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始末3

九

主席很快也觉察到军队大乱会对自己造成不利，便通过对五一三事件的处理，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等人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先稳定各总部然后再及各大军区。不久，他们有幸成为了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后来与黄永胜、丘会作一道，并称为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但在九一三事件以后也一同受到了牵连。但实际却并非如此。

军委办事组的设立的确是在林副主席提议下成立的，那是因为杨成武陪同主席南巡，日常工作需要有人处理，最初的成员有组长杨成武、副总长吴法宪、叶群、丘会作，还有其他几个人，黄李二人则是在次年三月杨成武垮台以后才入选的；而且当时军委常委仍然办公，办事组的权力并不是很大，但他们却清一色都是红一军团出身，正是主席亲手创建的老班底。其中，黄永胜同志参加过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他原名叙钱，由于主席平生讨厌“钱”字，赐名勇胜；在上将中还有一人享有如此殊荣，他就是许世友同志。黄永胜在红军时期的资历虽然还说得过去，但肯定比不了杨成武和杨得志。到了四野以后他也并不是十分受宠，反正最初的四个兵团司令里并没有他，他的地位其实一直与韩先楚等人不相上下。建国以后，由于他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而那时许多高干冬天都去广州避寒，林彪也常去，接触自然多些，但非要说成是同党就显得十分勉强。丘会作在红军时期还是个红小鬼，是总理把他从保卫局的枪口下救了出来，在长征中总理险些不治，是他和陈赓等四人用担架抬了总理四十天，那可是过命的交情。而在东北他只是一个纵队政委，和林彪恐怕说不上几句话。林副主席在1959年提名他取代洪学智上将担任总后勤部长恐怕还是冲着总理的面子，他在文*革初期实际上起到了林、周之间联络员的作用。李作鹏在红军时期只是个搞机要的，直到辽沈战役后期由于堵住了廖耀湘才荣升纵队司令；吴法宪是个政工出身，在四野里也只是个纵队政委，他能受到林副主席的赏识，主要还是沾了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光，那才是林副主席的心腹爱将呢！让他们掌管军队，后来进入政治局都是毛主席的主张，而在九大以后发觉军队的权力太重而逐渐对他们产生了疑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不应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林副主席一边。

主席在武汉的七二0事件中非常狼狈，在总理的保驾下仓皇转移，虽然主席很清楚军队的命并不那么好革，但事到临头即使再不甘心也必须忍耐，不得不终止一度想武装左派的念头，并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王、关、戚这三只替罪羊来安抚总理和军方。文*革初期的动荡局面终于有所改观，停止了大规模的上访、串联，学校也开始相继复课，但社会生活仍然很不正常。长期的动荡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思索，历史进入1968年以后，各种思潮相继涌现，其理论水平要远远高于一年多以前遇罗克的《出身论》。左派代表杨曦光认为中国革命本身就极不彻底，要发动一场巴黎公社那样的彻底革命。而右派代表姜明亮等人已经敢于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和江清同志，并且对主席也不乏微词。但他的见解中确有合理成分，例如：地方上对于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各取所需，名曰一句顶万句，实则屁用也不顶。右派分子中要数广西的刘振武最为大胆，他把毛、林说成是自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分裂出来的“派性中央”，其中的许多观点非常尖锐。例如：既然党内混入了那么多的黑帮、走资派，其最高领袖何以就是完人？所谓两条路线之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内讧而已。他还说，派性中央高喊要立新功，实则天天卖旧货。总之，对文*革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

主席对文*革陷入胶着状态深感不安，在推出三结合新体制的同时，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将红卫兵驱逐了事。鉴于武汉事件的教训，他首先从军队系统着手，打倒了杨成武并任命黄永胜同志担任总长，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多人都觉得不可司思议。其实，杨成武垮台主要原因还是他的个人素质问题。首先，他忽视了“臣失密则亡身”的古训，主席曾对他私下评价过几个老帅，不料杨成武回到北京之后就把这话传了出去，借以向老帅们讨好卖乖。当他听主席对林彪同志略有微词的时候，就主动开始疏远林副主席，而且他顺竿爬的愿望实在太强，对于资历相当的同志没少在暗中施展手段。为了打倒肖华，他不辞辛苦，搜集证据，并送交到主席手里。最为关键的是，他的虚荣心实在太强，据说承蒙主席或江清召见以后，逢人便说，沾沾自喜。久而久之，便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林副主席对他的忘恩负义也有所觉察，明确指出，人一失去了感情，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导致他下台的直接原因可能与他力保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同志而得罪了江清有关，在对老部下与其他同僚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山头主义的倾向过于明显。因此，主席和江清连续开了四次小会，决定将他打倒，却让林副主席主持大会宣布命令。林副主席对杨成武并未绝情，明确告诉他可以偕家眷离京，并且仍然是副总长。随后，军委办事组也进行了调整，黄吴李丘从此掌握了军队的实权，但这在当时完全是主席的意图。由于军委办事组的清一色，致使不少人对林副主席产生了不满；聂帅曾就杨成武的“后台”问题请示过主席，主席对他进行了安抚，于是聂帅豪气顿生，当即就向林副主席兴师问罪。林副主席由于政非己出，当然说不清楚，但这又是主席的决定，不便明说。便示意杨总是不到他这里来，实际上是说他的问题与自己无关；不料聂帅却更加深了误会，继罗瑞卿的问题之后，林副主席再次背了黑锅。因此，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清将刘少奇的材料送交常委审阅的时候，把刘说成是叛徒、工贼、内奸，五毒俱全。林副主席便在报告上作出了如下批示：“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清同志致敬”。既点明了事情真相，同时也为挂名担任专案组长的总理解了围。由于政局多变，林副主席比过去更加谨慎，在不建言、不干扰、不吭声，主席画圈我画圈以外，对凡是涉及赞扬他的宣传一律予以制止，历史上的权臣该忌讳的东西他都格外小心，而惟一的目的仅仅是保全首领于乱世而已。

十

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国际局势异常尖锐复杂。主席在九大召开前夕毅然决定在珍宝岛主动出击，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遏制了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又想在备战的紧张气氛下统一全党的思想。主席在备战的同时，又让陈、徐、聂、叶四帅研究问题，以便集思广益。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则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也奉命参与其中，共同向林彪同志汇报。但是陈与张姚的观点截然相反，陈认为文*革的主要目的均已达到，所以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他所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陈是文*革的受益者，而且自知地位已经到顶，无望再进，所以希望保持既定格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林彪同志之所以支持他恐怕也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张、姚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还要继续革命，而且他们也比较了解主席的想法，三结合的班子中真正的造反派并不多，由于两派斗争激烈，结果被后来奉命三军两支的军方白捡了便宜，从而严重地偏离的既定的目标，于是他们便指责陈的报告是惟生产力论。陈毕竟熟读马列，再加上有副统帅的支持，便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姚是伯恩斯坦似的机会主义，一味运动而没有目的。但是主席认为张、姚的稿子合乎自己的想法，便亲自加以修改并予以采用，而对陈则根本不屑一顾。林副主席深知个中滋味，继续革命说不定真的要革了自己的命，所以他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而已，事前竟然根本就不屑过目。目前的史书中对陈、张之争总是一带而过，只说他们闹矛盾，而林彪支持陈。其实，只要将陈伯达所拟定的题目公布出来，其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

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各自为战，我国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左右逢源，而最糟糕的选择无疑是两面受敌。但遗憾的是我国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这与主席在赫鲁晓夫身上的失策有很大关系，虽然赫鲁晓夫最多只是个二流政治家，但他却是苏联这个强国的领导人；主席虽然傲视群雄，但中国的国力却远远落后。所以当时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主席却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与苏联闹翻，并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国际任务，应该说是典型的慕虚名而遭实祸。九大对国际形势做了异常严峻的估计，主席明确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而四位老帅的分析报告则是在10月以后才出台，陈老总关于利用中苏矛盾打开中美僵局的天才设想无疑对主席产生了影响，但那些都还是后话。

八月中旬，苏军在新疆裕民地区对我实行报复性袭击，我军巡逻分队三十余人全体阵亡，此前还有消息说苏联正准备对我实施核打击，形势欲发危急。虽然主席通过连续进行核试验然后秘而不宣的办法，对苏联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不容否认，一旦开战，我方仍然处于明显劣势。九月中旬，中苏两国达成协议，确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林副主席鉴于近代战争的经验，担心苏军利用节假日对我实行偷袭，于是在国庆前夕召见军委办事组成员及总参负责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同志，对北京周围的机场防御作了紧急部署；并且明确指示，虽然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好八成要开战的准备。随后，又亲自乘坐飞机，视察三北防线。当时，根据主席的指示，军委办事组成员掌握军队实权，黄、吴等人都荣任政治局委员；刘、陈、徐、聂、叶五位老帅虽然都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参与军机的权力。办事组中数黄总长的军事素质高，但他在上将之中不过位居中流而已，只不过比某些丘八略胜一筹。林副主席身兼国防部长，只得亲自出马，如果此时还考虑什么韬光养晦，那可真是对党和人民的严重犯罪了。

十月中旬，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主席十五日离开北京去武汉，林彪同志随后转移到了苏州。大约是在十七或十八日，林副主席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其副部长的座机进入北京上空的时候突然对我指挥机关实施核打击，也就是所谓的斩首行动，随后大军跟进突袭。便紧急指示留守北京的黄总长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建立精干的指挥班子并立即进入战斗岗位等等，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同志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战斗号令，也许是为了卖弄文采或拍马屁吧。主席是在林彪向黄总长下达命令的次日才接到了汇报，这在特殊时期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由于当时的通信手段还不是很发达，如果事前请示的话很可能会因为耽误了时间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实上林彪同志与主席之间在战争年代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主席这次却以为自己的统帅权威受到了挑战而异常震怒，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副主席的猜忌之心无疑更加严重了。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某些要员的疏散与“林副主席一号令”本来没什么关系，但有人总是胡说林副主席别有用心，想乘机迫害老干部。

1970年以后，毛林之间的关系异常微妙，林副主席逐渐沦为主席关注的重心，他的举动完全落入了主席的视线，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与林副主席的谈话记录引起了主席的高度警觉。他们之间的谈话其实并不复杂，武元甲在向林副主席请教对美军作战方略的时候，林副主席所谈内容的中心就是一个“熬”字，也就是说要坚持持久战，长期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应该说这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是极为出色的战略，也是“两寇并存使其斗”的传统谋略。因为越南历史上最担心的就是来自北方的威胁，他们在内战中当然要依靠我们，而一旦完成统一，便会对我不利。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主席、总理尚在的时候，越南的黎笋一伙就开始倒向苏联，力图对我实行牵制。所以林副主席要他们与美国及南越对“熬”，无论如何也是老成谋国之术，但是大智与大奸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皇甫惟明曾对唐玄宗讲：“边境有事，则将吏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主席在对林副主席产生怀疑的情况下，难免会往最坏的方面去推测，从此便不把林副主席视为纯臣了。这件事情对毛林关系的影响非常重大，主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对越南人说，有人（指林彪）劝你们把美国人抓住不放，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却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关于这桩公案，1979年的中越之战已经判明了是非，证明了林副主席的先见之明和毛主席在外交上的重大失误。那么，林副主席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呢？据说当年的新疆军区司令尤书金同志对时局深感不安，除了边境的紧张局势以外，中央还规定凡事都要向北京的外交部请示，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可能引发中苏大战，所以军区司令的权限十分有限，这也是造成裕民事件的根本原因。尤司令为此曾向林副主席当面请示过，林副主席安慰这位老部下说，边境的紧张局势并非都是坏事，也能够提高军区在中央的分量。毛林二位的政治智慧当时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不是林副主席造成的，他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理应为国分忧。之所以不避嫌疑挺身而出，潘太史认为是忠心可鉴。但遗憾的是主席当时却另有考虑，认为林副主席是居心叵测，意欲借助外敌之势以求拥兵自重，最终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

十一

第二次庐山会议无疑是毛林失和的关键所在。从表面上看，是否继续设立国家主席是问题的焦点，实则不然。主席事先的确说过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是在九大上，毛主席曾当众说要推荐林彪同志担任主席，搞得林副主席诚惶诚恐，连忙起立拥戴。由此可见，所谓退位决非主席的本意。所以林副主席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并要求毛主席出任，完全是一种拥戴行为，而且主席最初对林副主席的建议也并无异议，他让秘书传话说问候林彪同志好。有人说主席从来不走回头路，他对曾经担任过的国家主席职务断然不会有什么兴趣。不过国家的名器并非儿戏，毛主席当然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但他自从1959年以后，只保留了党内职务，在国家机关中并未任职，客观上的确有些名不副实，对于主席深感不便的接见外宾等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授权他人的方式加以解决。主席虽然后来又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想法，但很可能是由于劝进工作还不到家的缘故，历史上不也有三让而进的典故吗？

有人认为林副主席劝进是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才是真，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市场但却禁不起推敲。第一，国家主席历来是个虚位，并无实权。刘少奇由于并无实力，当国家主席是有利的，他可以借助这个虚名为自己张势。但是林副主席要是当了国家主席，其效果正好相反。因为林彪同志当时已经掌握了军队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一旦成为国家主席，还想继续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恐怕绝无可能吧，毛主席完全可以推出一名老帅来取代他主持军队工作，分明是在慕虚名而遭实祸。历史上有许多皇帝为了解除大将的兵权，都采用过这种虚崇其位而实收其柄的做法。再说，毛主席完全可以让国家主席承担许多外交礼仪，如果林彪同志称病，正好可以把他挂起来。1976年年初，叶帅明明身体没什么大病毛主席不要向全党公布他身体不适、需要养病并让陈锡联代为主持军委工作吗？如果林彪同志硬撑的话，则可以让他出访阿尔巴尼亚等国，然后在国内从容布置岂不更好？所以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拥护林副主席这一提议的人太多，显示了强大的号召力，如果放任下去，一旦林副主席带头发难，局面就会不可收拾，因此主席才会不顾一切地加以反击。

张春桥无疑是庐山会议上的风云人物，他即使未获主席的授意，至少在事前也与主席有所交流并猜出了主席的意图。主席那段时间出于防范林副主席的目的，极力想削弱他的影响力，便对林彪同志很多特有的做法和语言表示了反感。在八一建军节的社论中，陈、张之间又对一处语法修辞产生了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最后总理交由主席裁决。主席虽然让人圈掉了那四个字，其实却非常不满，他认为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其实，从语法修辞的角度看，陈的主张比较有道理，“领导”就包含了指挥的意思，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则是将二人的关系并列了；如果改成“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协助指挥的”，虽然更加突出了主次关系，但与史实恐怕略有差距。因为解放战争期间协助主席指挥的应该是总理，抗战期间主席身边根本就没有战事，林副主席也因为受伤而脱离了战场。所以说为了突出毛林，而又以毛为主的话，陈的用词并无不妥。但主席对这样的提法也心生疑虑，恐怕多少有些杯弓蛇影之虞。张春桥既与常委陈伯达结怨于先，又因为《宪法草案》与吴法宪同志发生了争执。他主张去掉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明显带有林彪印记的语言，这虽然是主席的意思，但他却故意不说，也许是出于卖弄或矜持吧。结果不但令吴拍案而起，也引起了一致公愤，就连主席身边的汪东兴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陈老总自然不会放过出口恶气的机会，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这三员上将分别写信给林副主席，要求对张春桥这个乌龟王八蛋予以惩戒。许多与张有过结的同志则四处串联，一时群情激奋，要求揪人，声势十分浩大，其中陈伯达为了报争宠失利之仇，表现得不遗余力，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主席后来形容说“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运转之势”，并没有说错，但可悲的是，主席却认为众人在跟着林彪起哄，虽然名义上在指责张春桥，而实际上却把矛头对准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