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公园地铁站俄语:吕祖谦评传-第四章 政治思想（4）-100

第四章 政治思想（4）小说：吕祖谦评传   作者：潘富恩，徐余庆   更新时间：2010-8-30 16:24:00  

　第六节“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的朋党论

　　在封建官场上，向有“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君子”和“小人”这两个对立概念，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官场中人，不管是谁都是以“君子”自况，而斥政敌异己为“小人”的。吕祖谦是理学家，他所说的“君子”是以理学为标准的，至于那些反理学的仕宦者则被列为“小人”之列。

　　吕祖谦认为“君子”和“小人”是绝对对立的，两者不容并立。他说：

　　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文集》卷13《易说·剥》。

　　君子进则小人必消，小人进则君子必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同上《易说·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今皆然。取悦小人必然得罪君子，而与君子相亲，则必定要开罪小人，一般地说，君子所亲近的必定是君子，反对和疏远的必定是小人。同样小人所亲近的必定是小人，他们反对和仇视的必定是君子。如果君子进于朝廷，天下之君子就会由此萃集于中央政府，相反，小人得势，宵小群奸就会弹冠相庆。君子和小人如同水火，二者不能相安无事地同居于朝廷之中。

　　基于这种认识，吕祖谦指出在小人得势之时，君子们应该含晦引退，以示界限壁垒。他说：

　　遁，本不可谓之亨。然屈于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虽亨，而道则未尝亨也。全道以自遁，身虽遁而道未尝不亨也。故当小人方盛之时，亨吾道者莫如遁。故曰遁而亨。盖君子之所谓通塞与世俗之所谓通塞异也。四阳在上，非不强盛，二阴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遁?君子见几察微，知小人浸长，必消君子，于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遁亨者，身退则道亨也。《文集》卷13《易说·遁》。

　　小人强盛之时，其所行的全是小人之道。君子们如果仍贪恋禄位，不能毅然逃遁引退，而厕身于“小人之列”，必定要以牺牲君子之道为代价。因此，君子要想伸张君子之道，就只能主动隐遁身退。这样做尽管有些“屈己”而“身未亨”，但赢得了君子之道亨。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值得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君子虽然仍居于高位，但小人之势浸长而不可抑制，君子要具备“见几察微”的洞察力，及早隐遁。否则形势一旦明朗，“众贤皆去”，自己再思归去就来不及了。

　　初六一爻，如兽之遁，则尾在后。众贤皆去而己不去，遁之尾也。大抵君子见几而作。当小人道长之时，固当奉身而退，若群臣既遁之后，方欲去则不可去矣，故有灾。正如蔡邕当献帝时，董卓擅权，君子皆去，独邕未能远遁，其后卒为卓所用，竟不能免。同上。

　　东汉末年名士蔡邕在吕祖谦眼中当属君子之列，而一代奸雄董卓则是小人。蔡邕在董卓擅权之际，“君子皆去”，而不能及时“奉身而退”，反被先辟为祭酒，后迁为侍中，“自附于小人之列”，终于落得下狱身死之悲惨结局。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吕祖谦的仕宦原则是爱君忧民，如果所有的君子都在“小人方盛之时”奉身而退，尽管可以保全自家性命于乱世，但将君、民置于何地呢?为此，吕祖谦解释说：

　　俯就则屈己道，急退则忘天下。故虽二阴浸长，君子爱民之深、忧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为以安生民、定社稷，虽不可大用而犹可以小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二阴在下固小人也，四阳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势论。五为君子、二为小人，本不相应。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适当其位而应于二，二虽小人至得九五乃反应助于五，此以理论。二居中是辅九五为善之臣也，故度时观理犹可小有所行。君子爱君深、忧民切，故其处位未尝敢遽去。虽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遁。然必尽己之道，资二之辅而思有以拯其难，见于小有所为。如孟子三宿出昼，犹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时未可去，君子固不遽去，时可去，君子亦岂强留?然岂如洁己好名节者知不可为，遂恝然忘情于天下乎?《文集》卷13《易说·遁》。

　　这段颇为冗长的解释，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当君主一时虑事不明而重用了小人，遂使小人得势。这时君子既不能为了“身亨”而迁就小人，致使君子之道湮没无闻，也决不可一见己道不行，事不可为，就决然离君而去，“忘情天下”。作为一个“爱君深、忧民切”的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安生民、定社稷”的职责，只要情况允许，就应该继续留在君主身边，以“尽己之道”，寻求“拯其难”的机会。这样做虽不能大用于天下，亦可以于事有所小补，故而吕祖谦又说：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须当详看。常人多言求进须理会邪正。若退避则虽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进固不可不正，遁亦不可不正。贪位慕禄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轻世绝俗而亟于退，亦非正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文集》卷13《易说·遁》。

　　仕宦之“进”与“退”都有一个“正”与“不正”的分野。“贪位慕禄而不退”，固然属于“不正之行”，假若仅仅是为了个人之名节，图个人之“洁身自好”而“轻世绝俗”急流勇退也是“不正之行”。故而对于人臣来说，“奉身而退”是一个慎之又慎的问题，不能轻易付诸行动。

　　吕祖谦之所以不主张君子在“小人浸盛”之际，不到万不得已而不能决然引退，还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以君子之道去感化小人，使之“归于善”。

　　当睽乖之时，小人浸盛，本不当见。惟九以刚阳之才，其所以见之者，非有所求望于己，盖欲化之而使归于善，故才如初九见恶人，方可无咎。若他人见之则必有求望。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辟咎两字最当深看。《文集》卷14《易说·睽》。

　　具有刚阳之才的君子不忍离君决然而去，留在朝廷周旋于小人之间，主要是使君子之道有所小行，而将小人当政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并相机以“己道”改造小人，而不是“贪位慕禄”，存有个人企望，故而不能将他们“见恶人”看成是苟合之举，这实际上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努力推行君子之道，保全自己避免伤害的一种斗争策略。

　　吕祖谦指出，在小人势盛时，君子自保不一定都要“奉身而退”，继续留在朝廷亦未尝不可，只是不能怀有趁机显用于天下的个人企图，如其不然则会对自身的身家性命构成很大的威胁。

　　然君子当遁之际，虽无所往，亦有道以处之，居卑下而为禄隐可也。易云：何灾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为卓显用，不能居下故也。初爻，阴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当柄用。《文集》卷13《易说·遁》。

　　蔡邕被杀，没有及时“奉身而退”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但关键是他不肯“居卑下而为禄隐”，接受董卓委以的重任，而求“柄用”。

　　小人得势，君子蛰伏“居下”，这只是含晦待时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束手待毙，无所事事。要改变这种状况，君子内部必须放弃个人成见，加强团结，待时而动。

　　盖皆处于患难之地，譬如有两君子当患难之时而相与也。夫睽乖之时与小人相处则未免于祸。惟初与四之九皆是君子相与，此悔之所以亡。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尝不欲行道于世，所以取马而为比。夫处睽乖之始而无应，是不得行其道，故曰丧马。虽不得行其道，若区区求以自试，则在我者愈丧矣。惟安静以处之，则终得九四之应，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复”，此四字最当玩。《文集》卷14《易说·睽》。

　　小人专权之际，君子不审时度势，各自为战，“区区求以自试”，肯定要吃大亏。如果众君子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后果则大不一样。吕祖谦举例说：

　　且如陈平、周勃为汉相，居当诸吕擅权之时，可谓睽孤矣。当是时平、勃虽为二君子，初未尝相协，后因陆贾之言，始交欢合谋，将相和而士豫附，故能取诸吕定汉室。使平、勃不因陆贾之言以交欢，则二人虽皆是君子未见其能济。是故定汉室之乱，必在平、勃之交孚。《文集》卷14《易说·睽》。

　　西汉初年，陈平为相，周勃为太尉，二人素无交往。及刘邦死后，诸吕擅权，危及汉室。陈平“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后来采纳陆贾“交欢太尉”之建议，主动接近周勃，勃亦作出相应的反应。“两人深相结”。故而在吕后归西之际，一举而平定了诸吕之乱而“定汉室”。吕祖谦认为这就是“君子相与”共渡难关的典型。故而他又说：

　　九四当睽之时，以刚阳处二阴之间，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可谓孤矣。然四与九为相应之位，九四以刚阳而处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刚阳处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应。故曰遇元。夫谓初九以刚阳之才故谓之元。夫当睽乖之时，又处群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贤相与共立，则消者必复，孤者必众。苟二贤不相孚，乌足以合天下之睽?……盖四处群阴之中，苟惑于小人则不能以诚信交相孚感，何以能济?惟是上下交孚，无毫发可间，则虽危，可以无咎。《文集》卷14《易说·睽》。

　　吕祖谦认为无论是已经“奉身而退”的君子，还是因“爱君忧民”而不忍去的君子，彼此之间应该相互信任，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小人，这样就可以削弱小人的势力，壮大君子阵营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从根本上扭转小人当道的局势，而使君子之道得到伸张。

　　小人得势，君子应含晦待时，那么君子得势以后应该做些什么呢?吕祖谦认为首先铲除小人势力。

　　九二在解之时，与六五之君相应，是君子处贤君之右。君子辅人君之道，去小人最当先。大抵去小人须当尽除其根本。如去之不尽，则必流衍复盛，以害正道。……凡人之情皆以尽去小人为失之过。殊不知尽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惇、吕惠卿之徒固已远窜，不在朝廷，然尚有未尽去者，至绍圣之后，君子之道不明，黄矢之道不行，盖缘去小人不尽。《文集》卷14《易说·解》。

　　在这里，吕祖谦将黜斥、除尽小人作为君子辅佐君主的第一要务，认为如果不乘“君子之势盛”的大好时机，“尽去小人”，万一“君子之道不行，黄矢之道不行”，小人之势又会衰而复盛，再次沉渣泛起，妨碍“君子之道”。吕祖谦将王安石的新党人物一概斥为小人，这是理学家的偏见。绍圣党锢之祸，殃及吕祖谦之先人，吕希哲、吕好问流窜远方，“例不得叙用”，对此，吕祖谦是一直引以为恨的。故而旧话重提，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恩恩怨怨，不足为训，但是他认为必须“尽去小人”，包含着除恶务尽的因素，却是值得重视的。

　　针对“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尽”的观点，吕祖谦指出：

　　夫五阳决一阴之时，君子之势盛，小人之势衰。常人当此时多欲极力诛锄小人，绝其本根。其间有识者谓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尽，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众多，便欲诛锄小人以即戎穷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为事不可尽止而不为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穷治无已。至于在我之德教，政事愈进，则向上愈有事，岂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谓利有攸往也。《文集》卷14《易说·夬》。

　　这就是说虽然凡“事不可做尽”，必须留有余地。例如对小人之琐碎之事自然不必“穷治无已”，但是加强君子之道的教化，扩大其影响，肃清小人之道的流毒，则是不可有半点松懈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将事做尽的可能。所谓诛锄小人不是将他们赶尽杀绝，从肉体上加以彻底消灭，而是将他们赶出朝廷，利用其急功好利的特点，让他们掌管一些具体事务，以发挥他们在这方面的才能。

　　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则两得其处。使阳在外则迫阴在内则暗弱矣。内君子外小人则小人趋事赴功，反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同上《易说·泰》。

　　吕祖谦认为只要将朝政紧紧地掌握在君子贤臣手中，朝中要害部门不留小人，使小人全部外任，小人就会听命于君子，为君子所用。这样做既可达到除尽小人的目的，又给小人以发挥自己一技之长的机会，而不至于因激生变。有时，吕祖谦亦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兼容善恶”。

　　大抵兼容善恶，有为身计者，有为国计者。为身计者，善者吾用之，恶者亦用之。不过朋党众盛，更相辅助，亦不过持禄保位之小人，不足论也。若为国计，则善者使居于内，当陈力就列之任，恶者因其才出居于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职处之，各当其任，如此乃是通达治体之君子。……故谓之兼容非必白黑不分，贤愚混杂，始可为兼容也。《文集》卷19《史说》。

　　“兼容善恶”，不是良莠不分，忠奸不辨，而是根据各人之德、才，使“各当其任”。要达到这一境界，方可称得上是洞察治理国家大纲目的君子。这也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的有效措施之一。

　　在吕祖谦的这些论述中，散发着朋党的气息。但有些观点仍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当不可全部否定。

　　第七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外患严重之至。北方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不时对南宋进行军事讹诈和骚扰掠夺。这不仅给南方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也严重威胁着南宋小朝廷的生存。

　　吕祖谦为南宋政权深深担忧，唯恐它重蹈北宋之覆辙。他认为如再不加强南宋的军事力量，进行认真而有效的防御与抗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他又痛切地感到当时的南宋小朝廷正处于“百弊俱极之时”，尚不具备一举而收复中原失地的力量，要抗击金兵，则必须大力改革弊政，这就使他的抗金思想含有要求改革弊政的特点。

　　在对待金兵入侵的问题上，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争论。以南宋高宗、秦桧、汤思退等为代表的实权派或是出于对自己九五之尊和高官厚禄的卑鄙考虑，或是被金兵的侵略凶焰吓破胆，他们一味屈辱求和，厚颜无耻地向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纳贡称臣，乞求苟延残喘。而以张浚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官员和将领则力主抗战，“誓不言和”，但是又不注意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而怀侥幸之念仓促开战，结果接仗辄败，大伤元气。

　　吕祖谦不同意主和。他在《家传》中曾引其曾祖吕好问劝谏宋钦宗的话说：

　　所谓讲和不进兵者，彼当顿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后朝廷勿进兵可也。彼……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县，朝廷犹执和议之说，不谋进兵遣将，臣恐比至得和……遍被其害矣。《文集》卷9《家传》。

　　吕祖谦认为尽管南宋眼下尚无兵临城下之虞，但是其境遇并不比靖康年间的北宋强多少。金兵亡南宋之心一直不死，它不断吞食南宋疆土，故而屈辱求和只是南宋小朝廷的单相思，注定不能成功。更何况金兵与宋廷有亡君亡父之深仇大恨。“国仇”当雪，“版图”当归，而不应该和金兵“讲和不进兵”，“议和之说”必须立即停止。

　　吕祖谦也不同意张浚等人所进行的无准备的草率出击。他认为这样做非但达不到雪“国仇”、归“版图”的目的，而且会损伤国力，自取其辱，客观上助长了“议和之说”嚣尘日上。吕祖谦指出为保证“大义可伸、大业可复”，必须对有关抗击金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周密详审”，“精加考察”，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和侥幸心理。

　　有鉴于此，吕祖谦批判了“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的两种观点。他说：“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东莱博议》卷1《郑伯侵陈》。所谓“一切不为”乃是懦夫自卑猥亵的阴暗心理，亦即投降派的理论。而“一切亟为”则是轻敌急躁情绪的流露，将此付诸实践，同样是后患无穷，故而“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均为“天下之患”，都必须加以纠正。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具体地说就是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就应该大胆进攻，主动出击；而在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则要耐心等待、静观其变。他这样论证道：

　　当天下之初定，患难之方解，又不可复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筑长城、平百粤，而终不免于难。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丽，而亦不免于难。故解贵乎无所往，然岂皆无所作为邪?……晋武帝平吴之后，固未尝兴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间因循苟简，清淡废务，坐视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于有所往……一于无所往。《文集》卷14《易说·解》。

　　秦始皇平定天下后，不与民休养生息，而“欲有所往”，修筑长城，平定百粤，结果劳民伤财，累年穷兵黩武，致使各种矛盾激化，加速了自身统治的崩溃。隋朝统一南北之后，不注意医治战争之创伤，隋炀帝好大喜功，在发动侵略高丽的不义战争的同时，亦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因此经过长期动乱，天下初定之际，不能过于“有所往”，即不要“一切亟为”，有些事情只能慢慢来。但这决不是说可以因此而毫无作为，“一无所往”。晋武帝灭吴之后，虽然没有再兴兵生事，“欲有所往”，君臣相与“因循苟简，清淡废务”，该做的也不做，眼睁睁地看着时弊日趋加剧，终于导致天下大乱。由此看来，“有所往”，“无所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一偏”。在这里，吕祖谦决不是单纯地评论历史，而是借助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而曲折地表达了他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他不甘心“仇耻未复、版图未归”，不满意南宋统治者苟安于东南一隅之地，希望宋孝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要“有所往”，积极进行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事宜。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当时处于“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定，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蚀，实百弊俱极”《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窘境之中，尚不具备全面北伐中原的条件，因而不能急于求成，“一切亟为”，只能徐图行事。

　　吕祖谦对于当时南宋基本国情的估计和所主张的抗金方略完全符合实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宋孝宗与张栻的一次对话中得到佐证。受主战派的影响，宋孝宗打算趁“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之际而挥师北上，并征求一向以主战而著称的张栻意见。不料却遭到张栻的明确反对。张栻认为就南宋的实际情况而言则要比金朝更糟。他说：“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宋史》卷429《本传》。张栻向孝宗建议：“今日但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主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同上。叶适亦有类似的意见。他这样说：

　　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以当敌也，直媒以自进也。以臣计之，和亲之决不可为审也，而战亦未易言。然虽使罢赂而犹未至于遽战者，盖战在敌，使之不得战在我，所当施行者有次第焉。《宋元学案·水心学案·附录》。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张栻，还是叶适他们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意见是与吕祖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思想相通的。

　　如何“有所为”，创造切实可行北伐中原的条件呢?吕祖谦认为当时南宋是“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因此摆在南宋统治集团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扭转“武绩未振”、“干略未优”的局面。吕祖谦的这个意见可谓一语中的，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宋朝伊始，赵匡胤为防止出现五代武将骄悍，形成威胁朝廷的军事力量，故而实行崇文轻武、以文人治军的方针。这遂成“祖宗之制”，代代相承。虽然这一方针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但也带来了“武绩未振”、“干略未优”的严重后果。在对外战争中很少胜算，即使在国力昌炽盛大之时，亦复如此。吕祖谦有感于此，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事”与“武备”犹如人之左右双臂，缺一不可。

　　史载，蜀中名将张飞曾慕名造访文臣刘巴，并留宿其处。刘巴嫌张飞是一个武夫而“不与语”，其理由是“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蜀主刘备知道后勃然大怒。他说：“天下之患，在于妄分清浊，如人之一身无手则不能执，无足则不能履，又何必爱手而恶足，自古文武只一道。”《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认为以文为清，以武为浊，这是文人“高自标榜”的陈腐之见，其害足以危及天下。任何国家都必须文武兼备。“文”好比人之手，无手则不能拿东西，“武”好比人之足，无足则不能走路，因此很难说“手”比“足”哪个对人的身体更重要。同样，也很难说“文”与“武”哪个对国家更重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爱手而恶足”，国家自然也不能因尚文而轻武，“文”与“武”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特定之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应该二者并存。刘备这一观点，很得吕祖谦的欣赏。他说：

　　尧舜三代之时，公卿大夫在内则理政事，在外则当征伐。孔子之时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与勇士。孔子亦自当夹谷之会，未尝以为粗。《文集》卷19《史说》。

　　尧舜时代，公卿大夫都是能文善武，故在朝廷内部则处理政事，一旦发生战争则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文武之道集于一身。孔子的高足冉有使矛，而有若则与当世勇士友善相处，即使孔子本人在夹谷之会上也亲自抡枪执剑，从未尝以武士为粗，而不屑于武事。吕祖谦认为轻视武艺，视其为“粗”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对于男子来说在空余时间从事“习射”，这是本分之内的事。吕祖谦的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不多见的。北宋张载青年时代“喜谈兵”，曾招致二程等理学家的微词。以张载本人而论，当他成为著名理学家之后，亦曾为此深悔不已。这就说明了吕祖谦的见识高于一般理学家，且有匡正时弊的积极意义。

　　与崇文轻武的目的相同，宋时兵制分为“禁军”（中央直接控制的武装）和“厢兵”（地方武装），且有意识削弱厢兵的军事实力，不断地将厢兵中的精锐选拔到“禁军”中去，而留在厢兵内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厢兵平时也不进行认真的军事训练，只是服服杂役。对此，吕祖谦颇有感触地说：“太祖作阶级法，专治禁军，而天下镇兵，通谓之厢军，教阅疏略，浸废为役卒矣。”《文集》卷20《杂说》。就在厢军失去战斗力而无力与禁军抗衡的同时，也失去了抵御外患的能力，即使连极为平常的“边隅小警”也对付不了。出现了一有战事“将士迁延而却步，涣散解弛，不相系属”的状况。

　　厢军衰蹶如斯，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在赵匡胤的时代，为了保证禁军的作战能力，比较注意对禁军进行较为严格的正规军事作战训练，然而赵匡胤的后继者们则远不及其祖宗的精明。他们大多沉湎于歌舞升平、天下一统的虚幻假象之中，连对禁军的训练也变成了有其虚而无其实的花架子，致使禁军的作战能力大为下降，所谓“甲兵朽，铁钺钝”即为其真实写照，成了一群只会耗费军粮不会打仗的酒囊饭袋。在外患面前“事功不竟”、“莫能平殄”。目睹这一切，吕祖谦“日夕寒心”，“甚忧之”。他迫切希望南宋统治集团对于“前代未备者”的“武绩”与“干略”“当激厉而振起”《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以期重整军威，尽早整兵北上，实现恢复大业。

　　必须指出，吕祖谦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此。他认为要报靖康之耻，收复大批沦陷的国土，只是于“武绩”、“干略”等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与改革当时的社会弊政紧紧地结合起来。作为官场中人，吕祖谦比一般人更清楚南宋统治集团的黑暗内幕。他揭露说：

　　官寺充满，而媮惰苟且，无庶绩咸熙之效；降附布于郡县，而未允于疑沮，帑藏耗于军屯，而未免于怨嗟。《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养痈护疽，媮取爵秩，各饱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独归国家，是滔滔者既不可胜诛，号为有意斯世者，又复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而轻发之，终无于是。《文集》卷2《馆职策》。

　　但近世职无大小，多以趣过目前为俗，眇然为国家深计大虑。《文集》卷4《与周子元》。

　　认为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冗繁，但多是些贪鄙无耻的“痈疽”。他们尸耽禄位，毫无政绩可言。平日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媮取爵位，坐享俸禄，中饱私囊，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人的荣辱升迁，而根本不把国家“日朘月削之患”放在心上。虽然其中也有几个“有意斯世”，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官员，但志大而才疏。在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上“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轻举妄动，“终无所是”。更有一些善于钻营的无耻之徒，为了谋就高位，享受重禄，故意慷慨陈词，装出一付爱国忧民的恣态，俨然以刚直干练之吏自居。然而“高爵重禄，一得所欲，畏缩求全，惟欲脱去，无复始来之慷慨。”《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官场之所以如此腐败混乱，根子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媮惰苟且”，“养痈护疽”。正因为这是一个极端腐败和无能的统治集团，所以面对金兵的侵略，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惊慌失措。往往一听到金兵的进攻便“错愕而顾私”，无所适从，拿不出半点切实可行的抗金之策，而一旦金兵撤退，又立即醉生梦死，“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为了唤醒南宋统治集团，吕祖谦沉痛地指出，当时的形势是：“仇耻未复，版图未归，风俗未正，国用未充，民力未厚，军政未核。”③《文集》卷2《馆职策》。认为南宋当局如再不彻底地改弦更张，进行“大经划、大黜陟、大因革”③，而把主宰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强敌，后果不堪设想。他这样说：

　　当险难之时，必有动作施设，然后可以出于险。苟无所为面坐视其弊，则终于险而己，尚能免于险乎?《文集》卷14《易说·解》。

　　国家面临“险难”并不可怕，只要采取积极措施，实行变革，就一定能出于险，而无所作为，安于现状，“坐视其弊”，才是真正可怕的，最终难免于“险”。

　　接着，吕祖谦又以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

　　阴阳风雨晦明，天之六气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医语之谓：六气者致疾之原，必使无阴阳风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宁有是理耶?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医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气，守国在我而患不在于四邻，端汝视履，啬汝精神，时汝饮食，审汝药石，六气虽沴，于汝身何有哉?丰汝德泽，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训汝师旅，四邻虽暴，于汝国何有哉。《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天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致疾的因素，如果为了不生病，而要除尽“六气”，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世上决无此理。吕祖谦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无致疾的“阴阳风雨晦明”，关键在于要保证自己的饮食起居作息有一定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造就强壮的体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之淫就不能构成对人身体的威胁。如果自己生活无规律，不善于爱护身体，体魄羸弱，而只是指望无致疾的“六气”之淫，只能使多种疾病集于一身。同样，四邻之强敌是会构成本国安全的威胁，但是只要自己政治修明，加强军事设防，使四邻之强敌无隙可乘，这种威胁也就不存在了。相反，本国政治混乱，国库空虚，军事力量单薄，就会时时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中。吕祖谦明确宣称：“国之存亡，系于我之治乱”同上。，而不在四邻之敌的强弱。他举例说：

　　秦不亡于六国未灭之前，而亡于六国既灭之后。隋不亡于南北未一之前，而亡于南北既一之后。亡国之衅，夫岂在于邻敌耶?《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秦国在六国未灭之前怵惕自强，而在灭六国之后骄侈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一夫振臂，万夫响应，这才终止了秦之国祚。隋朝在南北未统一之前政治修明，纪纲肃整，而南北统一后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故而重蹈秦之覆辙，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所吞没。秦、隋两朝的教训说明了什么呢?即亡国之祸根乃是自身的腐败啊。

　　进而吕祖谦提出应该把国家兴盛的主动权紧紧操纵在自己手中。他说：

　　为国者当使人依己，不当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为重，未有不穷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时而衰，不能常存，有时而亡，一旦骤失所依，将何所恃乎?同上卷1《郑忽辞昏》。

　　吕祖谦这段议论的用心很明确，即希望南宋统治者不要把国之安危寄予金兵是否恪守和议之上。只有依靠自己的励精图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依己不依人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在闪烁着明智的火花。

　　吕祖谦分析了南宋统治者“依人不依己”的猥亵委琐心理。他认为南宋统治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拱手让给金兵去主宰，乃是“安于弱”、“安于愚”的思想在作祟。为了取消南宋统治者“安于弱”、“安于愚”的卑鄙之虑，吕祖谦指出，虽然“大胜小、强胜弱，多胜寡”这是“兵家之定论”《东莱博议》卷3《鲁卑邾不设备》。，但是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又是相对的，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假如通过自己的努力，则完全可以使自己从弱、小、少向强、大、多转化。如果一旦实现了这一转化，也就用不着去害怕敌人的强、大、多了。

　　君子忧我之弱而不忧敌之强，忧我之愚而不忧敌之智。强者，弱之对也。我苟不弱，则天下无强兵。智者愚之对也。我苟不愚，则天下无智术。后之为国者，终岁忧敌之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弱，终岁忧敌之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愚，使其移忧敌之心而自忧，则谁敢侮之哉!同上卷3《随伐楚》。

　　这是一段充满着军事辩证法思想光辉的议论。吕祖谦认为敌我双方，一方强大则另一方就显得弱小，一方明智则另一方也就显得愚蠢。因此不必担心敌人是多么强大，多么明智，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担心自己的弱小和计谋欠周之上，并为扭转自己的“弱”与“愚”而乾乾自强不息。天下就不再有什么“强”与“智”的敌人，至此，谁还敢再来欺侮你呢?如其不然，“苟以龌龊自保为量力，则人则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自安于愚，而终于愚矣”同上。。因此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一定要克服安于“愚”、“弱”的自卑心理，树立远大明确的治国目标。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坂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东莱博议》卷3《葵邱之会》。

　　天下之大势如不强盛就必然是衰弱，国家的政治如不努力向上就必然是倒退。因此，强国如果只是停留在原来“强”的水平上，就必定不能继续维持其强盛；霸主如果只想保住原有的“霸”而不思进取，就必然保不住已获得的霸主地位。这好比骑着骏马奔驰在险峻的山路上，中间是没有“驻足之地”的。对于“强”与“霸”来说，要想保住其“强”与“霸”，就要不断前进，更何况当时南宋小朝廷还远远没有资格称“强”称“霸”呢!所以更应该布仁义、行教化、振纲纪，以使国势强盛，只有这样才可雪“仇耻”、归“版图”，直至一统海内。

　　吕祖谦之所以要求南宋小朝廷改革弊政，不断以“强”、“霸”自勉自期，作为抗击金兵的前提条件，还有这样的考虑，即只有政治修明，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才会使抗金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

　　战亦死地也。……民既乐死，则陷坚、却敌特余事耳。盖尝论之，古人论战与后人之言战不同。盖有论战者，有论所以战者。军旅形势者，战也，民心者，所以战也。《东莱博议》卷2《齐鲁战长勺》。

　　战争免不了要死人。如果参战之民众为了报答君主平时对他们的“恩赐”，就会在战争中乐意为君主卖命。民众一不畏死，“陷坚却敌”就是小事一桩。如果“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是恃”《左氏传说》卷20。。因此“民心”之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最后依据。

　　吕祖谦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地位，并将其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军旅形势”在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

　　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人未有恃气之充而置身于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国于易亡之地者。王者之兴，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势亦必有以先天下。《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茅之田》。

　　吕祖谦认为形势与君主的德行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它们对于国家来说好比人的身体和血气一样。如果说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血气强盛充沛而将自己的身体安置于“易死之地”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认为自己的仁德足以令天下臣服而将其国安置于“易亡之地”。一个政权的兴旺，固然德行要“先天下”，而所占有的地理位置也必须是“先天下”。吕祖谦以周、秦兴衰为例，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周在“文武成康之世”，君主之德固然是“先天下”，但也不能忽视周所占据的好地势，“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者”。所以天下“孰能御之耶”?后来周平王东迁，轻易地放弃了“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歧丰之地。以其德行而言，固然不如其先人，而所占的地理位置也没有西周的好，因此周室遂衰落了下去。而秦原是不起眼的小国，但自从它得周之“歧丰之地”，尽管其德未能“先天下”，国势却也强盛了起来。吕祖谦的结论是：

　　是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势而强也。……以无道处之，犹足以雄视诸侯，并吞天下。《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茅之田》。

　　他对“形势”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鲁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见周襄王，请以王礼规格（“隧”）为其先人送终，襄王以“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为由加以拒绝。为了不使晋侯过于难堪，遂割阳樊温原茅之田与之。对此，吕祖谦发表评论说：

　　襄王之意，以谓吾周之为周，在德而不在形势，典章文物之制，子孙当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于区区土壤，吾何爱而以犯强国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礼文不以与晋，自谓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则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轻其一，乌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披其肩背，断其手足，自谓能守气者，吾不信也。呜呼!周自平王捐歧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犹虑难立，岂复有所侵削邪?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岁朘月削，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茅之田》。

　　“隧”，王之葬礼。晋侯“请隧”以葬先人，违背周之典章制度，襄王不允许是对的，因为典章制度体现等级名分，应“当世守之”。吕祖谦认为周襄王的错误是轻易将大片土地割与晋。须知土地事关国家“形势”，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襄王竟将“千里之王畿”与人，而使其“形势”残缺不全，怎么能保住周之基业呢。如果说周平王“捐歧丰以封秦”，“失周之半”的话，而其后代“今日割虎牢”、“明日割酒泉”则加速了周室之衰，使“文武成康”的“境土岁朘月削”，这标志着周室已濒临灭亡之绝境了。吕祖谦这是在借古讽今。因为割地求和乃是宋代统治者苟且自安的拿手好戏。吕祖谦表面上反对的是周襄王“割地自削”，实际上是提醒南宋当局不可轻易地将大批国土畀敌，否则将“邻于亡矣”。重德而不重势，这本来是一般理学家的共同见解。他们认为只要其德“先天下”，即使以七十里之地也能最终一统海内。而吕祖谦却如此重“形势”，将其规定为“德”的基础。这就使他突破了理学家的陋见，表现了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

　　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历来是治兵者之格言。在这个问题上，吕祖谦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用兵必须遵循“诚”。他说：

　　君子之用兵，无所不用其诚。世未有诚而轻者，敌虽欲诱之，乌得而诱之?世未有诚而贪者，敌虽欲饵之，乌得而饵之?世未有诚而扰者，敌虽欲乱之，乌得而乱之?用是诚以抚御，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彼向之所以取胜者，因其轻而入焉，因其贪而入焉，因其扰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诚既立，五患悉除，虽古之知兵者环而攻之，极其诈计于十百千万，君子待之一于诚而已矣。彼之诈极其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彼常劳而我常逸，彼常动而我常静，以逸制劳，以静制动，岂非天下常胜之道乎！《东莱博议》卷1《用兵》。

　　吕祖谦认为轻敌、贪婪、干扰、众疑、怠备这“五患”是兵家之大忌。而要克服这“五患”，最好的办法是“用其诚”，因为“一诚既立”，“轻”、“贪”、“扰”、“疑”、“怠”等现象就不会发生，从而杜绝了敌人的一切可趁之隙。尽管“极其诈计”万千，也无从下手，这样也就稳操胜券了。故而“诚”是“天下常胜之道”。吕祖谦这里说的“诚”，含有主观努力和思想高度重视的因素，乃是其对抗金大计必须“周密详审”、“精加考察”思想的延伸和发挥，有一定合理成分，而非一般理学家所主张的道德决定战争胜负之论调。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诚”为“天下常胜之道”，为什么宋襄公、陈余等人“用其诚”反而落得丧师身死的悲惨结局而遭天下人耻笑的呢?吕祖谦申辩道：

　　宋襄、陈余之流每为天下笑，抑又何也?盖尽小人之术者，方无愧于小人之名，尽君子之道者，方无愧于君子之名，以伪君子对真小人，持一日之诚而欲破百年之诈，安得不败哉?以一杯之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不能息焉，谓水之微则可，谓火胜水则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辈遂疑君子短于兵哉！《东莱博议》卷1《用兵》。

　　吕祖谦认为宋襄公、陈余等人从来就不是“用其诚”的真君子，而是假于诚而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他们平时处世做事极其诡诈，而想以一时之诚来取胜，这不啻是杯水车薪，当然要为天下人耻笑。因此不能以宋襄公、陈余等人失败为证，怀疑志诚君子不谙军事，轻易否定“诚”为“天下常胜之道”命题的正确性。

　　一般说来，吕祖谦对待抗金的态度虽然没有陈亮、张栻等那么鲜明，但他针对时弊所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却不无可取之处，这种寓抗金于改革之中的思想，自有其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