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等6则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但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舆论出现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认为“和平崛起”根本靠不住，甚至断言中国将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走过的老路。这些怀疑和猜测形成舆论的主流甚至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判断，不仅将使中国的发展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阻力日益加大。所以，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到文明复兴。（《北京日报》2011年5月16日）

　　陈锦华：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

　　当前，有些人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实行的制度分割开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不绝。事实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一个失败的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发展模式，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如同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制度造就的环境滋生了发展模式，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制度在中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中享有崇高声望，成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在各个领域推进的核心力量。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和人民的进取精神。四是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五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理念，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六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以上这些，既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制度显示作用的突出表现。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正确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原因。（《人民日报》2011年7月5日）

　　叶小文：共产党为什么能促进民主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推进民主建设的历史。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强调的首先是民主。毛泽东说，我们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就得靠民主。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强调的还是民主。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更高”，是因为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民主的制度保障。我们的民主“更切实”，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备的法治建设与积极稳妥有序的民主建设紧密结合，为人民民主提供全面有力的法治保障和社会基础。我们的民主“更高、更切实”，还因为民主建设与时俱进。当前，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党要推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包括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就必须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30日）

　　房  宁：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成功经验

　　“胜出必有所长”。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要归因于三个最主要的经验。经验之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发动人民群众救亡图存，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结合、运用于中国实际，彻底地发动和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民主，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经验之二，是依靠人民群众，团结精英骨干，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年的历史中，在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同时，从始至终十分注意团结社会精英，始终把精英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团结了当时最为需要的军事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工商精英,为中国人民和党的事业提供了保证。经验之三，是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这一点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研究者所认同。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和中国的表现经常出乎国外观察家、研究者的预料。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中国“测不准”的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和调适能力。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共产党便从苏东剧变、海湾战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新世纪以来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中进行了“四大学习”。这“四大学习”对于中国的发展、崛起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使中国少走了许多弯路，化险为夷，一路前行。（《人民论坛》2011年7月上）

　　李亚彬：理论创新中的话语和话语权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初创时期，我们党内发生过实事求是派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话语权进行的尖锐思想斗争，其结果是实事求是派从教条主义者手里取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生根本转换，党的理论创新走上正确轨道，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经被表述为两种对立的样式：在教条主义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主要以“本本”形式出现；实事求是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体现为立场、观点和方法。两种马克思主义话语或者说两种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对待实践的态度、指导实践的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两次围绕话语和话语权展开的思想斗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自身发展中，话语和话语权至关重要。一方面，它左右着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另一方面，框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方向。要使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实现指导实践的目的，必须掌握和用好理论话语权，使科学理论在正确的话语体系中发挥指导实践的功能，同时获得真正的发展。（《红旗文稿》2011年13期）

　　（美）芮效俭：中国从未放弃政治改革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步伐令世人震撼。然而，许多西方人只知道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却不了解中国进行了政治改革。事实上，中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在许多领域对普通百姓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体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自由，可以广泛接触各类信息，而网络与博客也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其次，体现在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和学历上。中国是现代国家中唯一实行严格限制年龄制度的国家，就连高层领导人也不例外。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一直坚持执行年龄限制制度。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麦凯恩取代小布什或比尔·克林顿的情况。第三，中国政治改革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自身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再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专心建设和谐社会。第四，中国人对政治事件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有更多途径接触各类信息，有更大自由进行各种讨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亿万中国人可以将本国状况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所有这些变化并非只是装点门面的表面功夫，而是实实在在的改革。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稳定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这种理解使持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团结在一起。（《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7日）
 
 
责任编辑：刘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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