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古镇大吗: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价值观

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是冷战结束后学术界和国际政治中十分流行的一个术语。亚洲价值观是东亚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具有威权主义特色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代名词，其核心内容是集体先于个人、好政府、讲秩序、重家庭和尚和谐，其实质是儒家伦理(1)。庄礼伟博士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对亚洲价值观的"真相"作了全面的阐释(参阅庄礼伟：《亚洲的高度》，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第 514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价值观本身和围绕亚洲价值观的辩论出现了什么变化，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这是本文的主旨。

　　一、西方学者的态度和看法

　　西方国家一直反对亚洲价值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流媒体对亚洲价值观更是大加挞伐，否定甚至嘲弄亚洲价值观，大肆鼓吹亚洲价值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和东南亚某些国家围绕亚洲价值观的辩论已沦为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狭隘争论。

　　1998年5月31日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亚洲价值观所提倡的那些美德并不为亚洲所独有，并预计"亚洲将越来越像西欧和北美，越来越不像传统的亚洲。这就是进步，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是一件好事。"(2)《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大卫·山格声称，"亚洲价值观的说法是自欺欺人，在亚洲繁荣的表象下，暗藏着官商勾结、秘密交易等腐败行为，像白蚁一样，逐渐腐蚀着亚洲的经济成就"。(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认为，亚洲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4)

　　1998年11月4日的《爱尔兰时报》所刊文章认为，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亚洲价值观提倡的美德常常用于掩饰裙带关系和容忍滥用权力。

　　1999年3月4日的《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新加坡人的思考站到了亚洲中心论一边》认为，新加坡外交部官员马赫布巴尼在其《太平洋之路》、《亚洲可以思考吗？》等文章和书籍里对亚洲价值观进行的辩护，在美国人看来，这是用亚洲的等级和稳定来对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5)

　　1999年8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我们将走你们的路》的文章，文中这一段话的措辞和引号表明了作者对亚洲价值观的反感："总之，几年前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预测了‘太平洋世纪‘，鼓噪着所谓日本和中国的全球支配权，并且担心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思想命中注定将被专制的亚洲价值观所征服。"(6)

　　西方学者在金融危机之后还普遍认为亚洲价值观面临网络经济的冲击，并将被击败。他们的证据是在目前的亚洲，很少有人会听到关于节俭、牢固的大家庭、私人关系以及服从老人等亚洲特有的价值观的说教；相反，亚洲已与因特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亚洲已意识到以传统方式经商将无法在新经济中取得成功(7)。

　　也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亚洲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尽管对亚洲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亚洲文化价值观这一认识还有疑问，但我并不想断言，我们对这些价值观在亚洲经济增长与发展以及在经济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上所发挥的作用还一无所知。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教训，但还不能说亚洲文化价值观特别有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8)

　　尽管有西方学者不赞同上述看法，不过他们更担忧的是亚洲可能对西方形成的挑战。如一位不知国籍的西方学者安东尼·米尔纳认为，1990年代中期受到重视的亚洲价值观的说法，有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还要深远的根据，其中部分根源是长久以来的反西方帝国主义(anti-Western imperialism)。而且他认为亚洲危机并未使亚洲价值观在亚洲的任何地方名誉扫地；事实上，许多案例发现，它反而激励了对亚洲的情感。所以，人们不应该对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regionalism)过于乐观。(9)

　　二、东南亚各国的回应

　　关于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说法很多，其中一种是亚洲裙带风，甚至是亚洲价值观造成说。此说认为亚洲价值观产生裙带风，这种裙带资本主义造成了银行制度的不透明，贷款、资本和其它金融资源的分配不是以效率导向，而是以关系导向。结果造成过度借贷，大量坏帐，由此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10)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对西方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抨击和评论进行了回击，竭力说明亚洲价值观与金融危机无关，与此同时也对亚洲价值观的内容进行了反思和修正。

　　新加坡是金融危机后最极力捍卫亚洲价值观的国家，而李光耀和许通美是其代表人物。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内不少人认为亚洲价值观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已放弃了亚洲价值观(11)，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还在《中国经济时报》上专文介绍知识经济对亚洲价值观的冲击以及李光耀对亚洲价值观态度的转变(12)。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可以从李光耀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历次讲话中得到印证。如他1998年2月在接受德国《时代周刊》采访时反驳了该杂志记者认为朋党包庇现象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而这又是亚洲价值观造成的观点。他说，"你不能说韩国、泰国或印尼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亚洲价值观造成的。如果这是亚洲价值观造成的，新加坡也应该发生同样的问题"。李光耀认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上存在着的朋党包庇现象，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与制度毛病造成的(缺乏政治伦理和中立的民事服务制度)，并不能归咎于亚洲价值观。不过，李光耀也承认亚洲人的文化行为中确实有用人唯亲的成分，但这并不是好的价值观，和强调竞争的自由市场格格不入(13)。同年11月17日，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论是这场危机还是处理危机所采取的政策都不会改变亚洲的价值观，并告诫西方，如果认为现在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的对付危机的措施能迅速改变文化，那将是轻率的(14)。同年12月11日，李光耀在接受国际电缆新闻网访谈时表示，如果西方认为其价值观比亚洲价值观优越，西方必须拿出成绩证明；孰优孰劣，10-20年后，历史自然可以证明(15)。李光耀在2000年7月指出，亚洲将在保持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推动新技术革命。他认为，当社会开放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捍卫本身所珍惜的价值观，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我们的价值观，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绝非亚洲的理念，互联网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断改变，儒家思想也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做出调整(16)。这年8月他又指出，随着东亚的发展，亚洲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将重新被肯定，他相信长久以来受西方文化侵袭的亚洲人，将不再追随西方，反而会突出自己的特殊文化，展现多元文化特色(17)。2001年1月下旬，李光耀在回答关于《新闻周刊》在网上发表题为《李光耀放弃原来的主张》的文章时说，"这是西方式的新闻处理方式。他们用标题来引起注意，如果仔细阅读字里行间的意思，就会知道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认为我放弃原来的主张"。(18)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李光耀先生近期不是言必谈亚洲价值观，我们就能认为他改变了对亚洲价值观的看法。

　　许通美教授在金融危机之后认为，亚洲虽然是多元化的地区，居住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亚洲人确实共同分享一些个人的和社会的价值观。所以，亚洲价值观是存在的，正如世界上存在着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理想以及欧洲价值观和欧洲理想。贪污、勾结和搞裙带关系，与亚洲价值观无关，更准确是说是与坏的亚洲价值观有关，却与好的亚洲价值观无关。亚洲价值观有好与坏，正如西方价值观也有好有坏，但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好的价值观，什么是坏的价值观。至于西方为什么排斥亚洲价值观，许教授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居二百年支配地位的西方还没有接受亚洲与它平起平坐，二是亚洲价值观正面挑战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三是东亚的一些政治领袖乘机以此之名来解释个人的滥权和社会的不公正，使亚洲价值观贬值。他还认为东亚拥有这样的一个潜能，即"在21世纪挑战西方在经济、文化、知识和道德上的支配地位。"(19)在2001年9月，许通美教授再次强调，金融危机说明亚洲价值观的某些方面应该被取消，如裙带关系；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或者说是亚洲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是非常好的，如家庭观念、尊师重教和勤奋，它们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并将成为东亚复苏推动力。(20)

　　著名学者、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1998年回顾》研讨会上提出，亚洲价值观成为国际上争论的课题，和冷战的结束与中国的崛起不无关系。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峙因为苏联的瓦解而告一段落，政治人物和评论员却试图制造文化对立的局面，来填补思想意识对抗时代结束后留下来的真空。他认为，把亚洲和其它的价值观当成对立的思想，不仅把课题过分简单化，也过于狭隘。为亚洲价值观说好话的人被标上"不民主"的标签，批评亚洲价值观的人被看作是西方的走狗。亚洲价值观的本质，反而因此遭忽略。对他而言，亚洲人不应该因为区域爆发金融危机而否定本身的价值观。他指出，西方世界过去也发生过金融危机，但西方人并没有因此而对本身的价值观置疑。因此，他相信，金融危机给予亚洲的教训，不是摈弃亚洲价值观，而是真正去认识它的本质。(21)有的新加坡学者认为，用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来解释它的经济表现不恰当。虽然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它的经济运作方式，但它不过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还有的新加坡学者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经济时代，西方媒体在宣传本身价值观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西方价值观将逐步成为全球价值观的代名词。在这样的背景下，宣扬亚洲价值观的工作将日趋艰难。他认为，一个解决的方法，是着重宣传亚洲文化中有全球色彩的部分(22)。为了进一步反驳针对亚洲价值观的种种不利批评，新加坡还举办了多次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如在1999年1月举办了主题为《亚洲价值观：奇迹和幻象？》的研讨会，在2001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举行了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共同探讨儒家思想前景。总之，新加坡学者坚持认为儒家传统帮助亚洲四小龙腾飞，并认为在解释东亚和东南亚经济腾飞的时候，如果没有谈到儒家传统，那解释是无法全面的。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继续坚持亚洲价值观，他说，亚洲价值观，或按照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行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低人一等或者我们错了(23)。他还表示，"西方国家虽然极力抨击亚洲价值观与亚洲政府，但亚洲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仍可能高于西方国家，且亚洲国家的杰出表现有助于全球发展"；并断言亚洲价值观有继续存在的理由。(24)

　　缅甸继续表示了对亚洲价值观的支持，泰国似乎不太情愿留守成为"亚洲价值观"的一员，菲律宾则基本无干。

　　三、中国学者的反应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政府虽然赞同亚洲价值观的一些重要内容，但中国官方从未公开提倡亚洲价值观，以免授人以沙文主义的把柄。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价值观在中国的声势并没有壮大，但因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国外学者对亚洲价值观的评判自然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并围绕亚洲金融危机就儒家思想的价值和它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部分学者对儒家思想或价值观将来的命运感到担忧，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有学者认为，用唯物辩证法来看，儒家思想或者价值观，既有糟粕部分，也有精华部分；糟粕部分是应该抛弃的，精华部分则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它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珍视和利用，是不会过时的。(25)也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内容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因此，应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原则，清除儒学思想中的糟粕和消极影响，继承儒学思想中的精华和积极因素，使之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26)我国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贺圣达先生认为，东南亚的实际情况表明，金融危机与各国的伦理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和线性的联系；儒家伦理更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印尼和泰国)恰恰是儒家伦理影响相对微弱的国家，而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新加坡，则是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进一步说，儒家伦理与东南亚经济兴衰无直接关系，尽管儒家伦理中的一些思想与经济发展有关。(27)不过也有学者与贺圣达先生的意见相左，如南京大学哲学系顾肃教授认为，泡沫经济、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构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其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东亚文化的某些落后的传统。所有这些体制性因素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其文化根基则是所谓的东亚或亚洲价值观。当然，顾肃教授同时也说，他并无全盘否定东亚价值观的意思，而是指出这种价值观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人际关系体系的确是祸害之源。因此，东亚文化必须尽快重塑和重建。(28)黄心川先生认为亚洲价值观对亚太文明和宗教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秦家骢也认为，亚洲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的，但要作辨证的考察；现在或许是把亚洲价值观所包括的各种品质认真归类的最好时机······亚洲价值观也像其它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些价值观可能比另一些价值观更有用，所需要的是要用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价值观，而摆脱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29)

　　此外，中国大陆的学者对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价值观的看法还体现在对东亚模式的反思中，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的专题论文，如《东亚模式与泡沫经济》、《东亚模式的反思》、《东亚模式没有终结》(以上3篇论文载《当代亚太》1998年第11期)、《东亚金融危机与墨西哥金融危机比较》(载《当代亚太》1998年第10期)和《危机过后的反思》、《并未终结的"东亚模式"-略论"东亚模式"及其前景》(以上两篇论文载《亚太经济》，1999年第4 期)。这些论文的观点并不一致，如《东亚模式与泡沫经济》一文认为，建立在亚洲价值观上的官僚政治，存在着腐败、缺乏民主等弊端。一些国家的官僚政府放任信贷扩张，听任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其它投机活动，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中。而《东亚模式的反思》一文则认为，东亚各国和地区具有相同的儒家文化背景，造就了亚洲式的价值观念体系，深深地影响着东亚地区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活动。

　　中国学者还反对将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起来，如张海晏在其《近年有关儒学的讨论》中认为，亚洲价值观是东亚国家在政治、外交上对西方霸权压迫的反抗，以及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保护自己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但是如果把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起来，无论是忽视传统的德性，还是减低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力度，都是片面的不明智之举。(30)

　　台湾学者黄默针对历年来亚洲价值观与普遍人权的争议提出，亚洲威权政府对亚洲价值观的辩护与宣传，大部分建立于巩固政权的动机，而同情亚洲价值观的学者容易流于为政府辩护或者念旧的情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因此，亚洲威权政府对亚洲价值观与普遍人权的争论，并没有提出比较有系统、深刻的论点，而若干同情亚洲价值观的学者却把讨论的重点扩大到神与人的关系、宗教的情怀、人的精神面向等等。基于以上所说，作者提出一个较为不同的途径，主张我们应该面对亚洲自由主义，就其优点与缺点以及今后可能的发展深入讨论，才能对亚洲价值观与普遍人权的争论有所帮助。(31)台湾学者江宜桦则认为，亚洲范围广袤、各国传统殊异，实无法笼统归纳出共享的核心价值；若干主张亚洲国家应抗拒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论调也经不起检验，因为他们所诉求的儒家文明只是未曾实践的理想，而现实中的东亚国家却充满威权主义的作风。因此他认为，亚洲国家必须在摆脱亚洲价值观神话的前提下，努力寻求某种奠基于自由主义民主，同时又能培养公民德行及相互关怀的政治体制。(32)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林若雩教授认为亚洲价值观与经济增长并无关联性可言，而且亚洲价值观成为某些亚洲国家抑制人民权利的借口，不过她也认同传统价值观是改善东亚社会不良现象的重要途径。(33)

　　澳门有学者认为，泰国、印尼和韩国等偏离亚洲价值观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最惨重，而香港等地区受伤较轻。所以，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并不能撼倒亚洲价值观，不能推翻亚洲模式。假以时日，亚洲国家还会凭借亚洲价值观东山再起。(34)

　　四、其它国家的看法

　　对亚洲价值观持谨慎乐观的是日本，日本在1998年10至11月间在东京、汉城、北京、雅加达、曼谷、新加坡和孟买等亚洲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试图了解金融危机对亚洲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日本随后发表的《亚洲价值比较分析》认为，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因危机而产生动摇。(35)与儒家文化没什么关系的印度这次也给亚洲价值观泼了冷水。1998年5月27日的《印度人报》发表了题为《香港、印尼揭穿了亚洲价值观的假面具》的文章，该文由香港选举谈到"由某些东亚领导人定义的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正在受到严重侵蚀的危险"，言外之意是亚洲价值观要破产。(36)

　　五、几点思考

　　综合以上各方的意见和看法，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关于亚洲价值观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亚洲价值观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是间接原因。不过平心而论，东西方至少可以达成一点共识，那就是亚洲国家的金融管理和体制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但亚洲价值观与这些弊端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2、我们不应该夸大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中的作用。东方的古老文明要复兴和走向现代化，更多的依然是要向西方文明学习。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诤教授就认为，儒家思想中的宇宙、天地、社会和世道是停滞不变的，认识倒退论，轻视和贬低工商，反对竞争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十分不利的。(37)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而且儒家思想在东南亚的影响将在新世纪进一步扩大。

　　3、亚洲价值观中某些内容已经过时，如果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价值观就必须加以改进，如重用亲戚的裙带关系必须放弃，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4、我们不应该把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起来，否则可能成为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最好注脚。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没有必要对亚洲价值观发起"十字军东征"。在我们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类有相互容忍的必要，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相互隐忍和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