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之王毛泽东的功绩和悲剧(图)

　　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发起，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野心家被抓，中南海终于恢复了平静，不过却引起人们更多的反思。

　　毛泽东在中南海居住了27年，这是他晚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离开后，在菊香书屋和“游泳池”留下了差不多10万部图书，也留下了人们追思不尽的怀念和思考。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曾在革命斗争舞台上创造过叱咤风云的业绩，被无数人以无限敬仰的心情崇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已为实践证实是正确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无疑应为我们今后长期遵循。

　　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是许多人百思难解的问题，如果从政治角度思考，却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在全国解放后的岁月里，由于出现了与革命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一向不甘守成并有强烈创新欲的毛泽东又进行了新开拓。辉煌与悲壮，自豪与遗憾，成功与失误，都交织在这条新的开拓途中。毛泽东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的偏差，这些也在十年浩劫后的痛定思痛中被人们反思过，其影响至今犹在。

　　毛泽东曾认为自己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并存的人物。在那举国陷入政治迷茫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林彪一伙为制造个人崇拜而炮制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扬一时风行中华大地。1970年12月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自己的老朋友、著名美国作家斯诺时，对这种大颂扬却称之为“讨嫌”，认为除保留一个英语为“Teacher”的教师称号外，其余的应统统去掉。在举国狂热的环境中，毛泽东保持了清醒。

　　早在“大跃进”的问题严重暴露之后，毛泽东于1961年在庐山深有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表示自己的一大志愿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他还说过，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满足了。

　　历史证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前无古人探索性的开拓时，任何伟大的人物都难免会有偏差，而无论成功的经验或是失误的教训又都是可贵的。毛泽东曾非常深刻地说过，不要把错误行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从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探索中的失误，能够使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岁月里大彻大悟，对后来进行的现代化的事业也起到了极其宝贵的借鉴作用。

　　在中南海见过毛泽东的人，首要的印象是为他的穿着外观所感染。领袖的穿着本身即有深刻的代表意义，毛泽东虽然不太注重个人仪表修饰，但是其穿着也与他的奋斗和追求紧密相连。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不戴国民党军发给八路军的军装和青天白日帽徽，出席党的会议还常戴原来红军的八角帽，这正是提醒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共产党人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传统和今后的国内革命任务。解放之初进入中南海，他仍穿着军装。不过那个时候全军没有制式的军服，人们认为黄色的制服便算是军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上天安门时，穿的仍是黄呢子制服，人们认为这也是军服。

　　1953年朝鲜停战的消息传来后，毛泽东曾同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毛泽东又拒绝了特地为他设置的大元帅军衔(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军衔制的看法)。此后10几年，全国人民再不曾看见身着黄绿军服色服装的毛主席。脱去军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历史需要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重要关头，毛泽东以其着装向全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表率。在需要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时，毛泽东一直衣着朴素，这是在中南海他住所工作过的人员都清楚的。

　　令人慨叹万千的是，1966年毛泽东突然又身着军装上了天安门，这一着装当时虽使人感到新颖、振奋和盲目的狂热追逐，以为这些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的人也要踏上新的征战之途，可惜的是历史后来证明，以风行全国的“军装热”所伴随的以军事色彩进行的斗争，倒真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斗争。

　　当时，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根本连军籍都没有的江青，也穿上一套军装出现在天安门上。而且别出心裁的是，她故意穿一套男式军装！

　　受此影响，全国的人以军装为最佳服饰，尤其是年轻人都以身穿军装为荣。

　　在这种“军装热”为外面象征的运动，带来的狂热苦果，后来让全国人民都长期品尝。

　　“文化大革命”初期穿军装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思想复旧。在解放前夕，面对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的新形势，毛泽东曾要求重新开始学习过去不懂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曾以其远见指出：“党和军队和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随后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进入中南海之后，毛泽东本人也以相当大的精力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规律，并看过不少科技方面的书籍。50年代后期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也没有像过去那样自己动手修改原稿，表现出瞩目于今后的态度。一位建立过举世敬仰的业绩的领袖和统帅，却勇于与自己熟悉的光荣的过去告别，并积极着眼于当前任务，这种求新精神真是可贵！

　　不过，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惯性作用，却不会像脱掉一件军装那么容易。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给毛泽东及其身边的一代领导人留下的烙印，长久地体现在观察视野、思想方式、工作作风及斗争策略等方方面面形成的定势。公正地讲，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在全国解放初期对待阶级斗争遗留问题，扫除反动统治残迹及旧社会的种种污泥浊水时，发挥过非常有益的作用。例如以战争年代那种出动兵力和动员群众的方式，能迅速基本捕尽社会上的娼妓和贩毒吸毒者，现代发达国家长期一直难以解决的这类社会丑恶现象，在新中国建国后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得到解决。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时，采取战争年代那种大兵团作战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也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然而，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国家建设转入正常轨道后，不改变以往的许多工作和思维方式，就日益显得难于适合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自50年代起，毛泽东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很大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年至1958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在新的探索途中却开始走上了误区。他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病，试图探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道路，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极为可贵的尝试。可是进行这一探索的思想武器，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过去战争年代成功的具体经验和思维方式回归。

　　在以“破除迷信”为号召的“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曾一再对工资制、军衔制等表示不满，认为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让步，而对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化的供给制生活则大力颂扬，并一度试图将其推广到全民生活之中。这种以战时军队的要求标准对待全民的做法，很快都以招致群众反感和失败而告终，种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唯意志论的作为，成为随后出现三年严重困难、非正常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战争年代取得成功的模式硬性移植到土壤及条件完全不同的和平建设之中，反倒是以不堪回首的悲剧形式出现！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试验暴露出严重问题后，毛泽东本人曾认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并准备再生产认真探索经济规律。可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的开始，使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又转到思考如何进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反修防修”的问题上。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图伟志，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失误虽然有所认识，却不能从深层次正确地吸取教训，于是就难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执意于行不通的主权愿望之中，革命战争中那种“不二过”的出色表现就未能再现。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有其多方面的深刻用意，其中重要一点，也包含着以以往战争年代的方式重新改造中国社会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