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中西制度比较中的本质问题”等6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09:28:25
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政治因素
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度讨论，但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经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政治模式。实际上，从文化角度看，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因素。对于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政治因素才是强大的推手。三个相关的理念最能概括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即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首先，政治开放性是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的前提。中国的政治开放，也就是党本身的开放。如果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执政党就向他们敞开大门，把他们都吸收进来，通过不同的机制体现其利益。其次，人才竞争是有条件受限制的。各界精英因在国际、社会、经济等领域具有出众的能力而脱颖而出，这是中国沿袭多年的英才主义传统。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竞争并非单指西式的选举，而是在选定候选人之间进行的选举。在西方，政治竞争大都受制于竞选资金等经济因素；而在中国，限制竞争的往往是文化因素，经济暂不构成决定影响。再次，公共参与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参与，也就是“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参与的前提也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公共参与不仅体现在选定候选人和选举精英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公开性、竞争和参与植根于古代中国政治，也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历史表明，中国政情的起伏与其开放度有密切的联系。开放的政治催生竞争，带给社会更多参与机会，从而促进善治的发展。（《当代世界》2011年第7期）
梅宁华：中西制度比较中的本质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只有把握这两种制度的本质，才能对它们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资本主义制度来看，其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已难以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深层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上强调“自由市场”、多党轮流执政、个人价值至上等。其根本问题在于过度保护资本利益、私有利益、个人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资本的贪婪与不受节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其二，无法实现社会利益整合，是西方制度的重大弊端。基于保护私人利益的资本主义政治架构和价值理念，难以凝聚社会共识，在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决策上无法进行有效集中。其三，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使政策实施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难以实行长远规划，缺乏持续发展的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看，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社会共识，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持续动力和根本保证。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方面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的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条件。党和政府能够制定中长期规划，实现跨越选举周期的大型工程和建设目标。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发展阶段有清醒认知，并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进行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日益显露出自己的优势，在不同的文明交融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北京日报》2011年9月5日）
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提炼为八个方面：第一，“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有机统一的过程。继承坚持是前提，发展创新是关键。第二，“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三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只有立足中华优秀文化这一沃土，才能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时代潮流”与“中国国情”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科学把握时代潮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第四，“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第五，“客观要求”与“主观创造”相互促进。客观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主观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条件。第六，“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只有将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实现路径。第七，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同时克服与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第八，“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互支撑。党的领导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党的建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光明日报》2011年8月10日）
赵启正：民族文化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属于世界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文化成就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逐步落后，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严重的逆差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状况日益改观，但文化交流严重逆差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毫无疑问，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必须要同时强大。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同时在传播中也得到发展。如果没有主动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再优秀的民族艺术也不会成为世界的。中华文化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增强生命力。如果一种文化在本国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不能指望成为世界的文化。这就好像中国武术在中国非常普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成为流行世界、名扬四海的“中国功夫”；而中国的文化精粹“京剧”，多少受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慢待，要指望中国京剧在世界取得像西方歌剧在中国的地位，就需要我们踏实培植国内基础，同时加强对外传播，双管齐下才有成效。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尊重其中的精华，进而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文明，是促成世界和平、和谐的最高阶段的文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9月2日）
张国庆：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第一，美国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媒体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并非独立、客观、公正。第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锤炼”，美国政府在影响媒体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包括：兢兢业业地进行日常舆论引导、对总统形象进行系统包装、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打拉结合地操纵媒体，等等。第三，美国媒体与政府的默契与合作。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更加善于通过与政府间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信息量最大化，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第四，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这几方之间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第五，美国公众舆论的驱动与新媒体的崛起。媒体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红旗文稿》2011年第16期）
(英)马丁·雅克：中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当代世界与马克思主义》 2011年第4期）（责任编辑：陈叶军）
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度讨论，但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经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政治模式。实际上，从文化角度看，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因素。对于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政治因素才是强大的推手。三个相关的理念最能概括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即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首先，政治开放性是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的前提。中国的政治开放，也就是党本身的开放。如果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执政党就向他们敞开大门，把他们都吸收进来，通过不同的机制体现其利益。其次，人才竞争是有条件受限制的。各界精英因在国际、社会、经济等领域具有出众的能力而脱颖而出，这是中国沿袭多年的英才主义传统。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竞争并非单指西式的选举，而是在选定候选人之间进行的选举。在西方，政治竞争大都受制于竞选资金等经济因素；而在中国，限制竞争的往往是文化因素，经济暂不构成决定影响。再次，公共参与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参与，也就是“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参与的前提也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公共参与不仅体现在选定候选人和选举精英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公开性、竞争和参与植根于古代中国政治，也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历史表明，中国政情的起伏与其开放度有密切的联系。开放的政治催生竞争，带给社会更多参与机会，从而促进善治的发展。（《当代世界》2011年第7期）
梅宁华：中西制度比较中的本质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只有把握这两种制度的本质，才能对它们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资本主义制度来看，其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已难以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深层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上强调“自由市场”、多党轮流执政、个人价值至上等。其根本问题在于过度保护资本利益、私有利益、个人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资本的贪婪与不受节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其二，无法实现社会利益整合，是西方制度的重大弊端。基于保护私人利益的资本主义政治架构和价值理念，难以凝聚社会共识，在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决策上无法进行有效集中。其三，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使政策实施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难以实行长远规划，缺乏持续发展的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看，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社会共识，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持续动力和根本保证。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方面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的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条件。党和政府能够制定中长期规划，实现跨越选举周期的大型工程和建设目标。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发展阶段有清醒认知，并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进行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日益显露出自己的优势，在不同的文明交融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北京日报》2011年9月5日）
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提炼为八个方面：第一，“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有机统一的过程。继承坚持是前提，发展创新是关键。第二，“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三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只有立足中华优秀文化这一沃土，才能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时代潮流”与“中国国情”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科学把握时代潮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第四，“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第五，“客观要求”与“主观创造”相互促进。客观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主观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条件。第六，“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只有将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实现路径。第七，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同时克服与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第八，“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互支撑。党的领导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党的建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光明日报》2011年8月10日）
赵启正：民族文化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属于世界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文化成就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逐步落后，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严重的逆差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状况日益改观，但文化交流严重逆差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毫无疑问，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必须要同时强大。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同时在传播中也得到发展。如果没有主动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再优秀的民族艺术也不会成为世界的。中华文化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增强生命力。如果一种文化在本国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不能指望成为世界的文化。这就好像中国武术在中国非常普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成为流行世界、名扬四海的“中国功夫”；而中国的文化精粹“京剧”，多少受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慢待，要指望中国京剧在世界取得像西方歌剧在中国的地位，就需要我们踏实培植国内基础，同时加强对外传播，双管齐下才有成效。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尊重其中的精华，进而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文明，是促成世界和平、和谐的最高阶段的文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9月2日）
张国庆：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第一，美国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媒体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并非独立、客观、公正。第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锤炼”，美国政府在影响媒体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包括：兢兢业业地进行日常舆论引导、对总统形象进行系统包装、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打拉结合地操纵媒体，等等。第三，美国媒体与政府的默契与合作。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更加善于通过与政府间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信息量最大化，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第四，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这几方之间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第五，美国公众舆论的驱动与新媒体的崛起。媒体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红旗文稿》2011年第16期）
(英)马丁·雅克：中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当代世界与马克思主义》 2011年第4期）（责任编辑：陈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