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囊息肉吃什么药最好:《瞭望》：“十二五”开局新十年

“十二五”开局之年，也将是世界经济新格局分野之年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前者的比重在十年前只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未来8年可达到60%。采访中，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认为，这就意味着，从2011年开始，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开始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倾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研判，2011年的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既是开局之年的任务，更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新十年新一轮增长的长远战略。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公共治理的问题凸显。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后美国时代国际政治各国实力格局变迁和国际能源、环境政治格局变迁的双重挑战。全球治理体系既面临着治理失灵的危机，也面临着进行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
“‘十二五’期间的国际形势，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机遇是主要的，挑战是次要的，决策者有能力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将从国际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从国际舆论的“挨打”者转变为竞争者，从西方文化的接收者转变为多元文化的创新者。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是中国在世界地位、作用和影响变化愈来愈大、愈来愈明显的大国崛起时期，要求中国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并准确地定位，从配置国内资源转变为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六大历史机遇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现在来看，刚好过一半。接下来的10年仍旧是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对于“十二五”时期来说，抓住这些机遇，是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
在研究者看来，中国面临诸多历史性机遇。一是和平崛起的机遇。到2015年，胡鞍钢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发动机，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之一，并将成为新的外国直接投资国。届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实力国。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中国将成为世界重要的和平力量。
二是发动绿色工业革命的机遇。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詹姆斯·利普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未来属于领先新能源技术的国家”。胡鞍钢就此认为，中国应当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创新者和驱动者。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能源科技创新上，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在相关领域，中国甚至具有一些基础优势。2009年，中国也已成为新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国。在未来五年，中国工业化的大方向是新型工业化，即加速转向绿色工业，实现绿色发展。
三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机遇。文化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胡鞍钢认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经济崛起在先，文化复兴随后。“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硬实力将进一步明显上升，而软实力也将加速提升。“这就需要在‘十二五’”时期强化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中国有机会避免其他国家的历史错误，又有机会创新本国的发展模式。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国际贸易体系面临重组，全球产业分工重新占位，绿色发展成为世界潮流，这些都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中国打破原有发展桎梏提供了动力支撑。
五是新“五化”加速推进的机遇。在“十二五”期间，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知识信息化、全球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内在动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城镇化。”
过去的几年，我国有2亿农民已经进入城里。未来几年估计将以每年0.8至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如果是1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一年一千多万农民进城，伴随就业、社保、住房、医疗以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等问题的解决，将给城市带来巨大的需求。
六是转型历程中的融合机遇。在常修泽看来，中国转型提升的落脚点在于三方面：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还站在世界的边缘上；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尚有隔阂。按照世界和谐的远景，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地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
“十二五”新矛盾
在胡鞍钢对中国经济研究的视野里，“十二五”时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力量的消长，使得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原有秩序制定者的遏制和堵截。在大国经济的较量中，全球体系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风险转化为国内风险的可能性增强。大国之间既相互倚重，又相互展开更为激烈的角力，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国家奉行的正是“捧杀”与“棒杀”并行的政策。
陈文玲表示，中国作为出口大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既遭遇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和市场壁垒，又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产业趋同化。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贸易环境将更加严峻。
国际消费力的下降也是中国崛起的又一挑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称得上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经历了这次危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恐怕要告一段落。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再平衡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活力的重新获得以及新增长点的发掘等，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议题的时代，中国在提供全球产品的同时，也因为排放大国的现实而受指责。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尚且如此困难，“十二五”更大的减排目标的实现更是重任压肩。
从更为细致的视角来看，四方面难题也是制约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由大变强的重要因素：
在世界产业分工中，中国仍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低价格、低利润、低附加值的“三低”模式使得中国的产业大而不强。这也是世界要素在中国积聚的结果。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能力和高端产品的研发能力上都有待提升。
经济结构难题是中国需要啃的硬骨头。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与日益恶化的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依赖程度的不平衡。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扭转到相对平衡、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
缺乏强大的国际营销和竞争战略，以及对国际形势前瞻的分析能力薄弱。因此，中国面对国际风险的应对能力显得不足，前瞻性不够，在国际竞争中和国际争端中，往往疲于应付。陈文玲表示，在国际反倾销中，中国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
而在微观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变革。政府职能以及管理方式的改革也面临较大压力，如何改革政府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任务艰巨。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曾刊文指出，经济学家担心目前就人均水平而言仍较为贫困的中国会未富先老。
“三化一调整”
中央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这一目标的实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期间，最基本的任务要抓住，这就是“三化一调整”。
工业化应该把重点放在科技自主创新上，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转移，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要从产业链低端迈入高端，要占领科技制高点，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潮流。
城镇化要真正解决就业和住房问题。每年一千万到两千万的人口进入城镇，如何解决好他们的住房问题，并能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是“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加速趋势下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农业现代化，一是如何建立现代化农业的服务体系。农业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农业的发展会有新的突破；二是要解决现在农民承包的土地与住房的有偿转移问题。这与城镇化密切关联。比如说农民进城后，承包的土地怎么办，住房不能出售，但是也不能从山沟里带到城市，需要解决流转的问题。要让转移出来的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带着走。
“一调整”就是收入分配。要下大功夫调整收入分配，首先是要改善初次分配当中的劳动者报酬比例太低的问题。同时要解决个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贺铿举例说，现在越发达的地方工资越高，越不发达的地方工资水平越低，造成资金和人才都往发达的地区集聚。
贺铿还讲了一个故事。现在国有企业凭借着垄断的资源，和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内部差距也很大。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一年的工资几十万上百万。有国有企业老总曾对贺铿表示，这是向着国际靠拢，即便如此，自己比美国企业CEO的薪水还低很多。贺铿反问，“那你的员工薪酬向美国CEO带领下的员工靠拢了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表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牵动发展方式转变全局。这不仅在于收入分配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还在于它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是形成消费主导的重要基础，“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要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为‘十二五’时期的改革攻坚起好步、开好头。”□《瞭望》新闻周刊 王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