魏、晋政权颁给南越及北方各地少数民族的官印,其印文皆铸有具体的族名,并无泛称“蛮夷”者。此印中所称的“蛮夷”应是指当时以荆州地区为主要聚居地的蛮族。魏晋时期,荆州诸蛮政治地位低下,被征赋征兵,备受压迫,诸蛮的反抗引起地区不稳,所以管理、笼络蛮族首领对于晋政权统治区内的稳定十分重要。此印即晋政权颁发给蛮族首领的官印。

  

  “晋率善氐佰长”印,晋,印面2.2×2.2cm,通高2.7cm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三国时期,各方征战不断,晋以武力统一,但社会经济已遭到巨大的破坏,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五胡十六国相继而起。出于政治考虑,晋沿用曹魏的政策,对各部族首领多行册封。存世的汉、魏、晋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以晋所颁者数量为最多,内容几乎涉及当时此类官印的各部族与称号。此印即晋政权颁发给氐族下级首领的官印。

  

  “平东将军章”印,魏晋南北朝·十六国,印面2.3×2.3cm,通高3.1cm

  印铜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平东将军,武官名,“四平将军”之一。始见于三国魏政权时期,秩三品,晋与南朝时为优礼大臣虚号,南朝宋时秩三品,南齐亦有开府置僚属者,梁陈时秩第二十班,加“大”者位进一班,优者加同三公,北朝亦置,用以褒奖勋庸。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平东将军多为拥兵方镇,在诸将军品位中地位较高。

  此印印文为凿刻而成,文字较草率,“章”字上部有省笔,笔画省略为一道竖笔。此印应是十六国中某一国平东将军的殉葬印。

  

  “亲赵侯印”印,东晋·十六国,印面2.5×2.5cm,通高2.2cm

  印铜铸,马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印印文为凿刻而成。马钮作为官印的印钮目前仅见于十六国时期,而十六国时期的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