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

文|慈玉鹏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在社会科学领域，文化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文化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认为，文化包含了人类社会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有人认为，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制度规则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还有人认为，文化仅仅涉及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最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一切痕迹，与自然相对；较狭义的文化排除了物质形态，但包括制度；最狭义的文化是人类稳定不变的价值观，即文化的核心。

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包含两种含义：一种与“文明”同义，是“对思想的提炼”，包括教育、艺术和文学；另一种含义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指的是社会成员思维、感情和行为模式的概括，即“社会行为的不成文的规则”，侧重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层面。后一种就是霍夫斯泰德在国家文化维度模型中采用的概念。为了同前一种文化概念加以区分，他把这种文化称为“心理程序”（mental programs）或者“心理软件”（software of the mind）。

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家庭、单位，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有一套共同的行为模式。作为个人，可能既是家长，又是企业员工，同时还是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人们不可避免地遵循着不同层次的行为模式。霍夫斯泰德指出，这些不同的行为模式，对应的是文化的不同层次，包括：国家层次、种族层次、宗教层次、性别层次等。在跨文化管理中，霍夫斯泰德以国家为单位考察文化之间的异同。有论者提出批评，认为他忽视了同一个国家内可能存在差异非常大的文化，如美国的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其差异可能比欧美白人文化之间的差异还要大。针对这些批评，霍夫斯泰德指出，“在文化差异的研究中应该慎用国籍变量。然而，它又常常是惟一可行的划分指标。……采用国籍作为标准可以说是权宜之计，因为获得不同国家的数据要比获得内部同质性社会的数据要容易得多。……只要有可能根据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来划分数据和结果，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也认为，以国家作为文化的研究单位有所不足。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有所不足的层次上，也可以发现许多问题。

霍夫斯泰德对国家文化的研究，采取的是社会学的分类法，从五个不同的维度切入，仔细区分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异同。五个不同的维度是指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阴柔气质－阳刚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短期导向，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文化维度模型。

权力距离维度

权力距离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员工是否敢于向经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下属认为上级的决策风格是专制式、家长式还是民主式？下属更喜欢上级的哪一种决策风格？通过让被调查人员回答上述问题，霍夫斯泰德计算出权力距离指数，据此确定一个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权力距离指数见表1（本表只包括26个国家和地区，更详细的包括74个国家和地区的指数表，可查阅《文化与组织》第二版汉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面的其他维度亦同）。

表1表明，多数亚洲国家（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亚国家）和南欧国家（包括欧洲三大半岛上的国家及其旧有的殖民地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较高，与之相对，多数西欧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比较低。霍夫斯泰德认为，在权力距离指数比较高的国家，社会成员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更高，弱势群体倾向于依赖强势群体（也有部分弱势群体出现反依赖现象，即常表现出过激的反抗行为）。家庭中强调顺从，学校中主张尊重师长，老师与学生的地位不平等，老师掌握支配权，学生不能过于主动，谦虚是一种美德。在权力距离指数较低的国家，社会成员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很低，人们尊崇的价值观是独立，主张弱势群体应更多地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学校中的师生关系犹如朋友，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得到更多赞同，为了真理，鼓励学生同老师探讨甚至争论。

在工作中，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的社会成员往往更容易接受等级制度，人们认为权力集中、严密监管、较大的收入差距都可以接受，并将管理者同下属之间的关系比作“父子”，管理者对下属严格要求的表面，套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社会成员往往认为个人在组织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低，组织成员注重权力分散、自主决定，难以容忍组织内过大的收入差距。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讲求实效，往往带有较少的感情色彩。

在政治生活中，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和地区往往比较贫困（法国、新加坡、香港是例外），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持，往往使用暴力或强力，政治权力被少数社会精英垄断，难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无权者为了获得政权，往往采取革命或者政变的方式。人们注重掌握权力，而往往忽视维护公民的权利，政治权力难以得到有效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较高。低权力距离指数国家一般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都建立起了比较稳定、完善的政治体系，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持，依靠的是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社会变革、政局更迭倾向于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由于存在比较健全的反腐败机制，官员的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般较低。

由此可见，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的国家在家庭、学校、工作、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存在深刻分歧，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在哪？哪些变量同权力距离的高低有关？霍夫斯泰德认为根源在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历史上被大一统的专制帝国长期统治的国家，其权力距离指数普遍较高，例如拉丁语系国家和东亚国家。相比之下，在罗马时代，日耳曼语系（英语、德语、荷兰语、丹麦语等）国家尚属于蛮族，不在罗马统治范围之内，部落领主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造成现在权力距离低的历史渊源。除了历史根源之外，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霍夫斯泰德发现，权力距离指数同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纬度、人口规模和国家财富存在一定相关性。一般而言，地理纬度越低，权力距离指数往往越高；国家人口越多，权力距离指数越高；国家越富裕，权力距离指数越低。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可以预测不同国家权力距离指数58%的差异。然而，这三者同权力距离指数之间，仅仅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而非因果关系，“它们无法说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也无法说明相关的两个因素是否是由同一原因而导致的结果”。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权力距离指数高的国家会不会趋向于降低呢？霍夫斯泰德认为，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有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均有下降的可能，然而，“各国之间权力距离的差异依然保持稳定，没有人能够提供证据表明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差异在缩小”，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维度

个体主义“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在信奉个体主义的社会里，个体利益优先于群体利益，在个体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群体利益。相反，在集体主义社会里，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而紧密的内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群体的绝对忠诚”。在任何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参加工作，必然存在某种动机，“对你来说，一份理想工作包括哪些最重要成分？你不必考虑自己当前的工作是否具备这些因素”。在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接受这一调查的员工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部分认为个人时间、自由和挑战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个体主义社会；另一部分认为培训机会、良好的工作条件、充分运用自己的技能最重要，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集体主义社会。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个体主义指数见表2。

表2表明，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得分都比较高，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得分都比较低。将表1和表2结合起来，可以发现权力距离指数高的国家，个体主义指数往往比较低；反之，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个体主义指数往往比较高，权力距离指数同个体主义指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霍夫斯泰德认为，在个体主义指数较高的国家，家庭教育重视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人们在成年之后倾向于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亲戚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公私界限分明，直言不讳受到鼓励，对于过失，主要通过个人的羞耻心调节，是一种罪感文化。在个体主义指数较低的国家，孩子从小被灌输一种群体意识，个体以群体的存在为前提，群体给个人提供安全感，成年人则应积极回报群体，帮助群体中其他成员。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往往资源共享，公私界限比较模糊。在人际交往中，要求含蓄，顾及其他成员的面子，以维护群体的和谐，一旦出现过失，群体的其他成员都会觉得“丢面子”，是一种耻感文化。

在学校中，个体主义社会的学生被要求积极主动，力争上游，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会学习，文凭能够提高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集体主义社会则主张谦虚是一种美德，只有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回答老师在课堂上的提问，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会做事，文凭是跻身更高社会层级的敲门砖。

在工作中，个体主义社会的员工流动率较高，雇用和晋升的依据是规则和员工本人的技能，员工与组织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都可以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解除契约，面对消费者，个体主义社会崇尚一视同仁。与之相对，集体主义社会的员工流动率很低，雇用和晋升要优先考虑“自己人”，晋升时，关系比技能要重要，员工与组织签订的契约往往是一纸空文，实际看重的是双方之间的道义关系，面对消费者时，往往存在“看人下菜”的现象。

在政治生活方面，个体主义社会倾向于信奉自由主义，个人的自由优于社会的平等，人权要高于政权，为了维护人权，主张限制政权，崇尚自治，以防止政治权力过多干预私人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社会不能假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个人利益，个人的自我实现是最终目标。集体主义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往往心怀戒备，社会的平等优于个人自由，国家民族的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往往倡导“舍小家，顾大家”。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政权往往不能得到有效制约，统治集团往往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谋取私利，损害公民的人权，每个人是作为群体的一份子而存在的，群体的和谐发展往往成为终极目标。

霍夫斯泰德认为，个体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在家庭、学校、工作和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分歧，源于历史上经济生活的不同类型。历史上狩猎、捕鱼为主要经济形式的社会，往往是同现代个体主义社会相对应；历史上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社会，到现代往往表现为集体主义社会。另外，霍夫斯泰德还发现国家财富和地理纬度同个体主义指数存在相关关系。国家财富可以解释不同国家71%的个体主义指数差异，地理纬度可以解释7%的差异。然而，上述“相关关系并不能说明两种现象之中到底哪一种是因哪一种是果”。可能有人会认为，个体主义更加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然而，霍夫斯泰德收集的数据表明，个体主义指数同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正相关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个体主义指数国家的经济增长要慢于而不是快于低个体主义指数国家。”另外，霍夫斯泰德发现了一个反方向的相关关系，即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助于个体主义指数的提高。

在未来发展趋势方面，霍夫斯泰德认为，“各国的文化在变动，但是它们是在共同变动，因此它们的相对位置并未改变，也没有理由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应该消失。”鉴于一定程度上国家财富增长导向个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导向国家财富增长，所以霍夫斯泰德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增加国家财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使目前的集体主义社会更加关注个人，向个体主义方向发展。

阴柔气质-阳刚气质维度

阴柔气质和阳刚气质的划分，源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区别。在阴柔气质的社会，“男性和女性都被认为应该谦虚、温柔和关注生活质量”。在阳刚气质的社会，“男性被认为是果断的、坚韧的、重视物质成就的，女性被认为是谦虚的、温柔的、重视生活质量的”。阴柔气质社会的受调查者重视同他人的合作、同上司良好的工作关系、生活质量和工作保障等方面。阳刚气质社会的受调查者则重视工作收入、提升机会、挑战和领导赏识方面，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阳刚气质指数见表3。

表3表明英语语系的国家、德国，亚洲的日本、中国大陆、菲律宾的阳刚气质指数比较高，而阳刚气质指数较低的国家包括北欧国家（如荷兰）、拉丁语系的国家、亚洲的韩国和伊朗、欧洲的法国和俄罗斯。霍夫斯泰德指出，在阳刚气质社会的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往往有着较明确的分工，父亲果断、坚毅、雄心勃勃，负责处理外部事务，而母亲则温柔、细心，负责处理家务和感情问题。教育孩子时，往往要求男孩务必坚强，“男儿有泪不轻弹”，遭遇他人的挑衅要勇于还击，退避被视为懦弱；对女孩则要求温柔善良，可以哭泣，但不能打架。在阴柔气质社会的家庭中，父亲和母亲没有明确的分工，双方都应该谦逊，注重人际关系，家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对男孩和女孩的要求也没有明显区别。

在学校教育中，阳刚气质的社会对男女学生的要求不同，甚至学习的科目也有区别。学习过程中，强调竞争，重视成绩，学校鼓励孩子们表现自我，力争上游，往往格外重视竞技性体育运动，赋予优胜者重大荣誉。而阴柔气质的社会对男女学生一视同仁，在学习中不强调竞争，成绩达到中等即可，学校也不鼓励学生表现出过强的攻击性，竞技性体育活动属于个人兴趣范围。在消费行为中，阳刚气质的社会亦表现为男女有别，女性负责购买居家用品，而男性则往往负责买车，并且男性和女性对车的要求也不同，所以阳刚气质社会中的家庭，夫妻双方往往需要两辆车。而阴柔气质的社会中，这种男女有别的现象并不明显。

在工作场所，阳刚气质社会中的男性一般不会从事观念中女性从事的工作，反之亦然。对男性而言，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事业，对女性而言，工作则可有可无。因为女性较少担任高级管理职位，所以在管理决策中，往往凸显阳刚气质，更加强调独断和进取。阴柔气质社会的人们重视男女平等，工作类型没有明显的男女区别，工作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并非不可缺少。在组织高层中，女性的比例往往相对较大，决策更加强调共识和妥协。

政治生活中，阳刚气质社会往往崇拜强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拥有广阔市场，人们对于弱者，往往不是哀其不幸，而是怒其不争。政府用于社会救济方面的开支比例往往较低。在处理政治冲突、国际冲突时，往往采取挑衅或武力的方式。政治是男人的领域，女性难以进入高层。阴柔社会往往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大力援助贫困国家，所以在世界各国中，阴柔气质的北欧国家用于国际援助的资金在总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最高。这种社会的成员在享有自由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公正和平等。对待国际冲突和政治分歧，往往主张采取妥协和谈判的方式解决。在阴柔气质的国家，女性担任政治领导人的比例远远高于阳刚气质的国家。

对于社会中性别角色的渊源，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决定论”。在玛格丽特·米德之前，弗洛伊德的学说占统治地位，这位著名的犹太心理学家认为“男性是人类先天的行为模式，而女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因此，文明社会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1935年，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了《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应”。也就是说，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以米德的观点为基础，霍夫斯泰德指出，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的区别，源于宗教及生产方式的不同。如基督教《创世纪》中有关于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做成夏娃的记载，可以部分解释基督教国家的男女差别；另外，北欧国家和汉萨同盟国家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致使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显然，宗教与生产方式同男女气质差异的关系，亦仅仅具有相关性，而没有因果性。

对于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的发展趋势，霍夫斯泰德认为，二者的区别会长期存在，但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工作自动化的流行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阳刚气质显示出向阴柔气质转变的倾向。然而，在贫困的阳刚气质国家，这种趋势并不存在。

不确定性规避维度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某种文化中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到威胁的程度。此外，这种感觉经常通过紧张感和对可预测性的需求（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定的需求）表现出来。”通过对不同国家IBM员工询问如下问题：“你在工作中感到紧张或焦虑的频率有多高？”是否不应该打破公司的规章制度，即使这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你认为你将继续为IBM公司工作多久？”霍夫斯泰德计算出了国家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见表4。

表4表明，俄罗斯、德国、南欧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得分较高，而除日韩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英语语系国家、北欧国家及其以前的殖民地得分较低。不确定性指数不同的国家，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差异。

思想观念和家庭教育方面，强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成员倾向于认为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威胁，故要采取一切措施加以消除。由于害怕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所以强不确定性规避社会往往存在普遍的焦虑情绪，且往往对异议分子采取严厉措施。焦虑情绪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舒缓，在特定的情况下会转变为社会成员歇斯底里性的攻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政策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成功地将经济危机中德国人的焦虑情绪转化为了攻击行为。在家庭生活中，强不确定性规避表现为对肮脏与禁忌的严格规定、对生活细节的一丝不苟。反观弱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人们认为变化是生活的常态，应该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不确定性和差异性，所以社会成员的焦虑水平普遍较低，进而对不同事物往往抱持好奇和宽容的态度。在家庭教育中，肮脏与禁忌的规定并不严格，家庭氛围比较放松和随意。

在学校教育中，强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学生，往往喜欢按部就班，结构化学习，相信能够探寻到最终答案，老师则应该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能够对于学生的疑问给出唯一正确答案。在弱不确定性社会，学习方式比较随意，开放式学习受到多数人欢迎，人们相信真理不是唯一的，任何人都可能掌握真理，所以，老师不被要求掌握最终答案，即使不能回答学生的问题，也不会伤及老师的尊严。

在工作领域，强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高层管理者往往会关注组织的日常运营，决策时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崇尚精确和严密的组织体系。这种社会中的组织，犹如一台精密的机器，各部分之间严丝合缝，紧密配合，要求尽最大可能消除不确定性，以预定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因为组织对不确定性进行严密控制，基本不存在创新的空间，所以组织内出现企业家的可能性比较小，有创新才能的人往往不得不离开组织，另起炉灶。在弱不确定性规避社会，高层管理者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关注组织的战略，决策时往往更加相信直觉和个人经验。由于管理者对不确定性并不排斥，所以组织控制机制并不严密，彼得·德鲁克主张的目标管理能够得到推行，个人的主动性能够在这种组织中得到发挥，企业家更容易得到组织成员和管理者的支持，所以弱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中，脱离组织去自主创业的人相对较少，创新多由现存组织做出。

在政治领域，强不确定性规避社会崇尚秩序；法律繁杂，力求精确；政府在社会中处于较强势的地位，各部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由于力图克服不确定性，所以政府对公民尤其是青年人往往不放心，倾向于对其加以控制，以避免出现意外情况；作为另一方的公民，面对政府的严密控制，往往有两种反应，要么冷漠，要么逃避，不论哪种态度，都不符合现代社会对公民素质的要求；由于政府的命令指挥链较长，所以容易产生封闭倾向，对民意的反应较迟钝，所以公民的抗议行为往往带有较强的非理性色彩。弱不确定性规避社会崇尚自由；法律法规较少，并且规定较模糊；政府规模较小，其地位基本同其他组织平等；政府是“有限的”，社会崇尚自治；弱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公民，往往素质较高，自治能力较强；由于政府对民意的反应比较及时，所以民众的抗议行为往往是理性的、和平的。

霍夫斯泰德认为，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是各国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上产生差异的渊源。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罗马法体系，成功地统治了分布在亚非欧三大洲的领土几百年，如今，曾经被罗马长期统治的东欧、南欧国家，其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明显要高于其他国家。那么，为什么曾经被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长期统治的中国大陆，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却偏低呢？霍夫斯泰德认为，原因在于古代中国采取“人治”而非“法治”，罗马法体系（大陆法系）强调法律优先，而中华法系却主张天理、人情要先于国法。

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会不会消失？将来会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对此，霍夫斯泰德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他认为一个国家不确定性规避的强度是波动的，当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会上升；当经济形势较好时，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会减小；反之则提高。

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

1980年，霍夫斯泰德在《文化的效应》中提出了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其后不久，霍夫斯泰德遇到了加拿大人彭迈克，霍夫斯泰德借鉴彭迈克在23个国家进行的华人价值观调查，在原有的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的基础上，补充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长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尤其是坚韧和节俭。与之相对的另一端，短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关于过去和当前的品德—尤其是尊重传统、维护面子，以及履行社会义务。”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导向指数见表5。

表5中的前五名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而欧美国家的得分，普遍要低于亚洲国家（菲律宾除外）。在长期导向的国家，人们更加注重长远目标，愿意为目标而不断奉献；在家庭中，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受到尊重，家庭成员各有明确的角色和位置，所有人都应谦虚谨慎，维护群体的和谐；学习成绩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在短期导向的国家，人们更加注重当前的生活和享受，不愿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家庭生活比较宽容，没有过多的长幼次序；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应该谦虚；学习成绩更多地跟运气有关。

在企业中，长期导向国家的管理者关注企业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利润率，重视培养人际关系，愿意对相关领域进行长期投资，更加关注产品的市场份额，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短期导向国家的管理者关注企业的盈亏状况和当前利润，主张对所有供应商和客户一视同仁，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短期导向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在政治以及宗教方面，长期导向的国家由于没有公民社会的传统，政府往往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社会自治的空间比较狭小；以中国为代表的长期导向国家，一直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宗教，即使儒、释、道被划归宗教行列，并不能掩盖它们同西方基督教的本质区别。短期导向国家中，政府仅仅是同企业、第三部门并列的社会部门之一，政府本身往往又划分为互不隶属、互相制衡的多个部门，社会自治的空间比较广；短期导向的西方国家普遍信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等派别），教徒的虔诚与狂热，往往是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

在彭迈克主持的华人价值观调查中，长期导向指数被称作“儒家文化动力”，显然，不同国家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长期导向指数较高，反之则较低。自从2500年前孔子著书立说以来，儒家学说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成为塑造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力量，以至于整个东亚地区被称作儒家文化圈，东亚文明被称作儒家文明。同样，基督教则构成了欧洲文明的内核。对于儒家文明同基督文明之间的差异，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未来，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

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在管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几乎成为跨文化管理研究的主流范式，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甚至被其他社会科学借鉴，对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笔者认为应注意下述两个问题。

第一，每一维度上的不同国家，其文化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以权力距离维度为例，高权力距离文化和低权力距离文化并不是处于两个极端，而是分布于从高到低的连续统一体的不同位置。位于两级的国家文化价值观，其不同点可能多于相同点，但是更多的国家是处于该连续统一体的中间，其文化价值观中具有更多的相同点而非不同点。

第二，每一文化价值观维度都立足于国家层面，而非个人层面。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有助于人们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但也往往使人对该国的文化形成一种“异己化刻板印象”，该国所有的人都被划归到这一刻板印象的框框中。该模型中的国家文化价值观特征，是运用统计方法，从概率上得出的结论，并不能简单地将之套用到该国所有个人和组织头上。实际上，据彼得斯和沃特曼研究，一国中的卓越企业，往往具备一些同本国主流文化不同的特殊理念，如IBM公司位于高个体主义指数、短期导向的美国，但是该公司却始终非常重视团队合作和长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