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及其赏析

 《故乡的野菜》是周作人人小品散文的名篇之一，通过对家乡野菜的描写，勾勒了一幅幅浙东古朴清纯的民俗画卷，流露出品花赏草的闲适情趣，也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情怀念。
文章的开头极力申述对故乡并无特别的情份，是一个“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周作人的这种极力的淡化感情的做法，其根本就在于他的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也体现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生活态度和审美理想，从作品来看，文中并非无情，相反地常常是有有一种情切温暖
2 知识性和趣味性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周作人是富有的，他的知识不仅在于丰富的书本知识，更在于他丰富的生活常识。文中不仅介绍了故乡三种野菜，更介绍了与之相关的风俗民情，所以文中表达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吃了，而是一种吃的文化，是“吃文化”背后的故乡的风俗和内在的文化含义。实现了野趣和雅趣的结合
3 此外，本文将民谣童谚、中外典故不露痕迹的将其点缀在短小的篇幅中，语言简洁，联想丰富，选材从平凡琐碎处着手，加之作者心境的平和冲淡，使本文显出周作人小品文一贯的平和冲淡的风格。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赏析
　  周作人善于摭拾人所不言的小题材，信笔写来，无不成趣。《故乡的野菜》即写出了故乡的风俗，且带着清新的野趣。
    在这篇散文里，作者不惮其烦地介绍了习见于故乡的荠菜、马兰头、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紫云英，它们的形状，颜色与用途，以及围绕它们而展开的浙东民俗。而文中引述的“荠菜马兰头，姐姐嫁在后门头。”“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野趣也真沸沸十足。这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王阮亭评梦梁录，亦谓其文不雅驯，盖民间生活本来不会如文人学士所期望的风雅，其中不能中意自是难怪，而如实地记述下来，却又可以别有趣雅，但此则别为他们所不知者。”然而如果全部“如实地记述”，大概要夹杂一些恶俗的东西，这就需要作者笔下长眼，要有分寸，要有取舍：“浙东扫墓用鼓吹，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不家虽没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紫云英与杜鹃的花束，”用笔极其简练明净，从而传达出作者的审美情趣。由此可以见出，以质朴的语言对民俗的东西忠实地记述，以存野趣；以独特的审美标准去芜存精，是这篇散文以及周作人若干散文野趣为雅趣的契机之一。还不仅仅如此，周作人往往把浙东的民俗推广到深厚的文化背景里去。《故乡的野菜》虽然只不过千二百字，引文却占据了将近六分之一。其中他征引了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顾禄的《清嘉录》，以古证今，把浙东民俗提高到文化史的层次从而古今打成一片。由于作者独特的生活体验，喜欢以东洋的习俗中土比附印照，譬如主到黄花麦花果时即以日本的“御形”做比，“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而在记述紫云英时又引证《诽句大辞内》充分体现了作者渊懿的常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从而又把浙东的民俗放置一个横的文化比较的剖面了。这样，也使作品带有明显的笔记体散文的特色。
    这是一幅淡雅悠远的风俗画。故乡，家居时不曾感觉，背井离乡的人却很容易感到于那一方山水的独具魅力。作者对故乡三种野菜饶有趣味的追忆，就洋溢着浓烈的乡土气息，但故乡风物负载着的沉甸甸的乡情，却都隐匿在平白朴素的言语背面。
　　话题从故乡的辩识打开，故乡被推为遥远背景上朦胧的一幕，强烈的乡情从而淡化，给全文定下了感情基调。妻子不经意的一句话竟勾起作者遥远的记忆，荠菜、黄花菜和紫云英从记忆的深层到意识的表层。
　　作者用白描的文笔介绍了故乡的野菜，它们的形状、特点、俗名、学名、用途以及文献的记载，旨意当然不在做纯植物学的研究，而是努力从中挖掘出故乡特有的生活情趣。故乡的野菜很多，作者单单举此三种，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这三种野菜不再仅是区域特产，它们身上积淀着乡土习俗，构成了特有的区域文化景观。
　　写荠菜，作者首先抓住人们常见、常吃它的特点，仔细描写了妇女小儿边采食边歌咏的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这是浙东特有的生活享受。接着，分别引述了《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有关荠菜花的民风民俗，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用黄花麦果制成的黄花麦果糕或茧果也是浙东的特产，作者引用了一首浙东方言的儿歌来赞美，恰切地传达出浙东儿童那种天真的馋相，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用茧果做扫墓的供品也是浙东特色吧，作者从而联想到日本的“草饼”的风味，于是发出“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慨叹。紫云英最显眼的是花，作者写了花的传闻，尤其写了小孩对花的欢喜之情，富有浙东的区域色彩和乡土气息，当然，更具文化意味的还是紫云英作为上坟船的装饰，在这种文化仪式中，紫云英明显地被剥去了物质外壳，获得一种符号的意义，这个符号是相对浙东文化系统而言的，只有放在这个特定系统中，才能有正确的解码。
　　作者把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来考察，从中透视浙东特有的乡土风味，这对远在北京的游子来说，别有一种意味。笔下是故乡的野菜，心头实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纠缠在对故乡风物的欣赏与赞美之中，但回顾总有种“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有遗憾与依恋。欣赏与赞美越多，遗憾与依恋越深，这份乡情也就越发醇厚、深沉。周作人笔下无一“情”字，也无抒情笔致，却写出了血浓于水的乡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周作人（1885～1967）
简介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同见《谈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