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幸运草任以薰:担当：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十年轮

三十年改革开放，变化天翻地覆，令人感慨万千。对于自己为之奋斗的领域，各界学者专家更是从未停止过思考。他们如何体味这三十年间中国人的精神跨越？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本报今起特辟“改革开放30年学者访谈系列”，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敞开思想和心灵的门扉，梳理我们的思路，回顾国家的成长，思考我们的未来。与他们进行对话的，都是本报高级记者或主任记者。
希望读者能从对话擦出的火花中有所感悟。如能有助于人们更加自信更加智慧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前行，则是达到我们的初衷了。
记者:我国改革开放,肇始于思想解放,又始终贯穿着思想解放。30年过去,很多记忆已经不太真切,但上世纪70年代文学新风带来的内心激荡和思想震撼,却还十分清晰。
冯骥才:现在回想起来,新时期思想解放初期,“伤痕文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批判“两个凡是”,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破除“左”的思想禁锢。当时创作那些作品,还是有极大阻力的,这种阻力不是来自于政治上的,而是来自社会上的一种思想僵化的惯性。这种思想惯性力量很大,所以那一代作家,我认为是非常有勇气的。这种勇气不仅仅来自于作家个人,而且来自于与人民群众完全融为一体的意愿。那是一个激情的时代,正是那种民意、那种潮流,在迎接着改革开放。
我们最早写的那批“伤痕文学”作品,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的《铺花的歧路》和《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只要小说一出来,就接到几麻袋的信。最让你感动的是,有些信打不开,因为写信人边写泪水边滴落到纸上,寄信时又要把纸折起来,所以信纸都粘住了。我们慢慢揭开信纸时,都有一种“沙沙”的声音,一听到那“沙沙”的声音,眼泪就下来了,非常感动。这是时代的一种共鸣。作家在这个时代担当了重要角色。
记者:您一说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吧?
冯骥才:对!改革开放初期的1977年,小平同志就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地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站在社会前沿,思索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设计、完成“改革开放”这个思想的,是政治家,是邓小平同志,所以他提出改革开放后,天安门前会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作家是把人民的感情和观点强化出来了。
为什么那一批作家能做到这点呢?因为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有这样几个特质:第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与时代一起思考,责任来自思想,来自社会道义和社会良心。第二,作家的天性是同情,人性在“四人帮”时代结束时具有极大魅力。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自觉的“平民立场”。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很早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第一,判断性,这一立场是独立的,所得出的结论是供人思辨的。第二,思辨性,他会不停地提出疑问。思辨就是在寻求一个更好的出路和途径。第三,前瞻性,知识分子的思想尽管形成于过去和当下的社会实践,但他们经常从未来角度来思考现实、评价现实,而不是现实功利的。知识分子只有站在这几点上才能凸显他的价值。
记者:如果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比作一棵大树,细细观察这三十年的年轮,有大有小,浓淡不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激荡辉煌之后,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似乎逐渐模糊了自己的社会坐标。
冯骥才:我与你有同感。不得不承认,30年来我们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逐渐丰富了,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忽视精神的价值。现在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经济之中和之外的棘手问题,都与对精神价值的忽视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两手都要硬”。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路就是社会需要全面发展,不能只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了其他许多问题。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但使一个人有文化就很难。讲精神文化建设,讲以人为本,不能只停留在社会目的上,要不断地往精神、心灵层面深入。
各地各级政府都应该倾听知识分子的声音,为他们创造一个空间,允许他们发表意见,哪怕是不同的意见。因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意见是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要做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主动担当的精神,不能主动地去思考问题,不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抓住生活的灵魂,摸到社会的脉搏,也就无从发言。
记者: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当”精神。有时我想,您这位新时期文学的干将,近年来又以文化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么长久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
冯骥才:我一向遵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理念。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同。知识分子有强烈的责任感,而文化人却可以超然世外。“责任感”这个词现在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所厌恶,其实社会责任就是社会良心。如今我们多么需要这种社会良心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文化良心。
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两个任务。其一是纯精神方面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住我们民族的精神本色,保住和传承我们民族的基因,弘扬和发展我们的文明,知识分子是大有作为的。如果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退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精神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其二,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也应充分参与。政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要让知识分子更多地发挥作用。
这次国务院聘请我做参事,我对媒体说,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尊重。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92号参事,我身高又正好是1米92(笑),太巧了。在历史上,有一些文化人担任过这一职务,比如齐白石、陈寅恪、柳亚子、启功、朱家等等,但过去还没有作家做过参事,这表明本届政府非常愿意倾听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和意见。
记者:担任国务院参事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责任?
冯骥才:可以就国家发展战略性问题,比如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当然这些意见最好是可操作的。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知识分子提的很多建议,比如“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重视假日文化”、“传统节日应列为法定假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等,实际上都已被政府吸收、采纳。
“春节假期前调一天”的建议,是去年二、三月份我在两会期间提出的一个提案。其实真正的春节是从年三十就开始了,大年三十是除旧迎新嘛,可年三十人们还要上班,回家之后,再张罗年夜饭,时间上捉襟见肘;可初七呢,年俗差不多没有了,变成了过年放假的垃圾时间。我去年3月份提出之后,5月份国家发改委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意见国务院考虑了,准备采纳,包括另外几个传统节日,也要放假。
国家对文化的事情越来越重视,我这种感受特别强烈。温总理在地震发生后10天的5月22号,就在北川废墟上,提出要在遗址上建地震博物馆,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这几年我在做羌文化的保护,知道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禹、炎帝都是羌人,羌族是对外输血的民族,纳西、土家、彝族等少数民族都受到过羌族的影响。所以总理说过后,我们在北京搞了个专家研讨会,又去北川等地考察,回来后,我就怎样保护好羌文化,给国务院写了个建议书,非常具体,温总理做了批示,指示文化部、四川省政府考虑建议书中的一系列方案。国家对文化的关切,知识界感受愈来愈深。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是你现在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你心怀多少文化的自尊与自豪?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之奋斗的。
记者: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知识分子正好可以大有所为,可以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您认为知识分子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冯骥才:说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在研究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时,发现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历史阶段,如果它的文化是处在繁荣发展阶段,其结构必然是金字塔型的。
文化结构是金字塔,它就会有一个塔“尖”。“五四”运动时,若没有鲁、郭、茅、巴、老、曹,“五四”运动就“矮”了一截;俄罗斯若没有托尔斯泰、列宾、柴科夫斯基,那俄罗斯文化最起码比现在要“矮”一千米,甚至是两千米;我们历史上若没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没有唐宋八大家,我们的文学就是一片草地,没有大树。
文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要有高峰,这个高峰彰显着这个民族在某一时代所能到达的高度。这个高度,全民都应该能看到,且以它为荣。这个高度就是文化信心。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应该有哲学大家、文学大家和艺术大家,我们国家也应该有这种“荣典制度”,把这些“大家”托出来,而不是托那些“娱乐明星”。娱乐明星应该是自生自灭,无须托举。
国家应该有国家的经典,而市场只有市场的名牌。国家应有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应主要用在公益文化事业上,具体说,这些钱要用来养育金字塔这个“尖”。这个别人养不了,企业也养不了,只能靠国家、靠政府。国家养这个“尖”,才能与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有些院团就应该由国家养,不能完全推向市场。我认为国家要主动保护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民族精神的基因。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属于国家文化战略里的内容。
对于“金字塔”的底层,只要做好管理就可以了。因为底层就是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应该鼓励发展,但国家要做好管理,这种管理不仅是经济上的管理,甚至不主要是经济上的管理,最重要的文化管理包括道德管理,当然要通过法治方式。
“金字塔”的中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中档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形象。在中档文化层次中,我们应鼓励社会各界参与。
记者:30年的年轮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但这种作用一定是与社会、时代、民众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的,否则将一事无成。以您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既独立思考,又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既有追求,又积极参与?
冯骥才: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空间非常广阔,作为知识分子,个人发出声音不困难,关键是,当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后,有没有对社会发生作用,这很重要。我的经验是,在民间文化抢救工作开展初期,到各地去表达我们的文化观点时,很多现象是和我的想法不一致的,于是我变换了具体的做法,一方面,通过文章和演讲,扩大知识界的声音,另一方面,因地制宜,讲究策略,主动与地方政府接触,一点一点地渗透,同时帮助他们想办法,让他们在保护成果中看到保护的价值。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并不是别人,是政府,政府是法定保护人,必须通过政府才能做好工作。政府并不反对保护文化遗产,只是有些官员不了解,或者是没有这样的情怀。总之我觉得应该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和政府共同努力。
只要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知识分子就要坚持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就不能放弃,这不是狂妄自大或自以为是,而是要坚持那些在行动中一次次得到验证、充实、修正的思想。特别是在两种情况下不能放弃,一是处于弱势时,二是获得既得利益时。前者容易退缩,后者容易满足。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为思想而活着。我近年编了三本自己的思想文化论集:《思想者独行》、《灵魂不能下跪》、《用思想站着》。
我真觉得,思想对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发现,有没有自己的创造性的观点。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努力追求社会的完美或推动社会去接近完美,但在过程中各自的思考角度可能会有不同。我们一定要努力寻找一致的地方,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