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指期货和股票的区别:高校收费，无形的“杀手

高校收费，无形的“杀手”

(湘南学院大学英语部,湘南学院中文系,湖南郴州423000)

陈馨  刘建华

　　摘要:近年来,学费高已经成了深受百姓诟病的社会问题,而其中大学学费更是高得惊人、离谱,它不仅将不少寒门学子拒于大学殿堂之外,而且逼迫不少学生家长在高昂的学费面前选择了一条不归路。高校收费为何会如此肆无忌惮?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怎样才能防止悲剧的重演?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自杀 高校 学费 责任 办法

　　看病难,房价高,求学贵,成为近年来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而求学贵比其余两座“大山”更加可怕,因为全国城乡的每一个家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的影响。这中间尤以大学的费用高得不可思议。它不仅把无数的寒门学子拒于大学校门之外,而且还使得为数不少的家长走投无路、命赴黄泉,让善良的人们不断地感到心寒与辛酸,让全社会的良知和道德不停地受到拷问。有教育工作者曾撰文指出,学费问题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成了关系老百姓身家性命、幸福安康的“生命问题”。因此全社会都不应该轻描淡写、等闲视之,而争取早日解决这个问题便成了有关部门的当务之急。

　　（一）法承受之痛——天文数字的学费一贫如洗的家境

在2006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孙继业指出:中国高校改革开放前是免费教育,20年前涨到200元,1995年涨到800元,2005年再涨到5000元,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25倍。而2005年7月11日新华社的报道称：“中国大学学费15年涨了30倍,绝大多数院校的普通专业每年的学费都在6000元左右。”

这样的收费高还是不高?农村家庭和贫困学子能承受得了吗?

2006年6月26日《羊城晚报》报道: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加上住宿费和生活费,平均每人每年达1万2千元。而2005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只有2936元,也就是说,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6年的收入,刚刚供得起一名大学生。而这还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对于贫困的农民这个数字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006年4月14日的《中国财经报》报道:一个贫困家庭的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农民自身的吃饭、穿衣、看病、养老等的花费。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呢?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查显示,2003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达2831万人,农村低收入人口达4478万人,两项合计为7309万人。这么多的农村贫困人口,自然会产生庞大的贫困大学生人群。

据报道,1996年,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有几十万人,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100.5万,2000年增至142万;2004—2005年度,又变成263万。目前更已高达320万,高校贫困生比例已经达到了25%;“最困难的是升大学,考得起读不起”，“辛辛苦苦忙一年,不够孩子学费钱”，“一人上学,全家受穷”，“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不读书是等着穷,上大学是立刻穷”,这是很多家长的切肤之痛,也是他们撕心裂肺般的呐喊。

　　(二)无奈的选择——绝望的家长 失望的学子

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六月考学生,七月考家长”。“考家长”，“考”的就是经济实力“考”的就是钞票。这对于那些还处于贫困边缘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有些贫困农民正是被高额学费逼上不归路的。

山西榆社县太谷一中理科考生陈力(化名)估出600分。几天后,他的父亲——西马乡新村43岁的陈东生(化名)服毒自杀。陈东生的亲人和乡邻都认为,他是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才走上绝路的。李海明是山西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一位贫困木讷的农民,他的女儿铃铃今年高考考了532分,达到了二本录取分数线。但在得知女儿高考成绩的第二天,50岁的李海明把自己吊在了土窑的门框上。乡亲们说是大学昂贵的学费逼死了李海明。

类似的悲剧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在百度搜索里输入“高考学费自杀”字样,跳出的相关内容达18万条。其实,不只是家长们的心在淌血,生命在消逝,许多贫困家庭的年轻学子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在饱受着煎熬,他们脆弱的心灵和他们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被不堪重负的学费碾压破碎的危险。

今年5月初,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的1000名大学生展开了一项针对“大学生心理”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4的被访者曾经有过自杀念头。如此多的大学生有轻生念头,原因是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选择轻生和他们的父辈选择自杀一样都是无奈之举,是被高昂的学费给逼出来的,是血淋淋的“学费杀人”事件。

　　(三)良心的拷问——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要让悲惨的自杀“连续剧”不再上演,我们有必要先揪出悲剧的“编导者”。那么究竟谁是这些悲剧的罪魁祸首呢?

1.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高昂的学费,不是一朝一夕涨上来的,高校学费从改革前的免费教育到20年前的200元,到2005年的5000元,费用如此疯长,我认为教育主管部门脱不了干系。没有他们的“明许”或“暗许”,学费是不可能如此“扶摇直上”的。地方政府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4年起,国家加大对特困生助学贷款力度,1年为65万名特困生贷出50亿元。但这还远远不够。在2005年夏天的一次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严厉点名批评了八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毫无作为,特别是海南、天津竟“一个也没贷出去!”

2.教育产业化思维的推波助澜 “教育产业化”亦即“教育市场化”,就是鼓吹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它把盈利放在第一位,而无视教育的“公共性”。究其实,教育具有公益性,这一性质决定它属公共产品;而产业的性质是盈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它的终极目的。但是“教育产业化”却把教育的性质改变了,使得“公益”与“盈利”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因此，“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有识之士就表示了担忧:它会毁掉中国的教育。高校的现状已经证明,有识之士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教育产业化”无视教育所具有的特殊规律,对我国的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而最明显的就是减缓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导致了教育乱收费的变本加厉和学费的疯长,从而损害了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3.高投入低回报的巨大反差 如果昂贵的求学费用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那么家长们即使砸锅卖铁也值得,但关键是很多大学生毕业后还得继续面对月薪不足2000元的严峻现状,许多人毕业多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近年甚至有大学生在招聘会上开出了“零薪酬”,而不少农村大学生毕业以后就只能“回村”，“毕业就是失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家荡产培养出的大学生因无处就业拿着毕业证书回到家里,成为农村待业一族,个中辛酸可想而知。这种高昂的学费与廉价的大学生之间的巨大反差,心理素质再好的人,恐怕也未必能承受得住。

　　(四)悲剧何时不再重演——解决的办法

　　1.加大投入是根本途径这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1992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教育投入要占GDP的4%。而直到2004年,也才只有2.79%,而且近三年连续下降。教育投入欠账达1000多亿元。而7年前的1997年,低收入国家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平均为3.1%,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3%,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7%。国家理所当然应成为大学教育经费的主角,况且目前国家已具备了充当主角的实力。6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近年来更是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3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就高达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试想,如果6000亿用于教育,肯定不会有一个学生失学,更不会有一个学生家长自杀。政府应当重申4%的目标,应当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制定严格的预算分配原则。只有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显示诚信,显示能力,显示责任心,才能理直气壮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2.降低成本乃燃眉之急，这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有的举措 按照国家教育部规定,学费应为学生培养成本的25%。然而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计算却常常叫人一头雾水,有很多不该计入培养成本的经费也被不合理地算了进来。结果分摊到学生身上的费用也就令他们越来越难堪重负。因此,在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总投资的比例持续下降的同时,老百姓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却在上升。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同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700亿元,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到36%,大大超过25%的规定比例。要降低成本,首先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成本计算方法;其次要削减学校机构,把“大学小政府”变成真正的高等学校,这样既可以提高学校工作的效率,又能减轻学生的负担。

　3.改变观念刻不容缓，这是地方政府和学校必须补上的一课  有些学校不顾国家规定,将学校收费与教职工津贴直接挂钩。一些地方超规模建设的豪华学校所需投入,除了财政拨款以外,多为依靠向学生收费来解决。同时,为了筹措高额的运转费用,还要向学生再收费,从而出现恶性循环。更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不仅不向学校拨款,而且还规定学校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利润。地方政府不能把学校当作摇钱树,学校更不能把学生看成印钞机,应该把提高办学质量放在首位。否则家长们自杀的悲剧将会不断上演。

　　4.莫让助学贷款成难以充饥的画饼，这是金融机构应尽的义务  助学贷款在西方国家非常普遍,但在我国,由于银行的经营正逐步商业化,金融机构对助学贷款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的业务兴趣索然;加上其办理手续烦琐;以及由于金额的限制,能得到助学贷款的人数有限,并不能完全满足大学生的需要。所以这一政策,并未收到多少实际效果。全国在校贫困大学生有300余万,而历年来各高校审批贷款学生全部累加起来也不过153万人。这意味着,累计数年的国家助学贷款总量还不足以覆盖现有的在校贫困生,还有以百万计的贫困大学生与国家助学贷款无缘。所以对许多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来说,这一规定不过是难以充饥的“画饼”罢了。因此,金融机构要制订出科学、规范、方便、简捷、合理的措施。我相信,只要有诚心和爱心,要实现学生、银行、社会的“多赢”是完全可能的。

解决贫困大学生问题,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期望一蹴而就,更不能掉以轻心。倘若有关部门不及时改革高校教育体制,减少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提高毕业生就业率,而继续“收取的是精英教育的学费、提供的是大众教育的质量、生产的是滞销的社会产品”的话,恐怕自杀的家长、学生会越来越多,个别家庭的问题就将不可避免地演变成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