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神动画片:蒋介石：有心无量

《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两本在1943年以蒋介石之名出版的小册子。
■1943年的蒋介石是个矛盾体：有得意、有想法、有心事。对中国前途的设计充满矛盾。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1943年，蒋经国33岁的年纪，已至人生壮年，但每次父亲来信，他都恭敬捧读。这其中的一封，是蒋介石提醒他每周要花6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蒋介石的心中，有一个英语情结，自己没有学成，只好将希望放在儿子的身上，“吾儿俄文基础良好，学习英文必易”。
这，似乎成为了蒋介石宿命的先兆，他的许多“大志”与“计划”，自己终生无计展开，而要由蒋经国来完成。但在1943年的时候，蒋介石对自己充满信心。
欢心、信心、忧心
1943年的蒋介石，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那一年，蒋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她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让美国人相信她的夫君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领袖”。这项工作，此前已经由胡适、宋子文在美运作多时。
效果是有的，但更大效果体现在宋美龄自己身上，每次演说都获得美国听众的雷鸣掌声。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甚至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在宋美龄访美的几个月时间里，美国人一直将她看作是“亚洲第一夫人”。
依照这个逻辑来推，蒋介石当时就是“亚洲领袖”了。倒不能说蒋介石夫仗妻荣，那一整年的事态发展对蒋介石都相当有利。年初中国跟英国、美国签订了平等新约，年末《开罗宣言》发布，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与失地两大问题基本解决。蒋介石带着“民族英雄”的感觉与前所未有的声望从开罗回到重庆，他同罗斯福、丘吉尔在一起的照片，在国内外重要媒体上广为刊发，令他兴奋不已。
放眼亚洲的兴奋，却掩盖不住蒋介石对国内问题的烦恼。
国民党以革命党的面目执政，以革命尚未完成、国民需要“训导”
为理由，开出“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但终究无法回避“还政于民”的问题。宋美龄在美国的游说，令美国人对蒋介石有所期待，这种期待对于蒋介石而言，不能说没有一点压力。更重要的是，1943年，反抗法西斯的国际形势决定性地偏向了盟国，中国的抗日胜利显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此前景下，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及吏治腐败，国内要求民主自由、实现宪政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
到了1943年，蒋介石自己益发意识到，抗战一旦胜利，自己的权力合法性，便不可能再来自基于外敌当前的全民团结。
所以，在1943年9月6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此次全会对于国民大会应如何召集，以及宪法的制定与颁布应如何进行各问题，必须根据国家实际环境与需要，作一个确切的决议……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
蒋的发言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声音高亢、语调急促、刺耳难懂。蒋之一生，始终都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
两本册子
蒋介石在1943年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宪政，说明此时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但蒋在理念上又对宪政的精神有深刻怀疑。
1943年对蒋介石很重要，因为这一年他还出版了两本书：《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虽然作者署名是“蒋介石”，但这两本册子都有别人代为捉刀的部分。不过蒋显然都认同其中内容，甚至许多为蒋介石口授，蒋也表示对文章负全责。事实上，他对这两本书感到相当自豪——在其中，蒋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基本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以及抗战建国的纲领。
《中国之命运》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此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学界认为，《中国之命运》是蒋针对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而针对这本书，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5月至7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更是针锋相对地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致开幕词。
中国的命运，在1943年确实面临着重要的抉择。
这两本书，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和论调，回顾近代屈辱，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与不平等条约，展望未来，一再强调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中国解决办法。
更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在当时中国发行高达100万册的书，居然没有任何英译本，甚至国民党的审查机关还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但重庆原本是有翻译此书的计划的。
分析者后来给出的解释是，重庆方面及时地发现了翻译计划是何等不合适，因为这本书里充满了反西方、反自由的言语和主张。
蒋介石在这本书中要求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又说“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1943年8月25日，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10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蒋显然并无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各支政治力量、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胸怀。
蒋介石从理论上对自由加以否定，形成对宪政理论的挑战，令许多对他兑现“还政于民”之诺言深抱希望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心灰意冷。
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然而在1943年，美国人却无从得知蒋介石并不是他们听到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事实上，1943年的蒋介石，是如此综合的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中国人自古有迅速富强的情结，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也不例外，尤其1943年是一个各方面多有暗示的年份，蒋介石觉得自己为中国指出的方向已经明晰；而另一方面，传统弊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在蒋身上集中体现，又使他无法真正看清楚中国的前途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年看到这样古怪的现象：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做出了抗战结束后一年制定宪法，还政于民的重要决议；但在国统区，最触目的却是军统、中统与于1943年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特务机构、书报审查制度、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的文件。
以苏德为师
富强，是近代中国人的一个梦。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同样的观点：“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蒋介石也不懂得。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意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也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
而蒋介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抗战前10年，国民党政权与德国的关系密切，军事上请德国的教官，以至于抗日初期，还有德国教官教导中国军队如何同日军作战的场面。
而在经济上，蒋介石也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大搞官办企业。而这，事实上正重蹈了洋务运动的覆辙。
300万人及一个人的命运
1943年，广东兴宁县城老街的良友照相馆墙上挂着两张大照片：一张是育婴堂的工人弯着腰，一手拿着一条大竹杠，一手提着一具童尸往草草钉成的棺材中放，棺中已有三四具尸体，地下还有七八具，另一个小孩坐在其中哭；另一张的画面上是被吃剩的人头和小腿。拍摄地点是当时国民党尚能控制的揭阳。
这是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发生在河南与广东的大灾荒的真实写照，在这场灾难中，3000万河南人饿死300万，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被美国记者察觉，他们欲披露此事，而蒋介石摇头不信，说什么“有灾也不会太严重”。而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所以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愤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这貌似天灾的祸难，其实是中国当时政治、经济危机的集中体现。
于是，马寅初义愤填膺，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现象，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
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只好以借“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之机将其关押，其后被转送到息烽集中营。
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马寅初后来才被释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不许他发表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演说。这些禁令直到1944年才被冲破。
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是在中国的1943年，其时蒋介石正憧憬依照自己的方案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本文部分史料引自［美］布赖恩。克罗泽著《蒋介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