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之王毛泽东的功绩和悲剧(图)(2)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于1966年5月7日曾就林彪所送的一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有感而发写成一信，这封致林彪的信后来即被人称为《五七指示》。这一指示的寓义远远不限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本身，是毛泽东对军队建设乃至国家建设所构想的一个蓝图，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甚至将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在信中，毛泽东以“抗日根据地”时代的情景为理想境界，要求军队应成为一个大学校，“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时还要求工人、农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和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将军队作为培养人的学校，有条件应开展些农副业生产，这些并不错。问题在于，将这些扩大为军队及各行各业的工作准则，并以此提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大体实行自给自足、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的憧憬，则是用以往战争中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推广于全体军民。其实，在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供给制和自给自足的办法，对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各个根据地来说虽是必需的，却也只能实施于占人口极少数的军队和党政干部，同时只能在对敌斗争压倒一切的战争年代采用。

　　毛泽东在晚年的讲话中，曾一再以延安时期那种不要工资，大家都努力工作的情况为例，指责工资制的弊病并反对所谓“物质刺激”。其实当年在陕甘宁边区，对于那些黄河之滨集合起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即投身革命的干部和军队指战员，确实可以不要工资，大家过一天三钱油、三钱盐(这一标准还高于解放后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内大部分群众的供应标准)，上下大体平均的生活。对陕北老乡们，党和边区政府却并未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供给制，将他们的生活“包”下来，还是要奖励其“耕三余一”，多劳多得。陕甘宁边区当时还公开表扬过勤劳致富的模范典型——新富农吴满有。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再把只能在战争年代实施于少数先进分子的生活准则推广于全社会，如同“大跃进”中所试验过，以及“五七指示”中所设想过的方式，在现实之中必然会碰壁。

　　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军队也同样如此。重复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环境中农村根据地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解放后的广大群众和部队都是不适用的。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础上要求消灭专业分工，实行“小而全”的模式，也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五七道路”虽经一再提倡却从一开始就无法走通(以后大张旗鼓地加以推行，其实也完全改变了其初衷，变成了对当时被认为是政治不可靠者的惩罚形式)，这正是实践检验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决定部队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从某些意义上讲，这一行动确是在全国除军队外都已大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不过从毛泽东自五十年代后期的思维发展轨迹探寻，也可以说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中南海里的中央警卫团，就派出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支左”队伍，带头推行了种种极左政策，并且总能迅速“通天”。1975年邓小平支持清华大学的刘冰写信揭露了迟、谢二人的种种恶劣作风，却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忍，还成为当时赞同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如果追溯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便不会感到奇怪。

　　长期极为残酷的革命战争，还会给许多参加者留下一种终生难以消除的烙印，即习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上的人际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曾大力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其“扩大”的内涵所指，正是把在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方式用于党内、军内和人民内部。作为革命家、军事家、策略家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潜心于谋略的研究(其中包括吸取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遗产)，对敌斗争中种种策略手法的应用确实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全国解放以后，时过境迁，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决定了对敌斗争的方式应加以改变，更不能将其扩大到人民内部。解放之初毛泽东确实注意改变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激烈的斗争方式。例如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不仅没有采取十年内战时那种肉体消灭地主的办法，也改变了解放战争中那种严酷的斗争方式，在国内许多地方实行的是和平土改。毛泽东还强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毛泽东也没有沿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大规模杀人的办法，而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俄国的末代皇帝尼古拉全家倒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刑队枪下，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和末代总统李宗仁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座上宾。这些不称“仁政”之名却有其实的措施，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倒起到了单纯的“镇压之权”所起不到的作用。

　　可惜的是，50年代后期，随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变化，刚刚宣布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未能实行，而以往一些对敌斗争的方式却被重新启用，并错误地加以扩大化。进入60年代后，随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日益升级，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也都错误地应用于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在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一节中，就明确写着：“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种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方法上滥用对敌斗争策略，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又乘此机会打击无辜，自然为祸甚烈。

　　仔细回顾“文化大革命”史，包括中南海和钓鱼台内的许多状态，人们确实不难看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学生、部分机关干部组成的“红卫兵”和“战斗队”，以一批狂热的小知识分子为主力整了教授等大知识分子。为时不久，这些小知识分子的骨干成员们也成了“臭老九”。在党政机关中，在造反派内部，在某些军队干部中，甚至在领导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中，也一再出现今天自己整别人，明天很快又被别人整的可悲现象。“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大多数人在运动未结束时就沦为“政治贱民”；最早设立“牛棚”者，自己后来也多数成为“牛鬼蛇神”而尝到入“棚”滋味。就连1966年最早成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成员有18人之多，结果一年半之后只剩下5人没有被打倒，再过了两年，组长陈伯达又进了秦城监狱。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在中南海里“造反”蹦得最欢、得势最早的是原中央办公厅信访科长戚本禹，这个科级干部成为“中央文革”最年轻的组员(当时35岁)，在国内不可一势，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发号施令，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仅一年多的1967年末也被以造成国内大乱、“毁我长城”的罪名抓进秦城监狱。这些被“各个击破”的一批批人，不论开始如何狂热，最后都从不同角度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毛泽东晚年身边的联络员、追随“四人帮”的毛远新在被捕之初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后来他经过仔细反思，在交待材料中也这样分析说：

　　“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

　　其实，毛泽东临终前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赞颂。相比之下，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受到全国多数人的怀疑、反感，这场运动刚刚结束就被“彻底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令人长期遗憾和叹息的悲剧。

　　凡事过犹不及。公正地讲，我国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些应该打击的丑恶现象，被毛泽东所深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虽不存在，却也有一批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在发动错误的党内斗争时，也历来强调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矛头只对准“一小撮”。当“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到顶点，“走资派”帽子满天飞时，毛泽东也认为“走资派”并不都是坏人。不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四人帮”之类魔鬼一经放出，事态就不会依照毛泽东的初衷那样发展。

　　狂热的政治运动的必然规律是，当错误地打击了一批人后，必然引起另外一批人的怀疑和反对；扩大化的惯性制导，又会使这批政治运动的反对者成为新的打击对象……如此辗转发展，必然使事情愈演愈烈。这样的“天下大乱”，始终也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只会发展到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的程度。而且如此扩大化的结果，不仅不能清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反而会助长其发展。因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暴烈的行动和“天下大乱”来医治社会弊病，只能给多数人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治疗方式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只造成人们长期对社会弊病讳疾忌医，正常的批评和反对不良倾向的适当斗争反而不能进行，社会风气比“文化大革命”前要坏得多。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走向反面，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