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具: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土改风暴
(上接第17版)
可是,对于分地这样的喜事,还有人顾虑重重。郭长兴带着一组人,量土地、评等级、分青苗,整整忙了五天。但有几个贫农死活不肯要地。郭长兴撂下其他工作,跟他们一宿一宿地唠。最后,有个农民才说了实话:“地是想要的,地是命根子,还能不要?就是怕……工作队呆不长远,‘中央军’来抹脖子。”
“放心吧,出了问题你来找我。”郭长兴干脆地回答,“你找我,我找别的穷人,一个找一个,一个顶一个,咱们团结得紧紧的,‘中央军’敢来,来一个捉他一个,来两个抓他一对。萧队长说:‘关里八路军就是这样打垮日本鬼子的。’”
一席话,说得那些心存犹豫的人放下了胸口的大石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极大地鼓舞了翻身农民的政治热情,元宝屯及整个东北土改区都出现了参军和生产的两个热潮。
当时,周扬之子周艾洛从东北回来,给周立波之子周路易带来家人的消息:封锁线靠近国统区的一头是一片战时的混乱,士兵们多半是抓来的,哭的哭、逃的逃,军队上层贪污,下层缺粮少饷,怨气冲天,可是一到封锁线的另一头,士兵们一个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衣着整洁。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也互相尊重信任,互动良好。“国民党是肯定要输的”。周艾洛说。
两个会议
1947年5月,周立波接到中共松江省委的指示,被调到省委宣传部编辑《松江农民报》。虽然离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一线,但他始终回味着在元宝屯所经历的斗争生活。“要创作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这个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
花了50多天的时间,周立波写出了《暴风骤雨》第一部的初稿。这时,他感觉到素材缺乏,对一些人物和生活细节了解得不深不透。于是,从1947年7月到1948年上半年,周立波一有空就去乡下参加土改,先后去过周家岗、拉林、苇河和呼兰县,继续深入生活,挖掘素材。
在这段时间里,土地改革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立波的这些经历,都被他写进了《暴风骤雨》的第二部。
在第一部中,主要写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之后到1947年9月,土改初期工作队发动农民,反奸除恶的斗争故事。而小说的第二部描写的是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萧祥再次率领工作队进驻元茂屯,保证农民“耕者有其田”,土地真正还家。
在小说第二部的一开头,萧队长刚回到元茂屯的第一个晚上,有着这样的描写:
赶落黑前,他带领新的工作队,坐着大车,冲风冒雪赶了五十里。现在,他掏出怀表来一瞅,十二点过了。他脱了靰鞡,解开棉袄,正要上炕,右手碰着衣兜里的文件,他掏出来放到桌子上,这是《中国土地法大纲》。
这部《大纲》诞生于1947年9月,美国作家韩丁曾把它同美国的《解放黑奴宣言》相比。他写道:“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五四指示”颁布后,土改运动大面积地在解放区铺开。在战争间隙,刘少奇在晋绥边区停留了20多天,对土地改革情况进行了调研,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刘少奇了解到,晋绥边区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晋绥六地委又向他报告说:全地区5个县共1500多个村,已有900多个村的群众被发动起来,200多个村的农民已分得土地。但这200多个村分散在5个县,不成一片。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县已经像样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完成了土改的村子也像海中孤岛一样,只要工作团一走,群众的胜利既无保障,工作又可能塌台。
了解情况后,刘少奇给晋绥边区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认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在这年5月4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改中的各种问题。1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要求他们各派一名代表,在5月4日前赶到延安。
但是,到了3月13日,风云突变。
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刘少奇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先行离开延安。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撤离延安。
时局波荡之际,中共中央仍在惦记着筹备中的土地会议。撤离延安当天,中央随即电告各地:“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时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3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在陕北清涧县北部枣林沟会合,并于当晚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地区,刘少奇、朱德等则渡过黄河,几经辗转驻扎西柏坡。
推迟了四个月后,7月17日,西柏坡村西头的打麦场里搭起了一个帆布大棚,刘少奇站在讲台上主持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出席会议的晋察冀、察哈尔、太行、晋冀鲁豫、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10余人。
四天后,中共中央在陕北的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此后在党史上被称为“小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以及胡乔木、王铮等。
值得寻味的是,在这一周之内召开的两次会议,不约而同地对我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做出了相同的判断。而事实证明,两边的会议主持者之间并没有事先沟通,起到信息传递最关键作用的是新华社的一篇社论。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选择。
决战时刻
1947年7月,东北土改干部赵德尊接到了率代表团参加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的任务。
这个任务,赵德尊已经原地待命,等了两个多月。他甚至有些急躁,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在土改中的一些心得汇报给党。
等到了全国土地会议的现场,赵德尊才看到,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战争的影响,这次会议甚至来不及在会前准备工作报告,中央工委仅在会前编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些文件,作为参考资料。
会议开到第五天,轮到东北土改代表团发言了。赵德尊几步迈上土台,连珠炮一样地介绍了东北土改的成功事例,同时也讲述了在东北土改过程中如何及时正确地纠正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他越说越激昂,突然停顿了一下,然后大声地说:“土地改革一年多,东北的军队已经扩大到90多万人,可以和国民党夺取天下了。”
而赵德尊并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天召开的小河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于局势做出了和他相同的判断,决定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也不等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超过敌军,就先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实行战略反攻,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
一边是来自土改一线的直观判断,一边是来自中共中央的运筹帷幄,而两方却如此惊人地一致。
会后,刘邓大军于8月初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老革命们有句话,东北是一寸一寸打下来的,其余的地方是跑下来的。”周仰之回忆,祖父周立波曾这样向她形容解放战争中势如破竹的战略反攻期。
在小河会议确立战略反攻目标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用五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军事计划。他认为,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
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全国土地会议仍在西柏坡如火如荼地开着。
全国土地会议大体分为两个阶段。7月17日至8月底主要由各代表团汇报、讨论。第二阶段自9月1日至9月13日会议集中讨论土地改革的政策问题,重点讨论“普遍实行彻底平分”。
这期间,刘少奇曾设想在各地汇报和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像“五四指示”那样的决议,他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一万多字,但总觉得不成熟。和会议主席团沟通后,主席团的意见还是先讲话,再写一个短的文件。
8月20日和21日两天,刘少奇在会上做长篇发言,谈下一步土改政策的设想。他说:“土地改革运动,用一句话来说,基本上就是平分土地,将地主的土地财产分掉,一部分富农的部分土地财产分掉,一部分富农不动,中农不动,贫雇农得到土地,结果土地就大体平均了。”“只要我们做好这件事,就基本上完成了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平分,大体还是“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平分,不动中农,但到了9月4日,他却又修改了报告的提法。
原来,9月3日,刘少奇看到了《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一文,这是新华社8月29日发表的社论。社论写道:“现在的情势与抗日时期已经不同,我国仍有广大的、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已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到彻底平分田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粮食、衣服和住所;同时又照顾地主的生活,让地主和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绝对必要的。”
刘少奇看到了这篇社论,随即找到中央工委的其他负责人,他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平分。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
刘少奇估计得很准确。这个政策正是在小河会议上形成的,也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土地改革中要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
原本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后即可闭幕,因为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会议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刘少奇要求各位代表,尤其是在一线做过土改工作的代表,认真考虑平分土地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这样做是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结果,多数意见表示赞成,认为彻底平分的做法简单,进行迅速,利多害少。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刘少奇同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赶写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两次提交会议讨论通过。
9月13日,大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集中讨论土地改革的政策问题,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即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的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将接收和征收来的其它财产,“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个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全国土地会议后,这首民歌迅速在解放区广为流传,形象地描绘了当年全国土地会议的情景以及土地会议后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喜悦。一些口号也响彻大江南北:“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那里!”“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
暴风骤雨来临时
东北解放区比华北、华中等老解放区建立得要晚,但地域辽阔,土地面积大,因而在解放战争中,土地改革的意义尤其重大。
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7年12月1日在东北解放区发布《告农民书》,指出:“八一五解放后,共产党八路军帮助咱们翻身,肃清土匪,清算分地,挖财宝,分得土地、房屋、牛马、农具及财物,定下了安家立业,发展生产的基础,但是封建制度还打得不彻底,土地还分得不合理。这次要来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彻底平分土地。”
当时正在土改一线体验生活的周立波自然也感受到了这种威力。
在《暴风骤雨》第二部,尽管周立波已经离开了元宝屯,但小说中仍以元茂屯作为事件发生地,只是在主角萧队长、郭全海等人的身上,糅合了更多他在拉林、苇河、呼兰所搜集的素材。
书中,周立波塑造了一个中农刘德山的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促进作用。
在小说中,谣言像黑老鸹似地飞遍全屯。有的说:“中农是过年的猪,早晚得杀。”有的说:“如今的政策是杀了肥猪杀克郎。”这些谣言起来以后,有的中农干活懒洋洋,太阳晒着腚,还不起来。下晚不侍候牲口,马都饿得光剩一张皮,都爬窝了。有的中农,原先是省吃俭用的,现在也都肥吃肥喝了。“吃吧,吃上一点,才不吃亏。”他们起初把肥猪杀了,顿顿吃着大片肉,往后,克郎也宰了。他们说:“咱给谁喂呀?”有的中农,也学地主样:装穷。他们把那稍微好点的东西:被子、棉袄、甚至于炕毡和炕席,都窖起来。十冬腊月天,土坯炕上,不铺炕席,也不盖被子,孩子们冻得通宵叫唤,老娘们也都闹病了。
中农刘德山本来是个种地的能手,庄稼活样样都行,一样的地,一样的工夫,别人家出的庄稼总赶不上他的。他种的苞米,粒儿鼓鼓的,棒子有一尺多长。自从他听到风声,说要斗中农,吓坏了。碰巧屯里“出担架”(支援前线抬伤员),刘德山慌忙报了名,不是真积极,而是去躲躲屯里的风浪。
结果,到了前方,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败局已定,刘德山心里先去了一层顾虑,前方的指战员们都对他亲热,凡事又信得着他。后来,他自己抓着了两个俘虏,人们越发敬重他。几桩事凑在一块,原本脚踩两只船的刘德山从前线一回来,跟先前完全两样了。
回家后,刘德山发现,家里也和原来不一样了。刘大娘乐呵呵地搬出酸菜粉条煮猪肉,炒豆腐皮子,还有饺子,这是平日里过年才有的浇裹:“农会纠偏了,划错的中农,都划了回来。斗出的果实也退回来了。咱们献出的两个马都牵回来了。萧队长还说:贫雇中农是一家,贫雇农是骨头,中农是肉,贫雇中农是骨肉至亲。”
“可不是。”刘德山说,“前方也闹这问题,李司令员说:贫雇农和中农成份的战士,一样打仗,一样勇敢,贫雇中农,要团结一心,才能打垮反动派。”
《中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的中心内容,克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又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既有利于地主富农的改造,也对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亿万获得土地、粮食、房屋的农民,以“保田参军”为口号,踊跃加入解放军。华北区自日本投降至全境解放,有近百万农民参军,其中太行区全区平均参军者已达全人口的4%,少数高的地方达8%。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3年以来,共有160万人参军。
在物资、人力等各方面保障上,解放区农民对前方的供应也鼎力而为,粮食、棉布、军鞋等各种物资源源输入军队。东北解放区3年来共交纳450万吨公粮,质量之好、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1948年底起征的公粮到旧历年时,前后不过1个多月即已完成95%以上。
而在东北解放区之外,各地几乎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各种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全靠民工以体力或手工工具完成。
在解放战争后期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支援前线的人力达541万,担架107700副、马(牛)车389820辆、小推车430900辆、牲畜1036300头、粮食95000万斤。
日后,高级将领们多次赞叹农民对于解放战争的贡献。刘伯承说:“我军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我军士气日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他们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陈毅则更直接表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短短的四年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作家韩丁在他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使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绝无和解的可能,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中国内地的农民骚乱,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
蒋家王朝在大陆生存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这样在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之下化成了泡影。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