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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精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来源：/ 行走者
　　为何要谈大学的精神，答案很简单，因为诸位包括本人在内，皆为大学之一员。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显然这个心脏的功用决不仅仅是培养某种专业技术人员，否则的话，那么大学和职业培训所又有何分别？这个功利而浮躁的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飞奔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行乐，但如果所有的人皆是如此，这辆车就会乱冲乱撞。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跑向哪里，我想，大学的精神，其意义正在于此。
　　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公元前387年，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在历经12年的漂泊后重返雅典，依靠朋友的资助在雅典城外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了学园。此人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伟大的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柏拉图的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一直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学园前后持续存在达9百年之久。以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叫Academy。学园的创立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当时希腊世界大批最有才华的青年受它的吸引，来到这里，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
　　而在世界的东方，与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同一时代的孔子与柏拉图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春秋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但儒、道、墨、法等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盛世，其社会历史环境与古希腊颇有几分相似。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各诸侯国君以礼治国；犹如柏拉图三下西西里岛，期望通过教育独裁者来建立新的政体；遗憾的是，他们都失败了。柏拉图创办了学园，孔子也有七十二门徒。四书中有大学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念了这么一大段，大家终于明白，孔子所谓大学，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后之儒生更将之发挥到极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想实在伟大的可以，让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尽折腰，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在北大演讲之时还特别引用之，顿时间满堂热烈掌声。依我看来其实不必这么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一句话足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大学精神，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
　　但究竟东西方文化不同，孔子与柏拉图也不同。柏拉图毕其一生追询自然界的本原，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说。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型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在阿卡德美除讲授哲学之外，还讲授数学、天文学和声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以哲学为最高课程。学园的目标不是传授实用的技艺，而是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就是所谓第一哲学：形而上学。这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有本质的区别。论语.述而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所谓子不语：乱力怪神。儒家学说是致世之说，极少涉及形而上的范畴。东西方文化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后大学精神的传承之路也完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于秦的一统天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其后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进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而在西方，随着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的势力与权力开始迅速扩充。古罗马帝国日渐衰微，而曾经是被压迫者的教会如今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园也被迫关闭，这就是中世纪。有人称中世纪是黑暗时期，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虽然教会的教规严厉而苛刻，但在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又重新认识到了古希腊文化这一无价的宝藏。老的城市在扩展，新的城市应运而生。人们创立了综合性大学，大学注定要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为人文主义的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持，业已沉睡了数个世纪的学术迸发出生命的火焰。打破教会信仰体系的另一知识之光，是在十二世纪晚期被重新发现的一个人的所有著作，这个人就是几乎所有现代学科——包括生理学与医学——的创始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综合性大学的崛起，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博洛尼亚大学于公元1158年建校，有着自己闻名遐迩的法学院；巴黎大学于公元1200年获得皇家授权；牛津大学于公元十二世纪建立，当时一些教师和学生是从巴黎大学退出的；而剑桥大学是由一群来自牛津大学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起来的。大学发展的速度如雨后春笋，到了中世纪末期，有大约八十所大学遍及整个欧洲。大学的学者作为一个新生的阶层，满怀热情地从事各种知识和经验的探索。他们的座右铭是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的教诲：“因为怀疑，我们开始探索；通过探索，我们发现真理”。在这简单的话语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活力扑面而来，一种精神呼之欲出，这就是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的精神。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时期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在大学精神之火炬的照耀下，欧洲从中世纪迈入了现代世界。与此同时，科学与哲学、艺术与文学等各个领域涌现的诸位大师，如群星闪耀于人类历史长河。如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的塞万提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君主”的伊拉斯谟；弗朗索瓦.拉伯雷；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还有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康德、伏尔泰等等等等。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约翰.洛克，他的《政府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宪元勋们创造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而他的思想也随着杰斐逊的那段名言而不朽于世。那就是：“我们认为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获取这些权利，人们要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在西方社会大步迈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古老的中国还在一个个朝代与帝王的轮回中挣扎。直至二十世纪初。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只是民国政府的一次普通任命，但却可称作是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甫下车，就在北大发表了一篇让整个北大乃至教育界都为之动容的就职演讲：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引导下，北大涌现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一代大师，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汇聚一堂，各种思想、理论乃至主义在此激烈碰撞与交锋，宛如再现了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大学精神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仅于此，他多年孜孜以求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理，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如西方的一句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应该再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世上已无蔡元培！
　　最后，我谨引用诗经-郑风中风雨一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无论现世社会如何黑暗沉沦，我们不可忘却自己的良知与勇气；此时能遇见志同道合之人，内心是何等喜悦与慰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