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爪刀图:纪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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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幼民 2009-03-06 15:38 星期五 晴 2008年10月5日是我的父亲刘旭初去世一年后的忌日。
父亲去世时，我守在他的身边，看着他停止了呼吸。他的神色显得很平静，真像是这一走就得到了永久的解脱。
父亲17岁时参加了革命，不是因为家道贫穷活不下去，而是因为他在追求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上的崇高。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宿命。很多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受教于家族式的影响，类似于接受了一种胎教。我的爷爷是父亲人生之路的第一位引导者。他老人家是晚清的举人，不到30岁就当上了陕西省大荔县的县太爷。其实，爷爷家很穷，他在13岁时才开始读书，算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穷家子弟。
爷爷的父亲是长工出身，因为贫穷饱受东家的欺凌，曾经被当众殴打伤重倒地。爷爷的母亲极要强，她记住了这个屈辱。那时，爷爷的一个四岁的尚不懂事的妹妹，因为饥饿站在东家门前眼馋人家吃饭受到东家奚落，此事恰被爷爷的母亲看见，一时怒起，她居然将自己亲生的女儿摔死在自家的院中。这事很恐怖，也很震撼，却能让人理解。
这位极要强的母亲给她的后人留下的教训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讨饭。”
她发誓要让儿子读书、识字、做官，在爷爷13岁上，她用自己织土布卖到的钱买了一套《康熙字典》，送爷爷去读书。在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穷人和平翻身的唯一出路。
也真是争气，爷爷十七岁就考中了秀才，二十几岁又考中了举人，随之做了官，算是给他母亲挣足了面子。那是晚清时节，中国已走向衰落，在三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失地丧权开始了半殖民地的历史。如果说，爷爷的母亲为了争取到做人的尊严，摔死了亲生的女儿，那么，爷爷秉承了他母亲的气性，为了争取到中华民族的尊严，他摔掉了自己的乌纱帽跟随孙中山闹起了辛亥革命。
不过，理想主义者的爷爷，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却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回到老家临潼，办起了华清中学当了校长。这在很势利的现代肯定不会被人理解。而这位老人他对自己儿子的期望，则是让他继续他的革命事业，去开拓中国的民主、富强、独立之路。爷爷对国民党蒋介石很失望，批评甚至谩骂时而有之，老人家以为只有与帝国主义势力不妥协的共产党，才能实现他的梦想。
也许是一种巧合，爷爷17岁考中了秀才，父亲17岁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青团。那是在1932年的红军时期。不过，从一开始父亲就只从事地下工作。这是为了充分地利用爷爷的社会资源。1937年组织上安排父亲考入成都黄埔军校，毕业后进入了国民党军队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四五年身份暴露这才去了延安。父亲是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员，他是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人物。
为了谱写这一段历史，父亲差点付上了生命代价。非常可悲的是，此后他并不被自己人所信任，象大多数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一样，一旦回到了“家”，受过欢迎之后，便开始了永远是副职的历程。
在延安警卫团他是副团长，进军西藏他是副队长，在宁夏军区他是副部长，转业到地方银行他又是副行长。
1980年他离休时，组织上有人让他看了自己的档案，这才知道几十年来“家”里人，对他采取的竟然是“控制使用”的政策。
我为父亲感到冤屈、不值，我问过他：你如果跟了国民党会怎么样？
他摇摇头说：“怎么可能呢？”
上个世纪80年代，我遇到一位高人给我算命，他看过我的面相与手相后说：“你爷爷起码是个秀才，家境不错，到了你父亲这个家就破了，只是你父亲还在做官。”
爷爷创立的那个家，一解放先是被公社化了，成分被定为富裕中农。到了1964年社教时，工作组又把家里的成分改定为地主，发动群众先是斗死了我伯父，随后又逼的我姑妈选择了自杀。我父亲很难过，他给当地组织写申诉信，却把祸水自然而然的引向了自己，弄得他在本地参加社教工作组所担任的副组长职务也被撤掉了。
父亲一定很难过，可是他一言不发，从社教团回来，脸色乌黑只是说：“这种搞法不对头，家庭成分高就不让人活了吗？”
他说在社教中遇到两个是地主成分的小孩，父母已死沦为弃儿，无衣无食，让人看不下去，他向社教团反映希望帮助孩子一下：“两个小孩全是解放后生的，他们剥削过谁呢？”然而，撤掉他职务的人说：“老刘，你站错了立场。”
父亲一直是个很亲民的领导干部，与部属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没有受到群众冲击，成立革委会时他被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并且破天荒地做了正职的省工交组组长。不过日子不长，他就因为得罪了军代表被解职了。父亲亲民，到了公交组便与工人打成了一片，成了好朋友。谁想到有些工人联名给军代表提意见，意见不被接受，反被军代表记上了名要搞成反革命集团。而理想主义的父亲，此时不保皇、不保军，偏偏要保护工人。结果工人总算没事了，他却被赶回了家，直到最后办了离休。
爷爷希望他的儿子继续他的革命事业，能开拓中国的民主、富强、独立之路，应该说没有错。可是，一代、两代、三代人也难完成这项事业。与帝国主义势力不妥协的共产党人，在特殊权力面前未必能够真正做到无私无畏。自命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恰恰成为了最多侵占工人利益者。
父亲的晚年很寂寞，他本来话就不多，后来就更不说话了，整天只练毛笔字，先楷后草。在他去世前，他的毛笔字已经写的很有功力了，只是没有写成幅的字，没有给后人留下他的作品。我有时很自责地想：我那时为什么不求父亲给我写幅东西呢？他也许希望我这样求他一次呢？
我曾为工作问题求他帮忙，可是被他拒绝了。他们那一代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不谋私利。从那以后我没有再求过他什么，以至于连他的字也没有求过，现在想他的时候只能看他的照片了。
父亲先是突然患了脑梗，几年后又得了膀胱癌。
父亲那时已经不会说话了，身体高度浮肿，甚至会从扎过的针眼里流出水珠来。
他走的时候我没有流泪，可是后来我还是大哭一场，甚至一哭哭到了现在。我知道，爷爷的理想传给了父亲，却没有能够传给我，更无法传给我的后代。我不知道这是有福、还是无福。
也许，理想主义者生存的时代真的过去了，未来社会需要平庸、顺从，即便需要反抗，也是首先为了自己。
父亲没有想去做老师，也没有希望儿女继承他的事业------我相信，他因本身的经历对从政产生了反感，于是在无意中他也改变了儿女的宿命。
他有七个儿女，如今全部做了百姓，没有再出一个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