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科大学: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我们怎么办

　　次贷危机如何改变了世界和中国?谁是危机的幕后黑手，谁又是背后的最大赢家?近年来，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地爆发，根源在哪里?世界各国积极救市，会帮助人类走出这场危机，还是在为下一场更大的危机埋下新的隐患?全球性恶性通货膨胀距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打造一个抵御金融危机的坚固盾牌，更快地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本书给了我们最全面的分析和最明确的答案，更给了我们洞悉真相、剖析问题的方法。

　　1.4、《自序》

　　财富原本是上天对公心者的恩赐：“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

　　但是，许多人却不是凭借公心、爱心、善心、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去获取财富，而是在贪婪的欲望驱使下，靠卑鄙的手段去掠夺、洗劫财富，即使这样做给其他人带来痛苦亦在所不惜，用这种方式获取财富是危险的：“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次贷危机就是贪婪的掠夺者洗劫财富所引发的一场灾难。

　　那些买不起房的穷人，本应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在美国，是指政府为城市低收入住户建造和维护、收取低额租金并由政府管理的住房)，而美国政府因发动伊拉克战争和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等多种原因，连年财政赤字，无力承担巨额公共住房建设支出。

　　美国政府试图找到这样一种方式：在削减公共住房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既能解决住房问题，又能通过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经济发展。

　　华尔街的既得利益集团洞悉政府的这种心理，于是，下面的一幕便发生了：鼓励穷人按揭买房，同时鼓励资产证券化，在按揭贷款的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即由全世界的人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也为美国政府推卸的住房保障责任埋单，当然，也为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甚至投机钻营的经纪商们埋单。

　　而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监管都梦一般地消失了。等潮水退去，那些原本被粉饰的慈善的面目突然露出可怕的狰狞。当格林斯潘以另一张面目出现时，您还能认出他来吗?

　　无论是华尔街利用了布什，还是布什利用了华尔街，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美国那些被作为道具使用的穷人，更是世界各地的那些最终的埋单者。

　　当那些原本买不起房的穷人悲伤地被赶出家园时，他们作为道具的角色已经完成。而全世界那些为次级债券埋单的无辜者，则继续承受财富损失之痛。

　　当然，这还只是初始阶段。

　　当您跟随我层层拨开围绕在次贷危机上面的迷雾时，您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触目惊心的黑幕，嫁接于次贷之上的血手，像摘果子一般，在贪婪地实现一个又一个恐怖的阴谋。

　　从东南亚到南美洲，从冰岛到匈牙利，从英镑到日元，残酷的搏杀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个血淋淋的过程，既可以在冰岛人无助的眼泪中找到答案，也可以在欧元国的恐惧中找到答案，更可以在俄罗斯总理普京深邃的眼睛里找到答案。

　　次贷危机，注定是一场经典的金融战争的缩影。它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

　　作为一名专职的财经评论员，和十几年痴迷于国际经济和经济趋势问题的研究者，我既不喜欢空洞的宣泄，也不喜欢捕风捉影的阴谋论，我努力以确凿的事实、充分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来剖析次贷危机及其影响，并努力找寻解决之道。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更具体的探讨：国人该如何守卫自己的财富?如何应对血腥的金融战争?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如何能够真正实现复兴之梦?

　　我认为，未来的财富(其实已在进行中)，将不是建立在纸币上的虚幻的繁荣，而是以资源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新的财富体系。当我们依然沉迷于货币储备而不能自拔，对实物储备却无动于衷甚至眼睁睁看着宝贵的稀缺资源流走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代表财富的载体，更是一个民族未来发展和崛起的希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受困于内需的萎靡不振。因为内需不畅，政府投资与对外出口成为推动GDP增长的主角，在次贷危机之下，过于倚重两者的弊端暴露无遗。而当各地政府拿出总额超出18万亿的投资计划时，我深感震惊和担忧。在地方财政普遍赤字且连续多年赤字的情况下，这种庞大的救市计划是否会重演大跃进的错误?

　　经过10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我深信，我找到了制约中国内需启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民众消费能力不强：一方面，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税收和财政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不得不为医疗、教育等承受更重的负担，后顾之忧重重。

　　1960年12月27日，日本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了日本的国运，让这个从废墟上爬起来的国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迈入世界强国之列。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资水平就已经与美国持平。

　　率先实现了民富的日本，很快实现了国强，并且国力如日中天。

　　我们要拉动内需，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这一难题，必须从促使民富入手，民富才是拉动内需的最根本的源动力。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应该以超脱的心态和博大的胸襟去对待财富。

　　财富是一个符号、一种工具，人类应该用它做有益的事情，应该帮助弱者，让无助的人感受到爱和温暖。

　　如果把财富作为上天对人类公心和爱心的一种恩赐，那么奉献越多的人越能感受到大境界的幸福，而这样的人也最能得到上天的垂爱。“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今天，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许多人遵循的行为准则，传统的道德伦理在被无情地抛弃，也因此，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食品毒性越来越大，人们的内心越来越惶恐不安。虽然住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却毫无归宿感。

　　心越自私，装载的东西就越多，而作为人身上最柔软的部分，心是最不堪承受重担的。

　　当人类的天空因贪婪而暗淡的时候，唯有公心和爱能够守住最后的光明。

　　当然，我们更需要一种制度，来确保公心者得到善报。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公益写作的目的即在于此。我深信：“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

　　本书是我此生第一部作品，倾注了不少心血，我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引人思索的作用，倘若能达到这一目的，内心当欣慰之至。

　　此书的写作，得到多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的挚友刘广元先生和黄峰姐，在本书尚处于构思阶段的时候，就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书稿完成后，又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美国的周缨、加拿大的张兮等多位朋友提供了不少一手的资料，并帮助做了许多翻译工作。经济学家王福重先生和夫人，逐字逐句审阅全书，提出了200多条修改意见，使得本书的论述更为严谨。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张庆丽女士，三次通读全书，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建议。另外，书展、王阳和一些再三嘱托不让提及的朋友，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还要感谢千千万万的博友们，他们的支持给了我阳光般的温暖和强劲的力量，他们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默默承受诸多苦难，把我抚养成人，并让我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最朴实的教诲，让我懂得爱和奉献的意义，懂得保持谦卑和公心的重要性。他们永远是我人生中的明灯和港湾。

　　在书稿完成之际，我不禁深切地怀念我的爷爷，是他让我懂得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的博大和仁爱。我的第一本书，也将献给我的爷爷，献给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

　　时寒冰

　　第二部分 次贷危机改变了世界

　　次贷危机正在从金融领域打开一个劫掠财富甚至摧毁一国经济的巨大缺口。隐藏在次贷危机背后的陷阱，正在像黑洞一样，无情地吞噬和掠夺世界的财富。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惊愕地发现：次贷危机，真的改变了世界!

　　2.1、次贷危机把世界拖下水

　　美国次贷危机正日益显露出狰狞而恐怖的面目。如果您和笔者一起层层剖析其背后的内幕，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些因素继续存在，危机还将重演，掠夺者还将掠夺，被掠夺者还将继续遭受痛苦。

　　在金融战争时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比人类尚处于蛮夷时代时更加残酷和血腥。

　　2008年3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不过，接下来您会发现，格林斯潘不是预言家，在次贷危机中，他所扮演的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角色。)

　　金融大鳄索罗斯认为：“全球长达60年的大牛市已经结束，全球正面临6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

　　许多人都知道，次贷危机是由于美国让本来买不起房、信用等级也不足以获取银行贷款的低收入者买房所致，但是，怎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机呢?

　　原因是，以这种贷款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庞大的各种金融衍生品所产生的杠杆效应放大了风险。

　　物理学家阿基米得自信：“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来。”这绝对是异想天开，即使给阿基米得这样一个支点，他也找不到那样一个巨大的杠杆。但是，那些天才般聪明和魔鬼般贪婪的人，不仅找到了撬动地球的支点，也找到了足以颠覆世界经济的杠杆，这就是—包括次级债券在内的各种金融衍生品。

　　这个杠杆到底有多大?400万亿美元!(关于全球衍生品的规模，目前有两个最常用的数据，一个是400万亿美元，另一个是531万亿美元，前者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后者是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媒体经常引述的数据。)

　　由于近年来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导致全球衍生品市场规模急剧膨胀，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所以，您可以想象，当下全球各大金融机构对外提供的信用实际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其资产负债表内所反映的数字，表外资产规模甚至是其表内资产的4～5倍，如花旗银行表内资产5700亿美元，但是它至少有1.5万亿美元在表外，其中次级债衍生合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表外资产虽不计入表内，但一旦发生亏损，是必须计入的。3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比1929年经济大萧条更为严重的危机，原因是它给金融市场的其他许多环节都造成了真正严重的影响……这场危机是美国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4

　　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成倍放大了风险，难以阻止次贷危机恶化的趋势。2008年9月，当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就次贷危机未来发展趋势问题采访笔者的时候，笔者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第一，美国将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第二，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蔓延，接着将向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不幸言中。2008年11月，美国对花旗银行的拯救，意味着金融危机新一轮恶化的开始。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11月25日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美约8500家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中，2008年三季度有171家被列入“问题银行”名单，位居1995年以来“问题银行”数量之首。美国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2008年第三季度的利润，已经从2007年同期的270亿美元滑落到17亿美元，降幅高达94%。

　　如果把实体经济作为一副多米诺骨牌，那么，排在最前面的无疑是汽车行业。2008年10月开始，美国汽车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浮出水面，这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结果，它预示着次贷危机正快速向经济危机过渡，次贷危机最坏的时期不是在过去，而是尚在延续。

　　花旗银行与美国汽车业的困境，是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的两个重要标志。

　　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恶果?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它是具体的甚至是可触摸的。远的不说，我们可以感触得到的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外贸出口增速的急剧下降、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通货膨胀，无不与次贷危机息息相关。

　　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有一点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得到：中国实体经济对次贷危机做出反应的激烈和敏感程度超过了美国的实体经济。这是为

　　什么?

　　在次贷危机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美国就开始采取措施，避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无论是大规模减税，还是降息政策，都是呵护其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而在同期，我国相应的政策调整相对滞后，在美欧消费需求下降、我国出口企业开始感受到紧缩寒流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及时调整相应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财政政策，加之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本身就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非常脆弱，使得我国实体经济对次贷危机的反应超过了美国和欧洲。

　　与中国有着同样教训的国家，并不在少数。

　　次贷危机以席卷世界的影响力，给人们发出了一个最明确和清晰的警示：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金融衍生品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人，即使守护着自己的财富寸步不离，也无法确保自己辛苦创造的财富不被掠夺。

　　当然，有被掠夺者，就一定有掠夺者，这是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只是当掠夺者隐藏起来，以比被掠夺者更痛苦的扮相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由于本能的同情而忽略了真相和陷阱。

　　次贷危机，犹如《聊斋志异》中的画皮，当美丽的羽纱褪去，丑恶、污秽、阴毒、血腥……一一裸露出来，让人惊恐并战栗。

　　对美国而言，次级债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精巧的设计把全世界许多知名金融机构都拖下了水……次级债衍生品在关键时候发挥了绑架作用，当涵盖了许多国家中央银行的阵容豪华的救援队一遍遍地去美国救火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有弄清楚火势究竟有多大。只是当近万亿美元注资无法产生效果，他们才惊愕地发现：由次级债衍生出来的创新产品，已经掘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而这个无底洞就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坟墓而存在的，再多资金也填不满!无论承认与否，次贷危机已经深深地在世界肌体上打上了痛苦的烙印。

　　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战争过后，美国的经济都会有一次大的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都会有一次飞跃;每一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过后，美国都变得更强大。这已经成了一种规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纳斯达克最火热的时候，全球的资金都去淘金，结果，纳斯达克泡沫破灭，无数资金灰飞烟灭，而微软、思科、英特尔、Google、甲骨文、苹果电脑、戴尔等IT巨头，早已借助淘金者提供的廉价资金实现了腾飞。当它们成长为世界级巨人时，美国以更强大的姿态傲视世界。

　　次贷危机也一样。在次贷危机中，还不起贷款的是美国的买房人，而处在这个链条终端的埋单者则是全世界。

　　这正是次贷危机的微妙之处。

　　当次贷危机像瘟疫一样，冷酷地步入我们的生活时，无论是安排投资、消费、生产、研究，还是规划养老、教育等事宜，或是保护与捍卫自己的财富与尊严，我们都需要对这一危机的本源及未来趋势有清晰的了解和把握。

　　以房价为例，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信用丧失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向流动性紧缩骤然转变，资金将加快从高估值、泡沫比较严重的领域撤离，这必然导致房价的暴跌。

　　2007年10月，笔者对中国股市和楼市做出两个重要判断：一是认为股市将在当年10月初达到历史高点，并从此步入下跌轨道，因此，明确发出空仓呼吁;二是认为2008年及以后，中国房价将处于震荡阶段，主要表现形态为成交量的萎缩，然后，逐渐演变成深幅下跌—直到这个下跌周期完成。

　　对次贷危机的分析和把握，是笔者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之一。

　　是的，如果把次贷危机作为现代金融战争中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置身度外，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其实，即使您不认同金融战争的说法，那么深入了解次贷危机的真相，也会让您有豁然之感，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大有裨益。

　　次贷危机正在改变世界。现在，我们需要一步步找出次贷危机的制造者，以及他们从中牟取的巨大利益。

　　2.2、大掠夺让国家破产

　　次贷危机正在从金融领域打开一个劫掠财富甚至摧毁一国经济的巨大缺口。

　　从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危机，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到1999年的巴西经济危机，到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再到2007年爆发的越南金融危机，危机一直在频繁发生，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找寻的答案。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许多国家都在灾难临头时，求救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屈辱地接受不平等的条款。当危机过去，这些国家也难以恢复往日的风采。

　　这次的次贷危机，让冰岛不幸成为一个面临政府信用破产、国家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

　　在最暗淡的时候，冰岛克朗兑欧元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就贬值了约80%!

　　惨烈之至。但冰岛仅仅是一个开始—不仅仅指这场次贷危机。而冰岛孤立无援、四处求救碰壁的悲壮身影，更是令许多国家心有余悸!冰岛为何成了孤家寡人?本书将解读这一问题。

　　冰岛银行业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证券市场的繁荣而迅速成长，现在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全年GDP(190亿美元)的9倍之多。

　　冰岛股票交易所运营商OMX Nordic Exchange在股指计算中将冰岛最大的三家银行Kaupthing Bank、Glitnir和Landsbanki的股价减为零之后，在无力偿还债务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情况下，这三家银行被政府接管。

　　冰岛政府被迫支付巨额资金来保障信贷，因此，冰岛求助于西方国家，遭到拒绝后，又求助于俄罗斯，而经济学家们确信，冰岛政府最终还只能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帮助其重新恢复金融稳定，相应的，它也必须像昔日那些陷入金融危机中的国家那样，屈辱地接受苛刻的条件。

　　昔日强烈反对加入欧盟的冰岛，在孤立无助之际，怀念起了“组织”。

　　2008年10月13日，冰岛女外交部长英伊比约格·索尔伦·吉斯拉多蒂尔在当地报纸撰文称，从短期看，冰岛需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而从长期看，冰岛必须考虑加入欧盟、接受欧元，以得到欧洲央行的支持。

　　冰岛的困境，只是金融战争中的一个环节，幕后的博弈者试图以冰岛为“小白鼠”，看到对方出的牌。但面对种种不确定性风险，欧盟最终选择了退守一隅。

　　次贷危机犹如海啸，最脆弱的部分必然首先被摧毁。冰岛的困局告诉我们，现在，战争的主角、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工具，已经变成金融而非笨拙的枪炮。同时，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主角，已经变成尖端的金融人才而非勇猛的大兵。

　　冰岛虽然是次贷危机中第一个面临国家经济破产风险的国家，但它也仅仅是众多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最后一个会是谁，但我们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

　　欧盟正是次贷危机制造者瞄准的目标之一。

　　欧元是当今唯一能够挑战美元的货币。截至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欧盟，欧盟经历6次扩大，已经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GDP高达12万亿美元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冰岛或许只是一个被当做试验品的“小白鼠”，下一个目标正是冰岛要加入的欧盟。当2005年，法国提议用欧元作为石油支付货币时，美元与欧元主导者的摊牌时刻已经渐渐到来。

　　冰岛的弱点，在欧盟其他国家一点也不存在吗?或者，欧盟国家不存在其他的弱点吗?作为一个联合体，它的结构终归是脆弱的，彼此之间的信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一旦某个国家成为猎物而身陷次贷危机的泥潭，这个被打开的突破口是否会成为金融战争的一个开局?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切知道结果，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未来，冰岛的悲剧将重演，一些国家可能沦为经济上的附庸国—尽管它们主权仍存。

　　有关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会进行详细探讨。

　　大政府的形成加大世界的变数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宣布美国政府接管陷于困境中的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计划向其提供多达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提高其信贷额度，随后，“两房”的监管机构联邦住房金融局将接管这两家公司。

　　9月16日晚间，美联储与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达成协议，美联储接收AIG集团80%的股权，向其提供850亿美元贷款，AIG的全部资产都将被用于贷款抵押。

　　这是两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美国在救市过程中的国有化运作，不仅充分展示了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政府在危机中强势的干预能力，更预示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今后的世界历史，甚至都有可能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但是，许多人只注意表面的信息，而忽略了其内涵和动态的外延部分。

　　对美国接管两房及之后的相关救市事件，有两个人给出了很有趣的评价：一个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另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查韦斯批评乔治·布什对美国私人金融公司进行预算支持的决定，认为“布什同志开始走向社会主义”。梅德韦杰夫说布什的救市如同实行金融社会主义，他认为，美国、欧洲等国家将金融公司国有化和强力干预市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被彻底放弃，“金融社会主义”在全球流行。

　　的确，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出台救市措施，但是，查韦斯与梅德韦杰夫主要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做出判断的。笔者认为，类似美国的这种强力救市绝非意味着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是意味着一个在未来将令人心生畏惧的现象的出现，那就是大政府的出现。美国的救市意味着一个大政府的诞生，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世界历史进程，都意义重大。

　　在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下，人们信奉一个基本原则：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方面，小政府效率高，便于公众监督;另一方面，小政府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小，社会资源配置更容易在市场内在力量的作用下趋于合理。正是受益于这种模式，英国人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称霸全球。

　　美国从英国那里继承了这种模式。但是，从罗斯福开始，政府的强力干预走向前台。为了应对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了“新政”。“新政”的理论依据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

　　须要指出的是，罗斯福干预经济的“新政”，与小布什政府和美联储所主导的国家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对市场失灵后的强力修复，而后者则是政府直接接管，让政府的有形之手直接插入经济体中，从而催生出一个更强势的政府。

　　事实上，罗斯福“新政”改革的过程，也是联邦政府权力迅速扩张的过程。当时，罗斯福把经济界、学术界的知识精英聚集在华盛顿，作为政府的智囊，这为大政府下的美国迅速崛起奠定了强大的智囊基础。也正是从罗斯福的大政府开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开始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走向世界。

　　那么，在小布什通过救市建立起来的大政府遗产交到新任总统奥巴马手中后，美国的这位新总统又将如何运用大政府赋予的权力?美国又将以怎样的身份走向世界、改变世界?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像美国这样的起着全球经济火车头作用的国家，其向大政府的转型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它依托军事强权和货币强权形成的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将会使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罗斯福由于他的“新政”而名垂青史，凯恩斯也因为罗斯福的辉煌而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理论的缔造者被人树碑立传。但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的领袖、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通过研究认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恰是美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运行造成的恶果。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提出，如果不是在1913年成立了联邦储备局，如果不是美联储过度干预经济，1929年的经济危机原本就不会出现。弗里德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灾难实是源于一场普通的金融风暴，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误，错误地紧缩货币供给，进一步恶化了这场风暴，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恐慌。

　　对此，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庆祝弗里德曼90岁生日时说：“有关大萧条，你是正确的，我们(联邦储备系统)当时的确做错了。我们真的很抱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政府的天职是“守夜人”，经济活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应该由市场机制来完成，政府的经济职能重点在于保护自由竞争、保障私有财产、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

　　而今，小布什对两房的接管，对市场的强力干预，不仅远远超出了昔日罗斯福总统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和深度，也将政府直接拖入了经济体中，完成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变。

　　从此开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在因此增加更多的变数、更多的动荡—即使在次贷危机结束后，这种风险也会继续存在下去。大政府下的美国，会有意或无意地犯下更多的错误，然后，它再用新的错误修复此前的错误。世界将在这种修修补补中，摇晃着前行。问题是：谁为这种错误埋单?这种悲剧又将延续到何方?

　　美国经济学家、《超级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迈克尔·赫德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就撰写了《超级帝国主义》一书(该书最初是为政府做的一份研究报告)并指明：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如果扩大当时已很严重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加强美国的地位，但会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因此不能走这条道路。但美国政府看到赫德森的报告后却说“这样好极了”，于是从此走上努力扩大赤字的道路，直至劫持整个世界经济为自己的泡沫经济和越战以来的所有对外战争融资，使世界经济处于高度失衡状态。赫德森认为，这种用美元霸权，不仅剥削穷国，还剥削富国中央银行的帝国主义，相对于向穷国投资获得超额利润的帝国主义来说，是超级帝国主义。

　　在大政府时代，迈克尔·赫德森所称的超级帝国主义就变得更大更贪婪。

　　2.3、财富大洗劫后的强权洗牌

　　在全球化的今天，货币已经代替枪炮成为战争的主角，其造成的后果与真正的战争一样血腥和残忍，只是许多人被洗劫后还浑然不觉而已。我们需要认真思索，以透彻地了解和掌握这个时代的黑暗与危机，让更多的人从麻木不仁和被欺骗的状态下觉醒。

　　次贷危机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最起码，美国凭借货币霸权“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已经很难持续，危机将促使美国人财富观念、消费观念发生颠覆性变化，过度的信贷消费已经走到尽头。美国自己需要转型，而美国的转型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引擎发生变化。

　　次贷危机中，无数财物被掠夺(接下来我们要找出隐藏着的掠夺者)，这些财富的数额令人瞠目结舌。

　　2008年10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半年度的报告中称，美国引起的信贷危机带来的损失将达14 000亿美元。而在同年4月，该机构评估的损失为1万亿美元。

　　笔者认为，这个评估报告忽略了金融衍生品杠杆效应对危害的放大效应。美国著名分析家努里尔·鲁比尼指出，此次次贷危机有可能让美国付出将近3万亿美元的代价，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0%。这对美国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而言都将是一次重创。

　　笔者对努里尔·鲁比尼认为的美国的所谓损失持有异议，如果次贷危机的损失仅限于此，哪里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另外，美国在次贷危机中所得到的公共住房、债务的稀释等“战果”，远远弥补了其所谓的损失(本书将一步步进行剖析)。但是，努里尔·鲁比尼提供的数据至少从一个侧面暴露出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的严重程度。

　　那些购买庞大次级债的国家，不得不面对财富迅速流失的痛苦。同样，那些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也不得不无奈地咽下美元迅速贬值所造成的财富缩水的悲伤。

　　美国的净外资所有权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5倍。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6年年末，其他经济体拥有的美国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在其他经济体中所拥有的资产。

　　据统计，当前在全球流通的美元现金中，约有70%以上是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流通。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就成了脱缰的不受制约的野马，美国通过不断发行货币换取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这也是美国敢于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原因，它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稀释”自己的债务。

　　迈克尔·赫德森指出：实际上，美国已设想出一种新的办法，通过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接受不限量的美元储备而向它们征税。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进口远远超过其出口能力的商品。这为美国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形式的富裕，这种富裕是通过搭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便车而得到的。

　　当美元完成从高含金量到纸张的蜕变6，它已不可避免地成为掠夺者的工具，而嫁接其上的金融衍生品，不过是强化了这种掠夺性。

　　中国深受其害。

　　美国财政部2008年11月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9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5850亿美元。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另据2008年10月14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共持有……房地美和房利美债券3760亿美元，这其中商业性机构、外汇储备及中投公司分别持有的规模不详。”

　　次贷危机之下，通货膨胀如噩梦般挥之不去。

　　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油价连破70、80、90、100、110、120、130、140美元关口;黄金价格涨势空前，一举突破1000美元/盎司关口;铁矿石价格又暴涨了近一倍……

　　放眼望去，许多商品价格都在快速上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抑制物价上涨的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元持续快速地贬值。美元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计价单位、支付和储备手段，使得美国具有了天然的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便利。

　　虽然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回落，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次贷危机结束，全球经济回暖，通货膨胀又会如影随形。

　　美国施行的弱势美元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向世界各国输送流动性的后果，使许多国家饱受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困扰，并导致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应对通胀的措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在次贷危机恶化过程中，美国作为救市的主导者，所采取的救市策略，与其他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他国家是拼命地向美国注资，拿出的是真金白银，救的是美国的虚拟经济，而美国则把重点放在稳定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最典型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就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

　　比如，2008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要求实施金额为1400亿到15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有效刺激消费和促进投资，创造就业机会，避免经济陷入衰退。1月24日，美国白宫和国会就总额约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达成一致，美国1.17亿个家庭从这一经济刺激方案中受益。

　　美国一边小心翼翼地呵护其实体经济，一边呼吁其他国家拿出真金白银拯救其已经是无底洞的虚拟经济。也许，不久之后人们才会发现，拯救者才是真正要被拯救的，而现在的被拯救者将来会突然站立起来，成为巨人。

　　次贷危机是一个陷阱，那么，拯救次贷危机的过程中，同样布满重重陷阱。而且，拯救次贷危机可能制造出一个更为可怕的陷阱。

　　须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什么阴谋论者，只是从纯粹的技术分析角度，以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的视野，以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去剖析和梳理次贷危机背后的层层逻辑，并对一个民族沉痛的迷失做出理性的反思。

　　我们须要多角度地去观察和认识危机，这能使我们更透彻地看清真相，找到恰当的对策。

　　从历史上的大危机来看，每次大的经济危机或战争的发生，基本上都会导致全球的一次大洗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促成德国和美国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衰落而美国取得霸权地位;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错失扼杀欧元的机会，欧元储备货币地位确立。

　　那么，次贷危机之后呢?

　　笔者认为，次贷危机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影响深远。

　　其一，欧元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使得美元日益面临挑战，美国通过加印钞票和发行国债换取世界辛勤劳动财富的模式开始受阻，相应的，美国国内过度消费、借贷消费的模式也将因次贷危机而发生重大变化。一旦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消费降下来，世界上那些依赖美国需求的国家，都将面临痛苦的转型。

　　其二，次贷危机的恶化，终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为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生代势力的茁壮成长，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其三，当美国等国把庞大的救市资金撒向市场时，又为另一场危机埋下了巨大隐患，它们在填上一个窟窿的同时，又挖了一个更大的窟窿。

　　2008年11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德国议会表示：“美国过度廉价的资金是促成今日危机的原因之一。我深深担忧，我们现在是否在通过美国和其他地区正在采取的措施巩固这一趋势，我们5年后是否会面对完全一样的危机。”7

　　这是笔者所看到的西方政治家中最有远见的一种判断，默克尔的观点与笔者一致。次贷危机如果拯救不当，或者如果一些国家的措施副作用过大，不仅有可能使次贷危机的危害继续扩散，还可能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2.4、不得不防的两场战争

　　2007年，国际油价和粮价的上涨，至今令许多国家心有余悸，而这仅仅是一次预演。次贷危机带来的巨大而沉重的阴影，虽然暂时终止了国际油价与粮价的上涨之路，但是，一旦次贷危机接近尾声，短暂的空缺就可能被新的危机取代，那就是石油和粮食危机。

　　这将是次贷危机之后，更可怕的武器。

　　国际油价从2004年的每桶40多美元，一口气上涨到2008年7月11日的147.27美元的最高价，可谓涨势如虹。因为美国本身就是石油投机的直接受益者。诚如业内专家所言：“统计表明，油价上涨过后，其产生的溢价约有10%为石油输出国获得，而将近90%被美国人收入囊中。所以，从表面上看高油价弱美元似乎是投机力量在借题发挥，其实背后真正的操控者是美国政府和经济调控当局。”美国总审计局2007年秋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对冲基金和大型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原油交易量，在2006年比2003年增长了1倍多。这可作为石油投机泛滥的一个佐证。8

　　2008年6月25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了对笔者的采访，笔者认为，油价不会像当时的分析师所说的那样会一口气涨到200美元以上，而是应该会大幅回落，2008年国庆节后就会看到更低的油价—直到这次下跌周期结束。

　　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除了次贷危机恶化必将损害实体经济、减少对石油的消耗之外，还有三个重要依据：

　　其一，笔者通过计算得出结论，综合当时美国经济的承受力，它所能接受的最高油价为每桶120美元。超过这一点，美国就要采取措施，因为美国对油价上涨的承受力弱于欧盟。事实上，在油价达到这一界限时，美国国会就开始调查石油投机。同时，美国在大力发展生物燃料，以提高其对油价的承受能力。

　　其二，投机是推动油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20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某些关键的石油期货交易方面，有70%的合同为投机者参与，该份额在2000年仅为37%。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笔者推断，美国政府会借机狂砸油价，洗劫盘踞在油价中的投机资金，并重伤包括中东各国在内的产油国，给世界带来不安全感，将这些国家及国际上的游资、热钱逼向美元资产，在美元投机中获取暴利。

　　美国终于动手了。

　　20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调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原油期货交易中的投机问题。众议院监督调查委员会主席巴克·斯都帕克表示，国际原油价格的一半左右是投机行为的结果，石油投机使原油价格每桶增加了65～70美元。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丁格尔认为，国会应该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石油市场的投机行为，包括对金融资本的投资抽取50%的利润，阻止退休基金参与石油期货的投资，禁止投资银行拥有能源资产的股票等。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能源问题专家诺曼赞同这种建议，他认为，国会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石油投机后患无穷。美国国会表示要制定法律，限制和禁止一些投机性的石油市场投资。

　　2008年7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解除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并敦促国会采取类似措施废除相关法律禁令，以应对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的局面。

　　受此影响，国际油价暴跌不止，到2008年11月底，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

　　其三，给俄罗斯一个教训。国际能源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2007年日产石油1008万桶，已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石油收入决定着俄罗斯的国运。

　　近年来，俄罗斯借助油价上涨的翅膀，踏上了实现经济复兴的道路，腰板硬起来的俄罗斯，大国民族主义复活，在各种问题上尤其是北约东扩的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美国需要通过打压油价，给俄罗斯一个教训。

　　俄罗斯总理普京曾经说，原油价格跌至每桶70美元，俄罗斯仍能维持预算平衡，这与德意志银行计算出来的俄罗斯能够承受的70美元底线相吻合。问题是，如果油价再向下跌呢?美联社报道说：“如果油价继续滑落，俄罗斯将不得不考虑放缓夺回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步伐。”

　　这是笔者当时对油价必然大幅回落所做的三点分析，油价随后的走势，印证了笔者的判断。

　　但是，必须认识到，美国不惜通过军事打击抢占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不惜冒着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指责大力发展生物燃料9，其根本意图在于强化资源控制和减轻自身对石油的依赖，这意味着，美国未来将能够更灵活地运用石油武器洗劫财富。

　　美国既是金融衍生品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期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这两者都可以作为操纵实物价格的工具。比如，利用期货的发现价格功能，通过对未来商品价格变动趋势的演绎，来影响、左右和操纵现实生活中的油价、粮价，这早已经被华尔街的金融专家们运用得非常娴熟。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就这样说过：“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它们就不会捣乱。”在未来，粮食战争将是比石油战争和货币战争更可怕、杀伤力更强的武器。

　　粮食战争古已有之。春秋时期，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齐国丝需求量大，价格上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命只准穿布衣，且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结果，鲁、梁等小国因饥荒而大乱，不战而亡，齐国渔翁得利，坐享其成，使疆土得以扩张。

　　近年来，美国、欧洲各国在将大量能耗严重的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同时，大力补贴农业。1998年以后，美国对农业的补贴一直稳定在每年至少2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现在，整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的补贴高达3000多亿美元。同时，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研发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了两大转型：一是从传统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二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欧美等国唯独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始终不肯妥协，许多人不解原因，当那些农业补贴低的国家因无力与欧美农业竞争纷纷减少粮食生产投入、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时(犹如春秋时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那些悄然发展起来的农业大国就有了操纵世界的能

　　力—这或许正是前述问题的答案。10

　　对美国而言，大力发展生物燃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

　　其一，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42.7%，玉米产量占34.4%，小麦产量占11.6%，其粮食出口量占据全球粮食出口的半壁江山，粮价上涨美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大力发展生物燃料对粮食的消耗，相当于减少了粮食的市场供应，成为粮价上涨的最重要推动力，因粮价上涨而多获取的收益，弥补了它发展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

　　其二，美国可以通过生物燃料占燃料比例的逐渐增大，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更有利于确保其能源安全。

　　其三，粮价上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投机资金将获取丰厚利润。著名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危机)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希望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粮食安全隐患，中国亦身在其中。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导致其农业竞争优势非常突出。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大豆主产大国，但是，当美国廉价大豆如同洪水一般冲进国门，国内几千年形成的大豆生产体系全面崩溃，变成了排在世界第二位的大豆进口大国，大豆和豆油的需求基本上依赖于美国的进口。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2008年中国将消费掉4900万吨大豆，其中进口大豆3400万吨，占大豆总消费量的70%。11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或许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是美国在实行严格的休耕制度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限产休耕是美国政府为调节农产品市场供应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政府采用面积控制和休耕补贴的办法，要求和鼓励农民休耕部分土地。这一做法既控制了产量，又达到了保护水土资源的目的。但是，从另一面来看，一旦粮食被作为战争工具，这些休耕的肥沃的土地，何尝不是最充足的弹药呢?

　　2008年年初，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达到连续6年来的最高点，墨西哥、也门等33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如果粮食武器真的被人运用起来，更大范围内的动荡在所难免。

　　2.5、全球性通货膨胀隐患

　　2007年，全球性通货膨胀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痛苦和恐惧，而这一切，都将在未来成为常态。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性通货膨胀将再次来临。

　　美国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头。

　　即使在次贷危机恶化过程中，通货膨胀的隐患也在不断被种下。美国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或者说，美国以救市为由得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开足马力加印钞票的良机，它会说，救美国就是救世界经济。实际上，美国(确切地说，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一直在向世界灌输这个逻辑。而加印钞票必然导致美元急速贬值，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出口、促进其经济的复苏，却会加速其他国家美元资产的大幅缩水。

　　以美国85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修订版)为例，由于美国是双赤字国家，居民储蓄又少，要实现这个计划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印发美钞，二是发行国债。美国财政部要求国会批准将美国国债的发行额度上限从10.6万亿美元提升到11.3万亿美元，显示了其急切的心情。但是，这两种做法，必然导致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美元储备的国家的资产大幅度缩水。美国不动声色地稀释了债权国的财富，消除了一部分债务。

　　美元在快速贬值，这种做法无异于持续向世界输入通胀，为未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埋下了巨大隐患。

　　在次贷危机恶化过程中，美元却突然一改颓势，展现出强势的一面。这既有国际资金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露出衰退迹象后流向美国寻求避险的因素，也有美国为了更容易发行国债自己托盘的因素，一旦这个步骤走完，在未来，美元必然重新步入快速贬值的轨道，而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将迅速止跌回稳，并步入快速上涨的轨道。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由于次贷危机恶化，全球都在救市，而且，规模越来越庞大，从美国的8500亿美元(此前的不计算在内)，到欧盟的2万亿欧元，无不显出大手笔气派。同时，中国也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规模虽然小于欧盟，但是，如果从救市计划的规模在GDP中的占比来看，中国则明显高于欧美。

　　暂且不提效果如何，救市的资金从何而来呢?

　　各国救市的资金来源(尤其是财政赤字的国家)，无非三个途径：

　　其一，发行货币，这将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以美国为例，其人均存款量接近零，加印美钞似乎是政府救市的必然选择。

　　其二，发行债券(主要是国债)。比如，倘若美国通过发行国债救市，那么，就会导致产生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增发国债将降低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会使已经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受损;其次，与加印钞票一样，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另外，发行国债可能使那些更需要资金的地方因失血而饱受资金短缺的困扰。

　　其三，增加税费征收。在消费低迷、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增加税费收入，不仅可能会加重企业的负担，加快企业的倒闭速度，也会严重削弱民众的购买力。

　　而且，由政府主导的救市，中间掺杂着腐败、低效率、损耗、重复建设等难以克服的弊端。美国救市过程中，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相关金融机构的腐败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度假丑闻，美国国会议员在一次众议院听证会上披露，全球保险业巨头AIG 9月16日获政府提供的850亿美元“救命钱”数天后，其高层管理人员赴加利福尼亚州豪华海滩度假胜地疗养，花费超过44万美元。再比如高管奖金丑闻，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31日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称，截至2007年年底，接受美国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共欠高级管理人员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超过400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旨在缓解银行流动性危机的部分资金可能直接流入高管腰包。

　　在由严格制约机制约束的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这些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由于主导救市的国家几乎全部都实行了减税政策，那么其救市的庞大资金基本都来源于印钞和发债，这意味着救市为下一轮严重通货膨胀的到来埋下了巨大隐患。截至2008年11月底，油价已经跌到了50美元以下，这种下跌与笔者此前的判断完全吻合，除此之外，像煤炭、有色金属等也都在下跌。但是，随着大量救市货币被注入市场，随着货币争相贬值局面的出现，资源类产品止跌回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通货膨胀将要到来，就会本能地通过买进资源产品来实现保值增值，至于国际热钱则更可能倾巢出动，玩抄底游戏，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步入一个新的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上涨周期之中，全球性通货膨胀就会到来。

　　2.6、失业：社会动荡的隐患

　　当金融危机到来，被掠夺者往往承受着莫大的痛苦，并因痛苦而生出仇恨，而这种仇恨的发泄往往是盲目的，这正是社会动荡的可怕动力。

　　BBC记者在美国街头采访普通百姓，就有人愤怒地指出：“什么是有组织犯罪?我看华尔街这些券商就是有组织的犯罪。”12

　　如果说仇恨是干柴，那么失业则是烈火。

　　在次贷危机中，穷人成了华尔街大鳄们掠夺财富的道具，他们被剥夺了仅有的财富。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失业，越来越多的穷人因为还不起按揭贷款而被迫离开家园，以至于在一些城市出现了此类人群聚集的“帐篷城”。美国社会学家认为，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家庭断供，社会会因为流浪、犯罪及疾病数字的飙升而濒临崩溃。事实上，随着断供浪潮出现，罪案的确开始增加。

　　如果“帐篷城”继续扩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容易使人联想到“巴黎骚乱”。

　　2005年10月起，法国首都巴黎郊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开始的一段时间几乎每晚都有近千辆汽车被烧毁。骚乱发生的根源在于穷人被社会边缘化，他们集中居住在廉租房里，没有就业机会，内心怀着对社会的不满，最终，仇恨被一起偶然事件(两名移民少年为避警而触电身亡)引爆。

　　就业是决定社会能否稳定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倘若次贷危机继续恶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那么世界就将在动荡不安中前行。

　　就业是任何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求发展还是求稳定，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是妄谈。有充分的就业作为前提，消费需求才能被拉动起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才能发动起来。

　　但是，次贷危机正成为就业者的梦魇。

　　由于次贷危机已经波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对就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美国次贷危机打破了一个旧有的就业体系—一个以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所带动的就业增长机制的破灭。

　　2008年11月17日，全美商业经济学协会(NABE)在其最新的调查报告中表示，被调查的经济学家目前平均预计美国2009年底时的失业率将上升至7.5%;而2008年10月的美国失业率为6.5%，已经创造了14年新高。NABE表示，在同年10月份之前该机构曾经预计美国失业率将为6.2%，但美国政府公布的实际数据比预计数据更为糟糕：

　　美国截至11月8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32 000人，共计

　　516 000人。这是2001年9月29日以来最高水平;截至11月1日，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65 000人，共计3 897 000人，接近400万人的关口，创1983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意味着失业者再次找到工作的时间延长。

　　“劳工市场正在强化很悲观的状况。”美国一位劳工经济学家在电视采访中说，“当你看到经济萧条对工资以及信用的压力时，那只会使消费者更加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失业人口伴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而增长，并非短期趋势。2008年10月20日，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就发出警告称，到2009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有可能使世界失业人口猛增2000万。

　　2008年10月31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欧元区的失业率为7.5%，高于去年同期的7.3%。而9月份欧盟27国的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6.9%升至7.0%。分析人士担心，受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形势显著恶化，就业形势只会更加严峻，而失业人口增加反过来会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个人消费产生消极影响。

　　2008年11月3日，由欧盟雇主协会组织的“共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政策”特别会议指出，部分成员国进入经济衰退后，将严重影响企业投资和现有的就业机会。由于一些工业部门投资与生产环境急剧恶化，欧盟27个成员国2009年就业人口将减少约110万。参加会议的专家们表示，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必须在就业政策上继续密切合作并进行改革，以促进就业率的提高。

　　在日本，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2008年9月份领取就业保险失业补贴的人数同比增加2.6%，时隔1年零4个月后再度上升。这表明经济不景气导致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调查还显示，首次领取失业补贴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一旦经济危机长期化导致就业危机扩大，消费等方面可能将受到不利影响。从2008年7月开始，普通求职者(不包括季节性劳动者在内)领取失业补贴的人数连续突破60万，9月更是达到60.6万，自2007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

　　2008年8月3日，我国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当年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全国约1/10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2008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较去年同比减少15%。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据初步统计，全国2008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目前，中小企业是我国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就业。2008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就意味着大批劳动力的失业。

　　就整体而言，美国就业人数下降和失业人数增加的现象，要远远轻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前，就已经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尤其是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之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实行减税、降息等措施，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在美国境内却被降低到了最小限度。

　　事实上，也正是以此为依托，美国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悲剧，让自己成为表面的受害者而真正的大受益者—这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2.7、注 释

　　1. 格林斯潘. 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金融时报，2008年3月18日。

　　2. 这是2008年1月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3. 刘煜辉. 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 每日观察，2008年3月18日。

　　4. 次贷危机为祸或甚于大萧条. 新华每日电讯1版，2008年8月28日。

　　5. 2005年4月10日，法国负责工业的部长级代表德韦日昂说，由于“纯投机”因素，每桶油价至少多涨15美元。他提议，各国可尝试以欧元代替美元作为支付石油的货币，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油价。这给美国带来了一块心病。货币的更改将削弱美元的结算货币地位，引发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增加对欧元的配置，从而引起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储备、资金供应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给美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6. 1792年，美国铸币法案通过，美元问世。当时，美元采用金银复本位制，1美元折合371.25格令(24.057克)纯银或24.75格令(1.6038克)纯金。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贬值并且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美国从此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于向别国举债是以美元计值的，美国通过加印美元即可以“还账”。美国印制一张100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00美元的商品，美国由此得到每年大约250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

　　7. 伯特兰·贝努瓦·默克尔. “廉价资金”埋下未来危机种子. 金融时报，2008年11月27日。

　　8. 时寒冰. 美国“讲政治”或促使油价回落. 上海证券报，2008年6月2日。

　　9. 大量粮食用于制造乙醇燃料是导致粮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预计在2008年耗费大约1.3亿吨玉米生产乙醇燃料，这相当于全美国玉米产量的一半。

　　10. 时寒冰. 生物燃料背后的道德风险. 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7日。

　　11. 段聪聪.“谁来养活中国”仍是问题. 环球时报，2008年6月22日。

　　12. 朱伟一. 救市前敌总指挥保尔森. 南方周末，2008年10月9日。

　　第三部分 次贷危机隐藏的大陷阱

　　次贷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这或许不是什么阴谋，因为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但却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当以次级债构筑起来的各种产品被卖到世界各地时，美国筹到了数目惊人的房屋建设资金，而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和相关从业人员也赚了满钵。

　　3.1、次贷危机中谁是赢家

　　笔者不是阴谋论者，也非常不喜欢用这样的词汇论证经济问题，但是，美国次贷危机中种种反常的细节不得不促使我们深入地剖析异相背后的内幕，让我们更清晰地看透问题的本源，找到更好的应对之策。

　　在这场次级债危机中，反常之处不胜枚举。

　　美国为什么要鼓励穷人去买房?为什么诱导民众购房的信贷政策，在推行房贷的过程中，犹入无人之境?甚至那些提出加强监管的人反而遭到奚落与羞辱?美国领导人在次贷危机之初，为何一再粉饰和掩盖危险?美国总统小布什、财长保尔森、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这场危机中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彻底理解了次贷危机。

　　从表面上来看，次贷危机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有人问道：“次贷危机，美国损失了，欧洲和日本损失了，中国也损失了，钱亏到月球上去了吗?”这种困惑代表了很多人在次贷危机下的迷茫。

　　笔者要说的是，如果是一场自然灾难，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全输，但是，如果一场灾难是人为制造的，一定有潜在的大赢家，通常就是危机的制造者。次贷危机是一个大陷阱，有人不动声色地成了大赢家，成为灾难的受益者。

　　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转移的过程，但是，假象欺骗了人们的眼睛，遮掩了真相。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也是受损者，其依据是大批普通的美国人因还不起贷款而失去房屋，住进庇护所，同时，包括美国投行在内的金融业损失惨重。

　　的确，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但事实上，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赢家。

　　次贷危机让那些原本买不起住房的人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拥有住房的快感时，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被作为道具而推上前台的：一场不见硝烟的金融战正在展开，而次贷危机不过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等次贷危机过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赢家。哭得最响亮的人，不一定是最悲伤的。在我国农村，就有一种拿钱替人哭的营生，给的钱越多，他们哭得越痛越肝肠寸断，而他们内心其实是充满欢喜的。

　　大批普通的美国人因还不起贷款而失去房屋以及美国投行的倒闭，并不等同于美国的损失。我们所说的美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实，应该这样表述：美国的低收入者无疑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仅有的财富，当他们因为还不起贷款被赶出家园时，内心的痛楚不难想象。而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隐藏着的制造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则是实实在在的大赢家。更确切地说，美国的弱者也不是这场危机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们在被作为

　　道具使用后，在经历一段黑暗的日子后，仍会享受到相对好一些的福利待

　　遇—次贷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将能向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福利。

　　美国购房的普通民众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具或者诱饵。他们本来不应该买房，也没有资格和实力买房，但是，政府、金融机构甚至活跃于房地产领域的各类经纪人，人为地“创造条件”，让他们购买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搬进自己的新家，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各种金融衍生品被疯狂地创造了出来。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买不起房的人重新搬出了新房，作为道具的角色，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房价下跌使更多的美国人买到了便宜房子，减轻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更何况，现在的一些住房本身就可以承担公共住房的功能。而那些金融衍生品的制造者，他们获利丰厚，满载而归。在“道具”们搬出新房后，这些建在美国土地上的房屋作为抵押物归属于美国金融机构，将来房价一旦步入上涨周期，美国金融机构会因为房价的升值而再次迅速膨胀为巨人，成为世界上一个个最令人畏惧的、拥有惊人财富的大鳄。美国政府由于接管了部分金融机构，也将从中受益，这会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全世界那些购买次级债券及相关衍生品的投资者，却由于大都不以基础资产为支撑，只能无奈地吞下苦果。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真相—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相，接下来还有更多，需要我们一一剖析。

　　小布什与华尔街，谁利用了谁?

　　次贷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埋单—这或许不是什么阴谋，因为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却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当以次级债构筑起来的各种产品被卖到世界各地时，美国筹到了数目惊人的房屋建设资金，而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和相关从业人员也赚了满钵。

　　追溯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会发现，小布什与华尔街，因为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前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为了通过金融衍生品贪婪地牟取暴利，他们共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自古到今，在任何一个国家，住房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以对住房问题的良好解决为重要依托。

　　发达国家都深谙安居乐业之道，它们都首先在法律上明确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

　　比如，早在1901年荷兰就颁布了《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宪法更是强调“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了《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依据法律规定，荷兰政府共建造了239.36万套公共住房，这一数字在人口不多的荷兰是相当惊人的。

　　1919年，英国颁布了《阿迪逊法》(又称《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解决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物，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设提供支持。资料显示，在1946～1951年间，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由于政府的努力，住房短缺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解决。

　　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住房法案》1，授权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员会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居住者只需支付较低的房租。1949年，美国修订的《住房法案》批准政府建造公共住房，美国建造了大约130万套公共住房，这些住房绝大部分建造在市中心，而不是像我国的经济适用房那样建造在偏僻的城外。随后，美国又陆续颁布了诸如《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和社区发展法》等法律，住房的公共特性因此得到保证。2

　　美国对住房问题极其重视。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宗旨之一就是努力让每一个家庭买得起自己的住房，并且减低在购房能力方面的贫富差别。人口调查局的研究显示，家庭住房拥有率提高对促进家庭和社会进步非常重要。拥有稳定住房的家庭更和谐稳定，对社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贡献更大。他们更加愿意做志愿者和从事慈善活动，犯罪率也相对较低。因此，美国从政府到商业机构都把提高居民的私有住房拥有率当做重要的目标。

　　事实上，这个结论至今仍受到学者的质疑。《美国住房政策》的作者阿列克斯·施瓦兹就指出：“很多关于自有房好处的宣扬只是根据极少的研究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另外，关于自有房的经济获益大家所知甚多，但其在社会、心理、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没有被充分检验。首先，目前为止的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自有住房能带来这些良性结果;其次，关于自有房导致社会稳定、个人满足及儿童健康发展等良性结果的过程还没有被真正揭示出来。”

　　但不管怎样，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成了美国首脑主政的重点。小布什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3，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所有者社会是小布什心中的一个梦想，事实上，小布什总统上任伊始推出的住房计划就已经体现出这种思路。

　　在美国的住房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那就是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到了小布什时代，才真正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其后果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饱受次贷危机的折磨。

　　纵观美国历任总统的住房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为低收入者建造公共住房或者提供补贴，美国大部分总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类做法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因为公共住房的兴建成本完全由政府支付，政府不堪重负。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为减轻建房负担，进一步扩展了住房政策，鼓励私营开发商为低收入者建造住房。这一政策从1968年通过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中可以清晰看出来。该法有两大突破：一是为发展商提供低于正常市场水平的贷款利率，使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低于正常租金水平的住房;二是在联邦住房委员会(FHA)的抵押贷款保险计划下，为符合要求的买房者提供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

　　但是，私人建公共住房，质量难以保障，经常不得不拆除重建，造成重复建设，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1972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通过了《住房和社区发展法》，把住房保障的重点放在直接补贴需求者身上，对新建住房、大修住房、存量住房给予补助，1978年后又规定对承租住房的一般性维修也给予补助，以提高低收入者支付租金的能力。4

　　为低收入者建造公共住房或者提供补贴的方式都使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于是，另一类住房政策走上前台，那就是通过鼓励低收入者购房、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的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5。巧合的是，在这方面做得最优秀的两位总统，正是老布什与小布什。

　　1988年11月8日，老布什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1任总统。1990年，美国通过了《Cranston-Gonzalez 国家经济型住房法案》和《低收入住房保有与住房拥有率法案》，强调提高住房拥有率及租赁补助的重要性。

　　美国学者阿列克斯·施瓦兹在其著作《美国住房政策》中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级政府为了提高自有住房率，特别是低收入者和少数种族住户的自有住房率而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措施。”6

　　自老布什开始，提高自有住房率成为美国住房政策的核心。

　　小布什当选总统后，继续本着提高自有住房率的思路前行。

　　小布什强调的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但是，让穷人买房并非易事。阿列克斯·施瓦兹指出：“自由市场从来没有为极低收入住户提供廉价而舒适的住房的责任，仅维护住房的费用就超过了这些住户的承受能力。通过降低建造标准和调整分区法规而减少住房费用的方法不可能走得太远。”

　　这当然是从常规角度来看的，通过金融衍生品对成本的转嫁，布什就走得很远!在历任美国总统当中，小布什是解决公共住房问题最彻底的一位，在他任期内，美国私有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超过迄今为止的任一位总统7，成就不可谓不辉煌。当然，小布什的这项辉煌成就得益于他巧妙地转嫁了成本，通过金融衍生品之手，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梦埋单。

　　次级债券及其他衍生品，在小布什任期内的放任自流之下，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最终演化成这场令人恐惧的次贷危机。是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利用了小布什?还是小布什利用了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亦或二者兼而有之，各取所需?

　　3.2、次级债换来的是真金白银

　　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由公共财政来解决。在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如果政府不履行原本应该由它来承担的住房保障责任，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这同样是一个基本常识。

　　在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的序言里，美国议会宣布了它的住房目标：“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舒适的家。”

　　但是，美国的住房问题依然紧迫。

　　截至2003年，全美共有4600万户家庭面临各种各样的住房问题，他们或者居住在设施落后不全的住房里，或者为住房问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

　　力—不得不把超过30%的收入用于住房支出，甚至有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换句话说，9400万美国人，这相当于全美人口的36%，同时也是全国缺少医疗保险的人数的2倍多，正面临严重的住房问题，有些甚至无房可住。8

　　解决住房问题，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难题。这一困难在小布什上台后，变得更加窘迫。小布什在其任期内，为了满足军火商等利益集团的要求，当然也是出于反恐、占据中亚战略制高地以及国家安全的需求，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由于耗资巨大，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根本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这一责任。

　　美国的财政赤字从1992财政年度(美国的财政年度是从10月1日到下一年的9月30日)的2700亿美元不断下降，到1999财政年度实现了多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国债限额提升的速度也大大放慢。但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的第一年，财政盈余就迅速减少，第二年就出现财政赤字，而且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国会预算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08年9月30日的2008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下一届美国总统在2009财政年度很可能将要面对超过5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9

　　这与小布什上任后推行的减税政策也有关。

　　小布什上台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少个人所得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10

　　事实上，在小布什担任总统职位以后，减税一直是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小布什连续推行的减税政策，不仅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也因减税力度的厚此薄彼而造成对弱者的不公。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将推动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计划能够得到顺利执行，那么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承认，富有纳税人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在这一点上，小布什的方案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强烈抨击。他们认为该计划并没有促进基建投资、帮助中小企业等，反而是为富人减税的计划，根本就是一个幻景，对促进经济没有实际作用。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爱德华兹称，政府正在利用摆脱衰退的机会把钱转移到富人口袋里，而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一点帮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施勒更是将其称为选错时机帮错人。他说，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只帮助富人，却忽视了广大的中产阶级家庭。达施勒表示，将尽全力推出为中产阶级减税的方案，以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其中包括暂停扣除社会保险工资税和增加一次性退税额。11

　　小布什力主推行的减税法案，从根本上扭转了“提高政府调控能力”、“增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的传统思路。

　　减税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小布什政府必须促进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以此增加就业机会，加快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事实也正是如此。住宅的繁荣给政府带来就业和税收的稳定增长。以2001年为例，新建住宅市场在全美范围内带来大约350万个就业岗位和166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每修100套单家庭住宅就可以支撑250个人的全日就业。除此之外，住宅修建好后还会继续为当地政府提供财政和税收的支持，大约每年每100套单家庭住宅就可以达到50万美元。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把财富交给了民间、交给了市场，以期获得比政府更高的配置效率。问题是，加快住房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离开了资金，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没有足够的建房资金根本无法实施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小布什任职期间，美国的公共住房投入是大幅削减的。以“希望六号计划”为例，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意在摧毁并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希望六号计划”每年的可用资金为3亿～5亿美元，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中坚力量。

　　而小布什从2003年起，就试图取消对希望六号项目的资助，但是，其提交的议案遭到议会的否决。不过，希望六号项目的噩运也由此展开—希望六号预算从2004年前的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政年的1.43亿美元，可谓一落千丈。12

　　那么，在财政趋紧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该如何实现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的梦想?能否找到一种方式，既能解决住房问题，又能通过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经济发展，并且，不需要政府承担太多公共责任?这种看来异想天开的事情，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了现实：鼓励穷人按揭买房，同时鼓励资产证券化，在按揭贷款的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简而言之，就是穷人及无信用记录或信用度较低的人，从银行取得贷款，而银行则把发放出去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的形式发售。

　　资产证券化并非始于小布什时期。1970年，美国政府抵押协会(GNMA)发行首只公开交易的抵押担保证券，开创资产证券化的先河。在研究美国住房政策变化的过程中，笔者惊讶地发现，也正是从这时起，美国公共住房建设在住房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被淡化!

　　资产证券化在小布什任期内发展到了极致。

　　美国正是借助资产证券化的羽翼，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亚特兰大联邦银行在2007年9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过去10年间，美国家庭住房拥有总量的增长有70%应归功于包括第二按揭在内的各种新的按揭产品的推出。

　　从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起，美国住房建设就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不仅房屋建造数量快速增长，房屋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自有住房的面积从1973～2004年逐年增加，从约142平方米上升到约204平方米。在新建的独户住宅中，中央空调的拥有率从1973年的49%上升到2003年的88%。新建房中两个及以上浴室的拥有率也从1973年的60%上升到2003年的95%。13

　　小布什任期期间是美国公共住房建设支出最少的一个时期，却是家庭住房拥有率最高的时期。

　　小布什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拥有MBA学历的总统，他以自己的管理能力而骄傲，他在1999年的自传中表示：“我对我的班子予以充分的信任，我的任务就是确定议题、基调和框架，列出我们将要做出决策的原则，然后将其他工作交给我的下属。”

　　尽管小布什的行事风格在美国至今仍受质疑，但是，他在团队建设、解决住房问题上的“独辟蹊径”，都令人感叹。所谓大智若愚，这个成语用在小布什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小布什被他服务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华尔街的利益集团)利用。

　　次贷危机并非阴谋的结果，因为很多过程都是公开的，可以说它是一个阳谋，通过这个阳谋，美国解决了一个最令它头痛的问题。当然，由于“动作”太大，在金融衍生品方面走得太远，它也不得不面对风险被急剧放大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

　　3.3、次贷危机是这样铸就的

　　美国次贷危机，具体说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低收入、少数族群、受教育水平低、金融知识匮乏的家庭和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由于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他负债较重，他们的资信条件较“次”，这类房地产的按揭贷款，就因此被称为次级按揭贷款。

　　让我们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吧。

　　第一步：按揭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但是，在按揭贷款的帮助下，许多人就能实现住房梦了。

　　按揭是英文“mortgage”(抵押)的音译，是指按揭人将房产的产权转让给按揭受益人(通常是指提供贷款的银行)，按揭人在还清贷款后，按揭受益人立即将所涉及的房产产权转让给按揭人的行为。

　　通俗一点的叙述就是：购房者看中了房子，手中的钱不够，就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银行把钱付给开发商，开发商把房子交给购房者。购房者与银行签下抵押贷款合同，把房屋抵押给银行，并支付首付款，这时，购房者虽然住进了住房，但在贷款还完以前，还不是这栋房子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人，银行才是。银行为了避免自己上当受骗，一般会对购房者的信用等情况进行详细的核实，以避免骗贷现象发生。

　　第二步：给贷款打包

　　购房者在从银行取得按揭贷款以后，按期向银行还款和支付利息，银行自有资金有限，一般通过储户的存款借钱给购房者，但是，储户的存款以短期为主，而银行向购房人提供的贷款以长期为主，如果银行的房贷业务发展过快，流动性风险就会加大。而且，美国人是一个不喜欢存款的国家，一方面是习惯使然，大手大脚花钱惯了;另一方面，也与美国资本市场发达、投资资本市场可以获得比存款利息更多的收益有关。

　　对于银行来说，只有发放更多的贷款，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因此，银行本身就有扩展业务的强烈冲动。

　　这是一对矛盾。

　　于是，银行便把有关贷款资产未来的还本付息的所有收益，打包成按揭证券，向市场出售。对银行而言，在售出了住房贷款证券以后，可以拿回现金重新补充贷款资金，再向市场发放住房贷款。以后该已出售的贷款池中，如因不供款而造成损失，也只会跟按揭证券持有者有关，而银行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无限制地做住房按揭贷款，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和存款够不够。而对按揭证券持有者来说，由于证券的收益是靠按揭贷款的偿还来支持，而且还有该物业作为抵押品，因此，视其为很安全和带来稳定收益的长期投资工具。

　　由此，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所谓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转化为抵押贷款证券(主要是债券)，然后，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这些证券给投资者，以融通资金，并使住房贷款风险分散由众多投资者承担。从本质上来讲，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的一种债券转让行为，即贷款发放人把对住房贷款借款的所有权利转让给证券投资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一种抵押担保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借款人每月的还款现金流，是该证券的收益来源。14

　　第三步：进一步衍生

　　早期的抵押担保证券(MBS)，按照投资者购买的份额，原封不动地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直接“转手”给投资者，以支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由于它对应着抵押品，风险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但是，随后，在MBS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根据投资者对期限、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偏好，对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加以剥离和重组，将债券设计成不同档级，以体现本息支付和风险承受能力上的区别，既可满足发起人转移风险的需要，又能满足投资者的不同偏好。于是，以MBS为基础资产进一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ABS)，其中，又衍生出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 CDO)。这一过程还可继续衍生，并产生“CDO平方”、“CDO立方”等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证券化不仅仅是一种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是一种融资制度的创新，它不再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某个企业的整体资产作为支撑，而是将其中的适合证券化的某部分资产抽出来，将其销售给一家载体，由该载体实现证券化。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化的范围不仅限于一家企业的资产，还可以将许多不同地域、不同企业的资产组合为一个证券化资产池。

　　由于金融创新的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购买它的美国境内与境外的投资者，成为风险的承担者。

　　无节制地创设金融衍生品，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一旦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和放大反应，从而给持有相关金融创新产品的金融机构及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

　　第四步：推销

　　为了让世界购买美国基于次级贷款创设出来的各种证券，美国政府高官直接担当推销重任。比如，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杰克逊访问北京，为全美抵押协会的证券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同时，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商谈购买政府支持下的房贷证券事宜。

　　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在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政府资助的房贷机构深陷困境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依然在呼吁中国央行购买更多的美国政府担保的房贷债券。

　　试想，如果我们创造条件让低收入者买房，而把风险极大的贷款做成债券，向美国推销，它们的态度会是什么?

　　由于衍生品成倍问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类似“造币”的功能，购买者的风险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只是，由于美国掩盖了风险而夸大了收益，使得购买者忽略了风险，在踊跃购买了这些衍生品后，还以为踏上了寻宝之旅。

　　在次级贷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杂的衍生品，在出售给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后，相当于倾全世界之力，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由此，美国政府在小布什的领导下，以最小的代价积攒起来了巨量房产。

　　例如，2003年，美国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不但完成了它的许诺，即花费2万亿美元帮助1800万户家庭变为有房户，还帮助另外的600万户家庭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变成了首次有房户，这中间包括180万户少数种族家庭。

　　小布什执政期间在住房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总统，而他付出的成本则是很小的。

　　3.4、被撕毁的信用体系

　　美国是一个信用社会。不冲破这一点，情况就不会发展到次贷危机这种地步。那么，信用体系又是如何被打开的呢?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信用档案共享机制的国家之一，有一整套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美国信用评级公司(FICO)将个人信用评级分为五等：优(750～850分)、良(660～749分)、一般(620～659分)、差(350～619分)和不确定(350分以下)。

　　相应的，在美国房屋抵押贷款过程中，根据借款人不同等级的信用水平，制定不同的贷款条件。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等条件，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1)优级(prime loan)，(2)近似优级(ALT-A)，(3)次级(sub-prime loan)。

　　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对个人信用评级为次级贷款的借款人的信用评分多在620分以下，除非个人可支付高比例的首付款，否则根本不符合常规抵押贷款的借贷条件。

　　次级贷款与优级贷款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审贷程序上，优级贷款遵循比较统一和严格的贷款标准，这些标准由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的企业掌握，贷款利率在不同贷款者之间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发放机构则根据各自制定的“保险矩阵”来决定借款人的贷款利率，此矩阵包含风险评级、信用得分、贷款价值比、申请文件的完整性、收入等主要指标，借款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会使得借款利率相差甚远。另外，在产品结构上，抵押贷款被划分为浮动利率贷款和固定利率贷款，其中，次级贷款以浮动利率贷款为主。2006年，被用于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40%，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而在浮动利率贷款中，“2/28”型的混合浮动利率贷款(即最初2年采用固定利率、2年后在6个月期Libor的基础上加上一定溢价定期调整利率)占到83%。16

　　信用等级在一般以下的人，在美国要承受更高的利率和更苛刻的条件才能获得贷款资格，这意味着次级贷款者承受着更大的风险和更高的成本。

　　如果能够让这些信用等级在一般以下的人购买自己的住房，会滋生出几个既得利益者：

　　(1)政府，它将因此减少对公共住房的投入。

　　(2)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它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利息，并通过对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而获利。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为小布什和共和党捐款最多的是华尔街的利益集团，赞助金额高达2220多万美元。小布什上台后，对大选中给自己慷慨解囊的利益集团给予了非常丰厚的回报。17

　　(3)军火商和石油商，这两大集团怎么会是欺骗低收入者购房的受益者呢?它们的受益是间接的。军火商和石油商鼓励政府打仗，打仗可以卖更多军火，可以控制更多的石油资源，推动油价上涨。而打仗需要钱，低收入者自己买房就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为在财力上说服公众支持政府开战创造了条件。

　　因此，次贷危机其实是多方利益主体过度攫取利益的结果。就实体经济而言，这一结果给美国所造成的损失是暂时的。比如，许多穷人重新把住房交出来，回到政府住房保障体系下，而这些住房在次贷危机过后，又会重新进入上涨轨道而升值，这些显然都是美国的财富。

　　事实上，在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的过程中，美国民众的生活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程度，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倒是非常小的，这与美国在救市过程中小心呵护其实体经济有关。

　　3.5、把穷人引入陷阱

　　世界的埋单者与美国的穷人是次贷危机的最直接受害者。一些美国人欠的债比他们住房的价值还要高。根据RealtyTrac的统计，在2008年上半年，343 159个美国人失掉住房，而2007年同期这一数字是145 696。让穷人买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穷人的信用等级不够资格贷款，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政策，它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而这一切都不是市场自发就能做到的，更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操纵着。

　　让穷人买房的过程中，充满了贪婪和欺诈，而在这种无序的表象之下，其实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有序进行着。

　　为了能够创造条件让民众买房，美国的金融政策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造成了同样的效果。

　　美国房地产起起落落的背后有五个关键的驱动因素，分别是利率、税收、人口变化、金融杠杆和居民生活方式。其中，利率、税收和金融杠杆是政府能够直接主导的因素。

　　联邦政府通过利率和税收影响房屋的供需。所谓利率低，则地产兴。低利率是鼓励穷人买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格林斯潘做得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2000年年底，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后，格林斯潘通过催热房地产市场进行疗伤，把利率从2000年年底的6.5%一直下调到2003年中旬的1%，并且，从2003年6月～2004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1%的低位。

　　1990～2002年的数据显示，抵押贷款利率不断降低的同时，美国新开工住宅套数不断升高，推动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别小看了利率，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买房者的负担。例如，一幢20万美元的房屋，以20%首付、30年还清来计算，若贷款利率是5%，月供为858美元;但若贷款利率为10%，月供则变为1404美元。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公开指责道：“由于低利率促进了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美国人对自己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一直不在意。为了让更多人借到更多的钱，美国还不断放宽放贷标准，次级贷款发放额不断上升，一些新的信贷品种允许个人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还出现了一些非固定利率的贷款品种。”18

　　联邦政府还通过税收来鼓励购房。每年房屋贷款的利息是可以抵税的。再以上述一幢20万美元的房屋、贷款利率是5%、月供为858美元、年供约1万美元为例。在起先几年，年供中绝大部分是用来偿还利息的，大概会是8000多美元，而这部分可以抵税。19

　　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贷款成本，催生了过多的贷款，导致了房产泡沫，加之金融监管的失职，为现在的次贷危机埋下了无穷隐患。

　　索罗斯指责美联储放任金融革新，长时间使利率保持在过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监管部门给了市场活动家过多的自由，任由一个极度铺张的信贷市场发展。这是导致目前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他批评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对使美国和欧洲陷入经济衰退的“超级气泡”的形成负有责任。20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还款方式，即购房者在购房后头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通常，固定利率借款者的平均信用评分高于浮动利率借款者。

　　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改变了房贷的结构。

　　弗吉尼亚州的住房金融顾问托马斯·劳勒指出，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帮助次级抵押贷款和可调息按揭贷款侵蚀了原本属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市场份额。劳勒称，可调息按揭贷款在2001年所发放贷款中仅占10%，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近1/3了。

　　并且，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如只付利息抵押贷款，它与传统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不同，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不付本金，借款人的还贷负担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入市购房。但在几年之后，借款人的每月还款负担不断加重，从而埋下了借款人日后可能无力还款的隐患。

　　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咨询机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研究所于2006年4月对100笔此类“零文件”贷款进行了一项跟踪调研，调研者将贷款人在申请贷款时申报的收入同其提交给国内税务署(IRS)的税务申报进行了比较，发现90%的贷款人高报个人收入5%或以上，其中60%借款人虚报收入超过实际收入一半以上。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而2001年的比例为21%。

　　这些新产品风靡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另一方面是贷款机构风险控制不到位，竞争的加剧使贷款机构只顾极力推广这些产品，而有意忽视向借款人说明风险和确认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环节。美联储数据显示，次级贷款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的比例从5%上升到2006年的20%。21

　　在美国抵押贷款行业内干了14年的理查德·比特纳，在其著作《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中，通过一个案例总结道：“这笔贷款有多方面的原因：经纪商、借款人、卖家全都假报信息，如贷款申请欺诈、虚假评估、伪造就业证明等。”

　　这是冰山一角，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理查德·比特纳所下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经纪商是次级贷款的主要操纵力量。”他在书中指出：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贪婪的经纪商们通过篡改信用记录、隐瞒债务数据等各种欺诈手段，不负责任地帮助更多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到款、买了房，而那些无知的贷款人，背负着高额的还款利率，高兴地陷入了这场金钱骗局。一旦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变故，没有钱还月供，就面临被收回房产、无家可归的困境。

　　房产经纪商是整个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行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们在贷款买房者和贷款机构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与中国情况不同，美国的买房人和贷款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必须通过房产经纪商来办理贷款事宜。经纪商不仅认识多家贷款机构，还了解上百种贷款产品，信用不好的借款人甚至能通过经纪商得到更多的贷款。

　　至2003年，经纪商只完成25%的优质级贷款，但却制造了超过50%的次级贷款。2003年，市场里有100多家次级贷款公司，信用不好的借款人通过一家经纪商比通过一家贷款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选择。另外，因为从次级抵押贷款业务中得到的收入可能更多，所以经纪商很愿意把次贷产品推荐给高风险的借款人，即使这些人有资格获得更好的贷款。22

　　评级机构是另一个弄虚作假、欺骗购房者的环节。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购买这些抵押证券的风险，华尔街的证券评级机构要在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给这些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这些评级机构的酬劳却是由投资机构提供的，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自然导致了评级过程中的欺诈行为—不良的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小布什执政期间，在极力减少对公共住房投资的同时，通过各种措施鼓励民众买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有住房运动。在这其中，金融衍生品的作用巨大。

　　按揭及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运用，推动了美国家庭住房拥有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连正常的监管都“退位”了，正因此也种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

　　3.6、注 释

　　1. 这里举出的法律只是美国住房类法律体系中很少的一部分。美国是世界上出台住房相关法律最多的国家之一，相关法律不断被修订和完善，加总起来近40部左右。

　　2. 时寒冰. 应对房地产开发商模式进行全面反思. 上海证券报. 2007年3月29日。

　　3. 关于所有者社会，小布什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做出如下诠释：在美国自由的信念里，公民享有尊严和经济上的独立，而不是生活在潦倒的边缘，这是更广义的自由，它促生了《房屋法案》、《社会安全法案》和《人权法案》。现在，我们将改革形成伟大的制度来服务于我们的时代，并扩展这一定义。每个美国人将分享国家的承诺和未来。我们将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学校，建立一个有产者的社会。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和事业，拥有自己的退休基金和医疗保险。让我们的人民对自由社会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让每个公民做他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将把美国人民从匮乏和担忧中解脱，并把我们的社会建成更为富强、公正和平等的社会。

　　须要强调的是，在第二次演说之前，布什即谈及所有者社会，其核心是公民个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命和财富，而不是依赖于政府。

　　4. 房地产经济学.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5. 在美国，两类住房政策往往是混合的，笔者只是以住房政策的倾向性进行划分。

　　6. 阿列克斯·施瓦兹的作品《美国住房政策》的第12章。

　　7. 在小布什刚刚就任美国总统时，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家庭住房拥有率才勉强达到70%，而其他所有外国出生的人口的家庭住房拥有率仅为49%。数据源于2002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报告。

　　8. 阿列克斯·施瓦兹的作品《美国住房政策》的第1章。

　　9. 新华社华盛顿2008年10月7日电。

　　10. 里根的减税在8年中所造成的财政赤字高达1.3万亿多美元，超过此前历届总统累积赤字之和。

　　11. 经济提振方案招来骂 布什减税“济富”惹众怒. 国际金融报(第3版)，2003年1月6日。

　　12. 阿列克斯·施瓦兹的作品《美国住房政策》的第13章。

　　13. 美国人口普查局2005年发布的报告。

　　14. 吴福明, 陈焱华.房地产证券化. 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美国次贷危机考察报告。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 美国次贷危机考察报告。Libor即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的简称，它的中文翻译是，“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此处的Libor是指几家指定的参考银行在规定的时间报价的平均利率。

　　17. 李正信. 布什三把火能否烧热美国经济. 经济日报，2001年1月10日。

　　18. 韩波，张静. 次贷危机一周年：清算格林斯潘. 新民周刊，2008年4月10日。最早出处是2007年8月23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法国《回声报》上发表的文章。

　　19. 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住房政策一览. 资本市场，2005年9月12日。

　　20. 索罗斯指责美联储放任金融革新导致金融危机. 法国《世界报》，9月20日;《上海证券报》，9月22日。

　　21. 美国次级房贷危局探悉. 宁雯，韩羽，朱力，韩松，编译. 当代金融家，2007年5月31日。

　　22. 理查德·比特纳. 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 覃扬眉，丁颖颖，译. 中信出版社，2008。

　　第四部分 资源为王时代的搏杀!

　　津巴布韦更像是一个寓言。纸币是靠不住的，在未来资源将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谁拥有足够多的资源，谁就能富甲世界。因此，中国必须全力以赴守卫资源。

　　4.1、全球将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如果说货币霸权的掠夺性是导致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地爆发的根本原因，那么金融衍生品规模的过度扩张及以此为依托的虚拟经济规模的膨胀，则是金融危机危害性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在纸币脱离黄金、白银和一切实物而变成代表财富的符号之后，货币与废纸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区分。

　　例如，非洲国家津巴布韦近来物价飞涨，2008年3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令人吃惊的100 500%，当地货币的纸面价值已经低于纸的价值。而到了2008年6月份，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至2 200 000%。但独立经济学家认为，官方通货膨胀率被严重低估。他们估计，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已经高达10 000 000%～15 000 000%之间。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决定在2008年7月21日发行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

　　那么，有没有一种财富储备方式可以不受金融危机的掠夺，不仅可以在危机中保值，在未来还能有数倍的增值呢?有，那就是资源，尤其珍贵、稀缺资源的储备。

　　这里所指的资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包括煤炭、石油和铟、稀土等在内的日渐稀缺的矿产资源;二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产品的研发、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日本在自然资源缺乏的情况下，通过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构筑起资源体系，同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囤积稀缺资源或收购、入股此类公司来弥补自然资源的短缺，奠定了其大国基础。

　　未来，纸币信誉的逐渐崩溃，是资源代表的财富成倍上涨的一个重要催化剂。

　　津巴布韦的现状，具有寓言意义，它在暗示我们一种趋势，一种纸

　　币—哪怕目前看起来尚且非常强势的货币，其强势状态只能是短暂的，而贬值趋势则是长期的和必然的。

　　事实上，纸币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纸币的发行者在最初的时候，就把基于纸币的这种掠夺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我国宋朝的交子，起初是由商人自行发行的。携带巨款的商人把现金交给“交子铺户”(相当于金融机构)，“交子铺户”把存款人存放金银的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交给存款人，这种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是交子的雏形，存款人凭借交子提取金银和利息。

　　但是，一些唯利是图的铺户，滥发交子或挪用存款，然后闭门不出甚至一逃了之，致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引发诉讼。

　　这种做法让政府深受启发。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亲自主持交子发行。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决定扩大纸币的流通地区，把交子改名为钱引，并滥发钞票，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到1107年，宋朝的军费开支主要依靠发行纸币来解决，纸币贬值高达90%，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向了灭亡。宋朝滥发纸币导致纸币信誉的丧失，到明中叶，纸币重新被贵金属白银取代。

　　中国纸币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世界上重演。

　　纸币(包括其衍生出来的电子货币，它只是纸币的另一个化身)潜在的贬值源于货币掌控者的贪婪和不受抑制的欲望的膨胀，以及财政赤字下政府对通货膨胀税的偏好，这种状况正在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

　　实际上，在纸币贬值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全球未来将逐渐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什么是资源为王?就是以有色金属(包括黄金)、煤炭、森林等珍贵自然资源和以高科技人才与知识产品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最安全的财富体系，这些资源既是重要的原料，又是最强势的最值得信任的货币，谁拥有的资源(尤其珍贵、稀有资源)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购买力。

　　进一步说，将来哪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最多，哪个国家的以资源为依托的纸币就能得到更大的信誉保障。

　　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货币，与其庞大的黄金储备、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对全球各地尖端人才的吸纳和强大军事实力构筑起来的国家信用体系不无关系。

　　无论何时，资源都是最靠得住的、最货真价实的货币。

　　事实上，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就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人们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物物交换的历史是最漫长的。随后，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逐渐被金属取代，但仍然是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的。

　　以珍贵资源(比如黄金)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货币体系，由于规模不可以随意无限制扩大而受到制约，不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货币制度则会因滥发纸币而引发通货膨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在其著作《货币金融学》中，将货币定义为：“货币或货币供给是任何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或在偿还债务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当纸币危机全面到来之时，稀缺资源或者以稀缺资源建立起来的本位制，将成为米什金所称的“被普遍接受的东西”。

　　拥有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就意味着拥有持续升值的财富，意味着拥有随时可以兑换成任何一种货币的财富!

　　一方面，全世界的稀缺资源由于消耗量增大正在快速减少，资源面临着枯竭的威胁，自然，其价值也会越来越大。英国石油公司(BP)在2007年6月13日公布的《世界能源统计评估》中称，如果按照现在的消费水平计算，世界上目前探明的石油储量还可供人类使用40年。但是，一些科学家却表示，统计数字中包含了许多政治因素，到2011年对于石油的需求就将超过产出，石油枯竭将提早来临。1

　　另一方面，用以计算这些稀缺资源价值的货币(如美元)是在持续贬值的，反映到资源的价格上，自然是上涨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大都是以美元计算的，以美元报价的商品价格与美元汇率之间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性：美元贬值时，商品价格上涨;而当美元升值时，商品价格下跌。比如，2002～2004年底，美元贬值30%，黄金价格上涨57%，原油价格上涨112%，铜价格上涨116%。

　　4.2、储备资源就是储备财富

　　资源就是财富，稀缺资源就是珍贵财富。这个道理，早在几十年前，日本、美国就弄明白了。

　　美国是主导废除金本位制的国家，但是它却深知黄金的重要性，在其他各国大力储备美元时，美国却重点储备黄金。美联储和财政部管理的美国货币储备黄金规模约为8500吨，占美国外汇总储备的56.5%，占全球货币储备黄金总数的27%，且从不卖出黄金。

　　从世界黄金协会提供的国家官方黄金储备资料看，截至目前，黄金仍是许多国家官方金融战略储备的主体，西方前十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75%以上。

　　美国还储备石油，禁止近海石油的开采其实就是一种最天然的储备，也是成本最低的储备方式。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据统计，2007年美国日均石油消费2069.7万桶，其石油高度依赖进口，日均进口石油1221万桶。美国并不缺少石油。根据美国能源部情报署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209亿桶，居世界第11位。美国墨西哥湾、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近海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但是，美国一方面到世界各地控制石油资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的石油资源严加控制。

　　这一切，都是借环保之名来完成的。1969年1月，美国加州发生重大石油泄漏事件。由于油压力过大，圣巴巴拉海湾的海底油田发生严重井喷，海面覆盖了1～2厘米厚的油层。1982年，在里根政府任期内，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冻结距海岸线4.8～322公里的美国大陆架石油开采。这项法案每年都被重审延长。

　　1989年，由于船长擅离职守，埃克森美孚的Valdez油轮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触礁，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原油泄漏事故，这也成为美国环保史上一次标志性事件。1990年，时任总统老布什签署行政令，将石油禁采区域扩大为墨西哥湾中部和阿拉斯加近海外的所有近海海域，禁令有效期至2002年。1998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又将有效期延长至2012年。

　　美国的石油禁令因环保问题而起，但并非唯一原因，因为1989年的原油泄露事故并非是石油开采引发的，而是运输引发的，其结果却是出台禁止开采原油的禁令，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禁止在近海开采原油，除了环保原因，更与美国的长远石油安全战略有关。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通过封存本国石油资源，有备无患，不仅在石油战略物资储备上掌握了主动，而且随着世界石油资源的逐渐减少，美国将来开采出来的原油价格，恐怕已经是现在的很多倍!

　　虽然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08年7月14日宣布解除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并敦促国会采取类似措施废除相关法律禁令。9月1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石油公司在征得邻近州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在距岸50英里(80公里)以外的海域开采石油。但此项法案对于美国近海油田的开采，实际意义不大。

　　首先，美国近海180亿桶石油储量中，约88%位于距岸50英里的范围内，而这部分依然被禁止开采，开禁的部分占比很小。众议院其实是在“阳奉阴违”，诚如白宫在随后的声明中所说：该法案自称开放了美国能源资源，实际上却阻碍了这方面的发展，因为它永久禁止了距岸50英里内的石油开采，并增加了向大型石油公司征收的税种。

　　其次，沿岸州政府出于环境的考虑，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将反对开采近海油田，并且根据众议院的法案，沿岸各州无法从石油开采中获得特许权使用费，州政府就更不会批准在其附近海域开采石油了。

　　掌控着石油资源，就掌控了石油战争的最核心武器。

　　日本在资源储备方面，更是处心积虑。

　　日本的战略资源极度缺乏，因而历届日本政府都十分注重保持和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据统计，日本99%的石油、73.3%的煤炭、99%的铁矿石以及100%的镍、锰、钛等稀有金属均依靠进口。由于绝大部分资源都依赖进口，一旦战时其物资进口被切断，日本的军事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在短时间内陷于停顿和瘫痪状态。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十分强烈，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都实施储备制度。

　　日本的物资储备不仅有石油、天然气、煤炭、铀、钢铁及众多稀有金属等，而且还有粮食、木材、大豆、动物饲料等。2003年底，日本政府拥有的石油储备量可供全国使用92天，民间的石油储备量也可供日本全国使用79天。加上流通领域的库存，日本全国拥有的石油储备量足够全国使用半年以上。日本是产钢大国，年产钢铁基本上维持在1亿吨左右。但日本的铁矿石和焦炭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所以也同样实施储备制度。钒、铬、锰、钴、镍、钼、铂、银、铜以及钨等其他稀有金属也不例外，都必须实施战略储备。2

　　与美国一样，日本有些资源也禁止开采。比如煤炭，日本国内也有煤炭资源，但大都已经关闭，不再开采，而是作为一种储备手段，留到最需要时开采。煤炭在日本能源消耗中占比较低，但日本仍然从国外进口大量优质煤，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储备。

　　4.3、全球争夺资源

　　资源不是货币，但是未来人们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的购买力将远远大于目前以纸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所代表的购买力，资源不仅具有货币所具有的功能，还具有货币没有的功能，比如，资源作为工业原料的功能就是纸币所缺乏的。

　　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越多，这个国家就越主动。因此，普京政府极力加强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普京政府加强了对石油工业的整顿与控制。第一，国家强力介入能源工业，强化国家对能源工业的控制;第二，对石油企业停止执行私有化计划;第三，限制私营石油公司进行强强联合;第四，政府全面控制俄罗斯国内石油公司与国外石油公司的大型合作项目。3

　　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对在本国开采资源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外国人根本别想染指。美国早在1920年颁布的《矿产租赁法》中就规定，除非通过持有某公司的股权，否则禁止外国人享有租赁物所有权。此后的一系列法律，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资源的控制和保护。

　　日本则通过法律和政策、金融支持，鼓励民众到海外购买资源。

　　为了保障矿产资源稳定供应，日本组织各种团体以经济援助为前导，以各种名义向世界各地派遣事业调查团，收集包括资源信息在内的各类信息。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以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的形式，主要通过金属矿业事业团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等机构，对日本公司开展海外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及矿山基本建设提供资助或贷款担保。

　　金属矿业事业团用政府提供的补贴费，在国外可能贮存有大型优质矿床的地区进行区域地质调查，查明有望的矿床赋存区后交矿业公司继续进行勘查。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发放补贴的标准是钻探和坑道工程补贴1/2，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调查补贴2/3。矿业公司进一步找矿时，可通过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获得政府贷款。日本企业与外国公司合作进行地质调查也可以获得政府资助。

　　日本政府正是通过这项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的实施，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自主建设了一批海外矿山，保证了矿产资源的稳定供应。4

　　正是由于日本在海外控制着庞大的资源，所以它才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出其不意地将中国陷入弱势境地。

　　2005年2月，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日本新日铁率先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上涨71.5%的协议，最终迫使中方不得不含恨吞下苦果。2008年2月18日，巴西淡水河谷发表的声明显示，该公司与日本新日铁、日本钢铁公司达成的谈判结果为，大部分铁矿石的价格较2007年上涨65%，这让正坐在谈判桌前的中方代表感到愤慨。

　　从2003年开始，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铁矿石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但也正是从此以后，铁矿石价格似乎走上了不归路，几乎一年一个台阶。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按照人们的认识，像日本这样资源匮乏的国家(其铁矿石的85%依赖海外进口)，更应该喜欢铁矿石价格下跌才对。问题在于，早在多年以前，日本企业就走出去进行资源参股、收购，单就铁矿石而言，日本专门挑选储量大、铁矿石品位高、开采条件好、交通方便的矿参股或收购。无论是巴西、澳大利亚这些铁矿石大国，还是印度、加拿大等铁矿石的后起之秀，都遍布着日本资本的身影。这意味着，铁矿石涨价对日本企业将能够带来三大好处：

　　其一，日本企业可以从铁矿石涨价中分一杯羹。由于日本企业对铁矿石资源的控制已经成熟(日本三井集团一家就控股4528.5万吨的铁矿石资源，占世界总贸易量的7.87%)，它能从铁矿石涨价中获取丰厚利润。其二，将能削弱甚至挤垮中国部分钢铁企业，使日本钢铁企业因竞争性的减弱和钢材价格的提升而获取丰厚利润。其三，日本钢铁企业生产的产品多是高附加值产品，技术含量高，日本企业在这类产品的定价权方面非常强势，受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小。同时，由于技术发达，日本对铁矿石的利用率为世界最高。更何况，日本钢铁企业更容易借助铁矿石涨价的借口提高产品价格。正因为这些因素，最近几年，日本企业连续在谈判中出损招，屡屡陷中方于被动地位。倘若基本面不发生变化，日本钢铁企业还可能将这种做法继续进行下去。

　　4.4、资源贱卖是中国最大的痛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边禁采自己的资源一边去全世界收购资源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源成为它们蚕食的对象。

　　以前面提到的我国近年发现的仅有的几个世界级金矿为例，贵州省黔西南州烂泥沟金矿(远景储量在150吨以上)被澳大利亚澳华控股;辽宁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远景储量达300吨)被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掌控，控股比例高达79%;云南东川播卡金矿(探明储量为150吨)，被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控股比例高达90%。6

　　而发达国家则一直严密地守护着自己珍贵的矿产资源。2005年，当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优尼科公司拥有美国稀土的第一大矿业—芒廷帕斯稀土矿山)时，美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中海油必须把优尼科公司下属的芒廷帕斯稀土矿山卖给美国公司。

　　美国何以对稀土矿如此重视?

　　原来，稀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当今世界最尖端的高技术武器、高科技电子、激光等几乎都离不开稀土。日本国际未来科学研究所的代表浜田和幸就曾说：“中国拥有世界稀土资源的72%，掐住了日美的咽喉，日本和美国没有这些稀有金属，就无法制造精密的制导武器。”在海湾战争中，“爱国者”导弹之所以能准确击落“飞毛腿”导弹，稀土在其制导系统中的贡献功不可没。

　　美国芒廷帕斯矿山是美国最重要的稀土资源地，但美国在2001年停止了芒廷帕斯稀土矿的开采(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拥有稀土矿的发达国家也纷纷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中国进口)，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稀土资源，另一方面，和日本、韩国等国联手压低中国稀土的价格。美国从中国购入的稀土的价格竟然低于其在国内开采稀土的成本!

　　中国的稀缺资源被以令人吃惊的价格贱卖。从1990～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在世界高科技电子、激光、通信、超导等材料呈几何级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一些稀土企业的代表说，按照目前的价格，稀土企业的利润一般在1～5%之间。就算最高达到5%左右的利润，卖的也是土的价钱。

　　原因在于我国大量稀土在以最粗放的形式出口，而国内商家又相互压价。我国对稀土缺乏战略资源的统一调控，在战略资源的价格、产量、品类和级别上没有形成政府或协作组织型的宏观调控。目前由于缺乏宏观规范，大多出口产品的价格都几乎是买家说多少就多少，初级产品、粗放产品以不计环境成本的价格出售给了国外。7 2008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出口稀土9421吨，占同期稀土出口总量的46.1%。

　　外国人拿着印着代表货币的符号换走了我们珍贵的资源，一旦将来我们资源短缺，想再重新买回，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假如人家根本就不卖呢?这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了。

　　专家痛心地表示，再过50年，中国将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小国，世界最大稀土矿白云鄂博矿藏将在30年内消失，有“世界钨都”之称的江西赣州稀土资源矿将在20年内被开采殆尽。而目前发达国家几乎都对稀土进行最严格的限制!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隐性的资源贱卖方式，那就是以资源为依托的低附加值产品。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变相贱卖我国宝贵的资源，另外搭售了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初级产品以接近资源的价格被卖到国外，他们将这些初级产品精加工后加价几倍再卖给我们，我们靠卖资源和苦力赚的一点血汗钱，转一圈后就又回到外国人手里了，我们一无所获，还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牺牲了健康。

　　因此，资源被贱卖乃是中国最大的疼痛。

　　必须认识到，资源并不是可以无节制地浪费的。

　　很多人对2007年煤炭供应短缺的状况记忆犹新。许多人至今认为，我国煤炭供应不足是生产不足所致，而没有考虑到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即我国煤炭后备资源短缺问题。早在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范维唐和第一副会长濮洪九就上书国务院，他们指出，按照“净有效量”(指真正能经济有效可供开采的资源量)测算，在1万亿吨的煤炭探明储量中，净有效储量仅为1037亿吨。以我国煤炭工业的现状为基础，每吨煤的采出率为30%，以净有效量1037亿吨计算，可采出储量为311亿吨。若以年产煤10亿吨测算，仅可保证31年的产量;若以预测需求量来衡量，到2020年，311亿吨煤将全部采出。因此，两位专家建议尽快建立起我国的煤炭储备机制，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提高全国煤炭资源平均回收率。

　　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谬误：我们把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由此给中国带来的财富的损失和国家安全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199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516.2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是384美元/盎司，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34 427 083盎司黄金。

　　2008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为16 471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在900美

　　元/盎司以上，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 830 111 111盎司黄金。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我国外汇储备从1994年到2008年2月，增长了32倍，而能够购买的黄金总量仅增加了13.6倍!显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掩盖了其购买力下降这一现实。

　　重美元储备而轻实物储备不仅短视而且危险。中国应该转变思路，从储备货币向储备实物尤其是稀有资源(包括黄金)转变。

　　无论是从自身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为未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打基础的角度考虑，亦或是从升值的角度考虑，中国都应该加大稀缺资源尤其是黄金的储备量。

　　美国的黄金储备在其国家战略总储备中所占的比率高达56.7%，德国为37.6%、法国为47.1%、意大利为47.8%、瑞士为38.2%、荷兰46.6%，这也凸显了黄金储备的重要作用。

　　而中国的年黄金产量已经超过了200吨，2007年达到了270.49吨，仅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中国黄金产量可能达280～300吨。

　　但是，这些年来我国的黄金储备仍然是600吨(相当于美国的1/14)，没有增加，在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仍然是美元。据悉，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有关部门储备美元等货币，一旦升值，就能获得部门利益，如果储备黄金则不能获得部门利益。这个制度漏洞所造成的中国黄金储备的减少不能不令人痛心。

　　次贷危机的恶化，使得海外一些资源类企业的市值大幅缩水，中国企业应该抓住机会，走出去，积极收购或参股矿产资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好储备。倘若再不抓紧时机，趁着次贷危机后全球需求下降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机会，积极储备实体资产，在美元霸权机制下，天赐的良机就可能再次擦肩而过。

　　中国必须尽快觉醒：以最强烈的紧迫感保护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储备资源，这是将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最重要保障!

　　4.5、建立技术人才和知识产品资源

　　高科技是无形资源，却站在财富之巅。尤其是当某种技术仅为少数甚至某个国家独有的时候，这类资源就显现出珍贵、稀缺的特征，也代表着更强大的购买力。

　　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储备，与稀缺的自然资源一样，被一些国家置于经济安全的重要位置，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相关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以美国为例。2001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当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总额的18.3%，而这一比例到2006年下降到9.1%，原因就在于美国对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严格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圣明撰文指出：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是优势，而劳动密集的生活必需品产业则是劣势。这就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就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如何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那就是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这是多么“美好”的交换啊!8

　　我们的官员经常十分困惑：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拥有最多高技术产品和专利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最大的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市场，如果能发挥双方的优势，形成互补，一定可以对平衡中美贸易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即使在次贷危机已经露出端倪的情况下，美国依然更严格地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2007年6月19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产业安全局发布了三项新规，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管制新规所列产品“黑名单”涉及31个大类和有关技术、软件的20种产品。具体包括飞行器、飞机发动机、航空电子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光学感应纤维、数组天线、无线接收设备、认证软件、高性能计算机、电力系统合成器、贫化铀、水下摄像机和推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部分电信设备、空间通信和防空设备等。9

　　美国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原因有三：

　　其一，确保其技术领先优势，而这种技术领先优势所支撑起来的强大国力，为其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套取全世界的财富，创造了条件。

　　其二，防止其他国家将相关技术运用到军事武器研究方面，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与强大的高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是美国吸引全球资金涌入并让其有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

　　其三，牢牢地控制技术发展优势，意在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因技术资源的缺陷而贱卖自然资源换取外汇，从而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难以颁布限制甚至禁止稀缺资源出口的法规，坐享中国的稀缺自然资源。同时，使得新兴国家由于研发能力弱、技术落后而沦为最廉价的加工车间，既帮助美国分担了通货膨胀压力，也使得美国可以用少量的高科技含量高的成品换取大量的最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因此，我们应该限制稀缺资源的出口，同时加大对高科技研发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全力支持民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我们还应该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使高校和企业在高科技研究领域有所突破。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什么是最大、最重要的美国产业?钢铁业、石油业、化工业还是汽车业?上述哪个产业都不算。知识产业才算是所有产业中首屈一指的。

　　这段话是评论弗里茨·马克卢普所著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的，该书系统阐述了知识生产的相关理论、重要性和生产过程，美国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跃然纸上。

　　比如，在高科技研发投入方面，该书写道：“研究费用增长到了可观的程度，其中绝大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支付的。在1930年，用于‘有组织的研究’的费用达到‘居民教学’费用的约8%，1956年达到了44%，1958年几乎达到了50%。”

　　不仅政府重视对高科技研究的投入，企业同样非常重视。美国的大公司集团早已养成通过同其他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以推动自己的科研工作的习惯，动辄数亿美元的科研投入，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例如，IBM公司2001年的专利特许权收入就将近20亿美元。

　　而这两点现在都是中国的软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56%，在全国两万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只占25%。11

　　原科技部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曾经指出：“在政府科研经费投资方面，仅公共卫生研究而言，2001年美国的政府科研投资为240亿美元，而我国为12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160倍。”12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指出：中国在教育投入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隐含着巨大隐患。现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远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大约各占GDP的2.5%和30%，而在美国，它们是5.4%和17%，在韩国，它们分别是3.7%和30%。这样的现状如果持续下去，会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使国家发展必需的人才储备出现供给安全。13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科研投入，但是许多资金并未用到刀刃上，科研经费浪费严重。

　　据新华社记者调查：我国科研经费的利用率普遍低下，科研项目甚至成了某些科研人员的“圈钱”工具。为争取科研经费，必须得开展公关活动，这项花费占去科研经费的很大一块。由于竞争机制的不规范，使得相当数量的课题组及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课题申请环节。“争取项目有很多‘潜规则’，要看关系。有关系的，项目设计得不好也能上;没有关系，课题再好，也不容易上”。“一般做项目预算时，需要100万元就报120万元，上浮20%。资金只要拨下来，就能想方设法用完。用不完时，就买车买电脑、置办办公用品，反正钱是剩不下的”。在项目实施中，上级部门也会派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进行中期审核，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课题进度等，如审核不过关，就不再拨付下一批的资金了。因此，每逢检查时，研究机构一般都要请前来考评的专家吃喝玩乐，每人再送点纪念品，更有甚者直接送“辛苦费”。“评审组”被哄高兴了，审核自然就一路顺风。另外，科研行政部门掌管大量科研经费，资金分配不透明，也引发众多非议。14

　　必须认识到，中国在科研方面的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倘若不全力以赴追赶，差距可能越拉越大。“在18世纪时，知识每50年翻一番，现在不到10年就翻一番。”15

　　面对已经到来的资源为王的时代，中国应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打造出一个以高科技产品为核心的珍贵的资源体系，唯有此，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到了该觉醒和有强烈紧迫感的时候了。

　　4.6、注 释

　　1. 世界石油当真还够用40年?—科学家警告枯竭将提前来临. 中国日报，2007年6月15日。

　　2. 日本人危机意识十分强烈官民共担战略储备. 环球时报(第3版)，2004年6月18日。

　　3. 李中海. 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经济卷).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4. 中国需要怎样的矿产资源战略. 中国矿业报，2004年4月14日。

　　5. 国内钢企蓄力“铁矿石定价权”. 中国矿业报， 2008年4月2日。

　　6. 外资圈占中国世界级金矿储量巨大令人心跳. 中央电视台，2008年4月11日。

　　7. 我国稀土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出口价十年下降46%. 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30日。

　　8. 杨圣明. 美国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 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1日。

　　9. 美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升级. 科技中国，2007年7月12日。

　　10. 弗里茨·马克卢普.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 孙耀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 全国两万多家大中型国企仅25%有研发机构. 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9日。

　　12. 徐冠华力陈科研三种“病”科学资源浪费严重. 京华时报， 2003年12月5日。

　　13. 时寒冰. 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何连年下降?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7日。

　　14. 科研项目成“圈钱”工具浪费黑洞触目惊心. 新华社，2006年5月29日。

　　15. 同第10条。

　　第五部分 民富国强 启动内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5.1、内需不振的巨大风险

　　内需萎靡不振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我国政府开始把启动内需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激活内需。

　　拉动内需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中国的内需屡拉不动。

　　2006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最终消费1 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2 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

　　率3 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突出挑战。

　　这一趋势还在延续。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72%，而同期，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5%，加上政府消费也只占49%。4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较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

　　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并使腐败有机可乘。商务部的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供过于求，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同样存在很多弊端。

　　其一，当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需求时，意味着我国商品处于买方市场5 格局下，国外消费者占据着主动权，他们通过挑起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获得更低的售价，导致国内大量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被贱卖。由于我国企业获取的利润很有限，无法给予工人更多的工资，从而形成进一步依赖国外消费市场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安全。

　　其二，由于我国内需不振，产能过剩，为了在和周边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使国外的消费者接受我们的产品，政府往往会对电价、油价等进行财政补贴，以维持我国相关产品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这实际上意味着财政间接补贴国外的消费者，导致中国国民福利外流。

　　其三，国外的消费者在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也造成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外国政府常常以此为由，对中国出台不公正的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或者以此为由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等进行干预。

　　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随着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企业的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

　　为了寻求贸易平衡，中国往往会集中采购相关国家的产品。比如，每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后，中国都会赴美集中大量采购美国的相关商品。

　　在奥巴马上任后，出于对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担忧，他可能在贸易保护方面采取行动。而此前，奥巴马已经向美国全国纺织团体协进会做出明确表态：将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监控机制，以确保中国没有违反相关法规与条约;支持在各自由贸易协议中，保留“yamforward”的原产地规定;支持《贝瑞修订案》中关于美国国防部军用服饰品只采购“美国制”纺织品的规范。

　　来自于国外市场的风险，成为悬在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给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和规划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惑。

　　其四，经济安全受制于人，就可能在外围力量的影响下，发生经济动荡，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亦即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剩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产出或产品过剩，反映在市场上就是供给过剩;二是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过剩;三是劳力过剩，表现为就业率下降或失业率上升。

　　由于内需不足，我国许多商品的供给是过剩的。国内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长期过剩的就有620余种之多，导致全国40%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才能“低价倾销”。6

　　供给过剩是生产过剩的初级形态，很容易转化成产能过剩。事实上，产能过剩的现象在我国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中国过剩的产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尤其美国消费信贷支持下的过度消费)，通过出口实现了对接，这种对接消化了中国部分过剩产能，减小了中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是，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倘若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相关商品的出口，或者因国家之间发生纠纷与争执，导致经济制裁问题出现，就有可能使我国的产品由于出口不畅而发生严重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所谓居安思危，为了确保中国的经济安全，这一潜在危机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其五，内需不振，拖住了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

　　高耗能、高污染、高损耗资源的发展模式，虽然确保了GDP增长速度，但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污染，给经济发展甚至给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对1981～1996年间公开发表的、来源于39个市县、256份文献共11 726人的精子分析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数量降幅达40%以上。

　　这还是过去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两院院士钟南山指出：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带来的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以前每毫升含5000万～1亿个精子算是正常，现在3000万就算正常了。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7 事实上，现在全国各大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都经常是人满为患。

　　环境污染给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代价。中国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初级的发展模式，亟须实现转型。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内需的启动作为前提。否则，一旦外部需求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就可能被迫中断，次贷危机恶化后，中国重新鼓励钢铁等过剩行业的发展即为一个例子。

　　5.2、什么抑制了内需

　　每当谈起中国的内需问题，许多研究机构不约而同地把能否激活消费、拉动内需和我国工资较低的现状联系在了一起，开出的药方也是提高工资、让民众有钱消费，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曾撰文指出：由于资本的利益机制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总是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过去，我们把经济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的相对不足这一矛盾所致。但现在看来，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不论姓资姓社，都会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作为经济危机表征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也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而且已经有好长时间了。8

　　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抑制内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收入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没钱消费。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公众收入较低。

　　笔者在本书第2章曾经提到过：“由于工资过低，导致无法产生出与产品供应相配套的内部需求，即内部需求是残缺的。由此，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外部需求，国内的生产与国外的需求构成一种平衡，而要依靠外部需求，又常常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指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而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发展路径，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9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 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而同期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

　　另有一些数据亦支持这一点。

　　我国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这与世界银行2007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相同。世界银行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0

　　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11

　　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1988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资落后于GDP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模式。

　　这种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体现得很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和2005年这三年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高于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来，无论是在印度、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高。在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将近25年来的最快增长。2006年的数据显示，德、法等国的失业率当时都处于几年来的最低水平，过低的失业率加速了工资上涨的步伐。12

　　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低于俄罗斯。1999～2006年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6%，而同期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2倍。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还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预算计划，未来3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

　　对比之下，显出我们应努力的方向。

　　另外，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最常见的数据是：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炒房，推高房价，进一步抑制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动力。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小，后顾之忧小，自然也敢于消费。反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担忧大，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养成储蓄的习惯，不敢轻易去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需要承担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并受到高房价的困扰，这些负担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未同步进行。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进程迅速展开;另一方面，公众的收入结构改革滞后，人们因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增加的消费支出，没有能由收入(货币工资)的相应增加而得到充分补偿。

　　虽然，从1998～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虽然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占70%以上)，这一比例依然过低。

　　2007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绿皮书指出，1990～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元增加到9421.6元，增加5.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4039.6元，增加4.89倍。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了19.57倍和5.86倍，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超出其收入增长速度。教育支出同样如此。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在1990年时不足500元，到2004年就已经上涨到5000多元，上涨了10倍以上。13

　　尤其须要强调的是，房价的过快增长是蚕食民众购买力、制约内需启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由于房价连年持续快速上涨，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在许多城市，购买一套房，相当于消耗掉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辈子的收入。至于那些按揭买房者，在长达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平常不得不节衣缩食，高房价透支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当开发商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巨额财富的时候，牺牲掉的是民生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内需。

　　支出增速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无法实现藏富于民的设想，难以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生活压力较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加大，严重抑制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内需屡拉不动，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致命缺陷。

　　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挤压了公共产品领域的财政投入。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指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还在上升。”任玉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而1978～2003年这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8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3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任玉岭的观点与财政部官方网站一篇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不谋而合。该报告指出：如果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情况分析，行政支出成本确实存在着不断膨胀的事实，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种膨胀基本体现在：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同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21.97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68.82倍和66.03倍;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比较，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行政管理财政支出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15

　　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与“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不无关系。2008年11月28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指出：“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元。”

　　而“三公”消费增长过快又与行政机关的膨胀有关。王锡锌指出：“我们辽宁的铁岭市，一个304万人口的地级市，居然有9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20个副秘书长。另外有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多万人口，居然有15个县长助理，的确是令人震惊。”16

　　2008年11月，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贫困县湖南平江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等现象，成为全国各大媒体热炒的焦点话题。这些全部源于政府网站的信息，反映出机构臃肿、官员过多的弊端。

　　政府机构越大，开支自然越大。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17

　　第四，由于惩罚性措施不够严厉和系统，执法不严，使得我国消费领域的社会信用水平较低，一些生产厂商在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利用以劣充优甚至以毒充优，或者虚高成本、哄抬价格，牟取暴利，欺骗消费者，使得消费者不敢消费。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在三鹿婴幼儿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之后，国内的许多知名奶粉品牌也相继发现了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媒体揭露，三聚氰胺乃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导致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价格高昂的进口奶粉销量大增。18

　　如果不是此后外资品牌也相继被查出三聚氰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国产品牌在行业风暴中保持了清白，恐怕大部分奶业民族品牌都在劫难逃。

　　2008年11月29日，新华社援引美联社27日发自美国加州圣何塞的一则电讯说，几种美国大牌婴儿配方奶粉中检测出了有毒物质，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担忧和困惑，一个消费者组织和伊利诺伊州检察长要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召回问题奶粉。美国三大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之一美赞臣公司的发言人彼得·帕拉多西说：“颇感困惑的妈妈们的电话潮水般涌来。”

　　外资品牌的奶粉出现问题，并不值得国内企业庆幸。这是全球消费者乃至整个人类的一场悲哀。作为危害婴幼儿健康的有毒奶粉事件，无论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品牌身上，都是令人痛心的，须以严厉的监督、检测、惩罚机制来确保奶粉的质量与安全。

　　除了“毒奶粉”事件，在商品房投诉中，面积缩水、质量问题，永远是位居投诉前两位的焦点，但以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欺诈者为此所付出的赔偿往往小于被侵权者的维权成本。这些因素都恶化了消费环境，影响了我国内需的拉动。

　　5.3、日本国力腾飞之谜启示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

　　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1955年。从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19 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热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用工业品的增长率中，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即可买1台电视机。日本的消费时代开始来临。

　　接着，从1958～1961年，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一场长达42个月的景气，超过了“神武景气”，日本人称为“岩户景气”20。在这一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门形成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同时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比例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流阶层意识”。

　　从“神武景气”到“岩户景气”，日本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内需的启动为基础的，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内需的成长注入了勃勃生机。在此期间，为了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日本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可见，日本经济的起步，内需的贡献功不可没。

　　受此启发，日本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了提高国民收入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于是，日本推出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日本经济不可思议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优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通过另一组数据，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国力迅速提升的秘密。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资水平就已经与美国持平。高工资提高了消费能力和国民的敬业精神，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说明，国强民富乃是相伴而生，国强必须有民富作为基础。21

　　现在，我们再拿日本跟美国做一个对比。

　　美国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42～1962年，其人均GDP在1942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在经历20年时间后，1962年人均GDP达到3144美元。日本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66～1973年，其人均GDP从1966年的1071美元，经过7年的增长变为1973年的3348美元。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致为1:4:5。而在经过了再分配后，1948～1962年，美国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虽然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仍在80%以上;政府和居民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较小，年均不到11%，都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最终分配比例关系大致为1:8:1。

　　1965～1973年，日本的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平均为7.5%;政府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也不多，约占16%左右，变化趋势是略有上升;居民与非营利机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75%以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大致为1.5:1:7.5。22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日本人均GDP从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只用了7年的时间，而美国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原因在于，日本的财富分配是向居民个人集中的，而美国则是向企业集中的。两者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比美国财富向企业的集中，更能促进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日本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为日本海外投资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日本海外资源的收购和海外市场的扩张。

　　由此，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大肆收购，大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的名言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天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行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能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因此，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其次是企业，最后才是政府，而不是延续目前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状。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其实，民富国强的道理，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

　　墨翟强调古代的明君“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荀子·富国篇》中对于“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做出了精彩的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民穷则是国衰之先兆。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朝统治者通过对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积富于国。据《通典》记载：“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资治通鉴》也提到朔州“仓粟烂积”，涿州临朔宫“仓库山积”，《隋书·李景传》则强调北平“粟帛山积”，以至于史学家忍不住感叹“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

　　但是，隋朝却是短命朝代，原因是民穷，即使在闹大饥荒之时，杨坚也守着充盈的仓库拒绝开仓救灾。故唐太宗评价杨坚说：“不怜百姓而惜仓

　　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隋炀帝时，变本加厉地掠夺百姓，国库虽然保持充盈状态，却最终葬送了江山社稷。

　　民富是国强之根本。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实现民富。

　　5.4、中国应如何启动内需

　　在认识到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根本原因后，通过与日本的经验教训做对比，我们就能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的核心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最终实现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效法日本，实施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计划。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经济学理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一国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这一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正在经历这一黄金发展阶段，应该使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向居民个人大幅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有钱消费。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应该走以下发展路径：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远，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23

　　又有人提出，以政府投资来带动消费增长。结果怎么样呢?

　　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多投入到直接的经济建设活动中。然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弊病非常明显。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毕竟有限，大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则意味着投入社会保障领域资金的减少。同时，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楼堂馆所越建越多，形象工程越建越多，真正落到实处的不多。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将直接导致老百姓害怕风险波动、花钱谨慎，更会使低收入的人群陷入困境。“有钱不敢花”，或是贫者更贫，消费不畅，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抑制财政收入的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可见，一旦财政体制异变成为“经济建设财政”，其结果反而会恶化增长方式。24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小而损耗大。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还应该采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应该认识到，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速度为何3倍于GDP增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过去在设计税收机制时，考虑到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扣除了各种税收优惠后，如果将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收全部征收上来，那么各种税收总收入应该占到GDP的50%左右。因此，随着我国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本身就凸显了减税的紧迫性。

　　我们相关税收的某些设计不尽合理，不利于实现藏富于民。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把个税免征额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但仅仅过了1年，有关个税免征额过低的争论就激烈展开了。

　　对于个税免征额的设计，需要有更大的胸襟和魄力，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修修补补的阶段。

　　以目前的个税免征额和1981年的相对比，或许更能清楚地看清现行个税免征额的不合理性：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免征额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免征额定为24 600元以上或许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陷入2年不到免征额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

　　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免征额低却使它走向了反

　　面—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诚如清华大学教授王一江所言，免征额过低压制了中等收入者，而这部分人恰恰是社会中坚力量。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税收政策应该要能够助推中等收入者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我国应该通过降低税率、消除重复征税、提高就业机会等方式，逐步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对于社会保障，我国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经济的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国际劳工组织则将其概括为“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公共措施，以保护其成员免受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造成的停薪或收入大幅度减少的经济损失及社会贫困，并对其成员提供医疗照顾和对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津贴”。

　　社会保障机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直接面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二是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三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

　　由于医疗、住房、教育等相继走向市场化，部分成本被转嫁到公众身上，而民众收入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滞后。这就是老百姓生活虽然明显改善，而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内需屡拉不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

　　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据经济学家陈志武介绍，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26

　　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国家把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上，才真正称得上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产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原因。以医疗为例，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27

　　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应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还必须确保公众公平地分享公共产品。诚如殷大奎所言：“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

　　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我们现在提倡建立节约型政府，即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政府的资源消耗维持在最低水平，并以最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种节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控制人员规模，做到“精兵简政”;节约行政开支，做到既廉洁又廉价;提供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对于公众而言，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越少越好。政府行政成本支出减少意味着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

　　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有些政府部门的节约意识尚且不足。

　　2007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指出，从1986～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倍和12.7倍。“可见20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28

　　据《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北京市曾经对全市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千瓦时的19倍。29

　　通过新华社《上海证券报》的一则报道，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应努力改进之处。

　　1964年，英国医生约翰·亨特给内务部医疗顾问写信：“我这里有一名长期痔疮患者，曾经是英国驻奥地利以及日本的大使。回到本国以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这全都归罪于政府公务部门提供的厕纸，硬得像稻秆一样。”

　　英国财政部对约翰·亨特的答复是：你的建议不予采纳，若将现用的硬厕纸改为柔软纸，一年要多支出13万英镑，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1969年，财政部的女员工提出相同的请求，提议很快被再度否决。事情一直拖到1981年，柔软厕纸才得以在英国政府部门的厕所内出现。

　　一个小小的手纸问题，何以历经17年才得以解决?关键在于，这种更换要使用纳税人的钱，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预算很难通过。30

　　我们的政府部门存在着铺张浪费的现象，关键在于预算不严格，监督力量缺位。这需要强化预算制度的约束力，并加强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力量，促使政府改掉陋习，在节约方面做出表率，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产品方面，消除公众的后顾之忧，为拉动内需创造条件。

　　5.5、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

　　我们的消费者处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消费环境中，权益经常被损害，而维权成本非常高昂，得到的赔偿又往往很低，导致许多消费者经常忍气吞声，被迫放弃维权，而这又成为纵容商家下一次侵权的动力。这种恶性循环恶化了我国的消费环境，也是导致内需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对违规、违法的企业严惩不贷，让其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放心消费的良好环境。

　　在20世纪初，美国的消费者也曾面临缺乏安全感的消费环境，假冒伪劣甚至有毒产品泛滥成灾，商家唯利是图，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在此背景下，在有“消费者保护神”之称的拉尔夫·纳德律师的努力和倡导下，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美国的消费者保护状况有了很大提高，厂商的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改善。在这一进程中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和集团诉讼制度更是功不可没。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计正是美国的法律制定者和执行者认准了不良企业主的死穴。

　　众所周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人的本性。在利润刺激下，人很可能利令智昏，时时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犯罪冲动，如果悬一把足以让人倾家荡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头顶—动辄上亿、几十亿美元的惩罚性罚款，那么就会约束着企业主牢记违法的巨大代价，加强自律。31

　　这里提到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早在1763年就已经在英国确立，美国则在1784年确立了这一制度。美国许多法案，如著名的《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等都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所谓“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意义上的赔偿金的同时，还可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2005年8月，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法院判美国制药巨头默克公司对“万络”服用者罗伯特·厄恩斯特猝死负有责任，责令它赔偿死者遗孀各项费用共计2.53亿美元。“万络”由默克公司20世纪90年代推出，能避免传统镇痛药引起的胃肠出血副作用，一度畅销全球，但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2004年报告，患者服用“万络”后，出现心脏病、中风和其他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成倍增加。默克公司为此被接踵而至的诉讼缠身。2007年11月9日，默克公司宣布，愿支付48.5亿美元赔偿金了结美国近5万宗与它旗下止痛药“万络”的有关诉讼。

　　一起诉讼赔偿2.53亿美元，就是“惩罚性损害赔偿”，这种威慑力最终迫使默克公司接受支付48.5亿美元赔偿金。正是由于这种天文数字般的惩罚性赔偿，促使生产厂家以人为本，尽心尽力地研发和生产，培养了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从这一个侧面，不难理解美国的消费为何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引擎了—这至少是原因之一。

　　我国法律也有“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是，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规定与国外相比则是“缩水”的。

　　有一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某原告在某商场(销售者)购买了一瓶由被告某著名饮料公司(生产者)生产的汽水(透明塑料瓶装)，价格为人民币6.50元。原告发现该饮料瓶内有一只长约一厘米的昆虫，遂未开瓶饮用。原告称其当即感到恶心，怀疑以前饮用过的饮料中是否也含有类似的不洁物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精神伤害很大。遂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生产者)书面赔礼道歉、双倍赔偿购物款13元、支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40万元。

　　法官认为：

　　一、民法上的欺诈，是指故意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诱使他人上当受骗的行为。本案中，原告在被告生产的汽水中发现昆虫，该昆虫透过装汽水的透明容器，是可以被看见的，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采取了手段隐瞒这一事实。故只能认定被告生产的汽水存在质量问题，但不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

　　二、本案中，原告购买有质量问题的汽水后，并未饮用，未造成人身或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故其只能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销售者提出赔偿请求，而不能直接向作为生产者的本案被告提出。只有因缺陷产品造成其人身损害或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时，原告才可以侵权为由选择向生产者起诉。故本案原告关于双倍赔偿购物款的请求，不能直接向被告提出。

　　三、原告购买了汽水后，没有开启，没有饮用，故没有对原告造成人身损害，仅凭原告所说的看到瓶内有异物，感到精神压力、恶心，不能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4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其结论是：原告要求被告双倍赔偿购物款及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鉴于被告愿意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该行为符合自愿原则，又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可以支持。原告受到的损失(主要是购物款损失)可通过向销售者追究违约责任，要求其退、换货或请求赔偿等方式予以救济。32

　　此案对于消费者的不公之处在于，如果消费者无意中喝了这瓶含有虫子的饮料，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虫子，即使身体因此遭受损害，也不能索赔，生产厂家安然无恙。

　　如果是有意喝下去的，他事后怎么能够证明喝到肚子里的虫子源于这瓶饮料?而且，虫子喝下去后被消化，根本无法取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厂家仍安然无恙。显然，把饮料喝下去消费者根本不能维权，即使勉强维权也必然败诉。

　　如果不喝，就是上面的那个结果—接受被告的“书面赔礼道歉”。生产厂家同样毫发无损。

　　也许法院依据现行法律的判断有它自己的理由，但诸如此类的判决对我国消费环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不仅无助于促进生产厂家提高产品质量，反而使它们心存侥幸，认识到忽视质量和卫生把关的成本是何等低廉，从而进一步养成懈怠与轻慢的习惯。

　　这种恶劣的消费环境是制约内需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此外，在我国，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的房屋、汽车等大宗商品，在许多案件中，却不被列入生活消费用品之列，33 因而，也就不能依据消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来维护自身权益。

　　房屋和汽车等大宗商品基本上被排除在双倍赔偿之外，使得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力保障。这种状况不仅导致民众维权成本的高昂和获得赔偿的微薄，也导致生产厂家无视产品质量，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浪费，也为生命安全埋下了诸多隐患。

　　法律的这种宽容，导致我国消费者在一些事件中受到羞辱性、歧视性的对待。人们尚且记得东芝笔记本事件：2005年5月，日本东芝公司宣布“只赔美国人不赔中国人”，东芝公司最终承担1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用于向美国用户支付和解金、发放购物券及支付原告律师费。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处理办法则是：在东芝的网页上公布了一个补丁软件，让中国的消费者下载后安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类似的事件多次重演。

　　要想拉动内需，法律必须为消费者构筑起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通过积极的索赔，获取远远超出其维权成本的赔偿，没有这种动力，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就难以提高，而生产者和商家肆意制假售假的劣习就难有改观。

　　具体到三鹿奶粉事件，还要补充一点。三鹿事件除了暴露出我国法律惩处力度的不足，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财政对奶业扶持力度的不足。

　　奶制品业是中国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从2003～2006年，行业的总产量就增加了3倍之多，奶源不足问题便成为制约奶制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同时，由于资金投入量大，竞争激烈，价格卖不上去，只能在降低成本方面做手脚。这就是所谓行业“潜规则”得以存在的原因。

　　而在欧盟，奶牛被归入农业政策之列，每头奶牛每天可以获得2.5美元的补贴。据世界银行统计，日本的奶牛得到的补贴更多，每天得到7.5美元的补贴。假如日本奶牛和它们的欧洲朋友一起环球旅行，它们能坐公务舱。

　　欧盟对奶牛的补贴，源于共同农业政策，它是现代欧盟的中心政策，目的是保证食品供给采用承受得起的价格，并保证农民过上不错的生活。34

　　相比之下，我国养奶牛的农户，在起跑线上已经落后于欧盟和日本一大段路程，根本无法与欧盟、日本竞争，如果以同样严厉的要求对待他们，农户也是不堪其重的。

　　因此，为消费者构建一个良好的、能够放心消费的环境，不仅需要动用法律的手段，也需要动用财政手段，给农民适当补贴，提高他们养奶牛的积极性，确保充分的奶源供应，也使得奶源质量更有保障。同时，由于补贴降低了养奶牛农户的成本，也可以使得终端的消费者享受价格低廉而质量有保障的奶制品。推而广之，其他类似食品问题也可以如此解决。

　　在食品安全甚至威胁到民族繁衍生息大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应多管齐下，解决困扰民众食品消费的各种问题，尽快构筑起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确保国民的健康，同时，这也有利于启动内需，使中国经济从内需不振的困境中走出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