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方、煤企 博弈“十二五”煤炭“天花板”

2010年12月25日18点，山西焦煤集团原煤产量突破亿吨大关，成为继神华集团、中煤集团后全国第三个年煤炭产量超过亿吨的企业。

“‘十二五’期间，产量过亿吨级的企业数量榜单可能要扩充到13-15个。”2010年12月30日，煤炭专家黄腾对记者分析，榜单组成企业不单有煤企，五大发电集团中至少有四家也将入列。

从2010年年初开始讨论的中国“十二五”煤炭工业发展规划，于11月9日正式成型：到2015年，我国煤炭产量的上限将是37亿吨；形成10个亿吨级、10个5000万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

但多位煤炭、电力企业人士均对37亿吨的限量目标持保留态度，认为被突破的可能性极大。“更重要的是，各地煤炭资源整合及跨区整合的加速，到2015年或许80%以上的煤炭都集中在30个最大的煤企手中，如果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在‘十二五’期间得不到理顺，煤电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激化。”五大发电集团一位燃料部负责人表示。

三方博弈

2009年，全国煤炭产量29.73亿吨，自2005年起年均增长1.92亿吨。煤炭分别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77%和70%，且占全世界煤炭总产量的46.7%。

据一位煤炭企业知情人士透露，参与起草“十二五”煤炭工业发展规划有数家机构，如中国工程院、煤炭工业协会信息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等，上报了几个不同的数据，38亿吨、40亿吨、42亿吨，但最终国家能源局选定了所有数据中最低的38亿吨，以此满足煤炭占一次能源比重下降7个百分点到63%的规划。

与这个目标相悖的是，在地方和企业的规划里，总数已远高于这一目标。

“如果我不增加，其他公司也要增加。”一位煤企人士表示，不增加没有更高利润，意味着企业或被兼并，同时企业员工也不会同意。

“投资500亿元，建成亿吨级煤炭集团，2015年煤炭产量达到15260万吨。”山西潞安集团董事长任润厚提出了未来五年集团的发展目标。

而煤炭央企目标更为远大，神华集团提出“五年再造一个神华”，至2015年煤炭产量达到6.4亿吨，中煤集团也寄望在未来五年达到2亿吨。

站在亿吨级大门外，则有众多第二梯队的“舞者”：同煤集团、陕西煤化工集团、山东省能源集团、兖矿集团、河南煤化工集团、龙煤集团、淮南矿业集团、晋煤集团等。

让众多煤企提出亿吨级目标背景的是：2010年中国将煤炭产量达到32亿吨，距离37亿吨的限制产量仅有5亿吨的增产空间，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黄腾解释，根据各煤企规划内容，前面四五家的增量已超过5亿吨的规模，全国约千家煤企，“如果统加起来，增加的产量应该都会超过10亿吨”。

各省自身的规划同样令人咋舌。山西称，2015年煤炭产量目标确定为10亿吨，较之2010年增加近3亿吨；新疆方面则计划2015年产量达4亿吨以上，较之现今产量增加至少3亿吨规模。两省区规划增量早已超过国家规定全国5亿吨的增产规模。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秘书长赵家廉认为，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往往脱节，各资源大省之所以争相组建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目的是把资源优势快速变成经济优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汪文祥承认，对于中西部地区，目前推行的主要还是加快发展的思路。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发展还是硬道理”。

“煤企有扩产冲动、电企有挖煤动力、地方有GDP崇拜，如何刹得住车？”前述五大发电集团燃料负责人提出如是疑问。

在中国煤企争相扩产的门外，众多的海外煤企亦在虎视眈眈中国市场。数据显示，2010年前11月我国累计净进口煤炭1.3亿吨，这一数字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净进口量即1.03亿吨，而众多分析师已将中国2011年煤炭净进口量调高至1.65亿吨。

“这就面临一个两难。”黄腾解释，国家原希望2015年的煤炭消费量在38亿吨，37亿吨自产，1亿吨进口，但现今进口向2亿吨挺进，“如果维持2015年的消费量，那么又会削减煤企的增量”；如若限制进口，又违悖于煤炭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如何解题

据统计，2009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0.2亿吨，远超过“十一五”能源规划的25亿吨的指标；2010年消费总量又比2009年增长17.4%，达到5亿吨；2011年虽然需求增幅将减缓，但仍将比2010年增加3亿吨左右。

问题在于，与最有可比性的“十五”、“十一五”相比，“十二五”煤炭产量增速降低了一倍，而前十年的增速平均为每年2亿吨，国家能否让火热的煤企、电企及地方刹住车。

“以前做规划，比如‘九五’、‘十五’，做完就放在那不管了，这一次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控制总量的决心很大，当然，难度也成正比。”煤炭“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和意见汇总收集者之一，煤炭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贺佑国表示。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顾问乌荣康提议，应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把这个战略规划上升到法律层面，现在国务院应该给予‘十二五’规划以法律效应，就有法律依据了。只是制度，并没有法律效力，执行起来会很难。”

根据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我国2020年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40%～45%，而增产的煤炭产量对实现此目标无疑是巨大挑战。

“一次能源比重中，煤炭下降的7个百分点需要由清洁能源来弥补。”黄腾解释，如今国内火电机组的耗煤水平已与日本、美国不相上下，惟有在水电、核电上下功夫。

根据国家规划，“十二五”常规水电开工目标从6300万千瓦上调到8300万千瓦；核电2020年的装机容量或将达8000万千瓦，较之先前的6000万千瓦，将之前规划已有30%左右的扩容。

黄腾认为，清洁能源的发展，需要国家在信贷、财政补贴方面给予更多扶持，如光伏则需要较多的财政补贴，“需要将清洁能源的电价降低到与常规火电能源相同，甚至更低的价格，才是抑制煤炭产量不断突破规划的怪圈”。

而除产量问题之外，煤炭产业的另一问题在于煤电矛盾一直未解，由于改革不同步原因，煤炭市场化改革遭遇瓶颈，煤炭价格在这几年也多次受到国家行政干预。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记者表示，煤电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价格，煤电矛盾的化解最终必须依靠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