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打黑？他们如何打黑？

重庆打黑专案组揭秘

    帅辉的最后一天

    11月27日上午，开始对嫌疑人的新一轮审讯；晚上7时，专案组开会，部署下一步工作；

    次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凌晨5时，准备出发实施抓捕时病发；上午8时许，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39岁。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专案组的成员可以时常与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起商讨案情，“他拒绝我们叫他‘老大’，他说‘老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才这么叫的，坚持让我们叫他‘王局’。”

    2009年11月28日，重庆警察帅辉去世。20天后的12月17日，当地媒体开始以“因公殉职”报道帅辉的离世。帅辉生前为重庆市奉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因连续劳累突患心源性心脏病，卒年仅39岁。

    警察殉职，本为警界常事。但帅辉的去世信息却是在20天后才被公开，也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先后作出批示，对帅辉早逝表示痛惜，指示要安抚好家属，妥善处理后事。

    这一切的背后，皆因帅辉因公殉职时特殊的“身份”———重庆某打黑专案组成员。在过去的半年间，重庆打黑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全民性话题，其雷霆之势持续发酵，但背后关键发力者———打黑专案组，却一直不被人们熟知。

    实际上，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重庆警方公布的数字，打黑专案组有245个，涉及警员7000多人，散布于重庆主城区和下辖各个区县之间。

    帅辉的去世让各方目光聚焦这个群体。日前，记者与侦办某赌博“大佬”的专案组成员进行了交流，通过十余名专案组成员的“现身说法”，力图揭开外界的诸多迷惑与质疑，让人们对这个被媲美好莱坞版“情报局”的群体，有更多了解。

    成立背景：

    有些本地警察已不可信

    当专案组到来时，“大部分嫌疑人都因当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风声后逃跑了”

    当陈雷(化名)跟他的同事们在旁听席上就坐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平头、夹克，普通的休闲裤，跟大多数的旁听者无异。他们坐在偌大的旁听席最后几排，安静、专注，更像是涉案人的家属。

    这里是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陈知益、邓宇平涉黑案(26名被告人)庭审现场。此案早先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但随着庭审的进行，庭内与庭外发生的一切，让有关重庆打黑的所有要素鳞次浮现。

    该案26名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活动均在渝北区，但在侦办本案时，重庆市公安局采取了异地调警方式。这也是本次重庆打黑的习惯性动作。陈雷说，这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今年6月初，陈雷及其同事们接到指令，来到重庆市渝北区侦办陈知益案件。这是一份“苦差”，专案组从几百里外的奉节来到主城，人地两生。

    “我们当时只知道陈知益在当地有钱、有地位”，陈雷说，但是当专案组到来的时候，“大部分的嫌疑人都因当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风声后逃跑了。”当地的公安人员似乎已不可信。

    在后来的庭审中，这种说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公诉人在庭审中称，(异地调警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要求深挖“二杨”(杨全、杨鸿，本案的被告人)，并先后做过两次批示，第一次，办案民警阳奉阴违，未将“二杨”立案；第二次，大部分被告人提前从警方获知了消息，得以逃逸。

    此间，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警支队三大队教导员蔡书清充当了“内线”角色，陈知益案中，蔡因包庇黑社会等罪被起诉。庭审传出来消息显示，杨鸿等人杀人后，死者之父到处告状，最终找到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王做出批示，要求深挖“二杨”。

    蔡知情不理，“二杨”甚至得知了这个消息，杨鸿提前逃逸。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则愈发离奇。专案组调查得知的一个情节是，某天，蔡书清突然带着一个刑警来到了杨全开办的酒吧(后调查得知，该酒吧蔡亦有股份)，告之杨鸿的命案已经了结，公安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到杨鸿等人。

    于是，杨全打电话把杨鸿叫了回来，蔡指着同来的刑警告诉“二杨”，“这个就是负责你们案子的警官，今天你们要与他多喝两杯”。再于是，在这个颇具“无间道”风采的氛围中，警匪酒吧“酒逢知己”，觥筹交错。

    “公安局异地调警”，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打黑初始阶段的8月，据重庆警方通报，缉捕1544名犯罪嫌疑人，469名逃犯被从境内外追捕。回到本案，最终，专案组去成都抓回了邓宇平，去云南抓回了陈知益，去武汉抓回了杨鸿。

    而在陈知益逃跑前，蔡甚至还与其坐在一起“研究打黑”。

    选拔标准：

    政治与业务素质过硬

    专案组成员中有刑警有派出所民警，大多数已婚，出发前签订保密协议保证未涉黑，一旦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责

    尽管便衣轻身，但在庭审第二日，他们的身份还是被“眼尖”的被告人家属认出。很快，被告人就在私底下嘀咕，“他们就是专案组的警察。”走出法庭，一些被告人家属围了过来，不敬的言语劈头盖脸而来。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专案组人员说，“如果允许的话，我们真想当面与被告人对证，我们有时甚至是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药、买吃的”。不过，他们也坦言，这通常也是为了“让他们尽快配合工作”。

    对证当然不被允许，实际上，这也是对于专案组成员心理承受力的一种考验。根据媒体公开报道，重庆打黑的245个专案组由武警、公安局警察、检察官和驻专案组律师组成。

    陈雷说，他们都是由政治部统一选拔，选拔的标准最重要有两点：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其中，政治素质不过关的，坚决拒绝进入专案组，但其未说明具体标准。“专案组成员中有刑警，有派出所的民警，男女不限，不过大多数已婚”。

    陈雷所在的陈知益专案组共有50余名警员，由奉节县公安局局长带队，随行的还有一名副局长。专案组成员说，奉节县公安局局长，陪着专案组成员在渝北区度过了4个多月。

    “出发前，我们签订了保密协议。”专案组成员说，“保密协议”首先保证“没参与黑恶势力，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其次，无论是谁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即便是他们原单位的领导，都必须拒绝回答。

    一旦违反纪律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事责任。据报道，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法官进修学院院长乌小青自杀两天前，专案组曾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传出消息，一名办案人员因涉嫌泄密被抓。

    因此，除自己知晓相关情况外，无论哪一级领导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专案组成员都要一律三缄其口。一般情况下，专案组成员也无需向领导汇报行踪；即使单位要开会，领导也只是问问：“方不方便回来？”

    他们甚至不能将自己的具体行踪透露给家人。专案组成员介绍，出发前，只是告诉家人“出差”，其余的，什么都没说。“进了专案组，像进了情报局。”一名专案组民警的亲戚如此形容。

    一个在警方内部流传甚广的“段子”说，重庆市渝北区一个派出所所长半年未回家，妻子一怒之下找到派出所，要求跟丈夫离婚。

    不过在言语中，专案组人员很在意世人对他们工作的认同感，他们对庭审选在万州而没有选在案发地渝北区有些遗憾，“旁听席中绝大多数是被告人的家属，没有被害人的家属，现场的效果不理想。”

    非常之举：

    临时“关押所”受质疑

    “我们就是租赁了一农家乐，成立了临时监区。”专案组成员说，临时监区的建立“另有隐情”

    帅辉因公殉职的当日，乌小青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自缢死亡。乌小青是今年6月开始的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官员之一。他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不是他的死，我们都不知道他关在哪里，案子进行到什么阶段。”重庆市法院系统一名官员说。除了专案组不对外公开外，涉黑人员被逮捕前关在哪里，这也几乎是本次打黑中共同的“谜”。多名涉黑被抓人员的家属称，常常不知家人被关在何处，因为他们被以代号关押，专案组也没有固定办案地点。

    在陈知益案中，类似的问题也有所显现。陈知益等人多次在法庭上表述，自己的关押地并非看守所，而是被称作“基地”的地方。邓宇平的第一辩护律师说，她接到了有关邓宇平被关押的相关文书，落款是奉节县公安局，不过，当她乘坐了几小时的班车赶到奉节县公安局时，却被告知邓宇平并没有关押在那里。

    此前媒体报道，有消息说，专案组包下了几家宾馆和郊区僻静的农家乐作为办案地点。重庆律师韦峰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曾看到一份讯问笔录上面，关押地点一栏赫然写着“临时羁押场所”。这一点，得到了陈知益涉黑专案组的证实。“我们就是租赁了一农家乐，据此改建，成立了临时监区。”专案组成员说，临时监区的建立“另有隐情”。

    陈知益专案组是今年6月从奉节县分批来到重庆市渝北区。“选择农家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它不仅要解决住宿问题，还要适合办公，更要适合关押嫌疑犯，我们将它改建成临时监区，所以，其周围环境与房屋布局的设置都很重要。”

    在官方的说辞中，陈雷口中的“临时监区”，就是重庆公安局渝北区看守所第三(临时)监区。专案组说，临时监区标准合法，分生活区、办公区、关押区，办公区安装了办公桌、电脑，关押室安装了监控录像，外面的围墙拉上了铁丝网。

    监区由20余名武警人员守卫，规章制度等都与看守所一样。“我们还请了几名做饭的人员。这些人，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政审’，才被允许前往临时监区做饭的。”

    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重庆到底设了多少临时监区？对此，官方尚未公布数据，而陈知益专案组的人员也“说不清”，“我们的是渝北区看守所第三(临时)监区，这也意味着，在渝北区至少就有3个类似的临时监区存在”。

    在法庭上，渝北区看守所第三(临时)监区的合法性受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他们提出，警方违反了程序，没有及时将被刑事拘留的嫌疑人关押在法律指定的看守所。律师还指出，只要是以代号关押的，律师就见不到，除非代号被解密，这在以前没有过。

    一些媒体也大篇幅质疑了打黑中出现的涉嫌践踏法律程序、剥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身为重庆打黑专案组头牌法律顾问的王蕴采说，律师会见难不是重庆才有。她同时表示，侦查中的这些问题，没有反映到专案组来。

    专案组倒是不以为然，“侦查期间，我们的行踪与办案都是保密状态，不要说渝北区警方不知道，就连不参与打黑的奉节县公安局副局长们也不知道临时监区在哪里！”

    生活常态：

    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我们也有老婆孩子，我们也不愿意在晚上工作，可是现实不允许”

    陈知益案庭审期间，有辩护律师认为，警方的询问笔录时间不符合常规，因为多份询问的时间都是晚上9时提取而非白天，并就此提出质疑。

    专案组成员有自己的感受：难道我们不想朝九晚五，每天只工作8小时？“我们也有老婆孩子，我们也不愿意在晚上工作，可是现实不允许，警方的工作是依据案情进展不分时间开展工作的。”

    工作强度大，这可能是“低调神秘”的专案组唯一公开的秘密。此前，据《重庆晚报》报道，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平均每天仅休息3-4个小时，最多休息5小时，是专案组成员的工作常态。

    “我们来到渝北区时，陈知益、邓宇平等大部分嫌疑人都因护黑警员泄密，潜逃外地了。”专案组成员说。为此，他们连续4个多月，平均每天工作15小时左右，工作严重超负荷，帅辉正是在这个专案组的岗位上积劳成疾离世。在警方的通报中，记录了其最后一天的工作状态：11月27日上午，开始对嫌疑人的新一轮审讯；晚上7时，专案组开会，部署下一步工作；次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凌晨5时，出发实施抓捕。

    此时，帅辉同屋发现帅辉脸色苍白，一手捂胸，一手撑着床沿喊痛，并很快陷入昏迷状态。11月28日上午8时许，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年仅39岁。

    这也是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死在岗位上的第二名警察。

    重庆官方也多次对外宣称，多月来，打黑专案组成员都在超负荷工作，有的甚至平均每天工作在15个小时以上。这一点，就连频频对重庆涉黑案程序公正提出质疑的律师周立太，都表示认同。

    专案组说，这跟异地用警相关。异地用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警匪勾结，使专案工作得以快速有效推进。然而，异地用警，人地两生，办案人员除了依据现有材料外，更需通过细致的调查工作。

    不仅如此。此前，重庆市公安局曾表示，打黑专案组成员工作很辛苦，伺机增加工资待遇，并在重庆治安形势基本好转时，组织警员休假。然而，专案组人员说，截至目前，他们工资待遇还没有增加，也没有休假，听完陈知益涉黑案庭审后，他们即将背起行囊前往另一个县城，侦办另一起涉黑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专案组的成员可以时常与王立军一起商讨案情。“王立军局长，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一下。”专案组人说，他大部分是来督办案件的，甚至亲自参与案情分析，“他拒绝我们叫他‘老大’，他说‘老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才这么叫的，坚持让我们叫他‘王局’。”

    回应

    “我们没有刑讯逼供”

    法庭上，陈知益案中26名被告人中的25人当庭否认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19名被告人声称遭遇了警方的刑讯逼供，甚至指责公诉人向法庭提供假口供。

    重庆涉黑案开审以来，“刑讯逼供”是一个被常常提及的字眼，黎强案中提过，杨天庆案中也提过，最近的北京律师李庄案中，其涉嫌的罪证中也有“诱导当事人做‘遭到刑讯逼供’的伪证”。

    对此，专案组人员一一否认，“我们没有刑讯逼供，真的”；“你们媒体报道时不能只看表象，还需依据庭审的实际情况有个基本的分析判断”。他们也否认使用老虎凳，“网络中那种嫌疑犯只能半蹲着，不能坐下，更不能站起的铁凳子，我们也没有见过”，专案组成员说。

    在陈知益案庭审现场，公诉人当庭播放了由专案组提供的视频。该段视频是审讯“3号”杨全等被告人的录像。视频中，杨全坐在了一个铁桌子上，坐姿自然，神情平静。只是手、脚是被固定的。

    专案组人员解释说，固定住手脚，也仅仅是为了防止被告人做出过激的举动。但是，当陈知益要求当庭出示“遭刑讯”的证据时，被审判长当庭制止。

    而对于如此多人集体声称遭遇“刑讯逼供”，专案组则认为这是一种“默契性跟随”。“这要看19人声称遭遇刑讯逼供的具体环境。”陈雷解释，在第一天法庭调查时，只有陈知益与邓宇平在辩护律师的提示下才说遭遇了刑讯逼供，但当26名被告人一同出现在被告席上时(法庭举证阶段)，22号被告人喊遭遇了刑讯逼供，其后的18名被告才依次声称遭遇刑讯逼供的，“这其实是一种默契性的连带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