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百年言论史

　　船完全被撞翻之后也就不会沈没了。它的每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

“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桿子”

　　记得好象是鲁迅先生讲过过去的中国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是狭隘的政治史、战争史，一句话是权力争夺史，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史。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权利，所以我们如果要说中国的权利史，实际上那只是人民争取权利的历史。言论自由是人民的权利中最首要的权利，有无言论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在20世纪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回顾我们走过的多灾多难的道路，回顾知识份子争取言论自由付出的鲜血、汗水和其他沈重代价，写下百年中国的言论自由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书写言论自由史就是要摆脱以往历史总是局限於血腥争斗、也就是抢夺椅子的狭隘性，那样的历史无视人民的权利，往往以"胜者王、败者寇"的原则出发，不论是非，只论成败，只有统治者的声音，没有人民的声音，只有枪桿子至上，没有笔桿子说话之处。伟大的顾准在70年代黑暗的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桿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桿子".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殉道者的鲜血，和他们蘸着鲜血写下的一部人类追求真理的历史，人类至少还将在幽暗的年代多徘徊几个世纪。无可争议，殉道者的血迹要比学者的墨水来得珍贵。

　　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在秦始皇一统山河、书同文、车同轨之前，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无情战争与杀戮的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声音，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家，各放异彩，星斗灿烂。孔、孟、老、庄、墨、韩……，诸子百家，着书立说，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奠定了古老文明的根基，设馆授徒，宏扬学说，传播了文化因数，言论自由当然没有问题（这只是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也缺乏足够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嘴巴时的现象，东西方早期文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文化说穿了不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吗？

　　秦始皇奋长策而禦宇内，居四海为己有，焚书坑儒，只允许保留种树、卜巫的书简。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进一步确立大一统皇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言论自由这样不言自明的权利消失了，只留下"文字成狱、偶语弃市"的严酷传统。

　　在古希腊，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想像的，但即使在这个让后世人们心往神驰的西方文明发源地，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多数决定剥夺了生命，此外因为思想、言论遭到放逐的还有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等。辉煌的希腊文明，人类最早实践了民主的雅典和古罗马兴旺一时的共和国都象陨星一样陨落了。等待着欧洲的也是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那样的年代又怎么可能有言论自由！因此，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成为习惯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的人流了无数的鲜血，历经数百年才慢慢确立下来的。言论自由作为人类文明无可辩驳的准则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抗争，经过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在血与火中赢得的。报刊及以后新出现的一切媒体都是人民言论自由的载体，而不仅仅是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一句话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这样的自由确乎来之不易，所以才弥足珍贵。今天，在东西方许多文明国度已没有人怀疑这一原则，它已经和其他自由权利一起成为人类文明的坚强基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这些自由都属於天赋人权。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然前提，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都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也是无可争议的延伸。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就只是饭桌上的私下交谈，是个人在旷野中的独语，那绝对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报纸、刊物、书籍等其他媒体或公共集会等）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看法，而不是私下的议论与牢骚。没有思想自由，固然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独立思考，是思想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等自由，同样没有言论自由，因为言论得不到公开的表达与传播。

　　从这一意义上看，秦始皇以前的中国，虽然出现过诸子百家时代，但他们没有对言论自由的自觉，和古希腊一样是文明曙光期欣欣向上的一种短暂现象。秦始皇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帝王的权杖随时可以打碎任何自由的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十几轮回圈中，旧的王朝覆灭了，新的王朝又建起来，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秦始皇确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模式，没有改变焚书坑儒所开创的文字狱传统。所以千年仿佛一瞬间，丧失了一切民族创造力，至少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出现足以超越先秦诸子的人物。两千年也没产生几个能称得上异端的思想者（没有言论自由，就算产生了也被扼杀在无声无息的状态）。虽然我们也曾有过李贽的《焚书》、《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谭嗣同的《仁学》。党治国先生曾在《随笔》发表《埋没的思想读一读文中子王通》，介绍了隋末唐初王通"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思想，称短短一部《文中子中说》"是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李贽因《藏书》、《焚书》等着作，以“倡乱惑世”的罪名被捕入狱，谭嗣同为他的理想血洒菜市口，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从汉代太学生"诽谤朝政"到明代的东林党人，我们自古就有书生清议的传统，却没有发展为现代意义的言论自由，也从来没有人鲜明地提出过言论自由这一命题。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思想自由（闷在脑子中）、写作自由（写了放在抽屉中或藏之名山），而是发表自由（通过某些有效载体公开发表），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天然地具有独立创办这样的载体的自由。

言论自由未完成的练习题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天朝大梦。虽然腐朽的专制政权和国人依旧沈睡未醒。但那一刻开始中国的确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外於世界之外的可能性再也没有了，报纸这种西方文明的新鲜事物开始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最初的报纸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局限於港、澳、上海等地，个别中国人逐渐也开始接触这一陌生的行业，如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回圈日报》等。

　　如果按照中国几千年的老路重复下去，我相信永远也不可能诞生新型的作为言论自由载体的报纸。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造成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维新派）就出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意识到了近代报纸的作用，第一次运用这一全新的载体来传播自己的改革思想。如果说康有为契而不舍地上书、写摺子走的还是传统的老路，他们办学会、办报纸就是一条新的道路。《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应运而生，虽然多数报纸出世不久就夭折了，但如汪康年、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出了69期）生存时间较长，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国闻报》影响也较大，甚至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详细报道了百日维新被血洗的消息。经过维新派的努力，在光绪帝颁发的改革举措中就有允许官民办报的一条。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第一篇言论即是《论报馆有益於国事》（他流亡日本期间他所办的《新民丛报》等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

　　慈禧太后将改革的事业扼杀在血泊之中，曙光初露的言论自由也随之夭折。从那时以来，尽管北洋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却如出一辙。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也是一部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这条路上洒满了先行者的鲜血、汗水与眼泪，沈荩被清廷杖毙，少年邹容惨死狱中，死于陈炯明之手的广东报人陈听香等，死于黎元洪之手的淩大同，死于张宗昌等军阀之手的邵飘萍、林白水等，死於国民党之手的刘煜生、史量才、杨潮等。还有无数人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自由，因争取言论自由而遭受牢狱、流亡、失业、逃亡等各种各样的灾难…… 这一理想成为老大民族一道未做完的练习题。

血的见证：从沈荩被杖杀开始

　　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文明进步。在以往的史书中人们往往只重视那些怀抱宏大政治理想的献身者，他们毅然决然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重建的宏大敍事中，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我们不该忽略那些义无返顾、执着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殉道者。而且从本质的意义上说，任何狭隘的政治信仰都是暂时的，政治的信仰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而人类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永远的，它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只要人类存在，就将继续为争取和捍卫这些神圣的原则而奋斗。

　　在百年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纪念碑上，不仅铭刻着无数先驱者的姓名，也铭刻着那些曾流星般划过夜空的报刊。

　　我总是忘不了1903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先生在《苏报》发表的那些炽热的文字，少年邹容无所顾忌的青春呐喊，他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毫不含糊地向国人提出了创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尤其感动着我、震撼着我灵魂的是章太炎、邹容他们赴难时的表现，章太炎从容被捕之后，邹容本可倖免，但他毅然投案，在法庭上慷慨陈述，一丝畏怯也没有。邹容的作为让我想起了他之前谭嗣同拒绝逃生的凛然选择，想起了他之后秋瑾同样坦然地面对死神。我为本民族曾经拥有这样优秀的同胞一次次泪流满面，我为他（她）们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歌唱过、呐喊过而感到灵魂的温暖。少年邹容那一年只有18岁，他被租界当局判处两年徒刑（章太炎被判刑三年），最后惨死狱中，年仅20岁。他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赠他为"大将军".他的笑容永远停格在20岁如花的年华，但他的生命比一切即使活过了一百岁的苟活者更长久。在神圣的死亡面前，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忘不了言论史上惨痛的一幕1903年7月， “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太后雷霆震怒。沈荩被捕，刑讯之下“慨然自承”。但根据清朝法律泄露公文并无重大罪罚，加上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受到慈禧面责的权贵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打200多杖，“血肉飞裂，犹未致死”，最后用绳勒死。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是20世纪为言论自由而死第一人，消息传出，报界一片大哗，纷纷发表评论责问当局。天津《大公报》全文刊出沈荩的绝命诗四首，详细报道了他被杖毙的残酷一幕，还登载了各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时对此表示不满的新闻。远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写下了题为《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清廷不得不公佈沈荩病死狱中的谎言，并在上海各报发表伪造的“绝命诗”。

　　我忘不了鉴湖女侠秋瑾在20世纪初甩下的沈重而悲愤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忘不了"人血馒头"和绍兴古轩亭，老绍兴曾经是英雄辈出的地方（那块土地在20世纪给民族奉献了秋瑾、徐锡麟，奉献了鲁迅、蔡元培、竺可桢，这些足以让世世代代人们肃然起敬的名字）。可是近百年来，在一个优秀女儿倒下的地方"秋风秋雨"啊，可曾停息过？我们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过吗？1907年，秋瑾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虽然仅出了两期，就因秋瑾的被捕就义而停刊，但这是中国第一份女性报纸，倡导女权平等，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在上个世纪初的暗夜里她 地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先声。尽管这不是秋瑾被杀害的直接原因，但秋瑾为之牺牲的理想中当然也包含了言论自由的理想。秋瑾就义之后，面对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上海各报纷纷发表的客观报道与评论也许稍可告慰英灵於九泉之下。

　　我忘不了于右任百折不挠，在上海租界办报的那些日日夜夜，他办的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籲日报，特别是民立报直接呼唤了辛亥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转型。九十多年后重读宋教仁他们发表在《民立报》上那些热情洋溢的政论，我们依然会受到震撼。

　　他们通过办报实现自己言论自由的理想，不为权势所屈服，不为金钱所诱迫，在一百年前长夜如磐的清末，他们已深深懂得“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之天职” ，为此，《京话日报》的彭翼仲被发配新疆，《京话日报》及汪康年的《京报》、文实权的《公益报》等先后被封门。中国新闻史记载，仅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被禁或被处分，17名报人被监禁，100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或押解回籍，2名报人惨遭杀害。

滋养了少年胡适的《时报》

　　“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是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享受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特权保护下，与这种自治的外侨居住地内，中国的报纸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要素”。这虽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历史悖论，却无法否认。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中文报纸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1872年面世的《申报》 ，其次20多年后出现的《新闻报》，这份1893年英国人创办的商业报纸是最早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1899年由美国人福开森出资购买，聘汪汉溪为总理，他主持报馆二十多年（直到1924年11月积劳成疾病故），事必躬亲，经济独立是他抱定的办报宗旨。由於经营得法，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质设备也能并驾齐驱，发行量最高达二十万份。

　　在近代报业中心的上海值得一说的还有1904年6月狄楚青创办的《时报》，他聘陈冷、雷奋等为编辑，悉心研究新闻纸的改进，以独创的体裁横空出世，以“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的崭新形态在中国报业中心上海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使报纸与刊物在形式上分了家，说是革命性的创造并不过分，为其他报纸所纷纷仿效。在它的示范下，一切都无法再墨守成规，而只能力求改进。

　　虽然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鼎力支援（康先后付出了7万捐款，梁亲自筹划创刊），但《时报》挂的是日商的牌子，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近百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他们就懂得了这些早为西方报史所反复证实的原则，不局限於一党的喉舌，而是着眼於公正、客观、真实。《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写给康有为的报告，满纸都是对狄平子的批评，对梁启超的抱怨。我们不得不感谢梁启超当年的远大眼光，正是他确立了《时报》的路向，狄平子则忠实地守护了这些准则。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少年胡适的心中，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2个月后，《时报》就诞生了，17年后他还深情地自称“我这个同《时报》一块长大的小时朋友”，他回忆起当年读到《时报》时的激动和美好“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 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着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他补起来。”[《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13页] 从十四岁到十九岁，那六年正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我们完全可以说，《时报》对少年胡适的震撼、启迪、熏陶和滋养，是他成为精神巨人的重要源头之一。

　　《时报》浸透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凝结着无数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忱，正是他们哺育了这份具有近代气息的日报。它提倡教育，注重文艺，首创“时事短评”，“替中国报界开了许多先路”，它不仅以其短小犀利的时评和精彩的通讯革新了文体，赢得了读者（黄远庸为《时报》写的“特约通信”脍炙人口，这一形式也是《时报》开创的），而且“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胡适文集。3》，313、315页]毫无疑问，《时报》“打开了报界的新机”。狄楚青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闢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为当时的青年所欢迎，迅速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胡适的《十七年的回顾》说得好：“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文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着的小说，……《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於现代诗人的绍介，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胡适文集。3》313——315页]

枪桿子无视 《临时约法》

　　1912年颁佈的《临时约法》 第一次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写进了宪法，民国初年因此一度出现了办报的高峰。仅1912年全国就有500家报纸（大部分报纸都是政党的报纸），他们天然地认为报纸是“舆论代表”、“舆论之母”，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自觉地担当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天职，他们不仅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大总统。

　　遍地报纸和政党蜂起的现象（曾出现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共同构成民初的两大景观，这是人民一经得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后的必然现象。

　　但这部《临时约法》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它在第六条规定“人民有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又在第十五条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所谓“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都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为政府随时收回第六条第四项赋予人民的权利大开了方便之门。

　　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民国暂行报律》一出台，即导致舆论一片譁然，设在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通电反对："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签名的不仅包括了《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还包括了《民立报》这样的和同盟会有很深渊源的报纸。3月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国日报》发表《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逐条反驳，各大报纷纷转载。章士钊发表文章说：“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月9日，孙中山发出《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 内务部未经参议院议决就颁佈暂行报律，没有法律效力，予以否决。

　　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只是昙花一现，袁世凯接连颁佈的《报纸条例》、《出版法》就是套在言论自由之上的紧箍咒。民初中国，从南到北，即使在袁上台前，以言论被杀不是什么新鲜的事。1912年初，刚刚在辛亥革命中当上广东临时都督的陈炯明，就压制舆论，"拘留主笔，勒交访员".4月，《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两报主持人黄世仲、陈听香先后就被逮捕枪毙，报纸被封。1912年8月以后不到半年，黎元洪就先后查封了《大江报》等许多家报纸，该报编辑淩大同被杀。四川23家报纸被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福建《群报》主笔被捕、两记者被暗杀。绍兴《越铎日报》因为发表批评王金发的新闻和评论而被捣毁，报社负责人孙德卿被刺伤，另有17人受重伤，葛星驰"伤势过重，竟致惨毙".这年冬天以来，《国风报》编辑田桐、《民主报》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开封《民立报》的五名编辑、记者等都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被捕入狱的不计其数（如文实权、丁佛言、杭辛斋等）。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爱国报》因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语，社长丁宝臣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处死。袁世凯封不了上海租界的报纸，就下令各地不准销售，使它们被迫停刊。中国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有盛名的记者黄远生，坚持言论独立，标榜客观公正，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刺杀。

　　他们为争取言论自由流尽了自己的血，鲜血几乎渗入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所以我完全相信西方的言论自由是流了数百年的血争来的这样的结论。在戕害报人的凶手中不仅有袁世凯、黎元洪这样的旧官僚、旧军官，也有陈炯明、王金发这样的革命党人，这才是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

　　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捣毁，60个记者被捕，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总数一落千丈，从500家锐减到130多家。四年间，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清末的十三年。1916年底到1919年的几年间，因言论被杀的还是屡见不鲜，仅报纸就被封了29家，至少17个报人被下狱或杀害，可见言论自由并没有真正落实。

　　“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民国伊始，1912年3月，戴天仇在上海租界创办《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词激烈，读之令人兴奋”。4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１０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４月２６日起又连续发表６篇《讨袁世凯》。5月20日，23岁的戴天仇（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两天后，公共租界以“任意譭谤”的罪名拘捕戴天仇，虽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对此，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民权报之文字祸》，《申报》1912年5月26日，转引自《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33页]最值得一提的是，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

　　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1913年8月，《中华民报》社长邓家彦被租界当局拘捕，判有期徒刑半年，罚款500元。9月17日，该报被迫停刊。

　　然而，言论自由的空间毕竟没有被完全封杀，批评、反对袁世凯的声音还可以公开发表，对此一代枭雄也无可奈何。就在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前夕的复辟气氛中，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不顾袁的利诱威胁，以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如椽之笔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等予以转载，传诵一时。《时事新报》因为“力持公论，拥护共和”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取消邮局挂号，自10月23日起不能向上海之外发行，这是《时事新报》史上辉煌的一页，其言论与蔡锷云南举义“桴鼓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