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盘点辛亥革命两大精神遗产

学者章开沅（左）和冯天瑜在百年论坛上。记者 胡伟鸣 摄

　　“小材大用”成就第一次辛亥讨论会，民生主义影响百年的远航，而章开沅教授，正是守望在辛亥革命研究这艘航船上的舵手。章开沅生于1926年，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他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已有46年。谈到辛亥革命研究，是无论如何绕不开他的。

　　研究“辛亥”

　　因受德国教授刺激

　　1951年起，章开沅教授任职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候政治挂帅，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碰不得”，而促使他迷上辛亥革命研究的，竟是一位外国专家。

　　1954年秋天，前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对辛亥革命历史作调查研究。章先生协同姚薇元、汪诒荪两位前辈学者参与接待。

　　他回忆说，这件事对他颇有刺激：“一位外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却从来没有着手研究这个课题，真有点难为情。”他发现，武汉有着丰富的辛亥革命“资源”，“很多辛亥老人人还健在，遗址、文物也多”。从此，他就转向辛亥革命史研究，“越陷越深”。

　　“小材大用”

　　成就第一次辛亥讨论会

　　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毛泽东、吴玉章等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章，国内也出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第一个高潮。

　　1961年，章开沅“斗胆”向学校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时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那时候同一地区校际之间的研讨会都很少召开，我也没抱多大希望”。谁知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学校、湖北省和中央领导的批准。就这样，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如期召开，这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

　　那时候，章老还是名年轻学者，但他提交的两篇论文气势磅礴，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与会者关注。章老也在辛亥革命史界“崭露头角”，“那时候合影时我年轻，站在最后一排，如今也是白发苍苍。而坐第一排的前辈们基本上都不在了”，回忆起那段往事，章开沅谦虚地说，“小材大用，成就了这么一次盛事”。

　　民生主义影响百年

　　章教授认为，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对政府、对百姓、对学者，都是一个大考验，“我们需要盘点一下，在过去的这一百年中，辛亥革命到底贡献了什么，影响了什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辛亥革命还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章教授认为，在这些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武汉诞生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第一部以人民为主体的临时宪法，这是武汉的骄傲。所以，章开沅教授认为，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纪念这个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开始走向共和，走向民主”。

　　章教授反思百年辛亥，始终钦佩的是孙中山，“他在一百年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成为宝贵遗产”。其中不少思想，在百年后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章开沅认为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民生这个词，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涵盖着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孙中山就是有感于“欧美强矣，其民实困”，才提出要通过平均地权来防止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这对我们今天的政策，也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 成熔兴 周海滨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冯天瑜——

　　辛亥革命

　　大破皇权大立民权

　　冯天瑜回忆，他在1981年参加武汉辛亥革命70周年研讨会时，才29岁，是以“会议简报制作员”的身份参加。他清楚地记得，20年后也即2001年参加辛亥革命90周年论坛时，章开沅先生在会上感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10年后我们参加辛亥百年论坛时，还能健在”，冯天瑜感慨地说，“10年后再聚首，回顾我的学术成长，是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共进的。”目前，他的一部60万字的《辛亥首义史》即将付梓，对辛亥革命的分析又有新的阐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大破大立”。

　　“破”的方面，冯天瑜认为，辛亥革命终结了“宗法皇权专制”，成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界标。在同盟会1906年拟定的《军政府宣言》写道：“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此后袁世凯窃取帝位，招致“天下共击之”，可见此观念已深入人心。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流血这样少的革命”，冯认为，“立”的方面，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追寻共和宪政的高潮。他举了个例子，湖北汉川人向岩1905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12月，以“神州大布衣”之名自荐担任民国大总统，自认为比孙、袁皆强。公开批评在任大总统，并公布纲领于天下，反映了当时民主气氛、民权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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