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之王毛泽东的功绩和悲剧(图)(3)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以辩证的态度极为深刻阐述过以往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包袱”，指出：“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毛泽东将战争时期的某些方式用于解决解放后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建设，恰恰是由于这种历史包袱过重。当年在战争中，对于抛家舍业、投身革命队伍并参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人们，可以靠一次次政治运动来促进其思想革命化。可是到了和平建设环境之中，再试图单纯地靠政治运动来重塑人的灵魂，结果就越来越不如意。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凭着他的威望来动员群众，再依靠人民解放军，就可以达到改变社会面貌的理想。事实上，他个人的愿望一旦违反了客观现实 ，同样不能为多数人在长时间里接受。林彪事件发生后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动摇，以及随后的抵制反对“批邓”，就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伟大革命家的毛泽东晚年在征途上的探索失误，是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憾事。不过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毕生不息的探索精神，还是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深为敬佩。青年毛泽东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起，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当他领导全国人民打碎了腐朽的旧中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出现了直至今日仍为顽症的腐败现象。为此，毛泽东不满足现状，力求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并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希望在他有生之年重新改造中国，为此不惜以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那种方式，再发动一次次的运动，将自己所费无数心血建立起的机构推倒重建，并最终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此诚此情，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感动了全国亿万军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令后人叹息的运动当时有那样多的人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疑应该否定，但是对于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初衷，还是应该正确地加以理解。追溯中南海的历史，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几年，也痛感到美好的主观理想和不如意的客观事实的矛盾。“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也同意在某些问题上纠正错误，不过一些正确的措施随后又被“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晚年的毛泽东由于思想方法上的问题，陷入一个不能自解的矛盾和困惑之中。他一方面希望加强现代化建设，不希望把国家搞乱(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是一时的说法)，一方面又担心搞现代化、引进国外技术而背离过去的革命传统。经过“九一三事件”的冲击，毛泽东的身心又已十分疲惫。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总是在与病魔和死神斗争，同时也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如意之处，心境的凄凉和身体的衰弱相伴，使他也难以再去进行新的探索，并全面地反省50年代后期工作上的正误得失，期盼和遗憾，最终只有全部留给了后人。

　　人年老时容易怀旧。毛泽东去世前，虽然眼睛看东西困难，常常要借助于放大镜，仍总要翻看过去的照片。临终前他最留恋并久久不愿放手的一张，便是著名摄影师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他拍摄的那一张照片。在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划着在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落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正是当年艰苦和坚韧的象征。

　　此时的毛泽东，仍想用延安时代的那种斗争方式推动中国，然而却在已经完全变化了的社会，使他在去世前的几年间总是处于不如意甚至是痛苦之中。毛泽东晚年出现的这一困惑，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现象，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民族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时出现的一种困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解放之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国度来说，达成现代化这一目标何其艰难。

　　毛泽东说过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但是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的着眼点却不尽一样。鲁迅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着重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缺陷，想以此来剖析中国国民性中的病弱一面。毛泽东的著作中谈及农民，则主要着眼于其在革命中的积极性，并根据这一积极性来“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主要是唤起贫苦农民)。正是出于这一着眼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是一个最伟大的成功者。不过革命战争的洪流会洗涤农民身上许多落后性，可是与古代没有多少区别的落后生产方式毕竟限制着他们的视野，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加上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新形势下绝对化，长期出现了以“大老粗”为荣的反常风气。这种毛泽东也感慨过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实际上也不免包围和影响着以“农民运动之王”著称的毛泽东本人。解放后国家的曲折发展，不难从这里找到其社会原因。

　　经历了改革开放10余年的风风雨雨，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重新兴起“毛泽东热”。久违多年的“红太阳颂”又在街头回响，毛泽东像高悬在汽车上，毛泽东的书和描写毛泽东的书又畅销起来……中南海的岁月以及其中的种种内情，又成为人们非常感兴趣的热点。

　　这种民间自发的风潮出现，不仅反映了许多干部群众对社会风气特别是种种腐败现象不满而出现的怀旧情绪，更多的还是对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前瞻。许多人在盲目模仿西方碰壁之后，又深切地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古老传统的东方泱泱大国里必须有合适特殊国情的政治经济方略，于是又回头查找认识中国国情的理论武器，并对真正出自于中国大地且有巨大精神魅力的领袖毛泽东重新产生了崇敬之情。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性的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踏踏实实地立足于中国大地，深入地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又如饥似渴地吸收了由国外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的饱学书生，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知行并重的实践家，毛泽东能够对外来的理论学说按照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需要进行了消化和再创造，从而提出富有巨大的实践感召力的思想理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毛泽东晚年在政治上和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恰恰也是因为他在思想上陷入了误区。毛泽东作为一个凡人，又有其自身无法摆脱的一些弱点，这也是我们这块独特的土地上给任何人都会留下的与生俱来的胎记。

　　在我们古老神州的万里沃土上，千百年来哺育出多少“威加海内兮”的风流人物。他们各领风骚，却又冲不出各自时代的局限。恩格斯在谈论历史人物时说过：“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毛泽东是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革命家，他所处的环境及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是本国传统的影响，中青年毛泽东的探索之艰辛，成就之伟大，以及晚年毛泽东的某些失误及令人反思之处，无不是环境和时势所造就。不论辉煌与阴影，功业与惋惜，光荣与失误，也都可以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找到其影子。

　　近代的中国过于贫弱，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巨大反差，使中国的领导人都容易出现企图一举改变国家面貌的急于求成心理。毛泽东自投身革命战争起，就以深邃的目光探索着胜利的方向，并向全党全军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具体行动中，毛泽东谨慎行事。正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早期的文章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有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以“诸葛一生惟谨慎”式的精神，从不冒险以求侥幸。可是解放之后，当他成为一国的当家人，国家间的强烈反差和历史使命感，又使他犯了自己过去一再批评过的革命急性病，如确定若干年超英赶美的具体日程表等，恰恰是违反他过去正确论点的举动。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想尽快改造中国社会的不切实际之举。

　　明白了这些，人们也就不难悟出，作为毛泽东领导的“万里长征第一步”的革命战争是那样的势如破竹，而解放后进入中南海的种种探索却曲折反复良多。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影响中找到某些答案。毛泽东属于中国，他是中国历史的自豪和骄傲，他身上同时也有中国历史的重负。我们学习毛泽东，要学习他伟大的爱国主义胸怀和民族精神。至于因长久的历史积淀在伟人身上所造成的某些弱点，则要正确地加以认识，并在今后现代化的道路上注意引为鉴戒。

　　有探索就会有失误，勇于试验的失败者仍然值得敬佩，并远非株守坐待而平庸无过者可比。毛泽东曾以他超出常人的胸怀和魄力，以及诗人的浪漫，在中国舞台上导演出举世惊叹的雄壮剧目。可是当他的思维轨迹偏离正途后，也出现过失误。当然，毛泽东的失误与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还是远不能相比的。

　　毛泽东当年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项伟大的探索。他在中南海里留下的政治足迹，不论是正误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如今的人们以这样的认识，就能更好地看待菊香书屋、“游泳池”以及那个代号“202”的最后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