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议林总几句话（24A）－－梁遇春

不过，后来胖帅慢慢适应了，军事才能虽然说不上很强，大概也就仅仅比粟裕强一些。

913后，胖帅自然也进行了揭发，有人说不好，那当然，揭发材料当然不会好。

胖帅有个录音，内容还是蛮丰富的，涉及到了不少事情，，，，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采访，并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一次，记录的同志把记录稿拿给我看了，记录大体上不错，但还是再讲一次更准确。有些时间、地点，记得不那么清楚，人名也记得不清楚了。因为我这个四川腔，他们听也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８月１０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２０００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１２０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就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这个连长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１２０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我们到了信丰、安远之间，当时是赣南特委来人接头。我们就问附近敌情。他们说附近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刘士毅一个旅驻在赣州，这是个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又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茅坪搞了一个红色区域，在红色区域周围有一两百里路，敌人侦探进不去，进去就杀掉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去？我说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你们给我们带路。那个时候，我们就靠沿途地方个别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帮忙，他们给我们带路送信、打探敌情，一直把我们带到大庾县城。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８００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１９２２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

朱老总那个时候比较乐观，他在讲话中说：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现在等于１９０５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我就当过军阀。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我在云南当军阀，在四川要争地盘就打仗。现在新军阀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他的讲话，士兵都喜欢听，这对起义失败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朱老总在带领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任何时候，这一点上我都是要给予证明的，没有他，这个队伍可能就溃散了。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８月中旬才去，１０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像耒阳、永兴、资兴、宜章、郴县五县大暴动，打了两个胜仗，把许克祥一个师打垮了，又在郴州消灭了唐生智部队的两个营。湖南这个地方好招兵，街上插个旗子写上“招兵”，就有人来参军。

当打下宜章时，我们改编了队伍，挂起红旗，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王尔琢为师参谋长，把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营，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朱德的教导团和从潮汕逃出的叶挺、贺龙部编为第三营。以周子昆为第一营营长，袁崇全为二营长，肖劲光为三营长。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湘南暴动时，毛泽东派了一个特务连来郴州联络，连长就是徐彦刚。这时，我们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又联系上了。湘南暴动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时，林彪就提升营长了。

当时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决定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井冈山为依托，向湖南、江西机动。湖南敌人来进攻，我们向江西机动；江西敌人来进攻，我们向湖南转移。看哪一方面来的，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的话，我们依靠井冈山可机动转移。这样，我们部队算是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摊起铺来睡觉了，不像潮汕失败下来那样如釜底游魂，东走西走。在宁冈打土豪分田地，宁冈群众拥护红军。这时，在井冈山四个县出现了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高潮。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土地革命运动又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

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了，要队伍向湘南打郴州，用２００支枪守这个山。毛主席不同意，说湖南省委坐在长沙，来指挥井冈山的军事斗争怎么能行？２００支枪怎么能守井冈山呢？结果否定了。毛主席决定依托井冈山展开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建苏维埃和赤卫队，分土地，建立根据地。杜修经趁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带领这个队伍脱离井冈山，冒险攻打郴州。我在那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那时是军委书记，如果我不发令，湖南省委代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同意了进军湘南，主要是对在井冈山开展根据地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不想耐心做群众工作，仍然想打大城市，大干一场，战略上犯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进入湘南，郴州打开了，部队进城了。但由于没有进行追击，也没有很好地警戒和安排，敌人在黄昏时反攻，我们又被打出来了。结果二十九团跑回宜章，跑散了，跑掉了一个团，那时有千把人，装备得较好。如果我们坚定的话，没有郴州的行动，留在井冈山，二十九团是不会搞掉，那时可在井冈山打张轸的部队，完全可以打一个大胜仗。因为三十一团１个团就把张轸打败了，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集中在一起，完全可以把张轸１个师歼灭。所以，对此我的错误是很大的。部队退出郴州后到了资兴，后来发生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等人的叛变，把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打死了。这时就准备将林彪提起来当二十八团团长。如果王尔琢在，是不可能提林彪当团长。毛主席当时看到队伍跑到湖南去了，又知道郴州战斗的失利，担心这个队伍不回井冈山，便带着伍中豪的第三营来找这个队伍。那时，有一部分同志不想回井冈山，就在桂东、沙田这一带转来转去。我说无论如何要回井冈山，回井冈山我作检讨，因为我是党代表，我负责任，甚至处罚都可以。湘南失败的教训说明，部队脱离了根据地很危险，还是井冈山可靠。

后来，把队伍拉起来，在桂东同毛主席见面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队伍听到毛主席来接，大家都欢呼说，毛委员来了！非常高兴。毛主席在下山时跟三十一团的官兵说，我们同二十八团第二次会师，不要去讲他们的缺点，他们在郴州战斗失利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对他们要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所以，三十一团一来非常亲热，两支部队会合了，有了相互的依靠。毛主席见到我，就对我说，我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会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放心。我对毛主席讲，我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次失败我要负责任。毛主席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招棋子，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我们到桂东后的第二天下午发生了敌人袭击，打了一个恶仗。林彪在这个战斗中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他不打这个仗，三十一团可能退不出来——三十一团住城里，他住城外。结果，三十一团安全撤出。毛主席在桂东城外等队伍，林彪也退下来了。那时，毛主席对林彪不熟悉，他就向毛主席报告敌人已被打退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如果不打，三十一团就退不出来，非打这一仗不可。毛主席说，你做得对。后来，毛主席问我这是哪一个？我说这是林彪，现在准备提升当二十八团团长。后来，回到井冈山，林彪就当了二十八团团长。这样，部队又回到了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毛主席立即加强了对队伍的政治工作，部队得到很大的整顿。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毛主席同意了，所以正式形成文件时变成八项注意，这也是林彪有点好的表现。那时，毛主席对我说，看来你还是要回二十八团去，你当军委书记抓这个队伍。我回到二十八团后发现，这个林彪尽管他提出六项注意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任何地方都要打一个鸡子吃，所以我们政治工作很不好做。我批评他说这怎么行，如果打土豪，分腊肉、鸡子，也要师里分，也不是由我们团来分，你每到一地都要打一个鸡子吃，这是不行的。他对我很不满意，认为破坏了他的威信。我说你这个威信，我就要破坏。因为他是从连长、营长提起来的，我当然对他不客气了。我说，你这样做怎么能当好这个团长？他很不高兴也不听，说我破坏他的威信。

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挣着抢钱，他才跑脱。

井冈山时期有三次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在龙源口，一仗把敌军收拾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湘南一出击，把张轸的部队打退了；第三次反“围剿”时，朱培德和鲁涤平组织了包括广东军队在内号称三省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作出重要决定：现在我们是在湘江（赣江）之间，中间有个井冈山，机动地区太小了。湘江、赣江都不能徒涉。井冈山到赣江有一二百里路，顶宽也只有四百里路。井冈山到湘江，最宽也只有四五百里，最窄的两百里，有千把里路长，北到长江，不好逾越。南到五岭山脉，跨广东、湖南，比较利于机动。毛主席说，赣江以东这个地区最好，是赣水的上游、闽江的上游、韩江的上游、安徽麦弋江的上游，还有信江的上游，上游都是水，能徒涉。这个地区共有１００多个县，有很大的山，很多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南昌，我们可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大家同意了主席这个主张。

１９２９年，过了除夕（元旦），部队就出发了，当时是漫天大雪，队伍经过整训，气势很壮。毛主席说：这次我们出发，要等敌人包围了井冈山，一下子冲出去，给敌人一个冷不防。我们沿这个山隐蔽着出去，如我们到大庾，敌人才发现我们，起码要三天才能到达。我们在大庾城还可以搞点群众工作。然后，我们向东，敌人可能估计我们从大庾回井冈山。结果我们向东，出其不意。我们的计划是很周密的，安全占领了大庾。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能来，那晓得到下午４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这件事只有我和毛主席知道，毛主席完全可以回忆得起。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到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那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毛主席说：“这次从井冈山撤出还是太仓促了，我们应该在井冈山以一个营分散打游击。这样下到赣南一带没有依靠，很不好办。如果这一仗打好，当然就可以在信丰、南康一带开展大局面。”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晚上到了杨梅，已快深夜１２点了，要马上行动，不能在这里休息，可能明天拂晓前发生战斗，要很快脱离这个地点，可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刚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了。

后来，到龙南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林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