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学自考大专招生: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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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2)
发布时间:2011-09-02 09:12 作者:洪鹄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36次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来源: 南都周刊 | 来源日期:2011.09.01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