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始末2

五

林彪同志在高饶事件中亲身见证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在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风浪中更是体会到了主席的政治智慧，他在政治斗争中学习政治，很快就完成了军事家到政治家的转变。政治斗争当然讲求路线，但更重要的则是实力，而林彪同志在这方面的天赋的确很高。他对主席是信服的，但对保存实力看得比什么都重。当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主席要他调出些部队增援红十五军团，他死活不干。以至于主席一怒之下，撤了他的职，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在四平战役中，他置主席严令死守于不顾，多次如实汇报不可死守的理由，在廖耀湘突破了外围阵地，部队面临危险的时候，林彪同志一边上报，一边从容指挥部队撤退，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部队实力，为不久以后的胜利反攻奠定了基础。最后主席也对此予以了认同，在战争期间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与此相反，当年西路军的负责人陈昌浩同志由于背上了路线错误的沉重包袱，处处服从命令听指挥，结果却断送了整个西路军。主席后来也对他有所安排，但充其量就是个马列编译局的局长。所以在政治上，关键的问题还是实力，单纯强调忠诚是毫无用处的。

林彪同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由主席点将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经历了十年的政治洗礼，林副主席无疑是参透了毛泽东思想。主席的施政方针是扶弱抑强，保持平衡，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高、饶、彭等人都是因为意欲进取而招致大祸，而自己却通过韬光养晦反倒加官晋爵，所以在主席面前时刻保持弱势才是重中之重。但是，由于林副主席进入了决策中枢，也就再一次进入了主席的视野，许多事情容不得他一相情愿。主席在请他出山的时候，林彪同志表示推辞，还是借口身体不好，结果立即就遭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并且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说林彪同志就是不愿承担责任。当然，林副主席身体的确不太好，虽然没有身患绝症，但战争期间遗留的创伤却使这位元帅无法承担烦琐的日常工作。为此，主席还特地配备了一个强大的军委领导班子，规定林帅、贺龙、聂帅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以罗瑞卿取代黄克诚同志担任总长、军委秘书长。并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分工，林在家林主持，林生病则贺主持；聂帅负责军工及科研。贺龙、罗瑞卿之所以能够重返军界，表面上是得力于庐山会议有功，而更加深层次的原因仍然是维持军内派系平衡的考虑。其中，罗瑞卿虽然是华野出身，但并没有什么军功可言，只是一个政委的角色而已，他的优势在于长期负责保卫和公安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信任。

鉴于这种彼此牵制的格局，林副主席虽然在军委中处于强势地位，但根据主席一贯扶弱惩强的既定方针，便处处以弱势的姿态出现。除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外，就是强调主席一贯倡导的政治建军的原则，发挥精神原子弹的作用，而对日常性事务则并不过问。“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相继出台，学习“老三篇”蔚然成风，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林副主席的这一整套治军方针不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不愧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例如1962年，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发挥精神原子弹的作用，在对印度的作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林副主席主席军委工作期间，我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军民关系也最为融洽，是我军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不仅如此，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也逐渐从军队走向了全国，对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极大地净化了社会环境。文*革初期之所以在急剧的动荡中社会的基本秩序仍然保持了稳定，林副主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林副主席从不发表意见，只是到了主席的确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挺身而出，尤其是在1962年 的七千人大会上；此后不久，他又主动提出养病，军委日常工作则交由贺龙处理。可以说在文*革爆发以前，主席对林副主席是非常满意的，对他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六

从1964年开始，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立场不稳，有与刘少奇政治结盟的嫌疑；陈云同志由于对经济形势过于悲观，早已受到了冷落；朱德同志则因年事已高，已经逐渐淡出政坛；总理的政治经验最为丰富，而且深悟中庸之道，凡事不到万分稳妥他是不会做的。由此可见，主席在常委之中并不占绝对优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刘少奇长期把持党务当权，在中央及地方都有不少追随者，这些党棍、政客们经过多年的修炼，大多老奸巨滑，把中央的命令加以合乎自己利益的过滤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反右、大跃进，以及四清运动中他们就是凭借这个手段，完全瓦解了主席的部署，把对他们的整风完全转嫁到了群众身上。因此，如果主席亮明观点，在中央全会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很可能会是一场“惨胜”，要么是刘派大员坚决抵抗，哪怕他们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客观上也是党的一次严重分裂；要么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最后只是以罢免几个人就草草收场的话，无疑会遗祸于将来。当时的许多地方诸侯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在原则问题上搞首鼠两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很典型。

刘少奇当时也很清楚自己处境不妙，他也采取了不少对策来保护自己，现在的宣传总把他说得非常被动与无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他知道自己的弱项是在军队方面，因此对贺龙、罗瑞卿百般笼络，并且颇见成效；以致于贺龙在巡视部队的时候，总是拿少奇来压人，并且声称根据宪法，刘少奇是国家元首、军队统帅。他对罗瑞卿也是封官许愿，并含沙射影地说国防部长非常重要，不应长期由一个病人把持；还许诺说，将来的国防部长非罗瑞卿莫属。但军队毕竟是主席大大本营，刘少奇的这些小动作自然无法保密；于是主席决定在大举进攻之前，首先巩固阵地，清除内部隐患。第一个目标理所当然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目前的流行说法是罗瑞卿之所以下台是主席听信了林副主席的诬陷。从后来掌握的材料看，这种说法非但不符合事实真相，而且还是赤裸裸的捏造。

倒罗的部署始于1965年，应该与《海瑞罢官》的酝酿同时或稍后。由于罗瑞卿自恃主席、林副主席的信任，身兼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长、副总理等十余要职，党政军几乎没有他不参与的事。他党内排名在聂帅之前，军内的排名在叶帅之前，这就助长了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恶劣作风。本来，叶帅为战备问题下了很大工夫，理应在会议上做总结，不料罗瑞卿却以会议主持人的名义做了总结发言。令叶帅的一片心血付诸东流，在盛怒之下，便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主席以及林副主席告状；主席便顺势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副主席的过度放权提出了批评。因此，林副主席当即命令总参，不得以个人名义做什么总结。罗瑞卿这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连夜求见并做检讨；林副主席虽然已经知道他犯了众怒，引起了诸多老帅甚至是主席的不满，还是以帮助的态度让他加强通气，为了引起他的足够重视，还宣读了党章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出于对罗瑞卿进行挽救的目的，林副主席又命令总参，暂时不要传达他的指示。关于这一点，当事人杨成武后来做了说明，可惜罗瑞卿仍然执迷不悟。到了十一月，随着姚文元文章的出笼，两军决战之日越来越近，罗瑞卿的问题也就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他在问候江清同志时得知，主席对各地（尤其是北京市委）拒绝转载姚文非常震怒；于是连夜就向刘派大将，也是他在书记处的同党彭真告密。结果《北京日报》竟然与军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从而引起了主席的极大警觉，当即就把叶群同志叫到了杭州并当场摊牌，指责罗瑞卿既非军委主席，又不是副主席，在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有什么资格做总结；还说那么多元帅、大将都无事可干，而罗瑞卿却党政军都要插手。由于罗瑞卿重返军界是林副主席的建议（黄老的情况也一样），而且平时林罗两家的来往比较密切，所以叶群当时被吓得半死，连忙顺杆爬，说罗瑞卿对林彪也非常不敬。主席原来对林彪总是称病虽然不满但也没办法，这次发现了叶群的机敏正好能够加以利用，于是便令她呈文汇报，并且规定林彪同志如果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替出席会议。但是令林副主席始料不及的是，在十二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反对林彪的名义打倒了罗瑞卿，并解除了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同时命令林彪再次出山，并让叶帅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反罗最力的杨成武出任代总长。林副主席在这场风波中又一次领教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所以在次年江清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就再也不上当了。当主席亲笔在“江清同志主持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的时候，林副主席在向军委常委批转这份文件的用语简直精妙无比，他是这样说的：“送上江清同志的信和她召开的座谈会纪要”。实践证明，林副主席的确对毛泽东思想领悟最深，不愧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林彪同志曾就主席的这种作法总结如下：“他先给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修改你的意见，无中生有，完全捏造，今后当小心这一招”。

七

1966年，主席为了争取军方的全力支持，将所有能用上的老帅都封为军委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如既往，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并且说出了“一句顶万句”的名言。但是林副主席对为臣之道却始终恪守不渝，决不在今君与储君之间搬弄是非，尤其是对储君的废立问题上更是置身事外，毕竟高岗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因此，对主席具体的倒刘部署，林副主席都没有参与，象首都工作组的设立，都是总理牵头，由叶帅、成武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在具体操办。直到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在总理的多次请求之下，林副主席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其要点如下：

1，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要靠夺取政权来巩固和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乞求恩赐。

2，政权是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3，我们的社会还是在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我们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头脑中的反动思想。

4，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农村有自留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

5，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几个月来就是做这个文章。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6，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这虽然是一篇即兴讲话，但却一语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终极真理。毛主席是一名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他深知“阳儒阴法”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成功经验，因此总是强调路线第一，其实主席最为关注的并非是什么空洞的路线问题，而恰恰是权力。主席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到遵义会议之前的三年里，尽管路线正确但却因为不掌握实权，结果非但一事无成，还险些成为瞿秋白第二，性命不保。所谓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云云，还不是看掌权者的导向吗！毛主席在看到这份满分的答卷以后，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提前出师，其心情是复杂的，在给江清的信中表示不安，从而对林副主席产生了不必要的疑虑，那个当年被自己训斥为“你懂什么”的娃娃，现在已经完全弄懂了师傅的心思，非但如此，他还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是个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这或许就是毛林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也许是看到讲话整理稿之后，林副主席也意识到有些问题说得太直白了，不够含蓄，便又躲到大连养病去了。直到是年八月，在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刘少奇正式宣战以后，才在主席电令和总理的亲自劝说下回到北京勤王。

主席对他这种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态度无疑是不太满意的，但大敌当前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便只好采取加官晋爵的办法，把接班人的桂冠转戴在了他的头上。本来，储君的废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少也要履行一个手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立即就召开党代会显然时机未到。于是总理就主动提议，今后只允许林彪同志继续以副主席名义见报，而其他人则只称常委，总算勉强解决了这个技术上的难题。但是，林副主席对主席公开号召造反显然有不同意见。当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因为在反罗斗争中出力但未讨好，便鼓动作战部长王尚荣中将一起炮轰总参党委的时候，林副主席在征询了总理的意见以后，立即就做出了组织处理，从而保证了军内尤其是各总部的稳定。是年国庆，陶铸同志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主席反映军校的文*革运动死气沉沉，镇压群众，当即就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林副主席只好下令军校要向地方学习，但同时却命令军队不准介入地方文*革。主席对此当然不满意，所以后来想方设法也要把军队拖下水。

由于张春桥急于争功，对安亭事件予以了肯定，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合法地位，直接造成了上海市委及华东局的严重混乱。虽然主席在此之前就有把文*革引入厂矿的打算，但既然主攻的方向是刘少奇，而华东诸侯由于陈毅、谭震林以及柯庆施的渊源，大多数都不是那条线上的人，例如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直接在主席领导下工作过。所以使得文*革偏离了既定方向，虽然乱了敌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乱了自己，结果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却先垮了台。虽然他们也有自身的问题，错把文*革当成了又一次反右，但打击面骤然扩大终归不是什么好事情，从而使不少人对刘少奇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产生了共鸣。林副主席曾经保过陶铸，告诉他要被动被动再被动，但那一辈人对权力实在太痴迷了，要他们主动休息比什么都难受，所以也不能都怨别人。同样，贺龙对总理类似的劝告也是无动于衷的。

八

在陶铸等人垮台之后，军队也受到了冲击，江清、陈伯达在军委碰头会上指责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肖华以及北京军区司令杨勇都遭到了抄家。林副主席为此特地召见了江清，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也是诸将帅大闹京西宾馆的心理基础，并且在在徐帅的要求下，口述了军委八条命令，严禁冲击军事机关。主席面临二帅“逼宫”，当即照准；但几乎就在同时，鉴于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保护会场，主席又批转林副主席马上执行，派兵支持左派。并且郑重地说：“军队不介入是假的，应该支持左派，以前命令一律作废。”不久之后，又颁布了《军委十条》，主要内容是则是强调一律不准开枪，不得随意捕人。总之，军队还是按照主席预先的设想，卷入了地方的文*革，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三支两军运动，但这是林副主席无法抗拒的，虽然他也参与了十条的制定。当然，主席为了对军方进行安抚，对江清同志也不疼不痒地批评了几句，这是导致“二月逆流”的诱因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等人相继死于非命，林副主席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于是毅然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军队的干部，总后勤部长丘会作中将就是第一个受益者。

在林副主席以外的老帅之中，陈老总的政治水平最高，叶帅当时还不是太行。他已经感到了文*革的可怕，在刘邓陶之后，恐怕还有更多的人会受到冲击，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刘邓的错误再严重，也比不上他当年利用民*主的方式把主席赶下了台并取代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吧。所以陈老总迫切希望对文*革降温，并且提出对刘少奇的问题要在党内解决，家丑不可外扬。与他看法相同的不乏其人，谭震林同志由于曾经在华东主政，对老部下陈丕显等人挨整早就心怀不满，便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怒斥罪魁祸首张春桥，但他充其量还只是个急先锋而已。陈老总联系延安整风，提到“昨日功臣，今朝祸首”才点出了问题的本质，揭了主席惯于拉一派、打一派的老底，并且也应看作是对文*革新贵们的规劝。陈老总毕竟革命多年，对毛泽东思想的掌握虽然赶不上林副主席、周总理，但与其他人相比还是很有水平的。震林同志当晚还给林副主席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之所以敢出头，是由于在井冈山时期就坚定站在主席一边，所以就处处以老资格自居，总觉得主席不至于为了个把张春桥这样的笔杆子就不要自己。殊不知这正犯了主席的大忌。是年四月，江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得明白，要为人民立新功。可见主席对吃老本的行为是何等地厌恶。

结果主席在听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汇报之后，立刻就发了雷霆之怒，并放出了重上井冈山的狠话，事情全然没有回转的余地。在总理的斡旋之下，几位老帅、副总理被迫检讨。而在江清奉命向林副主席传达主席指示，并要他小心自己地位也不稳的时候；林彪同志除了把谭震林的信件转交主席，并轻描淡写地说震林近日思想糊涂堕落之外，就没有了下文。文*革开始以来，林彪同志无疑是在思索，既然文*革的目标刘少奇等人已经靠边站了，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并且越演越烈，许多老革命都相继垮台了呢？

林副主席毕竟对毛泽东思想领悟最深，终于在几个月后找到了正确答案，那就是文*革恰恰就是要革革过了的命的命。由于主席年事渐高，已经失去了继续打持久战的耐心，况且建国以后，对那些当权的干部们也不知道教导了多少次，可他们就是不肯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而总是热中于当官做老爷，总不能年年上大学但永远也不想毕业吧。根据老人家一贯扶弱抑强的思维轨迹，这次运动大概要搞得彻底一些，并不只限于党内高层范围，而是要推广到整个社会，甚至是改变国家的体制。其实，这种事情对政治家可能说来复杂，但在文学家的笔下却叙述得异常清楚。老舍在三十年代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猫城记》，其中有着精彩的描述：猫国的阶级对立相当严重，全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即有裤子阶级与没裤子阶级。没裤子阶级认为社会不公而发动革命，剥了有裤子阶级的裤子穿在了自己的身上，但那些没剥到裤子和被剥了裤子的人又以同样的理由把刚穿上裤子的人打倒。主席出身平民，对敲骨吸髓的强势集团历来就极为痛恨，为了与他们斗，就必须把大量分散的弱小势力加以统和，才能化弱为强，战而胜之。幸运的是，历史给了主席充足的时间，让他完成了对弱小力量的整和并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但是不久就发现，跟着自己闹革命的泥腿子刚进城就学会了地主老爷的派头，在劝说无效之后，就必须再革他们的命，为了随时革掉别人的命，自己就要永远保持最强的状态。但是主席偏偏就是最痛恨强者，总是站在弱势的一方，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主席有一天会自己讨厌自己，进而革自己的命，也不知道与托洛茨基鼓吹的不断革命论有什么必然联系？但这不是走火入魔又是什么呢！是年三月，林副主席显然处于思索中，本着一贯紧跟的作法，他只能空洞地表示支持，说什么文*革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