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黄铁路兰溪站:谢富治在文革中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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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谢富治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59年，谢富治由云南省委书记调任公安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谢富治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1972年谢富治病亡。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的谢富治已经死亡，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纪委作出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藉；撤销谢富治死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给他的溢美隐恶的悼词；将谢富治的骨灰由八宝山清出。
“转入”反革命集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下召开的。虽经过一年的调整，形势开始好转，但困难还是很大。在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此会，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谢富治在发言中，也摆出了各地在经济困境中发生的各种严重的治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但是，林彪于1月29日却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林彪的话与会议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后来，谢富治和朋友提到“七千人大会”。他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三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他的话里，带出懊悔的情绪：“没有看清风头。”
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档案室。1965年秋，江青跑到公安部五号楼谢富治家里，大哭大闹，说公安部有人在整她的黑材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后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主持司法工作、手握专政大权的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楼小会议室开会，听取红卫兵造反头目的汇报。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认准了方向，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谢富治为了巴结江青，昧着良心说假话，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等同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了“反革命黑调查”，将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局长赵仲田、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等15人，以及原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文菲、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7人，原浙江省副省长王芳、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和原华东区公安部负责人许建国，共30人相继逮捕入狱。
