鼬君少吃糖:笔公品书录（23）：当不当“汉奸”也是个人的自由

笔公品书录（23）：当不当“汉奸”也是个人的自由——有感于沉思客与拓朴兔子吵得不可开交



“汉奸”是“附逆”或“卖国”的函数，也可以更通俗地称之为变节者、叛徒、卖国贼、投降派等等。



汉奸总是被认为是“爱国者”的对立面。



而“爱国”作为一种秉赋，其实也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忠诚观，一种良心观。你可以爱国，也可以不爱国，就如你可以活得有气节一些，也可以活得“识时务”一些，都随自己的意，本也没有什么划一的标准。



何况“爱国”这概念，有时也不得不具体化为一个十分切近的事实。比如说日本进了中国以后，本来正在生死相拼的两方势力，看到对方当了汉奸，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八路的队伍。这并非是因为他爱国、他有觉悟，实在是因为不至于同那个已经有了靠山的对手抗衡时过分地落入下风而干脆就别无选择。



包括宋庆龄、何香凝们对成为大汉奸的陈璧君并没有那么多的恶感而向毛泽东申请释放，说明她们也能够具体而微地去理解汪陈二人的“卖国”之举。汪党在国内被蒋介石挤兑地人不人鬼不鬼，为着活得更有些人样，倒也似真得不如投了日本人还能“风光”几天。



其实“国”有多么大的威慑力那也是一个变数。当年孔子、苏秦、商鞅们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以实现他们的理想，还不是周游列国而并不特别地以自己的“出生国”为意？那个伍子胥在本国受了些委屈，还不是把自己的出生国当成了仇敌？那个后来被吹捧为大英雄的施郎，不也是为着“公报私仇”而叛郑投清？



当不当“汉奸”那真是你个人的自由。甚至这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一个十分通俗的经济学问题而根本就没有那么玄虚。



比如当“汉奸”要承受道德上的谴责和良心上的撕扯。可“道德”和良心的现状，其实也取决于一种主流的话语。比如在明末，假如说大清还不是特别得势时洪承畴的投降还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的话，普遍认为明朝已经气数已尽的背景下，降清的人流熙熙攘攘，似乎也没有多少人去计较是不是做了“汉奸”而认为自己是顺应潮流投向光明呢。



比如在“好死”和“赖活着”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的人会找一个还算体面的理由。张辽在降曹时，因为有了关羽当“托”而不再那么尴尬。这样的选择其实就如某些被强奸的女子选择死还是不死，只要她认为活着还是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他也就做好了承受被人们骂作水性杨花的心理准备。



比如在做“遗民”和“新宠”方面，那也要看你是不是受得了身边人的唠叨和新主子的呼喝。当汉奸在许多时候是一种里外不讨好的事。钱谦益附了逆，可那个妓女出身的“如夫人”柳如是便成天的挖苦他，让他由不得不再良心发现；那个陈明夏呢，则是受到满汉的双重歧视而不能不感叹何必当初。



把经济学问题再说深一点点，当不当汉奸说到底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当汉奸这件事总是有着相当诱人的预期利益，可这也要求你付出相当严重的代价。你需要比较当汉奸的投入和获得之间有多少赢利。你如果承受得了心灵上的不断啃噬和随时有人把你当“汉奸”除掉的风险，你如果觉得当汉奸能够让你活得更滋润些，你如果认为当汉奸很能实现你的人生理想，或者你如果坚信当汉奸很“过瘾”，你便去当好了。



当“汉奸”大多数是做奴才而不是做主子，毕竟并不是谁都有吕不韦和汪精卫的“幸运”。确定自己能够在做了“买办”之后玩得更爽一些，恐怕也是当汉奸所必须经过的一道心结。一般而言，真正的和执拗的自尊心总是让人活得宁肯更苦一些。要想更舒服，你只好舍去一些脸皮。当不当汉奸，也许只有这一点是实质性的。当你为了生计和某些报负而不再计较脸面和尊严时，当汉奸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你要做成其他的许多什么大事，不也得做好“当孙子”的准备？当汉奸只是为了实现“大志”被迫当孙子的形态之一而已。

当汉奸并不必然比不当汉奸的某些极端选择更让国家受损。比如说李鸿章去日本议和肯定比某些本身放弃了抵抗却又大喊激进口号的士兵更有得保障国家尽可能的利益，而汪精卫的叛国努力用一个独立的国体换取对百姓尽可能福祉的维持肯定比甘心做一个亡国奴要积极，甚至也比为着收回新疆权益而放弃蒙古主权的蒋先生要积极——毕竟，伪政府也是政府而将主权交付出去则连一个伪政府都不再拥有。所以汪精卫才说他的选择是“曲线救国”——救不救得了蒋介石另当别论，至少能够尽一些努力救助一下沦陷区的百姓。

在谈及吴伟业叛明投清时，毛泽东也曾经为其开脱，说他是“母老故也”。因为还有八十高堂而“中途变节”，这让吴氏的汉奸之行显得更自然了一些吧。



当不当“汉奸”是你的自由，一如其他人接受与不接受你当汉奸也是他的自由。立场所系，价值所系，谁也由不得谁。你要当，就去当，不要想什么民族大义；你不想当，就不当，也不要去恋富贵荣华。



2006年5月15日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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