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 为什么不是中国的?

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有契约精神、信用体系，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但是在这之外，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

-文/申 音，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著有《商业的常识》

百思买撤离了，eBay退出了，DHL也撑不住了……这些全球顶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遭遇，虽有各种战略和管理上的失误，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为何单单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更大更特殊呢？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关键，再不反思，中国商业环境将会在一个没有底线的深渊里越坠越深。

中国其实是一个商业天性很强的国家，比如说一战以后，北洋军阀混战那段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隙，商业依然能发展很快。再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一个皇帝清明或者是管制比较放松时，社会就会迅速发展。但是这个历史不断地在循环，又不断地被打回原形，从来没有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其实没有获得连续的成长。

2008年以前，中国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的自信心都达到一个爆棚的程度，美国在金融危机，我们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仿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一是，中国的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很多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蒙牛、三鹿、双汇。这是在还债，过去的高速成长，企业做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情，公开的规则被潜规则所代替，为了速度牺牲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二是，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转向消费，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愿意花钱。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因为没有安全感。今天中国的有钱人都在想着移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是对国家的信心并不那么足。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倡创业、创新，但是一个新企业面对的工商、税务这些过程还是一样的繁琐，而什么是创新，什么样的创业有未来，并不由创业者来判定。

如今，中国又不断迎来外资巨头的中途散席。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普世商业价值在中国行不通？

本土化的是与非

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原则吗？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得好？其实做产品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的，有出口又有内需，比如说三星，比如说原来的诺基亚，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但是做科技、做软件的企业，比如IBM，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如印度，为什么呢？因为，服务业、软件行业，是跟知识产权这些东西相关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全球通行的一些商业准则，在中国行不通。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也好，买软件是要付钱的，但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基本上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都很难撑下去。还有一类企业在中国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做消费、零售的企业，因为第一，中国依然有很多的限制在里面，第二，商业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要跟人打交道。沃尔玛到中国这么多年了，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是很成功的，有1/4的产品是从中国出口的，但是沃尔玛在中国开店，很难说有多成功，家乐福的问题就更多。

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有契约精神、信用体系，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但是在这之外，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要么你就去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像很多跨国公司，比如说跟电信相关的跨国公司都先后传出行贿丑闻，而且都是先从美国揪出来的，你看家乐福、沃尔玛三天两头就出事；要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你就必须面临在中国的种种考验。

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会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去对抗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讲人情、讲关系。但是对企业经营来讲，你这样做了，可能短期有效果，但是从长期看，你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因此，本土化的背面就是水土不服，什么叫水土不服？就是你这个地方跟他那个地方有强烈的排斥性，所以那个人到这边来有明显的不适应，你重新适应这边回到那边又不适应了。百思买在全球是靠服务取胜的，并不是靠产品价格特别低，它只是更强调服务的价值，它把服务的价值融在里面，但在中国却完全是低价竞争，自然竞争不过国美、苏宁这样的二房东角色。

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全球化公司，它自然希望能够全球都用一套法则、一套经营原则去做事，因为通用一个标准，企业的运转效率就能得到保证。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全本土化的东西，不同地区之间的齿轮就很难互相咬合，另外，企业需要聘用大量的，比如后勤服务这样的人来帮助咬合。那么，真正投入到经营这块的人，投入到消费、运营、技术这块的人，相应就得减少，因为成本在那儿呢。比如，美国的财务系统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今天中国所有去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做两套财务报表，一套是国内的，一套是美国的，而且审计这些东西，美国人就只认美国的那一套，不认中国这一套，单这方面的支出就是几百万元，其实这些就是成本，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付，你愿意付就付，否则你就要衡量一下。

本土化改造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程度，之前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EO是老外，后来发现其实换成中国人也一样，中国人也未必能真正撬动中国商业环境的非理性的因素。后来有一种说法，跨国公司的中国区在全球市场地位太低，结果换种模式，很重视了又能怎么样？其实你做的这些改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并不一定保证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商业的竞争跟成熟的市场化环境是不一样的，这是个更加丛林更加野蛮的市场。

被钳制的海盗精神

正因为我们的商业环境太特殊了，国外好的商业模式可以进来，但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出去，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去建设的。比如说百度，百度在日本就亏得一塌糊涂，日本人就是不认你，因为你是一个竞价排名，谁给钱多就往前排，这个模式违背了当地的商业原则。

为什么美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愿意去拷贝？因为美国天天都在琢磨创新的事情，它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传统产业里面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只有去创新，去找传统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部分、传统产业边缘的地方或者是新的产业突破的机会。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寻租的机会，各种产业还有空白点，企业不用那么费劲也可以把这个事做起来，甚至可以用点手段。如果美国有，大家抄点就好了呗，这也省事，反正美国聪明人已经做过了，那咱们就拿过来做改造嘛。但是，中国跟国外获得成功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微博，你很难想象美国的Twitter像新浪微博一样，有几百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内容监管的团队，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互联网产业正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

与潜规则、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海盗精神”：冒险进取、无拘无束、颠覆传统、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抢夺既得利益者……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苹果、Amazon、Google、Facebook、Twitter，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8.24 -2.14%]、百度、盛大、携程、新浪。

但现在一只“看得见的手”正要紧紧抓住互联网的脖颈。十年前，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今天，却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的成功，某种意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格子世界”？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都需要一张通行证。更危险的还在于，“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吴敬链语)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到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

今天，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涵义：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换句话说，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

一个好商业模式的变异

2008年以来，中国商业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的，好比是坐过山车，在攀上一个最高点后开始急速冲向谷底。蒙牛、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却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件。那么，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演变成坏的商业模式？团购就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5000多家团购网站，现在都在赔钱做生意，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很难预料。

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让整个乳品行业至少倒退五年以上。

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盘活了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事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就真要卖牛、杀牛了”。

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牧场。

品牌、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散养模式下的奶农，既没有多余的土地，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争夺奶源，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奶霸”也大量出现。

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2006年起，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对奶制品限价，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结果就是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层层造假”，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囚徒困境”。

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

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奶站，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但归根结底，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为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创造正面价值。否则，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大家一起玩完。

乳业的悲剧，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变成坏的商业模式。

我们不妨为这种演变总结几条原因：

一个原因是竞争手段趋同化。在美国大家看到的是企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的竞争方式，但是在中国大家的竞争手段则几乎相同，就是价格战、广告战、渠道战，因为手里就只有这几板斧。大家都在求快，求快的结果是，没有底线。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奔着短期的目标来做一个事情，它不会想去建设一个生态链、产业链。比如说蒙牛、伊利都是龙头企业，但实际上，在这个链条里面，蒙牛、伊利赚了很多钱，二道贩子赚了很多钱，但是奶农并没有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出了问题。对于蒙牛、伊利来说，他们要求的只是速度、速度、速度，尽可能快地扩张。就跟蒙古骑兵一样，两匹马换着骑，一下就杀过去了，因为价格很低嘛，杀过去把当地的企业给毁掉了。但对蒙古骑兵来说，只会放牧、打猎，不会种地，没有长期经营的思想。但在蒙古草原里面放牧也是要轮着来的，今天在这块草场，明天在那块草场，但现在就是拼命地养牛、养羊，不去轮休了，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再好的商业模式也有限制它的条件，也有它所处的资源环境，有很多相关的因素制约着它，你如果脱离那些条件，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可能会变坏。

制度背后的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土地集中就没有办法监管，所以“公司+农户”的方式中，单一的农户没有谈判权。而在美国，农场主会联合起来，会有一个负责监管的联合会，这个协会有很大的强制力，也有惩罚力，它是同行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企业组成的，它有理事会，不是由某个企业单一来控制的。也就是说，除了政府的管制，还有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但在中国，所有的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组织比官方还官方，就是搞评价收钱，它们被两头绑架，既被权力绑架，也被大企业绑架。

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有大树、有小草、有灌木，如果只有大树的话，那小草寸草不生，这环境很快就会沙漠化；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它受到不同制约的力量，有政府的力量，也有法律的力量，还有行业的力量，否则的话，它也面临沙化的危险。

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

常识是伟大的，但在实践中，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

当年深圳航空的收购就是典型藐视常识的荒诞剧，充满了黑色幽默，又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一个“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李泽源，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盈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偿还收购款，搞房地产，跟地方官员勾兑，卷走数十个亿。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已经触及“资不抵债”的红线。这是“最坏的私有化”。

多年之后，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

当然，李泽源也好，关国亮也好，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操纵健力宝[2.33 0.87%]收购的XX家族，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神州泰岳[28.15 -2.02% 股吧 研报]的神秘股东……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胡雪岩”式逻辑。在《星球大战》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

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曾经极力巴结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可惜不被待见，以致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因为没有保护伞，甚至被人搞进局子。后来，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顺便说一句，人家现在是美国公民了。

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为什么要多元化？银行是提款机，连锁是印钞机，房地产是苹果机，互联网是鼓风机……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没有政府治理，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想MBO？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还想什么国退民进？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之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如果没有，你该怎么办。我所认识的一位投行高管，如今摇身一变，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现在干的都是Pre-IPO和并购的买卖。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如果我们再不加阻止，中国的商业恐怕将彻底沦为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