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魂3暂停:李先念在“文革”中

李先念在“文革”中

　　　　造反派炮轰李先念．周恩来为他解围

　　1966 年，当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曾经对“文化大革命”抱着这样的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这场革命中，是需要发动群众对某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千部进行教育和挽救的；这场运动是分阶段、分步骤、有领导地进行的；有动乱的地方．由中央派工作组去，就会很快
解决问题。
　　但出乎李先念预料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出现了越来越乱的情况，以至出现了即使中央派工作组，也难以控制全国各高校的局面。更使李先念预想不到的是，他这个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轰”。
　　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北大、清华陷人混乱后，这两个高校搞大串连的红卫兵到财贸口各高校去串连，使动乱的风潮很快波及到了财贸口的大专院校。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制止他们这种行为的工作组。这一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搞“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他还讽刺财贸口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像土改时期的“勇敢分子”（即土改时期农村中的流氓分子― 笔者注）。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立即给自己惹来了麻烦，造反派们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他们攻击李先念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不得不违心地到造反风潮最厉害的财贸口高校去作检讨。但他在检讨中也决不说过头话，只是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想跟跟不上，掉了队”。但是，造反派们并不罢休，他们揪住李先念不放，仍然要揭批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后来，干脆把李先念当作“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来“炮轰”。造反派们的目的，是在打倒李先念后，把国家财贸部门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夺财贸口的大权。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造反派们不得不停止“炮轰”李先念，使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摆脱了困境，能够正常地开展工作了。
　　李先念利用自己没有被打倒，能正常开展工作的条件，开始出面稳定局势，保护干部，努力在动乱的情况下，保证财贸口正常的工作秩序。他领导拟定了（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要求各级政府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做好经济、贸易，财政工作。这个通知经周恩来批准，由国务院发出后，对稳定全国经济形势，起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说“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这句话平息了“出国风波”
　　　　

　　李先念稳定局势的努力，受到了造反派们的责难和攻击。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他们打不倒李先念，就找李先念的“茬”，对李先念进行刁难。1966 年11 月所发生的“出国风波”，就是造反派们刁难李先念的一个典型事件。
　　原来，当年11 月，阿尔巴尼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请中国*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周恩来考虑，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因此，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代表大会，任副团长。但不知怎么回事，周恩来确定让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不干了，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开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赴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毛泽东一发话，造反派们再也不敢阻挠李先念出国了。李先念作为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赴阿尔巴尼亚得以顺利成行。同时，周恩来这样做，也向造反派们亮明：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
　　造反派们不甘心，他们一心想整倒李先念。1966 年底，财贸系统各造反派成立了“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这个组织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有“李先念是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 “李先念是财贸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的话，但都被周恩来删除了。造反派们在大会上要打倒李先念，也被周恩来制止了。
　　但是，到1967 年1 月，造反派们的造反行动扩大了，并且目的也不在于打倒所谓“走资派”了，而是夺“走资派”的权。财贸口的造反派趁此机会，想要把国家的财政大权夺走。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不顾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财政大权不能夺的指示，开始酝酿夺取财政部的权。1 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宣布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秩序完全瘫痪了。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造反派做出指示：财政部的权不能夺，业务工作必须由李先念领导。但造反派们不听周恩来的话，依然我行我素。
　　1967 年2 月17 日，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接见财贸口的造反组织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严正指出：财政大权是毛主席的权，是党中央的权，中央的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中央还有什么？我们如果让你们夺了财政大权，就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毛主席。李先念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周恩来讲完之后，李先念在讲话中对造反派头头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些人手伸得太长，要包打天下，太不像话了。你们就是要把我打成牛鬼蛇神，我已经不能再忍耐了。要讲革命性，也要讲纪律性、科学性。有些材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这样干行吗？你们要打倒吴波，有什么道理？
　　这次接见后，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财贸口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见无机可乘，只好悄悄退出了财政部机关，财政部内部的造反派也不敢再夺权了。

　　　　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

　　以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造成了全国的全面动荡。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各级人民政府也被夺了权，国家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来，使一些老革命家十分气愤。这些老革命家中，就包括李先念。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状况十分不满，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气愤。那个时候，他经常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一起谈论形势。交谈中，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只是把这种不满压在心里。1967 年2 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这种不满终于爆发了。在那次碰头会上，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人对造反派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的种种造反行为进行了谴责。李先念在会上指着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的鼻子说：你们现在这种搞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照你们这样搞下去，把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你们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李先念还特别指出：你们统统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是从1966 年《 红旗》 杂志第13 期社论开始的，你们在群众中搞大规模的两条路线斗争，还搞什么大串连，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李先念的质问，使张春桥、江青、康生等人哑口无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月抗争”。
　　但是，一贯搞阴谋的康生给江青出主意说，要把老同志们的话整理出一个材料，送给毛主席。于是，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背着老同志，偷偷地搞了一个老同志在会上斥责他们的讲话材料，送给了毛泽东，还向毛泽东告了老同志们一状。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对这些老同志的话十分不满。他立即召集会议，对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接着，毛泽东指示中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进行批评。江青、张春桥、康生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中央高层的这场争论捅到社会上去，造反派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了10 万人的**，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李先念也被造反派们扣上了“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定为必须打倒之列。
　　两个月后，毛泽东觉察到把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他在4 月30 日把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的。他还让这些老同志在五一节时，同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这一姿态表明：毛泽东还是要团结这些老同志的。毛泽东让李先念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对李先念做出指示之后，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见打不倒李先念，只好悄悄地“收兵”，李先念重新恢复了工作。

　　　　毛泽东的一句玩笑话．保护了李先念

　　就在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艰难地支撑着国家经济危局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使李先念卷人了一场“揪叛徒”的风波。
　　原来，1967 年4 月29 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 年5 月29 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 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李先念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批示转到康生那里，一贯整人的康生认为这是整倒一大批干部的好机会。他于5 月6 日专门到中央组织部讲：现在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 年中原突围时，陈少敏、郑位三允许自首。组织部要收集材料，批判。康生的话很快就在造反派中间传开了。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认为找到了打倒李先念的机会，他们专门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二人，逼迫他们说自首是当时中原突围时最高领导人李先念批准的，李先念是叛徒头子，同时，派人到处去收集李先念的黑材料，声称：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动员大会。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去制止，但造反派们不听，还是在5 月31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打倒大叛徒李先念”的誓师大会。康生认为，整倒李先念的时机成熟了，他把造反派们搞的整李先念的黑材料送给毛泽东，期望一向僧恨叛徒的毛泽东有个批示，拿着这个批示，把李先念彻底搞垮。
　　事态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周恩来、李先念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周恩来把李先念找到他的办公室，共同回忆当时的情况。因为当年周恩来曾经和李先念一起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周恩来回忆起，当时李先念正忙于军队，根本没有顾及地方工作。这和李先念的回忆正好一致。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李先念还找当时的知情人王震、王树声等老同志一起回忆此事。经过老同志们回忆和查证后搞清：中原突围时，李先念忙于军事上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 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在小范围交待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以农会会员的面目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这个事情李先念根本不知道。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李先念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不是错误。
　　事情完全清楚后，老同志们商量，由李先念出面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个报告，讲明白这件事。6 月19 日，李先念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详细讲明了事情的原委。
　　毛泽东看了李先念的报告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把康生送来的造反派们搞的整李先念的黑材料压了下来。隔了几天，毛泽东特意让秘书打电话，说是毛主席请先念同志一起去看戏。在剧院，李先念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特意让李先念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毛泽东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信任。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对李先念说的这句玩笑话之后，心领神会。几天后，他在一次接见财贸口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时，对他们把李先念打成“大叛徒头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李先念度过了“抓叛徒”的难关。

　　　　　张春桥、王洪文先后组织围攻李先念
　　　　　

　　“全面夺权”后，造反派们在全国十分得势。1968 年10 月，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召开党的“九大”做准备。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急于把他们已经夺到手的权力确定下来，进一步谋求更大的权力。但他们也很清楚，实现他们上述野心的最大障碍，就是包括李先念在内的一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老同志。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压老同志，整老同志，不使他们进入“九大”中央。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
　　1968 年3 月，毛泽东找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谈话，批评他们有“错误”，要他们表态。在当时，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毛泽东讲了这个话，他们不得不就所谓“二月逆流”问题进行检讨。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见有机可乘，便在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时，把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分在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安排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或者思想上极左的人，对之进行围攻。李先念被编在第三组。第三组一开始主持围攻李先念的是张春桥。小组会一开始，他们就集中火力围攻李先念，质问他为什么“大闹怀仁堂”。李先念进行解释时．张春桥多次打断李先念的话。围攻者对李先念大声斥责，无限上纲，等于是开李先念的批斗会。当李先念客观地介绍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时，张春桥说李先念是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令其老实交待反党“罪行”。此后几天的会议，都是围攻李先念，而且上纲越来越高，火力越来越猛。
　　张春桥主持了几次会议后，又让王洪文主持会议，围攻李先念。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在围攻李先念时，劲头最足，他把他在上海造反时的一切“本事”都拿了出来对付李先念。有一次，他主持围攻李先念，小组会从晚上7 点半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他要用这种办法，折磨李先念。在王洪文的主持下，围攻者们一再追问所谓“二月逆流”的“幕后活动”，试图给所谓“二月逆流”扣上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事件的大帽子。吴法宪等人在发言时，甚至指着李先念的鼻子问：你到底去陈毅家里多少次？去李富春家里多少次？去谭震林家里多少次？你们都谈了什么？张春桥还阴阳怪气地说：李先念还是有头脑，他反对1966 年（红旗》 杂志第13 期社论，你反对这个社论，就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为刘少奇鸣不平，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你向上报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张春桥、江青、康生，王洪文等围攻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事情，让毛泽东知道了，他虽然肯定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但也认为这样围攻这些老同志不妥。他说：他们几位老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有意见讲出来是党内生活许可的，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还应当让他们参加“九大”, “九大”报告中不要提“二月逆流”了。
　　张春桥、江青、康生、王洪文等见毛泽东无意打倒李先念等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只好收兵作罢。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一批老同志被分别下放到工厂里劳动。李先念被下放到了北郊木材厂，李先念心里是高兴的。他是木工出身，到北郊木材厂劳动，他比较得心应手；在北郊木材厂“支左”的军宣队的领导人与李先念早就熟悉，对李先念十分尊敬，给他以很多照顾；更重要的是，和工人们在一起，李先念心里感到畅快。
　　李先念十分关心北郊木材厂的生产情况。他认为，北郊木材厂的产品的样式太老，应当派人去香港学习，看人家有什么新的家具样式，学过来，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制造出一批样式好的家具来，争取推向国际市场。北郊木材厂的军宣队听从了李先念的意见，使工厂里的家具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品种。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厂时，十分关心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他经常问工人饭吃得好不好，上班路途远不远，休息时有水喝没有。当他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工厂搞“早请示，晚汇报”，耽误了工人休息时，提出不要搞这一套了。李先念提出这个意见后，军宣队不久就取消了对工人的军事化要求。

　　　　周恩来、邓小平的好助手，决定党和国家命运关键时期的顶梁柱

　　1969 年4 月，中共“九大”召开，李先念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停顿，经济下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日夜操劳，肩上的担子很重。
　　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有的被打倒，有的生病住院。能够继续工作的，只有李先念。周恩来也把李先念当作自己的得力助手，把很多重要工作交给他做。
　　“九大”以后，李先念主抓制定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为此，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意见，拟定计划草案。
　　1971 年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对李先念更信任了，他提出，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公会议，“他原来就是搞军队的”，还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此时，中央的分工是：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李先念作为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国务院的总理虽然还是周恩来，但他实际上已经把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交给了李先念。那时，凡是国务院的事情，都是李先念管，包括接待外宾，也都是由李先念出面。这时，李先念感到自己的贵任重大，他协助周恩来抓国务院的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他在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的同时，亲自其体领导抓了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攀枝花钢铁荃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等，点工程建设，协助周恩来抓了引进51 . 8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除此之外，李先念还协助周恩来做了解放老干部的工作。
　　1975 年初，邓小平代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李先念作为副总理，坚决支持邓小平抓整顿。他把国务院各主要部门的负资同志找来，要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帮助邓小平做召开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和邓小平一起，在周恩来病床前决定国务院各部委负贵人的人选。邓小平抓整顿铁路、钢铁的会议，就是李先念主持的。在这两次会上，李先念在邓小平讲话后，专门讲了反对派性、落实政策的问题，每次邓小平讲话之后，李先念都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李先念的配合下，邓小平抓整顿，很快就见了成效。当1975 年5 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搞宗派主义之后，李先念与邓小平一起感到高兴。
　　1976 年1 月，周恩来与世长辞。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对此，李先念想不通，也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使他患上了心脏病，只好向中央请假。
　　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时刻，李先念认为自己应该起来和“四人帮”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重新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早在9 月中旬，他就和华国锋、陈锡联一起谈论过如何解决“四人帮”的伺题。在“四人帮”试图搞掉华国锋时，李先念坚决站在华国锋一边，支持华月阵工作，因此，华国锋当时也把李先念视为知己，他在情况危急时，也求助于李先念。
　　一次，“四人帮”把华国锋逼急了，华国锋感到自己已经面临被“四人帮”搞掉的危险了，就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借故到北京医院去看病，驱车来到李先念家里，和他商量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并且让李先念找叶剑英确定粉碎“四人帮”的大政方针。当时，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对“四人帮”的态度如何，事关重大，而了解陈锡联的态度，和陈锡联谈心里话，李先念是最合适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原因。陈锡联参加革命后，其母亲遭到反动派的*，房子被烧掉，粮食被抢去，陈锡联的母亲只好流落街头，靠讨饭度日，反动派还不准其离开当地。李先念到河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时，听说陈锡联的母亲在国民党统治区受苦受难．便专门派人把陈锡联的母亲接到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来供养粉。直到全国解放后，陈锡联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使陈锡联一直对李先念十分感激，因此，二人关系一直很好，陈锡联是听李先念的话的。有这层关系，李先念就多次接触陈锡联，有意试探陈锡联的口气，并做陈锡联的工作。当他确信陈锡联对“四人帮”不满时，心中有了数。有一天，他调车，说是到香山植物园去看看。当车子开到植物园附近时，李先念突然命令司机调头，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处。李先念见了叶帅后，向叶转达了华国锋关于设法解决“四人帮”的意见，并告诉叶帅，陈锡联完全可靠。叶帅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专门驱车进城，先后找华国锋、汪东兴，定下了粉碎“四人帮”的大计。
　　李先念得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经定下了粉碎“四人帮”的大计之后，告诉华国锋，请他搬进中南海里去住，二人之间通过电话，每晚用密语联系一次，互相通报情况，商量对策。此后的数日里，李先念与华国锋、陈锡联、吴德，借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每日在一起反复商量粉碎“四人帮”的细节。10 月6 日，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抓“四人帮”，汪东兴具体组织实施。李先念与汪东兴约定，把“四人帮”抓起来之后，汪东兴向国务院会议厅休息室打电话，向李先念通报情况。当天晚上，李先念召集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几个政治局委员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让司机准备好汽车等候在会议厅外面。会议刚刚开到一半，秘书进来告诉李先念说，汪东兴主任请您接电话。李先念立即起身，走到休息室接电话。汪东兴在电话里告诉他，已经将“四人帮”全部抓了起来。手拿电话的李先念面部平静，但内心十分激动。他马上通知各位他所能通知到的政治局委员去玉泉山开会，并带纪登奎，陈永贵、昊桂贤一起去玉泉山，听华国锋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四人帮”被粉碎，为我党结束“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基本条件。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