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现象

　　一、背景材料

　　近几年，一些地区纪检部门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中，有一个现象格外引人注意。受查处的县、乡两级领导干部中30至40岁之间的成了“主力军”，越接近40岁，“买官卖官”等违法违纪现象越相对集中。一些群众把这跟人们常说的“59岁现象”对应，称为“39岁现象”。1999年10月，福建省查处了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买卖官案。丁仰宁在这个福建全省有名的“特困县”任职3年，“卖宫”受贿及非法所得100多万元，人称“丁百万”。“丁案”，涉及该县大小官员246人，大多数都不到40岁。其中丁仰宁1996年到任时38岁；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中，35~40岁间的9人，9个镇党委书记、9个乡镇长中，8人年龄在35～40岁之间。其中，钟昌瑞在1996年37岁时刚当上县教育局局长，就开始向丁仰宁等人进钱，在1998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当了副县长．钟昌瑞等人为何如此急不可待不断铤而走险向“上”送钱?一位知情的干部道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钟就是想赶在40岁时当上“副县级”干部，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0多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为何一些干部在这一年龄段栽跟头，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呢?这和一些年轻干部忽视党性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些地方在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片面理解“年轻化”，甚至搞“一刀切”，这是造成“39岁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些地方在选拔配备县两级党政班子时有这样一个“原则”：35岁以上的不再提拔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一些基层干部抱怨：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没有什么“奔头”了。一些年轻的镇干部发牢骚：“这辈子算完了。”问为什么，回答是“都30岁了，连个股级干部都不是。”

　　透视“39岁现象”，基层组织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乡镇，至少需要4～5半转为“股级”，再2年转副科，再3年转正科，再3年转副县级，这一个“流程”下来，“最顺’的干部也要12年时间．一个环节“跟不上”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一些干部采取“倒推法”，就可以推算出自己是否“还有戏”。一些基层干部感到“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就开始混日子，甚至吊儿郎当，“自己本身有思想包袱，哪还有心思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也恶化了农村干群关系。

　　“39岁现象”的另一个危害，是诱使一些基层干部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虚报浮夸。真正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没有几年时间是很难完成的．而将干部提拔的年龄“压缩”在特定的几年之内，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一些干部“从容”干实事的机会，“逼”着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出“成绩”。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不顾客观实际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出现了许多“空壳乡”乡、“空壳县”，一些乡镇负债在数百万元以上。一些领导干部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上，“平时不下去，下去就罚钱”，被老百姓称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致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政和县澄源乡原党委书记张余帅，是个县买官者中最“厂下力”的人物之一。张余帅年仅35岁，而之所以“少年得志”，拿群众的话说就是“此人最敢吹牛，也敢送”。

　　如何避免“39岁现象”，有关人士开出了三个药方：

　　一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政和县之所以出了涉及ZOO多名干部的买官卖官大案，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人扭曲了人生观价值观。丁仰宁有一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捞钱，退休没本钱”。这种赤裸裸的“当官发财”思想侵蚀7一些干部的灵魂，而当他们把当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时，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使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二是要纠正基层干部选拔中的偏差。我们党确实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但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选拔干部要“惟才是举”、“年轻化”的关键是将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不是简单化地“一刀切”搞平龄划线。基层确实需要一大批年轻的同志，但农村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有其特点。一些四十多岁的干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广泛的阅历，如果将他们一概排除在干部提拔的人选之外，同样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三是要推进和完善干部制度改革。有专家认为，一方面，有关部门在干部考核选拔中应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如福建一些地方就进行了大量可贵的探索，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等，使买官者无“路”可走．另一方面，破解“39岁现象”，还要切实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将一些工作干不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拉下马”来。

　　二、问题

　　1．35岁到不了科级、40岁到不了县处级，就没有什么“奔头”了吗?公务员应树立怎样的从政意识?应如何正确处理职位、职权、职责的关系?

　　2．什么叫行政道德?我国行政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为了提拔，就可以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钻营买官吗?为什么?

　　3．选拔领导干部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按年龄划线，搞一刀切有何弊端？

　　4．请透过“39岁现象”，剖析我国干部管理和干部素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发表于 2007-2-6 14:11 |只看该作者

新闻周刊：39岁现象

　　中国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前有王宝森、陈希同，现有胡长清、成克杰。中央政府反腐可谓不遗余Γ苋床愠霾磺睿呵坝?9岁现象，现有39岁现象，而且涉案官员越来越多，何也？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缺乏从根本上去除腐败的制度，或言之，这种制度还不健全、执行并不彻底。这正是39岁现象发生的基础。

　　追究中国官员之所以能够腐败，在于其拥有官位和权力两大资本。中国要消除腐败，就必须从制度上对官员的两大资本进行重新配置和制约。为此，必须建立系统、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化。

　　令人高兴的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朝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更令人欣喜的是，《纲要》向世人昭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在前进。

　　政和，一个地处闽西的贫困县，国家每年都为之划拨大笔扶贫款。

　　丁仰宁，前政和县县委书记，一个靠卖官鬻爵起家的“百万富翁”。

　　为官3年，丁仰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涉案大小官员246人。规模之大，在中国卖官者中，无人出其右。

　　2000年3月29日，丁仰宁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有关他劣迹斑斑的调查报告上， 4位政治局常委作出批示。

　　细细考察此案，一个关于年龄的规律性曲线若隐若现：买官卖官者年龄大多数在35至40岁之间，而39岁，成了他们政治生命中的一道坎儿。

　　39岁：疯狂卖官

　　在仕途打拚7年之久，丁仰宁始终逃不了一个“副”字：企业局副局长，农委副主任，市府办公室副主任，市府副秘书长。

　　1997年1月，39岁的丁仰宁终于摘掉了“副”职帽子，转任政和县委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一把手”的权力很快兑现成钱：1997年春节前夕，县里各路诸侯就向刚刚上任的新书记进贡10万元。1998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政和县大小官员捧上红包30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场没有白给的红包。丁仰宁慷慨大方：收人红包，赠人官帽。

　　县林委一个站长，想升为副主任科员，送丁5000元，很快便如愿以偿；

　　县土地局一个副主任科员，想谋个实职，送丁1000美元，丁直接提名他转任副局长；

　　一个受过处分的派出所所长，想进城、提干，送丁6000元，丁直接提名他为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

　　县政府部门的一个职工，想分流转干，送丁4500元，丁在3个月后让他当上了副镇长；

　　对政和的干部考核考察，升迁调动，坊间人士总结出这样的“组织原则”：只要给丁送钱，不是官的可以当官，官小的可以升大，差地方的官可以到好地方当官，乡下的官可以到城里做官，犯错误丢官的可以易岗为官。

　　丁仰宁卖官收钱成性，丑闻百出。已被纪检部门确认，堪为官场新拍案惊奇的是：1998年5月的一个宴会上，赴宴者纷纷给丁送钱，一个女干部因准备不足，从手上脱下一金戒指，丁照收不误。

　　丁对妻子说，“在市直机关工作就是和县里不一样，县里一年的收入，抵得上市直机关十年。”

　　南平市中院认定：丁仰宁在政和3年，研究科级干部任免9批527人次，其中研究前由丁个人直接提出干部提拔、调整的有6批287人次，“提拔”科级干部208人，平均每月提拔6.5人。“卖官鬻爵”“ 收入”100多万元。

　　39岁：急于上台阶

　　1999年10月，拔出丁仰宁这根大“萝卜”后，带出的一堆“烂泥”中有18个副县级以上干部，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原副县长钟昌瑞。

　　据称，钟在1998年之前的梦想是：40岁前由正科级跨入副处级行列。1998年梦想成真，时年 39岁。

　　丁仰宁的出现让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捷径：贿赂。

　　1996年12月的一天，丁在福州开会。时任教育局局长的钟昌瑞把丁请到他的住处。奉上8000元，悄声说：“你在福州要用钱，拿去用，我会处理好的。”丁推托一番，作无奈状：“那就只好收下啦。”钟是政和县第一个给丁仰宁送钱的人。

　　随后，钟让丁接二连三地表“无奈”，送的钱数很快达到5万元。钟对好友说，他“砸倒”了县委书记丁仰宁。随后钟开始向丁赤裸裸地要官。拿人手软的丁承诺：等到县里班子换届。

　　1998年11月，政和县常委会研究副县长人选。按事先的“计划”，钟昌瑞的名字被提出。几个与会的常委当即反对。常委们认为，比钟能干的人多得很。何况，钟的口碑很差。钟被政和人称为“膀爷”，意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丁向南平市委推荐钟，意见也被驳回。

　　丁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钟作为差额选举的“陪选人”。

　　选举时间日益迫近，钟组建了一个“班子”，去12个代表团拉票。选举尚未开始，钟就扬言会以80%的票当选副县长。

　　钟昌瑞如愿以偿，可还没熟悉副县长办公室的环境，南平市委就派员调查钟在选举中的非组织活动。

　　钟颇为紧张，找到丁仰宁，递上现金2万元。丁把钱塞进公文包，安慰说，“你是副县长，要安心工作。”言毕，丁跟市委领导联系，要求停止对钟的调查。理由：影响政和县的稳定。

　　钟昌瑞买官不惜血本，敛财更是变本加厉。司法机关查明：钟在任教育局长和副县长期间，收受22人贿赂，金额7.88万元。

　　有人替钟总结出一个钱权定律：用钱买官，用官赚钱，再用钱买更大的官，用更大的官赚更多的钱。

　　年纪大了就造假

　　丁仰宁案件中，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9人涉案，35岁到40岁之间的8人。

　　澄源乡原党委书记张余帅，为求“进步”不择手段。在政和的乡镇干部中，张余帅很有号召力。钟昌瑞操纵副县长选举时，他明知非组织活动性质恶劣，一旦查出后果严重，仍然不遗余力，帮钟昌瑞四处游说，是钟“选举班子”中的得力干将。一位了解张的干部说：钟昌瑞靠送钱成了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张余帅认为一旦钟昌瑞升了，自己“朝中有人，日后自会有戏”。

　　有关部门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在选拔县乡两级党政班子时，有个基本的“年龄标准”：35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上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

　　据介绍，政和县一些干部铤而走险，涉足卖官鬻爵案，在于他们依年龄标准算出的一笔帐：大学毕业到乡镇和县直机关，官运亨通者，至少5年才能转为股级，7年转为副科，10年转为正科，13年转为副处。一个环节跟不上，就会原地踏步走，平庸到老。

　　张余帅相信：40岁当不了县领导，仕途就走到头了。

　　急吼吼的张余帅买官之大胆，令南平市委调查组人士备感惊讶。他不仅自己给丁仰宁送钱，还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先后介绍十几个乡镇干部给丁送钱。

　　1998年，丁到澄源乡开扶贫会，花钱将自己由乡长升格为党委书记的张余帅，带领周泽潘和丁见面，一面力荐周为乡长，一面替丁开出乡长一职的价格：2万元现金。

　　张余帅的档案中注明35岁，但南平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陈蒲生说，“张余帅的年龄肯定有问题。”陈说，他带队去政和办案，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

　　年龄有问题的恐怕不止张余帅一个。陈蒲生在政和县调查丁仰宁卖官鬻爵案时，一些群众向他反映，“某某干部和我小学同学，我都40多了，他怎么才30来岁？”

　　为了年轻化，一些干部甚至于伪造自己的年龄档案。南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说，每年都有干部到组织部门，声称其年龄有误，要求将年龄改小。

　　引发政经地震

　　39岁得志的丁仰宁肆无忌惮地卖官，急于39岁前得志的科局级干部们，跑官买官。短短3年，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对政和县的冲击不亚于一场地震。

　　案发后，政和县共调整领导干部16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11人。

　　南平市纪检部门有关负责人说，丁案涉及大小官员246人，事后的处理只能是法不责众，很多涉案的干部，仅仅是批评教育了事。客观上，一个22万人口的县，科级干部不过三四百人，如果涉及丁案的都撤了，那政和很多机关和部门就瘫痪了。

　　买卖乌纱之风令当地百姓生活悲苦之情更甚。当上一把手的丁仰宁，一反其做些实事的工作作风，开始大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丁仰宁的上任留下了一个水力发电站的“胡子工程”，荒废在山沟里，南平市政府颇为头疼。丁仰宁上任后，找来一个外商，水力发电站运转了起来，“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上级有些领导很高兴。实际上，为了确保外商赚钱，政和县财政一年要补贴外商近1000万元。而那年政和县的财政收入一共才3800万元。

　　急于升官提级的乡镇党委书记们也同样大搞“形象工程”，圈地，盖楼，搞开发区，虚报浮夸。如此一来，县成了“空壳县”，乡成了“空壳乡”。

　　1998年6月的特大洪灾，把政和冲击得满目疮痍，无钱重建家园的政和百姓悲苦不堪。

　　丁仰宁垮台后，新的政和县委、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1999年的财政收入3400万元，加上福建省的各类补贴2600万元，还不够发工资。福建省人大财经委对其评估的结果是：全省60个县中，政和综合经济实力倒数第一。

　　本刊记者/章敬平

　　什么造就了“39岁现象”？

　　丁仰宁买官卖官案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回头看，案中有三个“绝大多数”：涉案的大小官员246人，绝大多数39岁左右；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在39岁左右；9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绝大多数39岁左右。

　　层层叠叠的39岁，其共同特征在于：此前官阶不够的便花钱去买，不择手段，如钟昌瑞；此时如愿以偿的，立即腐败，如丁仰宁。

　　一些专家认为，基层干部在35岁至40岁这个年龄段落马的，近年来俯拾皆是。丁仰宁一案，只是39岁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种现象？

　　选拔标准

　　钟昌瑞37岁当上政和县教育局长，就大搞权钱交易，向副处级冲刺；35岁当上澄源乡党委书记的张余帅，也急匆匆向上“爬”。这都与他们的“年龄意识”有关：40岁到不了县处级，仕途就算走到头了。

　　“39岁现象”，与干部选拔的年龄标准有关。

　　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说，几乎每个时期，对干部的选拔都有一个标准，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问题是这些标准是软性的，很难操作。像对党的事业高度忠诚，怎么把握？你要无限忠诚，我就唱高调。如此，还会导致道德虚伪化。

　　于是，硬杠子出现了：年龄，产值，政绩，等等。

　　对组织部门来说，标准是清楚了，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激励机制的扭曲。在一些地方，只要你年龄有优势，哪怕你能力平平也可以被重用，培养。

　　一些基层官员一旦面临“难被重用”的年龄界限，难免不择手段，贿官，跑官，买官，争着“上台阶”。

　　南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文献说，中央和省委组织部门提倡年轻化，但并没有把年龄一刀切，一些干部愣是自己对照“青年干部”的年龄，要求自己。

　　另一方面，干部选拔往往是由上级领导人决定。选对了，没有回报；错了，至多事后检讨一番。这使得领导人选拔干部的关键一票很廉价。周为民说，廉价投票权是很容易被收买的。丁仰宁就是这样。

　　由此观之，“39岁现象”出现并不奇怪。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39岁现象”提醒我们：基层干部选拔制度上存在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的缺陷。这次中央干部制度改革纲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基层党政班子在选拔干部时，应谨防“39岁现象”的发生。

　　监督虚设

　　今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前往政和县，调研丁仰宁一案。完毕，陈感叹：没有建立起对干部有效的约束机制。

　　冲过年龄这道坎，40岁前后坐上处级“宝座”，当上“一把手”，就会大搞“一言堂”。“39岁现象”暴露出监督的无力。

　　丁仰宁在县委书记任上，共研究任免、调整科局级干部9批，527人次。9批中，在研究前由他个人直接提出干部提拔、调整人员名单的有6批，287人次；另外2批是在他大幅度修改组织部交给他审阅的名单后，提交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的。

　　1997年7月，在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提拔的38人中，23人没有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的推荐材料，只好临时去补，有的至今没有补齐。

　　5个月后，推荐处级干部，丁仰宁也一个人定方案，一个人上报。14名处级干部人选，丁仰宁一口气就向市委分管领导、市委组织部领导汇报完毕。

　　此时，丁仰宁眼中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与废纸无异。

　　南平市纪委一位负责人向本刊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研究干部任用的会议前，丁仰宁提前30分钟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口述了几个人的名单，让组织部长用笔记下，尔后，命令他在会上以县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的名义，提交丁等人讨论。对于这个明显违反《条例》的做法，组织部长没有表示异议。

　　县纪委书记对丁的家长式作风始终沉默。及至南平市委前往调查，这位书记依旧信誓旦旦：我什么都不知道。

　　县委班子成员，或者不敢监督，或者不愿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全成了应景文章。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因为市委分管政和的副书记龚祖成的包庇而软弱无力。龚祖成与丁同是建瓯市人，老乡路线加上“红包攻势”，使龚放纵丁在腐败的歧途疾驰而去。

　　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说，现有的干部制度、监督制度还没能有效防止“个人集权”。

　思想根源

　　对于裹挟在“39岁现象”中的干部，通行的官方说法是：党性修养极差。

　　专家认为，思想方面的堕落，未必是根本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39岁现象”里的大小官员，在年龄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大学，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走上领导岗位。

　　南平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陈蒲生说，这一代青年干部，被称作“享受的一代”，和一些50岁左右的“老三届”干部比较，他们没有受过多少磨难，生活条件相对优越。80年代经济刚刚复苏时的“享受观”对他们影响较大。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时，各个阶层的贫富差距拉大，难以抗拒奢华生活的诱惑，腐败便顺理成章。贫困的政和，县城东南有片醒目的豪宅区，500多栋洋楼，每栋造价四五十万元左右。一些干部就住在这里。

　　这一代青年干部，又是被“捧大的一代”，在大学求学时，社会称其为“天之骄子”。走上工作岗位，又是中国所呼唤的“年轻化、知识化”干部。有些人仕途一帆风顺，几年就上个台阶。当地位上升到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唯我独尊，胆大妄为，腐化堕落，肆无忌惮。丁仰宁的话很有代表性，“权力的变大，滋长了我的骄傲自满的情绪。捞钱，追求名利思想抬头。”虽有虚饰，却也传心声。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这一代青年干部，世界观形成于80年代前后，恰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代，当他们的政治热情渐渐冷落，化权力为金钱的贪渎思想便在权力的催化下急剧膨胀。政和县流行很多顺口溜：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在目前的中国基层，39岁左右的干部几乎把握了所有的重要岗位，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从制度层面设计防其思想腐化的方案颇为紧迫。”福建省组织人事部门的官员说。

　　终身为官

　　“39岁现象”的发生，在于干部队伍事实上的“终身制”。中国市场经济决策信息咨询网络首席主持蔡未名态度鲜明地做出这样的深层原因分析。

　　制度的设定，对引导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最近提出：破除“论资排辈”，要“讲台阶而不抠台阶，论资历而不唯资历”。

　　学者认为，由于制度的预先设定，致使一些年轻的基层干部一朝踏入这个“行当”，就产生“终身为官”和“不断升迁”的心理预期。一但这种心理预期在现实中遭遇障碍，或者“混日子”，或者不择手段，跑官买官。

　　故而，蔡未名说，要从根本上消除“39岁现象”，不单要破除“论资排辈”的观念，鼓励支持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还必须进一步破除干部“终身制”，破除他们“终身为官”的心理预期。

　　文/章敬平

　　干部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效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

　　——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

　　——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

　　干部改革蕴深意

　　制度反腐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有关于此的文件中，可以隐约解读出这样一种信息：中国正在从制度上筑起反腐败的铁篱

　　8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了成克杰的上诉，维持这座城市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死刑。

　　成克杰被判死，创下中国反腐纪录：将行政职务高至“国家领导人”的腐败分子斩杀落马。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道生评论：“这样的事情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罕见。”

　　杀了成克杰，还杀谁？

　　海内外舆论一致认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被判处死刑，足以表明中国尤其是高层反对腐败的决心。事实上，中国反腐早已经“杀戒大开”。2000年3月8日，前江西省副省长因腐而命丧黄泉就是一例。进入七、八两月，腐败分子仿佛连遭“黑色霉日”，除成克杰外，还有将近10名局级以上官员接连落网。一位律师透露，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不日也将走上审判庭的被告席。

　　有媒体曾经评论中国的反腐败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杀鸡给猴看”。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中国不但打苍蝇，也打老虎；不但“杀鸡给猴看”，更“杀猴给鸡看”。

　　但决不能简单地在“杀”字上做文章，对腐败长期关注并颇有见地的邵道生说。事实也证明，对腐败分子的事后处理并未能阻止腐败的蔓延和异化。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个人腐败发展到组织化腐败，进而上升为制度化腐败。要遏制愈演愈烈的腐败，也必须从制度上入手。

　　“最大的腐败”

　　有学者指出，中国最大的腐败不在于一个人贪污受贿的数字巨大，而在于腐败的拥有党和人民赋予他权力的官员群体的庞大。

　　正因为如此，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说，组织人事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最大的腐败”，引发了中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出台。《人民日报》特地为此发表的社论认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绩显著”，但“从总体上看”，“还相对滞后”。“贯彻落实《纲要》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决策层对《纲要》的意义及其预期效果之看好，由此可见一斑。

　　中央党校有关专家评论说：《纲要》的出台，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制度层面遏制腐败，尤其是用人上的腐败。

　　中组部负责人证实：干部人事管理中一些难点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禁而不止，是此次中央下决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动因之一。

　　刷新官员任用制度

　　此次出台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其中提到的很多概念人们似乎耳熟能详。然而，权威人士认为，把这些写入一个《纲要》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发，尚属首次。

　　实际上，《纲要》大幅度刷新了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交流、监督等项制度，并有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及法官、检察官制度。

　　其中，在选拔时实行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实行局级以下官员任前公示制，新提拔干部实行试用制，设立辞职制对不称职干部予以降职或免职。

　　《纲要》还要建立定期考核制，实行考核举报、考核申诉、考核结果反馈制度，实行干部锻炼性交流、回避性交流、任职期满交流制度。建立和完善干部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回复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廉政鉴定制度、任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专家认为，如果这些制度能够建立并有效执行，官员腐败将有一定程度的遏制。

　　催生新官队伍

　　旨在改革干部制度的《纲要》出台前后，中国已经开始催生新官员队伍。

　　今年，各种公开选拔官员的消息不断传来，重庆、江苏、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市，需要公开招考的副局级官员就多达76名。据信，通过公开招考干部，不但可以避免选拔任用中的“暗箱操作”，而且还有助于“按照新标准提高官员素质”。

　　与此同时，一种能上能下的氛围已经出现。大量即将到退休年龄的干部提前离开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年轻而且知识丰富的人。那些60年代出生、80年代受高等教育的40岁左右的年轻干部进入各地的“人才库”，其中德才兼备者被作为干部的“后备力量”。

　　专家指出，《纲要》虽然是今后十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但其“山雨欲来”的气势，已经锐不可当。

　　文／周边

　　一个“能上能下”的个案

　　2000年7月的一天，一个中年男子悄悄地离开了南平市土地局局长室。

　　他是被免职的原南平市土地局局长。

　　南平市汲取丁仰宁案件的教训，在干部能上能下和干部任前公示方面的探索，就是从他开始的。

　　一个多月前，南平市委根据群众的反映，派组织部官员前往调查。

　　一份份民主评议表发放到土地局每个干部职工手中，包括离退休干部职工。

　　几天后，无记名评议表收回，结论有二：局领导班子不团结；局长工作作风等方面有问题。

　　组织谈话时，局长对问题没有异议。

　　民意“弹劾”了局长。

　　本刊记者8月底在南平市采访时，这位局长已“下调”至市府办公室，做些临时性的工作。

　　新任局长的选拔，迥异于往昔。南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很符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改革要求。

　　7月，南平市政府在福建省公开选拔市土地局局长。

　　一个由22人组成的选拔咨询委员会成立。其中，人大代表3位，政协委员2位，退休老干部2位，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2位，专家2位……

　　经过公开考试，答辩，咨询委员会向组织人事部门提交了4个候选人的名单。

　　最后，建瓯市副市长蔚林钦胜出。

　　人大批复之后，《闽北日报》、南平电视台，连续4天刊播蔚的简历，公示于众。

　　专家说，比较而言，南平市府的干部公开选拔制、干部任前公示制更能从制度层面遏制用人上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