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珊瑚岛在线观看: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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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
作者：汪晖
来源：思与文
来源日期：2011-9-3
本站发布时间：2011-9-3 8: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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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个瞬间之一、二：“失败的苦痛”与“无可适从”
第一章即序之后，共计有八章，“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这是阿Q的故事。历来的叙述都认为阿Q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是一个画像或类型，一个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的寓言性人物。换句话说，阿Q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或类型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但绝不是一个真实的个人。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的卑怯、怯懦，作品中有许多生动的描述，也就是所谓民族劣根性的表现。但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片段、一些时刻、一些契机，说明阿Q生命中存在着某种个人觉悟的可能性?鲁迅要画出国人的灵魂，但同时还要表达阿Q的革命潜能，如果没有某种个人生命内部萌动的契机，鲁迅的这句话就无从落实。这个契机，象征地说，自然也可以说是民族灵魂变化的契机，但首先必须呈现为一种作为真实的个人的具体感受的反应方式。阿Q是一个永远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来思想的人，他永远生活在幻觉里面，不断地编织着关于他自己、别人和整个社会的故事。他有许多故事，有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意识”，却没有自我。因此，这些瞬间不能从他的意识、自我意识中去寻找，而必须从他的潜意识或本能之中去发掘。只有在他无法控制的领域，我们才能找到阿Q革命的契机。“五四”时代的启蒙者们期望通过新文化唤起国民的自我意识，在他们看来，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就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圣经贤传为我们列了规矩，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感到痛苦，我们就需要编一个故事将这个痛苦合理化。但鲁迅在《阿Q正传》中要挖掘的是另一些东西，一些稍纵即逝的东西，一些不断被编织故事的欲望所遮盖的本能或欲望。
我认为阿Q有几次要觉醒的意思。这里说的觉醒不是成为革命者的觉醒，而是对于自己的处境的本能的贴近。我们不妨问一问：在什么时候，阿Q的自我表达与他自己的处境之间的关系最吻合?阿Q总是在为自己编造各种故事。第二章开头谈他的行状：
“……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xliv
阿Q对别人的蔑视、崇拜，或各种各样的态度，都是以他给自己所编的故事为前提的。这些故事与他的实际处境相隔万里。“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鲁迅的写作是按照他的一个一个特点写下来的。在阿Q将自己塑造成完人的时候，鲁迅写出了他体质上的缺点，就是头皮上的癞疮疤。这是他要避讳的地方。但皇帝有各种讳，阿Q也像那些皇帝一样，对于赖、光、亮、灯、烛等相关的词都“讳”将起来;在无法抵挡别人的时候，他的对抗是“你还不配……”即便被打，他“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种不屈不饶的拒绝失败的态度在第二章“优胜纪略”最后的部分，倒数第三节，第一次遇到了一点麻烦。这次是写他赌钱，偶然一次赢了，结果因为打架，不但被人打了，而且白花花的银子也被人拿去了。他的惯性是用“被儿子拿去了罢”来解释，但在一个极快的瞬间，他不免有些“忽忽不乐”：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xlv
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祭奠叛徒的吊客。这是鲁迅批评中国人不懂得失败、也不承认失败时说的话。阿Q在这里忽然有了一点失败的感觉，但鲁迅并没有大肆渲染，而只是连用两次“忽忽不乐”，点到为止。“感到失败的痛苦”不正是说阿Q的本能中潜藏着突破缺乏失败感的国民性的契机吗?但这个契机稍纵即逝，“他立刻转败为胜了”。鲁迅说他写第二章的时候，越来越严肃起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的叙述发生了变化?假如没有阿Q的这个瞬间的失败感，我们很难理解鲁迅的沉重—我以为促使了第二章写法上的变化的，也正是阿Q瞬间流露的失败感。
精神胜利法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失败的否定，即当失败接踵到来的时候，精神胜利法赋予阿Q一个强大的心理机制，通过编造另一套叙述以赢得胜利。第三章“续优胜纪略”，阿Q继续编撰他的胜利故事。在这一章里，鲁迅也写了一次失败，就是被王胡打了的那一瞬间：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然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xlvi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通过将自己纳入一个等级秩序才得以完成的，王胡首先打破了这个秩序，让他受到震动，即便他立刻以 “皇帝已经停了考”、“赵家减了威风”来修补这个秩序，他还是有一瞬间“无可适从地站着。”鲁迅没有写他想什么，甚至没有像上一章那样写他的失败的痛苦，而是写他丧失自我编织故事的能力的片刻—这个片刻就像上个片刻一样，是对失败的瞬间确认。“无可适从的站着”的片刻是阿Q与他的真实命运获得契合的短暂过渡，这个契机的出现，除了与被王胡所打这一直接事件外，鲁迅也暗示晚清时代剧烈的秩序变迁也是阿Q处于 “无所适从”状态的外部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代的变迁具有某种不同以往的一切事件的性质。但阿Q还是很快就从其他的方式中获得了拯救。此后他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所打，虽然是生平第二件屈辱，但通过“忘却”，他几乎连上一个瞬间也没有经历，就转向了新的胜利。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故事，是他调戏小尼姑，得意地笑。在整个第三章中，只有“无可适从的站着”这一句话突破了阿Q的自我叙述，让他与自己置身的处境之间有着关联，其他的部分都是讲述阿Q如何通过自我叙述与自己的现实相隔绝。因此，这是最微妙的部分，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让我们意识到阿Q不仅是一般的类型，而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仍然在发展着的人格。他的身上有一些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在萌动。
4、六个瞬间之三、四：性与饥饿，生存本能的突破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这一部分的叙述与前面几章不同，完全按照阿Q的本能来写。调戏小尼姑的胜利“使他有些异样”—他开始想女人了。调戏小尼姑之后的“飘飘然”突破了他相信的男女之大防，以至于见到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他竟无法自控地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并“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这一刻完全出于本能，即便在吴妈跑开后，他还是“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愣，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在这一节的后半，鲁迅写了阿Q的健忘，但没有写他的辩护。这一章还第一次出现了“造反”这个词，是在地保教训阿Q的话中：
“‘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你的妈妈的!……’”xlvii
说阿Q“造反”，是因为他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森严的等级秩序，以及阿Q对这个秩序的尊崇，被阿Q的性本能突破了。阿Q的造反行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他对着一个女人跪下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嘴里在说什么。
第四章的末尾，鲁迅以极为简洁的方式提示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另一瞬间。阿Q竟然没有了编造故事的欲望和能力，叙述近于平铺直叙。但也正是这种平铺直叙，预示着某些变化的发生—平铺直叙意味着修辞、装饰、编造的终止，意味着现实开始裸露自身。到第五章，微妙的转变终于出现了。这一章的开篇第一句是：
“阿Q礼毕之后，仍旧回到土谷祠，太阳下去了，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xlviii
对于“古怪”的第一个解释是“赤膊”：“他仔细一想，终于醒悟过来：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寒冷的感觉是一种无法用故事驱除的东西，因此是古怪的。对于古怪的第二个解释是女人的态度：他在街上逛的时候，“又渐渐的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阿Q很以为奇，而且想：‘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这娼妇们……’”这是在他的性本能被唤起之后，再度被这个世界的女人拒绝的无奈。对于古怪的第三个也是更为根本的解释源自阿Q对生存条件的改变的敏感：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老头子催他走，噜苏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xlix
从失去衣服后的寒冷，到被打之后的女人的态度，最后是无工可做之后的饥饿。古怪是一种脱出常轨的感觉，在这里与本能、生理性反应直接有关—不是阿Q的意识，而是他的本能、直觉与无法自我控制的生理性反应成为一个契机，一个让他无法回到常态的机制。这里显然有某种东西在萌动，是什么呢?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小说的叙述维持了一个说书人“言归正传”的客观视角，但从第五章“生计问题”开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中的个别因素逐渐发展起来，促成了叙事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我把这个转变概括为叙述上的主观化过程。第二章的“失败的味道”、第三章的“无所适从的站着”、第四章的不由自主地跪下，都是从旁知的视角写阿Q，即便写性本能的冲动，主观的视角也隐而未发。第五章仍然从旁知视角展开，但叙述过程揉入主观的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替换为阿Q的视角。我们可以说这些叙述既在旁知的视角里，也在阿Q的视角里了。寒冷、性匮乏、饥饿是很难从旁知角度写的，但也不能从阿Q的角度写，因为他并没有表述自己的直觉的能力。在与小D打架的那一幕，本来他应该占上风，但由于饥饿，结果竟是令他感到羞辱的不相上下。后面的一段叙述是客观的，但渗透了切肤之感，我们忽然体会到了某种抒情的味道：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决计出门求食了。”l
在这一段落之后，有两个在叙述上非常特别的小节：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li
说书人用全知的视角，但这里只是形式上的全知，因为叙述中不但有从旁体会的内涵，也有主观的内容。这两节中的他或阿Q全部可以替换为“我”：我在路上走着，想要求食、乞讨，但看见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我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我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但是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阿Q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这里有一种微妙的叙事上的转换，即将阿Q的视角带入了叙述。在这一叙述的转换中，鲁迅展开了一幅农家乐的风景描写：水田、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是耕田的农夫。但“我”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只是走，因为“我”直觉地知道这些与“求食”很辽远—很辽远的意思不仅是客观上的遥远，而且也是主观上的茫然。阿Q竟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只是在这之后，鲁迅重新回到了客观叙述：“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这段叙述里有两点值得分析：第一是出现了风景描写和抒情因素。阿Q是一个在精神胜利法与生存本能双重支配下生存的人，风景与抒情一向与他无关，但在这段求食的途中，与某种抒情的调子相伴随，风景出现了—风景在这里是相对于阿Q的内部世界的封闭性而言的，风景的出现在此与他对食物丧失了片刻的欲求的瞬间有关—熟悉的酒店、熟悉的馒头现在与水田、新殃、农夫一道成为风景中的要素。抒情的笔调是与风景作为一个客观世界的第一次呈现直接相关的—如果没有这个瞬间，风景就不存在。第二是出现了“直觉”这个与阿Q身份似乎并不相称的新名词。阿Q的“觉醒”与失败、饥饿、寒冷、性欲相关联，因此，对于自身处境的自觉产生于直觉。但也恰恰因为直觉与自觉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阿Q才会产生“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的意识或潜意识。这里的叙述不是从阿Q主观的角度写的，而是鲁迅“依了自己的觉察”而写出的“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但赋予了阿Q一种生命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是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于自己所求的无知开始的。这就是风景描写的根据。但是，也正是在这里，阿Q或叙述中的“他”全部可以替换为“我”—“依了自己的觉察”其实也要求作者投身于“中国的人生”内部。
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
在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之前，阿Q与未庄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他在此已无立足之地、生存之道。未庄的一切，“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直觉”是一个新名词，表示未经分析推理而形成的观点或判断。在阿Q这里，“直觉”代表着一种对于生存处境的真实感知—未经分析或推理，从而外在于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独特的分析、推理的产物，但它无法克服未经推理和分析的“直觉”，因为“直觉”—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而言—有着直接性、快速性、跳跃性、个体性、坚信感和或然性等特点;直觉判断是在瞬间做出的综合判断。我们也可以说阿Q的革命是在“直觉启发”之下产生的“直觉判断”，而他对死的感知，尤其是那些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的狼眼，则是“直觉想象”的产物。因此，一方面，在阿Q的精神世界里，“直觉”成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另一方面，精神胜利法又是抵抗和消解其“直觉判断”、“直觉想象”和“直觉启发”的强大的武器，使得直觉始终停留在潜意识的范畴，而无法上升为意识。对于阿Q的行动而言，“直觉”，或者说，“直觉”与“精神胜利法”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阿Q有着用精神胜利法克服直觉和本能的倾向和强大的意志，但直觉在他的人生中的某些关键时刻，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阿Q“打定了进城的主意”并非出于计划、推理和分析，而是出于“直觉”—未庄已经没有他的生路了。
阿Q离开未庄是由哪一种焦虑推动的呢?阿Q的直觉是一种客观焦虑，它产生于饥饿、寒冷和性的匮乏，以致未庄作为他的生存环境已经不能提供任何生存之道。lii他的出走是被迫的。但是，出走与进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小说写道：阿Q走尽了未庄的道路，偷了静修庵的四个萝卜，这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城里正在发生的事件与阿Q进城有什么关系吗?他的“直觉”中包括了对革命的感知吗?我们不清楚。鲁迅在第七章“革命”中有一句交代，就是“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他那时“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这是否意味着：阿Q的出走和进城也暗含着对于城里正在发生的变动的本能的回应?阿Q对自己的生存的焦虑与某种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揭示。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三章也是阿Q失去进入正史资格的三个段落。“从中兴到末路”提供了一个阿Q进入未庄正史的可能性破灭的故事。“进城”是可以入正史的事件，但前提是必须像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这样有身份的人上城“才算一件事”。这是正史书写中的“事以人传”的逻辑。阿Q进城不算“事”，因为他没有身份，但又差一点成了事，原因是他归来时发财了。按照“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的逻辑，阿Q存在入史的可能性，“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liii这种“疑而且敬”的态度后来甚至发展为“新敬畏”的态度，原因是人们听说阿Q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种“新敬畏”发展为“悚然而且欣然”，则是在阿Q叙述“杀革命党”的故事之后—“杀革命党”就是维护未庄的秩序，阿Q通过这一秩序的暴力而获得了进入正史的最大可能，也赢得了未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最大欣羡。但不幸的是，阿Q的“进城”神话很快露底了：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liv终于不能与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老爷的“进城”相提并论。就正史的秩序而言，他的“进城”不构成“事件”，也就等于没有发生。
“从中兴到末路”是从“未庄的社会上”的视野展开叙述的，阿Q在其中的兴衰、有无全部取决于这一视野本身，甚至阿Q本人也无法从这个视野中区分出来。但第七章“革命”包含了一个叙述上的转换，其契机是阿Q本能的再度觉醒。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举人老爷的船驶达未庄，按照未庄老例，这是入史的材料，但这回那船载来的却是“大不安”，因为船的到来是“革命党要进城”的后果。“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是一个可以入史的日子。《鲁迅全集》中有一个注，说明“辛亥年九月十四日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即日宣布光复。”lv鲁迅把最真实的历史编年一样的叙述，与“正传”的故事、阿Q的寓言综合起来。我们不知道阿Q的籍贯、来历，但他的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场景和时间，就像一个空洞的存在，被镶嵌在革命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阿Q正传》是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关于革命的寓言—不单是民族的寓言，也是关于革命的寓言—但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革命的寓言也就是国民性自我改造的寓言。
阿Q的观点本与未庄的秩序一致，即“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阿Q的“直觉”再次苏醒了：
“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神往”有两个前提：第一，未庄已经容不下他的卑微的生存;第二，城里正在发生着让举人老爷也这样怕的“革命”。阿Q用度窘迫，又喝了点酒，“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lvi
阿Q的焦虑在这里得到了释放：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lvii在阿Q回到土谷祠后，鲁迅写到了他的突然“迸跳起来”的“思想”：首先是未庄人对他的畏惧与服从，其次是有钱人家的财富，最后是女人。用弗洛依德的术语来表述，这就是由客观焦虑转化而来的神经性焦虑的释放，但这一释放伴随着酒醒而一同消失—阿Q没有想到赵秀才与钱老爷等已经先于阿Q“相约去革命”，不但砸了静修庵里的龙牌，而且盗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阿Q与未庄秩序的短暂分离消失了，两者从主观上再度叠合起来：“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lviii阿Q有革命的本能，但没有革命的意识，他只有在受本能驱使的时候才能确证自己的失败和无助。阿Q每一次意识的恢复都是对旧秩序的确证。
如果将第七章与第五章做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转换上的某些类似性：在第五章，由于生存危机，叙述中渗透了辛酸，叙述角度发生了从客观叙述向主观叙述的过渡;在第七章，由于革命的发生，阿Q的直觉再次破茧而出，他决意要成为革命党了，叙述的视角也从旁知转向了主观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叙述，鲁迅暗示了革命的自我否定：阿Q的革命是基于本能的革命，一旦他有了“思想”，本能也就转化为意识，后者只能是对未庄秩序的回归。革命的失败产生于本能的短暂性，以及本能发生转化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探讨第八章“不准革命”这一章的含义。这一章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分析的重点：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虽然有了剪辫子的风潮，“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比如“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党来了”也只是“来了”来了。lix阿Q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一个是先前进城他亲眼看见被杀掉了的，另一个就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所用的语言也包括着《新青年》所倡导的洋文，这也多少说明即便是所谓的“新”也可能就是“旧”的复活而已。我认为阿Q生命中的第五个重要瞬间就发生在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准他革命之后的那一刻：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消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lx
但这里的故事只是一个契机，“心里涌起的忧愁”，以及“再没有别的路”的沮丧与失落，为此后的“无聊”铺平了道路。“无聊”才是我说的第五个瞬间。鲁迅这么写道：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lxi
阿Q感到了“无聊”—盘辫子是无意义的，就如同放下辫子来也是无意义的一样。这里对于“意义”的否定是在由“不准革命”而引起的“忧愁”之后—“忧愁”是因为“再没有别的路”，他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部因此而消失;但“无聊”却超出了个人经验的层面，而变成了对于整个事件—对于革命以及由革命而引起的一切变化—的怀疑。这是很快就被阿Q自我否定了的“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聊”，却让我们触到了鲁迅本人最为深刻的感觉。这何止是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这是十分复杂的感觉。与这样的复杂感觉相互匹配的，是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方式，如将是否盘辫子这样的行动与侮蔑、报仇这样的词汇配置在一起。
我们都读过《<呐喊>自序》。在这篇文章中，有两个词十分关键，一个是“寂寞”，而另一个就是“无聊”。鲁迅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lxii没有“寂寞”也便没有《呐喊》，足见“寂寞”是何等重要;但这“寂寞”的根源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无聊”。鲁迅将他在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动因归结为救助人的精神比救治人的身体更为重要，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lxiii这就是创办《新生》杂志的动因。但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着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鲁迅接着谈到了“无聊”：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lxiv
“无聊”不是对失败的直接承认，而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的彻底怀疑。那个能够产生《呐喊》的“寂寞”就是以“无聊”为前提或底色的。“无聊”是对意义的取消和否定，寂寞中的呐喊是绝望的反抗的一种表达。寂寞是创造的动力，而无聊是寂寞的根源，无聊的否定性因此蕴含着某种创造性的潜能。
在阿Q这里，“无聊”只是在瞬间发生，它的潜能很快就被他的“思想”葬送了。在第八章的末尾，“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lxv阿Q重新回到了他的“思想”之中，也就是回到了未庄的秩序之中，而没有让“无聊感”持续下去，直至渗入他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去理解他的“无聊”：“无聊”是将他与未庄秩序(无论是盘辫子的秩序，还是放辫子的秩序)清晰区分开来的本能，但转瞬之间，这种“无聊感”就被彻底地抛弃了—或者说，克服了—阿Q的“思想”复活了。阿Q的死印证了他的“思想”—造反是杀头的罪名。阿Q死于他曾“神往”的革命，同时也死于他自己对于造反的价值判断，死于他未能将他的“无聊感”持续下去。
阿Q死于革命之后的秩序也许是偶然的。像黎元洪那样的前清大员可以被革命者们硬生生地拖出来担任“革命领袖”，阿Q碰巧当上“把总”也不是不可能的。阴差阳错地卷入“造反”，说不定能得一个“某某革命”或“某某某革命”的大奖，面对欢呼的、各色文字的媒体喊上一声以显“好汉”的本色，但也可能为那些得奖的、得钱的、得名的、升官的“好汉”们做铺垫，成为阿Q似的、永远不能进入正史谱系的、不知所终的死鬼。“好汉”们与阿Q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没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各式“正史”的阴谋而已—它将该掩藏的掩藏，该突出的突出，历史于是如此这般。一些人“偶然地”进入了“正史”叙述的中心，而另一些人在“好汉歌”地鼓动之下，信以为真地奔赴空洞的“历史中心”，却在途中遁为“无迹”。“好汉”与阿Q的不同命运不过是“革命”时代重复出现的故事。因此，鲁迅看重的并非阿Q终于要“投降”革命党这一事件，而是为什么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这一问题。
也许对鲁迅更为重要的是：在阿Q的革命发生之际，究竟有什么新的素质在阿Q的生命中诞生呢?
6、六个瞬间之六：大团圆与死
第六个瞬间是第九章“大团圆”中的一段著名的描写。赵家遭抢，“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他没有想到会在四天之后的半夜被抓进县城。“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lxvi这是现代装备的军队、警察加上团丁，但动手抓出阿Q的是团丁按照鲁迅后来的说法，这些描写放在民国初年是并不夸张的。lxvii当他身不由己地跪下的时候，长衫人物鄙夷地说“奴隶性!”，却并未叫阿Q起来。审完之后是签字画押，阿Q因不识字“惶恐而惭愧”。阿Q的手第一次握笔时的“魂飞魄散”、画圆圈画得不圆后的羞愧、去法场的路上见到吴妈后的思想活动，以及他在百忙中“无师自通”地说出的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都是在别人的注视下或假想着别人的注视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因此，这些反应仍然是在他的“思想”的范畴，而不是本能的范畴内—本能是超越注视、无法自我控制的领域。阿Q无法克制的本能反应出现在他“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之后：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
这是在环境刺激下、由于不安全感而造成的幻觉，它迅速地转化为一种神经性的焦虑。这几句话是一个转折，在此之前维持着旁知视角，但迅速地转向了纯粹主观的视角。眼睛的意象是鲁迅作品中反复涉及的：狗的眼睛、狼的眼睛、盐渍的眼睛、吃人的眼睛等等。如果我们将下面这段话中的“他”全部改成“我”，叙事也是完整的。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直觉性的想象：
“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来看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而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了。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lxviii
较之无所适从、无聊，这是一种强烈得多的感觉—在害怕和极端恐惧之下的状态。但正是恐惧赋予了阿Q一种突发的能力，一种区分他的“皮肉”和“灵魂”的能力。“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了。”精神胜利法构造出来的自我是自我愉悦的，而这里的“灵魂”却经受着被咬啮的痛楚。这个痛楚的“灵魂”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那两颗似乎要穿透他的皮肉的鬼火般的眼睛的刺激下产生的—精神胜利法(它通常带来快乐而自我满足的效果)在死亡恐惧之下彻底失效，阿Q终于可能体会灵魂被撕咬的痛楚。从叙述风格上看，如果将这一段描写放到《狂人日记》里头去，也是成立的，其奥秘在于用高度技巧的修辞形成的叙述视角的暗中转换。《狂人日记》第一段就是关于眼睛的叙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然而需得要小心，不然赵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狗眼、鱼眼和周遭人的眼睛在狂人的感觉中最终连成了一气，这正是他能够从那些历史书中读出吃人的感觉上的根据。阿Q“感觉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与《狂人日记》的主观视角是一致的，它们都创造了一种吃人的意象。
在有关《阿Q正传》的研究中，这段描写经常引起疑问。现实主义者会追问：一个农民会有这样复杂的关于眼睛、狼、被吃的恐怖等等感觉吗?现代主义者则强调这类描写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相似性。这是意识流的手法还是心理分析的片段?唐弢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位捷克学者的疑问，“她那时翻译了《阿Q正传》，认为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方法，雇农阿Q不应有这样的感情。”唐弢引用了鲁迅在《集外集•<穷人>小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现人”的说法，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这类描写“大概也是对完全的现实主义，或者说从高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一种追求与努力吧。”lxix张旭东在他的文章中则把《阿Q正传》的寓意结构解释为现代主义。lxx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类名词的辩论也许没有多少重要性，鲁迅的写实性的描写常常包含寓意的结构，通过高度的修辞技巧和暗示的手法，主观与客观、写实与象征、白描与寓意、外在与心理高度融合在一起，从任何一个方面去把握都有理由，又都不全面。关键在于如何把握鲁迅在文本里所阐发的思想。
鲁迅对阿Q生命中的这些隐秘瞬间的描写，是对“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可能性的发掘;他对本能、直觉的观察，也是对于超越外界注视的目光是否能够产生新的意识的探索。失败感、无所适从、无聊、恐惧和自我的片刻丧失，在这里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Q是否会成为革命党这一问题。鲁迅对于革命的描述，革命和不准革命，造反的本能与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的暗示，都在这样的细节和叙述里找到了根据。《阿Q正传》中的六个瞬间，也是阿Q“觉醒”的契机，每次都只持续了几秒钟甚至几分秒，就随风而逝了。但这几秒钟为什么能够发生，它们蕴含着什么样的可能性?它们的瞬间呈现与迅速地被压抑，道理在哪儿?这些瞬间溢出了小序中提示的圣人的秩序。在理解了这些瞬间之后，我们重读小说的小序，以及作者关于阿Q不能入传的四个理由，对于这篇小说就会产生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开放的经典，与其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这些契机正是无数中国人最终会参与到革命中来的预言—参与到革命中来也可能死于革命，但革命创造的变动却是阿Q生命中的那些瞬间发生质变的客观契机—正是这些卑微的瞬间，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阿Q镌刻在空洞的深处，就像寄居于我们身体中的“鬼”一样，难以驱除。
这是曾经存活的生命的痕迹。（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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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晖
来源：思与文
来源日期：2011-9-3
本站发布时间：2011-9-3 8: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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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个瞬间之一、二：“失败的苦痛”与“无可适从”
第一章即序之后，共计有八章，“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这是阿Q的故事。历来的叙述都认为阿Q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是一个画像或类型，一个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的寓言性人物。换句话说，阿Q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或类型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但绝不是一个真实的个人。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的卑怯、怯懦，作品中有许多生动的描述，也就是所谓民族劣根性的表现。但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片段、一些时刻、一些契机，说明阿Q生命中存在着某种个人觉悟的可能性?鲁迅要画出国人的灵魂，但同时还要表达阿Q的革命潜能，如果没有某种个人生命内部萌动的契机，鲁迅的这句话就无从落实。这个契机，象征地说，自然也可以说是民族灵魂变化的契机，但首先必须呈现为一种作为真实的个人的具体感受的反应方式。阿Q是一个永远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来思想的人，他永远生活在幻觉里面，不断地编织着关于他自己、别人和整个社会的故事。他有许多故事，有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意识”，却没有自我。因此，这些瞬间不能从他的意识、自我意识中去寻找，而必须从他的潜意识或本能之中去发掘。只有在他无法控制的领域，我们才能找到阿Q革命的契机。“五四”时代的启蒙者们期望通过新文化唤起国民的自我意识，在他们看来，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就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圣经贤传为我们列了规矩，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感到痛苦，我们就需要编一个故事将这个痛苦合理化。但鲁迅在《阿Q正传》中要挖掘的是另一些东西，一些稍纵即逝的东西，一些不断被编织故事的欲望所遮盖的本能或欲望。
我认为阿Q有几次要觉醒的意思。这里说的觉醒不是成为革命者的觉醒，而是对于自己的处境的本能的贴近。我们不妨问一问：在什么时候，阿Q的自我表达与他自己的处境之间的关系最吻合?阿Q总是在为自己编造各种故事。第二章开头谈他的行状：
“……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xliv
阿Q对别人的蔑视、崇拜，或各种各样的态度，都是以他给自己所编的故事为前提的。这些故事与他的实际处境相隔万里。“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鲁迅的写作是按照他的一个一个特点写下来的。在阿Q将自己塑造成完人的时候，鲁迅写出了他体质上的缺点，就是头皮上的癞疮疤。这是他要避讳的地方。但皇帝有各种讳，阿Q也像那些皇帝一样，对于赖、光、亮、灯、烛等相关的词都“讳”将起来;在无法抵挡别人的时候，他的对抗是“你还不配……”即便被打，他“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种不屈不饶的拒绝失败的态度在第二章“优胜纪略”最后的部分，倒数第三节，第一次遇到了一点麻烦。这次是写他赌钱，偶然一次赢了，结果因为打架，不但被人打了，而且白花花的银子也被人拿去了。他的惯性是用“被儿子拿去了罢”来解释，但在一个极快的瞬间，他不免有些“忽忽不乐”：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xlv
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祭奠叛徒的吊客。这是鲁迅批评中国人不懂得失败、也不承认失败时说的话。阿Q在这里忽然有了一点失败的感觉，但鲁迅并没有大肆渲染，而只是连用两次“忽忽不乐”，点到为止。“感到失败的痛苦”不正是说阿Q的本能中潜藏着突破缺乏失败感的国民性的契机吗?但这个契机稍纵即逝，“他立刻转败为胜了”。鲁迅说他写第二章的时候，越来越严肃起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的叙述发生了变化?假如没有阿Q的这个瞬间的失败感，我们很难理解鲁迅的沉重—我以为促使了第二章写法上的变化的，也正是阿Q瞬间流露的失败感。
精神胜利法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失败的否定，即当失败接踵到来的时候，精神胜利法赋予阿Q一个强大的心理机制，通过编造另一套叙述以赢得胜利。第三章“续优胜纪略”，阿Q继续编撰他的胜利故事。在这一章里，鲁迅也写了一次失败，就是被王胡打了的那一瞬间：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然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xlvi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通过将自己纳入一个等级秩序才得以完成的，王胡首先打破了这个秩序，让他受到震动，即便他立刻以 “皇帝已经停了考”、“赵家减了威风”来修补这个秩序，他还是有一瞬间“无可适从地站着。”鲁迅没有写他想什么，甚至没有像上一章那样写他的失败的痛苦，而是写他丧失自我编织故事的能力的片刻—这个片刻就像上个片刻一样，是对失败的瞬间确认。“无可适从的站着”的片刻是阿Q与他的真实命运获得契合的短暂过渡，这个契机的出现，除了与被王胡所打这一直接事件外，鲁迅也暗示晚清时代剧烈的秩序变迁也是阿Q处于 “无所适从”状态的外部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代的变迁具有某种不同以往的一切事件的性质。但阿Q还是很快就从其他的方式中获得了拯救。此后他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所打，虽然是生平第二件屈辱，但通过“忘却”，他几乎连上一个瞬间也没有经历，就转向了新的胜利。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故事，是他调戏小尼姑，得意地笑。在整个第三章中，只有“无可适从的站着”这一句话突破了阿Q的自我叙述，让他与自己置身的处境之间有着关联，其他的部分都是讲述阿Q如何通过自我叙述与自己的现实相隔绝。因此，这是最微妙的部分，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让我们意识到阿Q不仅是一般的类型，而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仍然在发展着的人格。他的身上有一些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在萌动。
4、六个瞬间之三、四：性与饥饿，生存本能的突破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这一部分的叙述与前面几章不同，完全按照阿Q的本能来写。调戏小尼姑的胜利“使他有些异样”—他开始想女人了。调戏小尼姑之后的“飘飘然”突破了他相信的男女之大防，以至于见到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他竟无法自控地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并“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这一刻完全出于本能，即便在吴妈跑开后，他还是“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愣，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在这一节的后半，鲁迅写了阿Q的健忘，但没有写他的辩护。这一章还第一次出现了“造反”这个词，是在地保教训阿Q的话中：
“‘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你的妈妈的!……’”xlvii
说阿Q“造反”，是因为他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森严的等级秩序，以及阿Q对这个秩序的尊崇，被阿Q的性本能突破了。阿Q的造反行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他对着一个女人跪下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嘴里在说什么。
第四章的末尾，鲁迅以极为简洁的方式提示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另一瞬间。阿Q竟然没有了编造故事的欲望和能力，叙述近于平铺直叙。但也正是这种平铺直叙，预示着某些变化的发生—平铺直叙意味着修辞、装饰、编造的终止，意味着现实开始裸露自身。到第五章，微妙的转变终于出现了。这一章的开篇第一句是：
“阿Q礼毕之后，仍旧回到土谷祠，太阳下去了，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xlviii
对于“古怪”的第一个解释是“赤膊”：“他仔细一想，终于醒悟过来：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寒冷的感觉是一种无法用故事驱除的东西，因此是古怪的。对于古怪的第二个解释是女人的态度：他在街上逛的时候，“又渐渐的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阿Q很以为奇，而且想：‘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这娼妇们……’”这是在他的性本能被唤起之后，再度被这个世界的女人拒绝的无奈。对于古怪的第三个也是更为根本的解释源自阿Q对生存条件的改变的敏感：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老头子催他走，噜苏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xlix
从失去衣服后的寒冷，到被打之后的女人的态度，最后是无工可做之后的饥饿。古怪是一种脱出常轨的感觉，在这里与本能、生理性反应直接有关—不是阿Q的意识，而是他的本能、直觉与无法自我控制的生理性反应成为一个契机，一个让他无法回到常态的机制。这里显然有某种东西在萌动，是什么呢?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小说的叙述维持了一个说书人“言归正传”的客观视角，但从第五章“生计问题”开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中的个别因素逐渐发展起来，促成了叙事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我把这个转变概括为叙述上的主观化过程。第二章的“失败的味道”、第三章的“无所适从的站着”、第四章的不由自主地跪下，都是从旁知的视角写阿Q，即便写性本能的冲动，主观的视角也隐而未发。第五章仍然从旁知视角展开，但叙述过程揉入主观的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替换为阿Q的视角。我们可以说这些叙述既在旁知的视角里，也在阿Q的视角里了。寒冷、性匮乏、饥饿是很难从旁知角度写的，但也不能从阿Q的角度写，因为他并没有表述自己的直觉的能力。在与小D打架的那一幕，本来他应该占上风，但由于饥饿，结果竟是令他感到羞辱的不相上下。后面的一段叙述是客观的，但渗透了切肤之感，我们忽然体会到了某种抒情的味道：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决计出门求食了。”l
在这一段落之后，有两个在叙述上非常特别的小节：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li
说书人用全知的视角，但这里只是形式上的全知，因为叙述中不但有从旁体会的内涵，也有主观的内容。这两节中的他或阿Q全部可以替换为“我”：我在路上走着，想要求食、乞讨，但看见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我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我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但是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阿Q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这里有一种微妙的叙事上的转换，即将阿Q的视角带入了叙述。在这一叙述的转换中，鲁迅展开了一幅农家乐的风景描写：水田、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是耕田的农夫。但“我”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只是走，因为“我”直觉地知道这些与“求食”很辽远—很辽远的意思不仅是客观上的遥远，而且也是主观上的茫然。阿Q竟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只是在这之后，鲁迅重新回到了客观叙述：“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这段叙述里有两点值得分析：第一是出现了风景描写和抒情因素。阿Q是一个在精神胜利法与生存本能双重支配下生存的人，风景与抒情一向与他无关，但在这段求食的途中，与某种抒情的调子相伴随，风景出现了—风景在这里是相对于阿Q的内部世界的封闭性而言的，风景的出现在此与他对食物丧失了片刻的欲求的瞬间有关—熟悉的酒店、熟悉的馒头现在与水田、新殃、农夫一道成为风景中的要素。抒情的笔调是与风景作为一个客观世界的第一次呈现直接相关的—如果没有这个瞬间，风景就不存在。第二是出现了“直觉”这个与阿Q身份似乎并不相称的新名词。阿Q的“觉醒”与失败、饥饿、寒冷、性欲相关联，因此，对于自身处境的自觉产生于直觉。但也恰恰因为直觉与自觉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阿Q才会产生“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的意识或潜意识。这里的叙述不是从阿Q主观的角度写的，而是鲁迅“依了自己的觉察”而写出的“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但赋予了阿Q一种生命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是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于自己所求的无知开始的。这就是风景描写的根据。但是，也正是在这里，阿Q或叙述中的“他”全部可以替换为“我”—“依了自己的觉察”其实也要求作者投身于“中国的人生”内部。
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
在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之前，阿Q与未庄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他在此已无立足之地、生存之道。未庄的一切，“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直觉”是一个新名词，表示未经分析推理而形成的观点或判断。在阿Q这里，“直觉”代表着一种对于生存处境的真实感知—未经分析或推理，从而外在于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独特的分析、推理的产物，但它无法克服未经推理和分析的“直觉”，因为“直觉”—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而言—有着直接性、快速性、跳跃性、个体性、坚信感和或然性等特点;直觉判断是在瞬间做出的综合判断。我们也可以说阿Q的革命是在“直觉启发”之下产生的“直觉判断”，而他对死的感知，尤其是那些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的狼眼，则是“直觉想象”的产物。因此，一方面，在阿Q的精神世界里，“直觉”成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另一方面，精神胜利法又是抵抗和消解其“直觉判断”、“直觉想象”和“直觉启发”的强大的武器，使得直觉始终停留在潜意识的范畴，而无法上升为意识。对于阿Q的行动而言，“直觉”，或者说，“直觉”与“精神胜利法”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阿Q有着用精神胜利法克服直觉和本能的倾向和强大的意志，但直觉在他的人生中的某些关键时刻，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阿Q“打定了进城的主意”并非出于计划、推理和分析，而是出于“直觉”—未庄已经没有他的生路了。
阿Q离开未庄是由哪一种焦虑推动的呢?阿Q的直觉是一种客观焦虑，它产生于饥饿、寒冷和性的匮乏，以致未庄作为他的生存环境已经不能提供任何生存之道。lii他的出走是被迫的。但是，出走与进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小说写道：阿Q走尽了未庄的道路，偷了静修庵的四个萝卜，这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城里正在发生的事件与阿Q进城有什么关系吗?他的“直觉”中包括了对革命的感知吗?我们不清楚。鲁迅在第七章“革命”中有一句交代，就是“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他那时“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这是否意味着：阿Q的出走和进城也暗含着对于城里正在发生的变动的本能的回应?阿Q对自己的生存的焦虑与某种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揭示。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三章也是阿Q失去进入正史资格的三个段落。“从中兴到末路”提供了一个阿Q进入未庄正史的可能性破灭的故事。“进城”是可以入正史的事件，但前提是必须像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这样有身份的人上城“才算一件事”。这是正史书写中的“事以人传”的逻辑。阿Q进城不算“事”，因为他没有身份，但又差一点成了事，原因是他归来时发财了。按照“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的逻辑，阿Q存在入史的可能性，“所以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liii这种“疑而且敬”的态度后来甚至发展为“新敬畏”的态度，原因是人们听说阿Q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种“新敬畏”发展为“悚然而且欣然”，则是在阿Q叙述“杀革命党”的故事之后—“杀革命党”就是维护未庄的秩序，阿Q通过这一秩序的暴力而获得了进入正史的最大可能，也赢得了未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最大欣羡。但不幸的是，阿Q的“进城”神话很快露底了：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liv终于不能与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老爷的“进城”相提并论。就正史的秩序而言，他的“进城”不构成“事件”，也就等于没有发生。
“从中兴到末路”是从“未庄的社会上”的视野展开叙述的，阿Q在其中的兴衰、有无全部取决于这一视野本身，甚至阿Q本人也无法从这个视野中区分出来。但第七章“革命”包含了一个叙述上的转换，其契机是阿Q本能的再度觉醒。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举人老爷的船驶达未庄，按照未庄老例，这是入史的材料，但这回那船载来的却是“大不安”，因为船的到来是“革命党要进城”的后果。“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是一个可以入史的日子。《鲁迅全集》中有一个注，说明“辛亥年九月十四日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即日宣布光复。”lv鲁迅把最真实的历史编年一样的叙述，与“正传”的故事、阿Q的寓言综合起来。我们不知道阿Q的籍贯、来历，但他的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场景和时间，就像一个空洞的存在，被镶嵌在革命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阿Q正传》是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关于革命的寓言—不单是民族的寓言，也是关于革命的寓言—但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革命的寓言也就是国民性自我改造的寓言。
阿Q的观点本与未庄的秩序一致，即“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阿Q的“直觉”再次苏醒了：
“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神往”有两个前提：第一，未庄已经容不下他的卑微的生存;第二，城里正在发生着让举人老爷也这样怕的“革命”。阿Q用度窘迫，又喝了点酒，“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lvi
阿Q的焦虑在这里得到了释放：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lvii在阿Q回到土谷祠后，鲁迅写到了他的突然“迸跳起来”的“思想”：首先是未庄人对他的畏惧与服从，其次是有钱人家的财富，最后是女人。用弗洛依德的术语来表述，这就是由客观焦虑转化而来的神经性焦虑的释放，但这一释放伴随着酒醒而一同消失—阿Q没有想到赵秀才与钱老爷等已经先于阿Q“相约去革命”，不但砸了静修庵里的龙牌，而且盗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阿Q与未庄秩序的短暂分离消失了，两者从主观上再度叠合起来：“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lviii阿Q有革命的本能，但没有革命的意识，他只有在受本能驱使的时候才能确证自己的失败和无助。阿Q每一次意识的恢复都是对旧秩序的确证。
如果将第七章与第五章做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转换上的某些类似性：在第五章，由于生存危机，叙述中渗透了辛酸，叙述角度发生了从客观叙述向主观叙述的过渡;在第七章，由于革命的发生，阿Q的直觉再次破茧而出，他决意要成为革命党了，叙述的视角也从旁知转向了主观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叙述，鲁迅暗示了革命的自我否定：阿Q的革命是基于本能的革命，一旦他有了“思想”，本能也就转化为意识，后者只能是对未庄秩序的回归。革命的失败产生于本能的短暂性，以及本能发生转化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探讨第八章“不准革命”这一章的含义。这一章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分析的重点：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虽然有了剪辫子的风潮，“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比如“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党来了”也只是“来了”来了。lix阿Q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一个是先前进城他亲眼看见被杀掉了的，另一个就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所用的语言也包括着《新青年》所倡导的洋文，这也多少说明即便是所谓的“新”也可能就是“旧”的复活而已。我认为阿Q生命中的第五个重要瞬间就发生在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准他革命之后的那一刻：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消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lx
但这里的故事只是一个契机，“心里涌起的忧愁”，以及“再没有别的路”的沮丧与失落，为此后的“无聊”铺平了道路。“无聊”才是我说的第五个瞬间。鲁迅这么写道：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lxi
阿Q感到了“无聊”—盘辫子是无意义的，就如同放下辫子来也是无意义的一样。这里对于“意义”的否定是在由“不准革命”而引起的“忧愁”之后—“忧愁”是因为“再没有别的路”，他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部因此而消失;但“无聊”却超出了个人经验的层面，而变成了对于整个事件—对于革命以及由革命而引起的一切变化—的怀疑。这是很快就被阿Q自我否定了的“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聊”，却让我们触到了鲁迅本人最为深刻的感觉。这何止是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这是十分复杂的感觉。与这样的复杂感觉相互匹配的，是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方式，如将是否盘辫子这样的行动与侮蔑、报仇这样的词汇配置在一起。
我们都读过《<呐喊>自序》。在这篇文章中，有两个词十分关键，一个是“寂寞”，而另一个就是“无聊”。鲁迅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lxii没有“寂寞”也便没有《呐喊》，足见“寂寞”是何等重要;但这“寂寞”的根源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无聊”。鲁迅将他在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动因归结为救助人的精神比救治人的身体更为重要，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lxiii这就是创办《新生》杂志的动因。但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着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鲁迅接着谈到了“无聊”：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lxiv
“无聊”不是对失败的直接承认，而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的彻底怀疑。那个能够产生《呐喊》的“寂寞”就是以“无聊”为前提或底色的。“无聊”是对意义的取消和否定，寂寞中的呐喊是绝望的反抗的一种表达。寂寞是创造的动力，而无聊是寂寞的根源，无聊的否定性因此蕴含着某种创造性的潜能。
在阿Q这里，“无聊”只是在瞬间发生，它的潜能很快就被他的“思想”葬送了。在第八章的末尾，“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lxv阿Q重新回到了他的“思想”之中，也就是回到了未庄的秩序之中，而没有让“无聊感”持续下去，直至渗入他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去理解他的“无聊”：“无聊”是将他与未庄秩序(无论是盘辫子的秩序，还是放辫子的秩序)清晰区分开来的本能，但转瞬之间，这种“无聊感”就被彻底地抛弃了—或者说，克服了—阿Q的“思想”复活了。阿Q的死印证了他的“思想”—造反是杀头的罪名。阿Q死于他曾“神往”的革命，同时也死于他自己对于造反的价值判断，死于他未能将他的“无聊感”持续下去。
阿Q死于革命之后的秩序也许是偶然的。像黎元洪那样的前清大员可以被革命者们硬生生地拖出来担任“革命领袖”，阿Q碰巧当上“把总”也不是不可能的。阴差阳错地卷入“造反”，说不定能得一个“某某革命”或“某某某革命”的大奖，面对欢呼的、各色文字的媒体喊上一声以显“好汉”的本色，但也可能为那些得奖的、得钱的、得名的、升官的“好汉”们做铺垫，成为阿Q似的、永远不能进入正史谱系的、不知所终的死鬼。“好汉”们与阿Q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没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各式“正史”的阴谋而已—它将该掩藏的掩藏，该突出的突出，历史于是如此这般。一些人“偶然地”进入了“正史”叙述的中心，而另一些人在“好汉歌”地鼓动之下，信以为真地奔赴空洞的“历史中心”，却在途中遁为“无迹”。“好汉”与阿Q的不同命运不过是“革命”时代重复出现的故事。因此，鲁迅看重的并非阿Q终于要“投降”革命党这一事件，而是为什么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这一问题。
也许对鲁迅更为重要的是：在阿Q的革命发生之际，究竟有什么新的素质在阿Q的生命中诞生呢?
6、六个瞬间之六：大团圆与死
第六个瞬间是第九章“大团圆”中的一段著名的描写。赵家遭抢，“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他没有想到会在四天之后的半夜被抓进县城。“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lxvi这是现代装备的军队、警察加上团丁，但动手抓出阿Q的是团丁按照鲁迅后来的说法，这些描写放在民国初年是并不夸张的。lxvii当他身不由己地跪下的时候，长衫人物鄙夷地说“奴隶性!”，却并未叫阿Q起来。审完之后是签字画押，阿Q因不识字“惶恐而惭愧”。阿Q的手第一次握笔时的“魂飞魄散”、画圆圈画得不圆后的羞愧、去法场的路上见到吴妈后的思想活动，以及他在百忙中“无师自通”地说出的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都是在别人的注视下或假想着别人的注视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因此，这些反应仍然是在他的“思想”的范畴，而不是本能的范畴内—本能是超越注视、无法自我控制的领域。阿Q无法克制的本能反应出现在他“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之后：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
这是在环境刺激下、由于不安全感而造成的幻觉，它迅速地转化为一种神经性的焦虑。这几句话是一个转折，在此之前维持着旁知视角，但迅速地转向了纯粹主观的视角。眼睛的意象是鲁迅作品中反复涉及的：狗的眼睛、狼的眼睛、盐渍的眼睛、吃人的眼睛等等。如果我们将下面这段话中的“他”全部改成“我”，叙事也是完整的。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直觉性的想象：
“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来看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而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了。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lxviii
较之无所适从、无聊，这是一种强烈得多的感觉—在害怕和极端恐惧之下的状态。但正是恐惧赋予了阿Q一种突发的能力，一种区分他的“皮肉”和“灵魂”的能力。“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了。”精神胜利法构造出来的自我是自我愉悦的，而这里的“灵魂”却经受着被咬啮的痛楚。这个痛楚的“灵魂”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那两颗似乎要穿透他的皮肉的鬼火般的眼睛的刺激下产生的—精神胜利法(它通常带来快乐而自我满足的效果)在死亡恐惧之下彻底失效，阿Q终于可能体会灵魂被撕咬的痛楚。从叙述风格上看，如果将这一段描写放到《狂人日记》里头去，也是成立的，其奥秘在于用高度技巧的修辞形成的叙述视角的暗中转换。《狂人日记》第一段就是关于眼睛的叙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然而需得要小心，不然赵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狗眼、鱼眼和周遭人的眼睛在狂人的感觉中最终连成了一气，这正是他能够从那些历史书中读出吃人的感觉上的根据。阿Q“感觉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与《狂人日记》的主观视角是一致的，它们都创造了一种吃人的意象。
在有关《阿Q正传》的研究中，这段描写经常引起疑问。现实主义者会追问：一个农民会有这样复杂的关于眼睛、狼、被吃的恐怖等等感觉吗?现代主义者则强调这类描写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相似性。这是意识流的手法还是心理分析的片段?唐弢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位捷克学者的疑问，“她那时翻译了《阿Q正传》，认为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方法，雇农阿Q不应有这样的感情。”唐弢引用了鲁迅在《集外集•<穷人>小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现人”的说法，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这类描写“大概也是对完全的现实主义，或者说从高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一种追求与努力吧。”lxix张旭东在他的文章中则把《阿Q正传》的寓意结构解释为现代主义。lxx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类名词的辩论也许没有多少重要性，鲁迅的写实性的描写常常包含寓意的结构，通过高度的修辞技巧和暗示的手法，主观与客观、写实与象征、白描与寓意、外在与心理高度融合在一起，从任何一个方面去把握都有理由，又都不全面。关键在于如何把握鲁迅在文本里所阐发的思想。
鲁迅对阿Q生命中的这些隐秘瞬间的描写，是对“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可能性的发掘;他对本能、直觉的观察，也是对于超越外界注视的目光是否能够产生新的意识的探索。失败感、无所适从、无聊、恐惧和自我的片刻丧失，在这里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Q是否会成为革命党这一问题。鲁迅对于革命的描述，革命和不准革命，造反的本能与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的暗示，都在这样的细节和叙述里找到了根据。《阿Q正传》中的六个瞬间，也是阿Q“觉醒”的契机，每次都只持续了几秒钟甚至几分秒，就随风而逝了。但这几秒钟为什么能够发生，它们蕴含着什么样的可能性?它们的瞬间呈现与迅速地被压抑，道理在哪儿?这些瞬间溢出了小序中提示的圣人的秩序。在理解了这些瞬间之后，我们重读小说的小序，以及作者关于阿Q不能入传的四个理由，对于这篇小说就会产生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开放的经典，与其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这些契机正是无数中国人最终会参与到革命中来的预言—参与到革命中来也可能死于革命，但革命创造的变动却是阿Q生命中的那些瞬间发生质变的客观契机—正是这些卑微的瞬间，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阿Q镌刻在空洞的深处，就像寄居于我们身体中的“鬼”一样，难以驱除。
这是曾经存活的生命的痕迹。（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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