韭菜茄子腌制方法:流沙河之灾　　　文 / aasufei

流沙河之灾　　　文 / aasufei  
——我划“右派”的前前后后   　　人生是严肃的，人生也是可悲的，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下，人生显得那么浅薄，有时候竟完完全全是一场闹剧！好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丑，仍人耍弄，可悲可笑！可气可恼！
　　流沙河之灾。
　　流沙河是四川省金堂县人，我是四川广汉县人，两处相隔不过50华里，算得上是老乡。但我和他非亲非故，毫无瓜葛。流沙河是诗人，我很少读诗，根本不懂诗；我对诗人不崇拜，不模仿，兴味十二万分地索然。我与流沙河——按说，是“与”不起来的，但是“我与流沙河”却决定了我的整个青春，我的大半生的命运！
　　1957年春，浦熙修女士发表在《文汇报》的《流沙河事件》。我读了，无端地激动起来。也许是文章写得好，有相当的扇动力；也许“流沙河”这三个字，吸引了我；也许流沙河是我的故乡人，是的，1957年，从四川来到北京已经整整三个春秋，我是那么怀旧，那么思念四川。人到了外面的世界，才觉得家乡什么都好，家乡的草草木木，家乡的一砖一瓦，点点滴滴我都十分缱绻，十分怀念。我意念中的流沙河，是一个白净脸面、略微羞涩，而有些倔强的青年，此刻正焦头烂额，受到围攻，孤立无援。他多么需要安慰和援助啊！我想。
　　恰正成都12中，我母校的班主任老师潘森林，来信说：“同学那么多在北京，我不能一一都回信，我只给你一个人写信。”并附上他女儿的照片，他女儿坐在小竹椅上，照片至今留存。说：这是我女儿的照片，你们毕业时，她刚出生，现在她已经三周岁了。”又说：“见到我女儿，你应当想起母校！”一时，我受宠若惊，感慨万端！
　　成都12中，就是川大附中，是格调不低的学校，我是1952年春季统考分来的（在此之前，中小学春秋两季都招生）。我的年岁较小，淘气逞娇，很不驯服（1997年，同学重聚蓉城时，都慨叹我的“个性”！），常常惹恼班干部，惹得班主任潘森林，大动肝火，拍桌子瞪眼！多少次不公平的批评，甚至羞辱！其实我父亲是开明开明士绅，县人民代表，我就不懂得在班里宣传宣传，只说家庭成分“地主”。毕业鉴定，潘森林给我的多是贬辞，操行是“丙等”。当时我还不懂得，毕业鉴定，对于个人前途、升学是多么地至关重要！川大附中的老师同学，并不是不喜欢我，上课提问，几乎每个老师都最喜欢叫到我，老师的微笑点头赞许，给了我多少鼓励和愉快！每次班集会，全班同学都鼓掌欢迎我唱歌……高中毕业后，多少封追逐我的，求爱的信！
　　1997年，我再次出现在成都时，母校的同学老师都惊叹说“一个已死去的同学复活了”，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当年的教导主任黄黎扬老师，西服革履地来了……
　　
　　当时的课间，总是歌声不断。班里有人拉得一手好胡琴。胡琴一响，全班都要唱歌，我是带头最爱唱歌的。
　　成都12中，地处三瓦窑，一条弯弯的小河包围着学校。晚饭后同学三五成群漫步在小河边，谈心、嬉戏。毕业前夕，河里有一只木船，课余，我们全班都挤上小木船，同学程一川，用一根大竹竿撑着划着，就这样从学校划到三瓦窑，从三瓦窑划到学校。大家唱着歌，拍着手，大声地嬉笑、叫喊！真是无尽的乐趣，舒心到了极点！我喜欢高挽裤脚，坐在船舷边，把脚泡在水里，不少同学也都把脚泡在水里……
　　三年以后，我已在北京18中当了教师，三年以后，我已年满19岁，成年人了。但我仍旧迷醉于我的成都12中，我的三瓦窑，我的中学生生活，觉得我还是那么天真烂漫，那么爱唱歌，爱游戏，爱淘气，爱惹人生气。
　　我给班主任潘森林写回信，不知怎么，信手就写了流沙河。写后，也就忘记得干干净净。
　　“反右”运动来了，我还一片天真，认为自己是最拥护毛主席的。那年暑假，学生正在考试时，我提前回了四川。暑期还没结束，学校电汇40元，叫我立即返京。回到北京18中，感觉异样，人人都和我疏远，冷眼瞅着我。接着是党支部找我谈话，让我接受批斗，交待问题。交待什么？我有什么？校长曹丐，说：“这是群众的意见，我不能压制群众！”开会前，已被斗的高挥，告诫我说：“要开你的会了，实事求是，说过的话承认，没有说过的，坚决不承认！”高挥13岁参加革命，17岁在上海搞过大学生运动，参加过淮海战役，参加过渡江，最早在文工团，后上工农速成中学。因父亲在台湾，肃反时被斗。她对共产党的运动见识过，不像我那么幼稚无知。
　　当时，北京市人事局一位干部，下放到18中当教导主任，她名叫黄秀琴25岁，18岁入党，出身好。一见我和高挥挨斗，惊住了。刚开完斗争会，就站在教室门口，她拉着我和高挥的手，愤激地说：“学校怎么搞的？反右反在了两个小姑娘头上了？我们人事局就不是这样……”高挥当即哭了。以后黄秀琴一直对我很好。我被发配农村劳动，每次回学校领取工资，她都热情地帮忙我，我借阅图书或上会计室，她跟上跟下。会计最爱刁难我，不马上给我钱，让我等。黄秀琴就立即责令会计快给我工资，说，“人家大老远地跑来……”她后来调任北京市东铁匠营一中书记，一直到退休。但我却未去看望过她，尽管我一直惦记着她，感激她。最近高挥和我联系上了，她说，她专程去过黄秀琴家探望。高挥现是离休干部，离休前任职中国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
　　批判斗争我的内容，都是说这部电影好，那部电影不好，这本书好，那本书不好，这个作家好，那个作家不好，而我爱看的书和电影，喜欢的作家，偏偏都是封资修的，是反动的。当然，还有——当时《人民日报》连载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读后，我说过“斯大林真残暴！”这是批判斗争我的重点。
　　一次、二次，第三次斗争会时，突然让我交待和流沙河的关系，交待为什么和《草木篇》共鸣？我完全傻眼了，什么流沙河？我不认识，能和他有什么关系？什么《草木篇》，我根本没有读过。在群情愤激的场面，我若坚持说没有读过《草木篇》不认识流沙河，那就是态度不好，不老实！我若说读过并有所共鸣，那就是赫然一条罪状！我该怎么办呀！
　　我咬紧牙关，流沙河不认识，《草木篇》没有读过！我刚表了态，就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打倒”之声。接着便宣读，春天我给母校班主任潘森林的信。什么“我热血沸腾”，什么“流沙河无辜”，什么“我要回四川安慰流沙河”……乱了，全乱套了！我竟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是信纸拍在了我面前！满纸的流沙河，真真确确是我写的呀！因为这封信，我的右派升级了！是的，“宠爱我”的班主任老师，揭发了我，远天远地，巴巴地从成都寄信来揭发我！在潘森林，是立功了，大义灭亲嘛！革命义举嘛！在我，却是灭顶之灾！永世不得翻身！
　　这就是现实！严酷的现实！
　　不久，在北京市南苑区全区中小学教师反右斗争总结会上，区委张书记亲自点了我的名。区委张书记和我同姓张，40多岁年纪，人很瘦，屈背弯腰的，河南口音。那一天，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站在临窗的高台上，就那么躬着背，比划着，声音并不响亮，却是字字句句，石头般沉重地砸在我的心坎上。真是一字一颤抖，他讲话的每字每句，都有很强的穿透力，直刺得我血肉模糊，不分东西！
　　“流沙河，”他说，两只手臂就那么伸出去，再用力一收，仿佛要把流沙河从四川抓来北京批斗！“大右派分子流沙河！就在这里，”他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降低声音道：“就在我们南苑区，竟有人同情他，可见流毒之广之深！说什么‘我要回四川安慰他’安慰流沙河！这不是右派感情是什么？流沙河的《草木篇》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是大毒草！和大毒草共鸣，和大右派沆瀣一气，臭味相投，这样的人能不算右派吗？”他的话音刚落，“打倒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打倒《章木篇》！”、“打倒流沙河在北京的代表！”的口号声，响彻大礼堂！一时间，我竟成了流沙河在北京的代表！，对《草木篇》的声讨，竟冲着我来了！
　　区委书记讲完话，我的右派升了级，处分加重了。右派最后定性宣布处分时，高挥是六类，免于行政处分，我是四类，情节严重，监督劳动！
　　那天从南苑回到学校，我又遭到了穷追猛打，说我“人小鬼大，狡滑透顶。”批斗会上的口号升级为：“开除她！”、“枪毙她！”火力之猛，前所未有！
　　从此流沙河就成了我的影子，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所有的组织谈话，大小斗争会，都离不开“流沙河”，从“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