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相声奇趣之侯宝林最忌讳的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0:24:55

16相声奇趣之侯宝林最忌讳的事   

据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教授、侯宝林的文友薛宝琨讲,侯宝林大师一生最看重的是两个字——尊严。为把相声由“玩意儿”擢升为“艺术”,他努力了一辈子;为把自己由“说相声的”变为“艺术家”,他奋斗了一辈子。他说:“说了一辈子的相声,又经历了×××××,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尊严——是一点做人的尊严、一点艺术的尊严,人老了尤其如此。”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您知道吗?  

由于他对尊严的格外看重,所以,凡是让他觉得有损尊严的任何一件事,甚至是一句话,他都不满,甚至气愤。他最讨厌的、最反感的、也是他最不爱听的,是别人当面儿叫他“侯宝林儿”。“林”字作了“儿化韵”处理,在他看来不是“亲昵”,而是“轻蔑”。他认为“侯宝林”和“侯宝林儿”不一样,后者含有“小”、“贱”的成分,同贬义而不是褒义。他所以如此看重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对“玩意儿”一类的语言太敏感,太讨厌了。也是的,旧社会人们去看曲艺演出,会说:“走,看玩意儿去!”他就想过:艺人是“玩意儿”?还是艺人的艺术是“玩意儿”?  

所以,他讨厌在“侯宝林”的后边加上一个“儿”。比如,他在屋内与人谈兴正浓,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哎,侯宝林儿!”他会立即中止谈话,虽然,由于自己的身份所致而不会动怒于人,但往往会露出一脸的不悦。他曾对薛宝琨说:“‘文革’的创伤无论多甚,却不及一个‘林儿’字伤害最深。”  

一次,由薛宝琨陪同他在南开大学讲课,轰动了整个校园,对他的讲授,师生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也非常高兴,因为他看重的是“相声”走进了高等学府,曾被当做“玩意儿”的相声艺术,受到了高等学府师生们的喜爱和狂热追捧。为了这一天,可以说他是沥尽心血。从首次进入北京大学,继而又走上了南开大学的讲台,他为相声艺术的正名兴奋不已。  

为感谢他来讲课,南开大学的几位领导到其住处看望他,高度评价了他学识之渊博,讲课之幽默,内容之深刻,反响之强烈。可是谁知道,一位副校长一句不经意的“先生,您来一段儿”又伤了他的自尊,他立即回答说:“对不起,我是来讲学的。”言外之意:希望你能尊重我,想听相声吗?去剧场买票,我们再也不是“玩意儿”,任人呼来唤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应该肯定那位副校长是喜爱他的相声,才请他“来一段儿”。说这句话也是无意的,并不是对他不尊敬,但他给予的是反驳和不悦。对他的所言、所为,我极为欣赏,也非常敬佩。因为他知道自相声艺术诞生以来,曾给难以计数的观众送去了欢笑,而且充分发挥了其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项功能,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尊重;把这一艺术形式奉献给观众的演员也应该受到尊重。对于任何形式的不尊重,他绝不允许。  

他如此看重尊严,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有着不能遗忘和难以医治的创伤。  

他是苦出身,曾进入戏班子学戏,三个月后,只有20岁的他,白天随师在“天桥三角市场”卖艺,晚上还要背着患有残疾的师兄串巷子(也叫“串窑街”。“街”读gai)——到妓院卖唱,换取几个小钱儿。再大一点,他学相声了。而此时的他,每当脑海中出现串巷子时,嫖客和娼女嬉笑,甚至是蔑笑的画面,他就感到那不是卖艺,是在出卖自尊!因此,他在步入相声生涯之后,时时不忘,处处维护的是自身的自尊。所以,他的相声词语干净,并不说“臭活”,追求的是文明和高雅。  

比如,1945年,他和郭启儒首次到天津,以《空城计》和《改行》作为“打pao戏”,一炮走红。他在天津一直干了5年,成为天津五档最火的相声之一。后来他回忆这段历史,说:“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在天津我混出了个好名声。什么名声?那就是人们说:‘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脏话很少。’”  

侯宝林自爱自尊,是一种骨气的表现,因为他要的不仅是自己的自尊,也是相声行业整体的自尊。在舞台上,他也是维护中华民族自尊的典范。日伪时期,国土沦丧,满目疮痍。他无比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强盗,也非常痛恨认贼作父的汉奸。对于他来说,因为他格外看重尊严,才迸发出了灵感,排演了一个又一个新改编的相声段子,进行抨击和鞭挞,为自尊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