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始末4

十二

主席在九大会场上看到全场红宝书与绿军装，不可能没有感触，再加上外电有关军阀官僚执政的报道，更是忧心冲冲。于是要林副主席也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并提到了张春桥。但是，对张春桥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军功、只会耍笔杆子的文人，林副主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历史上虽然有君为臣纲的说法，但是君主也要信守为君之道，皇帝当然有废立太子的权力，但他也必须在诸位皇子至少也要在皇族中选择，而绝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传位给宠臣。林副主席早就说过自己不配当这个接班人，愿意随时把这个位子让给更加合适的同志。如果主席明言或暗示将来要树立毛远新同志，林副主席非但不会有什么异议，而且还会竭诚拥护，因为这样才更能成全他千古忠臣的美名。但是张春桥是个什么货色呢？他在理论上的确很有水平，但在历史问题上多少有些不明不白的地方。最为要紧的人，此公心胸狭隘，在九大期间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竟然指使华东组的党羽对德高望重的陈老总百般攻击。按照主席的一贯作法，如果林副主席对此不明确反对，肯定又会把树立张春桥说成是林副主席的意思。这样一来，林副主席不但在那些曾是他师长的老帅面前名声扫地，在老部下那里也是无法交代的。但令人遗憾的却是，主席当时把张春桥视作惟一可以继承自己理论衣钵的传人而百般呵护，所以当发现有人要揪张春桥的时候便动了雷霆之怒，其程度甚至比在“二月逆流”的时候还要严重，不仅提出了严正警告，还说要辞去中央主席。后人常说主席发动文*革，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实这句话用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才比较贴切，主席利用个人权威而压倒了全党一致的意见也只有这一次。至于大受非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从组织原则上讲并没有违法，虽然有很多中央委员未能出席，但毕竟还是达到了法定人数。主席当然不会对大家明说，张春桥就是我的代言人，反对他就是反对我。于是便以设立国家主席和陈伯达称颂天才为突破口，并把久违了的马列主义也抬了出来。拿陈伯达开刀是因为他虽然厕身常委却是个文人，没有什么实力，如此先弱后强，各个击破，正是毛泽东思想精华之所在。伯达老兄当了替罪羊，庐山上第一号倒霉蛋自然非他莫属。陈老总也因为力主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人而遭到了责难，主席甚至把他们说成是“二陈合流”。陈老总历来坚持独立思考，对主席也从不迷信，结果却在文*革开始以后屡遭批判，本以为这次可以借助拥护主席的名义狠狠地回敬一下张春桥这个恶棍，不料却又“犯了错误”。这对他的精神造成了严重打击，结果不到两年便郁郁而终。

十三

随后，主席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林副主席，让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检讨。本来，黄总长上庐山是在主席开始反击之后，按理说他连作案时间都没有，应该不会犯什么“错误”的。所以主席对他一开始是寄予了厚望，但黄总长却毫不掩饰对张春桥的反感，这使主席对军队更加不放心了，于是加紧了倒林的部署。下山以后，主席不但对吴法宪、叶群等同志的检讨不予通过，而且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由于文*革初期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组长在北京军区转过几个地方，于是这时就被主席晋封为北京地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明令黄总长及李作鹏副总长参加北京军区的会议，实际上就想通过抽骡子惊马的办法迫使他们就范。不过这几位军头毕竟才经历了一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当然清楚刘少奇做检讨的下场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按照主席凡事肯定做到底的习惯，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未必过得了关，还必须牵扯到林副主席才能算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且还要编造得有声有色才行，主席对他们的严厉批评不过是围城打援而已。

在主席的一再指责下，黄总长等人不得不在1971年2月召开各总部及军兵种会议并做“自我批评”，随后又递交了书面检讨。但是主席并没有丝毫的松懈，他在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的检讨上更是做了异常严厉的批示，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由于林副主席深知主席对北京军区历来非常重视，所以他从来就不插手，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同志原先是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后来隶属华野，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主席仍然不放心，结果把军区司令和政委都打成了反革命。但是林副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对主席有过任何非议，而且平时深居简出，要抓把柄还真不容易。所以主席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说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其实，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在洋人面前屡战屡败而丧失了自信心崇洋媚外表现，而马列主义就好象是为了打狗而顺手抄起的棍子，但很多人就把这个洋菩萨捧上了天，就连一贯以“忠臣”自诩的罗瑞卿也不例外。而正是林副主席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将其从马列主义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但主席目前却在以林彪作为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一贯原则，对林彪同志的一整套做法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且亲口否定自己是天才，为了逞一时之快竟不惜自毁长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更是对自己发生了动摇，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悲剧。

十四

林副主席毕竟对毛泽东思想悉心研究多年，其水平不在主席之下，他深知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打草惊蛇，从而再次祭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法宝，千方百计地引他先出手，以便师出有名。由于林副主席一贯以拥护主席的姿态出现，而一旦反目则难免为世人所疑，正面交锋决无胜算，于是高挂免战牌，既能够争取时间以待主席清醒，又能够以哀兵的姿态出现，博取同情。如果和解当然最好，即使要打最多也只能是等到时机成熟，联络诸侯，实行“清君侧”。

主席的外围战显然不太成功，于是便在3月下旬请总理出马，率领军委办事组一干人前往北戴河向林副主席传达指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够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并现身说法地暗示林副主席应该做检讨。林副主席仍然十分从容，坚持拥护主席的一贯方针，支持吴法宪、叶群按照主席的要求重写检讨，但对主席要他出面的要求却不予理睬，因为他对主席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本领是一清二楚的。主席在接到总理汇报之后非常不满，又对黄吴李丘四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他们已经到了悬崖边缘，能否回头全靠自己；但同时也看出从他们的检讨之中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也就只好作罢了。

十五

毛林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五一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据说林副主席身体不适，原本不打算出席，是总理再三劝驾才勉强赶来的。他坐在了主席的对面，但主席却旁若无人地与别人谈话，林副主席就在几分钟后不辞而别。由于摄影师来不及为二人拍摄合影而受到了总理严厉的斥责，这在为人谦和的总理身上实属少见。有人据此便说林副主席是在公开场合发泄对主席的不满，这实在有些牵强附会。毛主席倒是在1966年国庆节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刘少奇攀谈了十多分钟，结果又如何呢？也许是林副主席也下定了决心，打一场局部战争，如果把问题限制在与张春桥的争执上，民心或许会站在自己一边，而象刘少奇那样装熊的话只会自取其辱。

虽然主席通过改组军委办事组、改组北京军区、批陈整风等手段发动了强大攻势，也就是所谓的掺沙子、挖墙角、搬石头，但林副主席仍然不为所动，阵脚未乱。主席为了打破僵局，再次离京南下，到处找当地的军政大员谈话，公布与林副主席之间的分歧，并不断上纲上线，显然还是为了敲山震虎。果然，林副主席在各地的老部下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将消息送到北戴河，林副主席久经沙场，当然明白兵法讲究虚实的道理，仍然从容应对，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叶群和林立果毕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以为马上就要大祸临头而匆忙采取行动，结果导致了纯属意外的九一三事件。

主席在江南发现了某些“异常”现象而决定采取提前回京的断然措施，目前看来他的担忧纯属小题大做。当地方诸侯亲耳听到了主席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训话以后，为了表明立场，说一些对林副主席不利的话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种恶性循环却十分可怕，势必会造成三人成虎的假象，严重影响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判断。目前的史书中说林副主席在9月初下达了武装政变的手令，林立果不但预谋在南线暗杀主席，还要在北线对总理、诸帅以及江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手。把林副主席父子完全说成了穷凶极恶之徒，可惜这种说法本身的漏洞实在太多，根本不合情理。

十六

我们可以用反证法的方式进行推论：第一，为了落实政变计划，必须确保在南北两线同时动手并一举成功，时机很难掌握。再说，即使抛开江清等人不谈，总理和各位老帅平时并不在一起，目标太多，决非林立果指挥几个“教导队”就能完成的。况且当时老帅们并不得志，他们为什么都上了名单而某些掌握实权的人却不在其中呢？这倒很有事后为林副主席树敌的嫌疑。第二，黄吴李丘等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异常反应，林副主席要搞政变，即使突袭得手也要掌控总参以及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怎么会不考虑他们呢（要么拉拢，要么除掉）。就算象某些人说的那样要劫持他们去广州另立中央，为什么不提前打发他们当中的1-2人先去呢？这大概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怀疑吧。第三，搞政变不能只靠空军中的几个人就能完成吧？林副主席究竟动员了哪几个军区司令、军长、师长呢？如果好几年都查无实据，那就只能认定那场政变完全是子虚乌有。第四，林副主席既然要搞政变，首先自己要确保暂时的安全，他至少应该到一个可靠的军部去，而不应该继续留在北戴河。第五，即使政变成功，林副主席怎么对部下解释他的弑君行为，总不能说主席、总理以及诸老帅同时都出了意外吧？反对毛主席者全党共诸之可是他的名言啊！

有人在林副主席身上找不出原因，便喜欢在林立果身上做文章，但他的问题充其量也就是纸上谈兵。很可能是他年轻气盛，说了一些大不敬的话，生怕主席回京之后会治他的罪而已。至于那天晚上飞机到了蒙古坠毁，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蒙古并不是交战国，《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尚在有效期内，所以不能给林副主席定叛国的罪名。人要活命无可厚非，尤其是考虑到要为家族留下根，况且林副主席当时对飞机的航向也未必知情，据林立衡同志说他是在服用安眠药不久受了叶群及林立果的挟持。也许他们事先曾经考虑过万不得已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但是叶群却没有掌握好时机，飞机并未做好充足准备就强行起飞。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也很荒唐，有人说林副主席一家死于暗杀。其实，这种事情很难绝对保密。即使主席真动了杀机，但他也指挥不动部队把枪口对准林副主席，因为执行人当然要考虑后果。同样，林副主席如果要对主席动粗的话，也指挥不动一兵一卒。况且，毛林都是伟大的军事家，他们一生经历阵仗无数，但从未用过暗杀手段。有人还把责任归咎总理，其实毛林交恶对他有利，他对刘少奇那样的落水狗都不愿再打，何况是军界巨头林副主席呢。所以这件事情用意外来解释最为妥当，但其后果却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首先，使毛主席的威望一落千丈，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破产，并极大地破坏了毛泽东思想完整性，严重动摇了中国人民的信念。其次，使主席失去了对政局的绝对制约力量，并严重地打击了主席的自信，削弱了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基础，致使教条主义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得以死灰复燃。

十七

事实证明，主席在九一三事件后方寸大乱，直到一年以后才开始公开批判林彪，为了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便将也许与林立果有关的“五七一工程”公诸于众，但这份“罪状”的许多条款却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例如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党内斗争如同绞肉机等等。总之，正面批判林彪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事实上在挖主席的墙角，亲痛仇快。当然，也有一些人的确对林彪破口大骂，其中有的是不明真相，而更多的恐怕是在指桑骂槐，幸灾乐祸。所以当人民日报的王若水根据总理的意图，把林彪定性为极左的时候，主席意识到了危险，便让张、姚等人出面予以制止，并说林彪是极右，但是这样一来由于与事实相距太远而难以服众。于是主席决定发挥自己在史学方面的优势，把林彪与孔子联系在一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这样一位武人与孔圣人相提并论，不知究竟是褒还是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后来，江清又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将这场运动转化成了批周公，把矛头对准了总理而引发了公愤。事实上，当时的所有非主流力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希望寄于总理了而对主席已经是离心离德了。主席对军队也不再指挥自如了，只能通过“移镇”的方式加以制约，也就是大军区司令对调。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老粗也认为不妥。所以主席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而很多老干部确实也在积极准备，等主席一咽气就大显身手。主席让小平同志复出实属无奈，为了对声望如日中天的总理进行制约也只得如此。小平同志起初也想紧跟主席，对总理的批判也相当严厉，说别人是可望而不可及，只有总理是既可望又可及。但不久以后，由于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界，他认识到力量的对比正在向总理及老帅的一方倾斜，而主席一方的惟一优势就是主席本人尚在而已，所以这个实用主义者便再次与主席分道扬镳了。主席虽然看出了小平将来必然会见机而作，但如果惩处得太重的话对自己将更为不利，因为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根本意识不到他以后会带来的危害，所以只好以罢官了事。

十八

主席晚年的心情无疑是异常凄凉的，但又苦于无人诉说，便只好在古籍中寻求安慰。据说主席对庾信的作品最为欣赏，《枯树赋》辞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消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年由于侯景作乱，庾信滞留北朝，伤痛欲绝。其《哀江南赋》曰：“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林副主席就好象是主席的影子，多年来一直追随左右，随着主席年事渐高，而影子却在夕阳下显得又长又大，主席心有疑惧，奋力一搏，极力摆脱之。但是当他终于再也看不见那可怕的影子的时候，也终于意识到太阳已经落山了。

对华国锋委以重任是主席生前所布的最后一个局，目的是想最大限度的团结中间力量，加强左派的实力。但是就连华国锋这样的蹩脚政客也识破了主席的用心，知道主席的真实目的是以他作为过渡，以便让江清等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接班。所以他非但不报恩，反而乘主席尸骨未寒而将主席的亲属几乎一网打尽。如果九一三事件是另一种情况，即林彪在苏联安全着陆并真的反对主席，恐怕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命运就是主席的最终结局。

总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战胜强敌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林彪同志的问题却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死结，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因此，只有为九一三意外事件平反，恢复林彪同志的应有荣誉，才能开辟毛泽东思想的金光大道。要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不能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能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能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目前有许多自称左派的人，总是叫嚣夺权，但却从来不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学习主席的权谋艺术，不理解主席加强中央集权的雄才大略。事实证明，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但文化大革命式的道路并不足取。只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