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报名 网银:中西慈善文化现象和渊源比较

几个月前，正值盛年的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和微软公司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地宣布：他将提前退休，两年内退出微软的核心舞台，把工作重心转心转向慈善事业。在美国文化孕育下的微软，这一切都很平静。
盖茨夫妇曾经表示，他们只会给3个孩子留下数百万美元遗产，其余财产都将捐给慈善事业。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创造财富是为了回报社会，福荫穷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拥有的资本其实早已成了社会公共财富，自己只是代为保管而已。
盖茨的激流勇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对世界慈善事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盖茨要当全职慈善家的决定，将是慈善世界的一个福音。也许几十年后，当提起比尔•盖茨的名字时，人们想到的不再是微软和视窗，而是一个慈善家的博爱，一种在个人成功实现之后的精神追求。
比尔•盖茨的慈善之举让我们不由重温卡内基那句：“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我们追求着俗世的富贵，而富是富，贵是贵。在财富与精神价值的追求中，如何择取，将是这个时代一个有重量的话题。慈善也许是自由穿梭于财富与精神高度间行之有效的途径。
人类，不论是生活于东方，抑或于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抑或于当代，时空、地域和民族的差别，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和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而许多一致性和共通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慈善，或曰慈心善行，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至上的价值。
　　中、西自古以来，均有慈善的传统，也有关于慈善的论说。各自虽在表述上不尽相同，然而义理相近，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中国的儒家、佛家文化和欧美的基督教文化都蕴含有恒常性的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原则，给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统一尺度，凝聚为一个无条件的慈善的道德指令和人文关怀：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爱护他人；人类共同体的任何人都不应对其他成员的命运漠不关心。
当让也因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慈善文化的渊源有差异。

（一） 中国慈善文化的渊源

中国文化中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传统，一开始就与慈善结缘。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绵绵不断的文化主流之一。儒学的思想内核就在于“仁”，讲求由仁而趋善，它的慈善思想就是以“仁爱”为中心展开构筑的包括民本思想、大同思想、义利观在内的十分丰富的慈善思想体系，它对中国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 仁爱思想
仁”是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儒家的观念来看，仁就是爱人。孔子所提出的“仁”是一个道德感情和伦理规范相结合的范畴。为实现“仁”，人们须扬善抑恶，加强人格与道德的修养。他认为，“仁者爱人”应从“孝悌、德恕”开始，实现道德践履。孝悌是为仁之本，从孝顺父母的人伦道德中引申出爱民守礼的善念和品质。忠恕之道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它从内心反省来处理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强调与人为善，做到利人利他。如孔子说的：“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表明:仁”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后代的儒十多以此仁心慈爱关心同胞的疾苦、乐行善举。
儒家的仁爱慈善观在孟子的学说中得到进一步发扬。孟子透过“爱人”的表层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儒家慈善观。我们知道，孟学的内在精神在求善，他主张先人性善，并提出人性固有的四个善端：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善端，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布善祛恶的力量之源。其中，“侧隐之心，仁之端也”，正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动机所在。在孟子看来，所有仁爱之行、慈善之举都发自人们内心深处，所谓“仁，人心也”。孟子的“仁”也就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直接发展成道德行为，并且，他把仁与礼各自建立在“侧隐之心”和“辞让之心”的道德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趋善的道德价值。这种求善的内在精神，是孟子慈善思想中所蕴涵的独特之处。
通观上述关于“仁”的论析，不难看出，孔子是以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人、恩惠助人等当作“仁”，孟子固然也提倡如此做法，但他更注重解人危难，救人性命，在很大程度上从人的本原——生命的角度来探寻“仁”的新内涵。他以“不忍人之心”来怜恤生灵，把爱护生命当作至仁，滥杀无享当作非仁。这样，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再到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的仁政主张，儒家思想里所包含的慈善理论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促成了中国民众乐善好施风尚的形成。同时，它还对中国慈善事业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缘此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了不胜枚举的慈善家群体和连绵不绝的慈善活动。

二、民本思想
中华文明自古有“民为邦本”的思想观念。孔孟对其做了更深刻的阐说，从而使民本思想成为儒家重要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孔孟儒学中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反映到社会慈善观方而，就是主张君主要“惠民”，实施仁政。 综观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很容易发现，儒家的民本思想推及到社会生活，便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实行种种惠民政策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一旦发生灾祸，有些统治者就会谨奉‘民为邦本”的古训，通过施粥、震谷、调粟等多种慈善救济措施来贩恤众多灾民和流民。唐宋明清诸朝的一些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即受到这种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力行仁政，敬德保民，兴办或扶持慈幼局、养济院、普济堂等各类慈善机构，中华的慈善事业也由此相承。

三． 大同思想
儒家大同思想的形成，应该说与孔子主张的财富均分，反对贫富悬殊有关。《论语•季氏》：“闻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孔子看来，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财物分配平均是最重要的，物同一体，无贫富差别，人人才会和睦相处才是理想社会。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界影响极其深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就是展现出一幅同耕共织、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画卷么？可以说，大同思想为后世举办慈善事业引向一条通往美好前景的路途，使得许多乐善好施的仁者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孜孜不断地致力于济贫弱、助危困的社会慈善活动，以期天下成一家。

四、义利观
除了以上所说仁爱、民本和大同思想为儒家的三大慈善理论渊源外，义利观也是儒家文化中蕴涵着的慈善思想的一个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君子才能超越眼前的利益而成为道德的典范，甚至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到对人的生命终极关怀的高度。正是受儒家义利观的熏陶，古代众多儒者大都重义轻利，不言名利，孜孜致力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在古代虽为四民之末，然亦有不少商人自幼习儒，不以利害义，在经商致富之后，乐输善资。由此，散则种德、市义以归亦成为中国古代商人立身宏业之本乃至成了传统社会一些商人的慈善观。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商人便自觉地加入到社会慈善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诸如，这时期著名的徽商、晋商以及宁绍、洞庭等商帮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 西方慈善文化的主要渊源

基于儒家文化，我们看看西方慈善文化的源动力。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徒们以其对上帝的信仰为精神支撑和价值根基，效法基督耶稣，自觉地培育和形成了博爱、罪感、谦卑和忏悔等道德情感，井推动了现代西方的慈善事业和福利事业。
基督教作为一种带有浓厚道德色彩的宗教，从它诞生起就极其注重培育信徒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

一、 博爱
基督教言称“爱人如己”是基督耶稣启示的两条基本诫命之一，因此，人们应该小分亲疏厚薄地泛爱和互爱，人与人之间小应有仇恨，甚至仇敌也应得到帮助和受到宽恕，人人相爱如兄弟姐妹。换言之，爱上帝，也爱你周围的人。此外，耶稣((Jesus)还特别强调对弱者的爱。他既不嫌弃罪人、妓女、税吏等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不敌视冒犯自己的人。圣保罗也告诫基督徒“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坦都成为一了。显然，基督教的博爱超越了民族、肤色、阶层、性别、文化和国家的界限，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
与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相比，基督教的博爱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博爱是对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血缘亲情这一类自然情感的否定。
二是博爱排除了对道德回报的期待。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道德中包含有“为爱而爱”、“为道德而道德”、以博爱自身为价值目的的崇高精神。
在整个中世纪，大多数基督徒关爱弱者、病人、穷人以及下等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和爱心。他们将收入的1 /10捐给慈善事业，用来帮助寡妇、孤儿、残疾人、病人，为穷人提供葬礼费用，有时还出资赎买奴隶。长期以来，基督教会始终遵守一条普通规定，就是以教会入款的1/3或1 /4分给穷人。此外，每逢重大节日，基督徒还必须特别募捐以救济穷人。就这样，基督徒用他们的博爱精神推动了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 罪感
人原来的本性是“好”的和善的。但是，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就这样，在“罪感文化”背景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着沉重的负罪感，倾向于以信仰上帝和禁欲主义来保持崇高的道德境界。慈善成为“赎罪”的一种形式。

三、 谦卑
作为道德情感的谦卑之心，是指主体以一种谦虚、小自高自大的心态去践行自己的道德信念，行为自如，心胸坦荡，既小从自己的善行中获得心理满足，也不必企望为他人所知，而是要始终自知其善行微小足道，尚需小断努力，持之以恒。基督教反对假冒为善的虚伪和诡诈，提倡个体要以一种谦卑之心去行善积德。反之，若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中持有骄傲心态，则失去了道德价值之本真。在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所有神职人员，上至教皇、主教和修道院院民，下至普通修士，都秉持谦卑之心做慈善行为，为穷人洗脚，为穷人做饭，为穷人牺牲自尊。

因为基督教的“原罪说”，在这一原罪意识上所产生“人之初，性本恶”的基督教“罪感文化”，同中国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思想显然不同。为了救赎罪恶，人人都需要相信上帝和其派来的救主耶稣来“赎罪”。只要顺从了上帝的一切交排，死后灵魂就能升入天堂否，则在世界末日审判时会被投入地狱。在这种说教的关照下，基督徒失去了自己救赎自己的能力，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恩典上。“从本质上看，基督教以‘博爱’为名的慈善看作人类进行自我圣化并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径。慈善也是对上帝和耶稣的信仰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品质。人要在灵性上净洁自己，才配得上做上帝耶稣的子民。这就是基督教的慈善观。
通过基督教与儒家慈善观的比较，可以见出儒家是将慈善作为一种自律要求，受到内在道德力的驱使，行善与否是个人的道德操行，无强制性规定。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特别强调慈善的道德教化功能，行善不过是良心上的满足，没有将慈善活动转化成一种本能意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个本能——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完全没有。西方的基督教则将慈善作为一种他律要求，教徒有一种恐惧感，有一种外在强迫性，行善与否会有截然不同的来世 o因而，基于宗教基础上的慈善要比基于道德上的慈善要昂扬的多。


（三） 慈善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

基于基督教思想的传统，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慈善不仅是一种事业更是一种文化，成为西方人生活的常态。盖茨捐款只是其中的典型。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广泛发展是建立在人们对“慈善”二字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英国人认为慈善的含义在于只是奉献，不求回报;慈善的目的是使接受资助的人从此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慈善事业不应该是富人良心发现时偶尔的施舍和恩赐，而应该是每个人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他人的同情与关爱;慈善事业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给予了多少，而在于有没有一颗同情和善良的心。
美国是从17世纪始，由欧洲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在一片大荒原中开拓建立起来的国家。当时的环境需要各移民群体互助友爱.同舟共济，所以美国社会向来崇尚奉献，而这也是出于善良，出于信仰。美国人除法律信仰之外，还有更重的道德信仰。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而上帝是要求人们行善的。美国政府也历来把慈善施救看做是自己无可推卸的天然义务和责任。不管有钱无钱，也不管经济发达或欠发达，都要以各种不同形式体现慈善和施救精神，否则就是整个国家的耻辱、社会的悲哀。由于人们对慈善捐赠有深刻的认识和自觉意识，慈善捐助才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达到可以想象的规模。
对比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排行榜》与《中国十大慈善家排行榜》后你发现，赫赫有名的十大富豪竟无一人登上“年度十大慈善家”排行榜。这与国外富人的善举相比，相差甚远。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10年内，美国的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三分之二。而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 .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另外，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海外捐赠，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我国一些城市慈善协会募集的善款总额用全市总人口计，人均不足1元钱。
高科技产业造就了西方大批年轻的百万富翁，他们回馈社会的意识也空前高涨，与老一代慈善家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一样，密切关注教育、医学、文化等事业。尤其有着信息技术背景的新贵们，在捐款排名榜上更一直保持强势:盖茨居首，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夫妇居第二，戴尔电脑的麦克尔•戴尔夫妇居第七，MS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居第九……之所以如此，除了信息产业的高回报率以外，更与他们的现代理性素质及其在当今世界产业结构中的荣誉地位有关。荣誉心理和榜样文化的激励，使得他们在社会义务与责任的承担方面也展开了一场伟大的竞争……资料显示，近十年来，美国慈善机构受赠的遗产额平均年递增百分之十五，仅2000年即达到一百二十亿美元。据统计，美国现有的三百二十八万百万富翁中.已有六十多万人拟将绝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影视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和泽塔•琼斯在儿子的命名洗礼上，送出的就是一份特殊礼物:设立一个十万美元的小慈善基金会!
耐人寻味寻味的是，虽然富人的物质实力足以使之在慈善投人上做出表率，在排名榜上一马当先，但这并不是富人的专利，平民并非仅仅充当慈善的受众，实际上，他们更是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
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全民性的公益活动在社会运行和弥补政府职能不足方面。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功能。

（四） 我国慈善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相比西方社会的“乐善好施”，中国社会显得有些“乏善可陈”，可是，缺乏的原因在哪儿，我们可以在与西方慈善事业的比较中发现。
(一)行政色彩浓厚。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盈利组织井小以盈利为目标，几乎所有的经济组织都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作为非盈利组织一个分支的慈善组织吏无独立地位和自主权，一切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改革开放后，尽管有关的认识和政策有所改变，与松动，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倡导和支持也很大，但是大部分民问捐献仍被作为政府关怀和救助发放给受助对象。其实，慈善事业的具体操作过程是排斥政府干预的，因为政府的干预可能改变慈善事业的性质，背离捐献者的意愿。所以，政府的管理理念，:政府导向仍然是限制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囚素
(二)观念落后。尽管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慈善传统，但却一直:未能发育出一个具有明确组织机构的慈善领域。中国的慈善更强调给予者的大方和仁慈，更突出街坊邻毕熟人间的互助，不习惯向陌生人捐赠金钱。这种中国特有的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慈善原则导致中国慈善事业的封闭性和内敛性。慈善的道德原则背离慈善事业的公平，公正的原则，:慈善事业的开放性、广泛性、效率和公正等基本特征不相符合。
(三)法规政策不健全。这是一个涉及到对我国现行慈善组织法律制度框架进行总体评价的问题。虽然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建立有关慈善组织登记管理力面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慈善组织的发展在我国已经受到法律的积极促进或保护。相反，现行法规中的许多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小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它们所带有的控制、限制的基调和繁琐的手续规定及其制度性框架，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囚素。同时，各种法规
制度之问以及其实施主体之问经常出现的摩擦和小协调，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政策设置和环境打造上，我们对“公益”的鼓励、优惠及扶持不够，缺乏与慈善事业相匹配的制度合作和法律保障。而在美国，作为-个秩序良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为了鼓励和保障慈善事业的健康运行，它有套完整的法律和鼓励机制相匹配:比如高达百分之五十五的遗产税，简便快捷的登记注册手续，对非盈利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府权力下放，慈善机构运作环境宽松，独立使用资金不受权力指控和干预等等。之所以如此，与美国社会日趋成熟的“宪政”理念有关:政府出让越来越多的职能给公共，在确保权力有限的同时，强化民间的主体性和自我承担能力.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配置和良性循环。
(四)我国的慈善组织存在内部缺陷。例如: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小规范，慈善募捐的力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慈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慈善事业的运行缺乏透明度，慈善公益系统的自律有待强化。概括而言，就是慈善组织面临着规范化、专业化、自律化建设的任务。当代中国体制仍属一种“全能型”、‘无限型”的硬盘模式，大大小小的社会公务统统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揽包办。这既是权力意志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老百姓所习惯和依赖的必然结局。如此，必导致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威权化”，权力的肆意扩散易滋生腐败，使之失去监督;同时民间社会功能的日益萎缩和“侏儒”化，许多可以由公共群体自行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被误解为政府职能，使民间对政府期许的倍值人人增加，同时也丧失了引导社会的主体地位。事实卜，西方慈善文化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民间公益活动，既大大缓解了政府压力，又弥补了官方管理的疏漏之处，解决了具有普遍性的利_会问题，同时更起到了“限政”的作用，压缩了权力控制的领地，从而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宪政目的，有利于民主的落实和保障。
（五）生存资源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有能力但不慈善，他们的担心往往井非多余，其吝啬也有一篮子的理由，其中一重要原因即对生存资源的激烈拼夺:中国的人均生存资源本来就异常贫乏，尤其“初级阶段”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远不完善、个人发展机遇和权利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要素上，诸如人生起点、生态空间、居住环境、疾病威胁、所受教育、发展机会、就业条件……方面蕴藏着众多危机和不公正。由于找们不像酉方那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抚助机制，生存对财产就提出了更尖锐、严峻和苛刻的索求，面对社会资源那眼花缭乱、变幻的高速流动和转移，人们的内心常充满焦虑和压力。生存环境的悬殊，金钱的畸形化社会功能，又导致国人对私有财产的超强重视和依赖，在财富储备上便狂热地追求最大值以增强生存的安全系数。在当代中国，一个人即使有了相对富裕的财产，他也往往不敢掉以轻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愈发有限，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社会保障固有的小信任，对已有生存地位和特权的依赖……这一切都使得有钱人不敢轻易减少自己的财富储备。金钱的能量愈大，制造的不平等愈深，人们对金钱的守护心理就愈强，就愈不肯割舍和出让，更不会有慈善。
或许可以说，这与当代中国的生存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游戏规则不完美、生存环境不乐观有关。同样的劳动量和私有财产水平，抛却物价因素，在西方获得的综合生活质量、保障系数和“安全感”，比国内高出许多。

综上所见，我国的慈善事业要想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当以克服和改变上述五个方面的障碍为第一要务。


（本文系在第三届华人精英论坛上有关“中西慈善源动力差异思考”专题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